文学感性与学术理性的润化和融通

摘  要：近些年，著名学者刘跃进先生创作了一批散文，或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或回忆恩师前辈的往事，或围绕学术问题展开言说，打造了学者散文的独特风景，受到读者广泛的青睐。这得益于他采取的独特的艺术策略：一是在叙述中凸显“微场景”；二是对真实人物进行素描式雕像；三是在叙述中突出浮雕式细节。这些策略融入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深刻的人生体验，形成了文学的活性，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散文研究；学者散文；刘跃进；艺术性

近些年，著名学者刘跃进先生创作了一批散文，先后结集为《从师记》《跂予望之》，分别由凤凰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他的《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等文集中也收录了一批散文。据刘跃进先生在《清华园的读书生活》中的介绍，他的第一篇文章《跟上时代的步伐——王国维纪念碑前断想》，应该是一篇散文，但笔者一时没有找到此文。从笔者现在阅读到的资料看，刘跃进先生散文创作应该始于１９８９年。最早的是发表在《浙江画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的《潮涨潮落，几换人间世——王国维故居寻踪》。后来，他先后在《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报》等一批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杂文、随笔和人物回忆，在后来出版的文集中多有收集。２００５年，他在出版《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时说：“集中选录的文字，写于不同时期，故体例颇有歧异，内容也不免重复，渴望得到读者的谅解。”因为有散文收入，并不都是纯正的学术论文，所以作者申明“体例颇有歧异”。２０２０年６月，他在出版《跂予望之》时也说收集的“三十八篇小文风格不尽相同，文体也不一致，但多与读书治学有关”。因为这是一部以杂文和学术随笔构成的散文集，所以“风格不尽相同，文体也不一致”。２０２２年５月，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结集出版《从师记》，其文体就大体一致了。它一问世，立即受到读者的好评。

从总体上说，刘跃进先生创作的散文，在文体上均可视为学者散文。所谓学者散文，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写作的散文。这些散文的作者本身是个学者，他们在学术研究之外还创作散文，可谓风景别出。不可讳言，学者散文容易滑入学理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的泥潭，或者陷入“掉书袋”的窠臼之中，给人一种枯燥、抽象、刻板的印象。这种通病难免为人所诟病。然而，刘跃进先生创作的学者散文，以学术和从学生涯为取材视域，或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或回忆恩师前辈的往事，或围绕读书学习和学术问题展开言说，真实诚挚，温婉深厚，摆脱了一般学者散文的不足，打造了散文世界的独特风景。阅读他的散文，不仅可以得到学术启发，还可以获得审美享受。这种效果，无疑得益于他采取的独特的艺术策略。概而言之，他总是以真实的场景、鲜活的人物和典型的细节去润化和融通文学的感性与学术的理性，使作品生动感人，启人深思。

一、“微场景”突现的艺术功效

在叙述中凸显“微场景”，是刘跃进先生散文创作激活文学性的重要策略。在世俗社会中，无论时势怎样变化，一切人事总是在特定的场景中展开。散文作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文体，显示了对世俗人生表现的巨大活性，作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写作目的和艺术专长来驾驭这种文体，也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熟悉的程度选择有关写作材料。刘跃进先生是著名的权威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卓著，为人敬仰，但他的人生经历则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场景，不仅是他个人的印记，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读书人共情的经历。刘跃进先生在创作中，善于在深挚的叙述中抓住一些表现力很强的生动场景，真切地展现文学的活性。通常，他不对场面进行铺陈细描，而是对其中最有活性的内容，以简洁的笔墨予以线性化叙述，减少阅读的停滞感，加快审美接受的节奏，使读者借助想象建构起鲜活的场面，产生更多的审美体验。于是，文学的感性与学术的理性就实现了巧妙的润化与融通。在刘跃进先生的笔下，无论是叙述自己的求学历程，还是回忆恩师和前辈，都有一些简略的场景片段组织其中，这些片段就如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快手和短视频，频繁闯入读者的眼帘，增强了审美感染力。

对于一些动态性场景，作者总是以简要的笔墨展开叙述性描写，以增强作品的活性。刘跃进先生的散文以回忆自己的求学、为学经历和缅怀恩师为主，动态性场景相对比较少，但是他善于抓住一些难得的动态场景进行点化式描写，以增强文学性。例如，“魏老把我们叫到一起，把钤有墨印的那页纸单独翻开，举在光线下透视，这才发现破绽。原来，书商把‘泰定的‘泰字挖改为‘景字。”这是《“小室无忧”——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中的一个“浓缩型”场景，介绍魏隐儒先生鉴定清华大学藏宋人马括编《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不是宋刻本的经过。魏隐儒先生认为它怎么看都不像是宋刻本：第一，字体是仿赵体，有赵孟字体盛行后的痕迹；第二，墨印的位置很独特，不合情理；第三，概述的行款、纸张都与元代后期（至少是大德之后）刻书风格相似。在这里，作者纯粹在讨论学术问题，学理性很强，比较抽象。在一般情况下，介绍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如果还有理由，那就用“第四，……”的概括介绍即可。可是，作者不是这样。他将到底“是不是”的充分理由，用这样一个场景予以呈现，在简洁的描写中揭示最充分的被造假的理由。本来，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完全可以展开更细致的描写：前面可以将在场者的形态进行精心描绘，予以铺陈；后面可以将发现造假后魏先生的得意状态以及在场者唏嘘的反应，予以描写，从而强化气氛和效果。可是作者为了保持文风的一致，非常克制，只抓住了最核心的动作予以表现，非常生动传神。于是，文学的感性与学术的理性一下子就融合起来了，文学性便增强了。自然，也有一些动感较强的场景，他更能抓住它。虽然描写时也很节制，删除了枝蔓，但作者激活文学性的目标很明确。于是，他紧紧抓住其中最主要的精神予以叙述性描写，十分精要地展现作品的活性，其文学性自然是无须赘言的。

对于一些静态性的场景，刘跃进先生总是致力于诗情画意的简要勾勒，展现其意境，以激活文学性。刘跃进先生的学者散文多为学术散文，其学术活动也是比较理性和抽象的，但他能够抓住很难得的诗化一体的场景予以生动形象的描写，展现场景的美，激活了文学性。例如：“那天阳光灿烂，朵朵白云像棉花团一样，似乎触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蓝的滇池边，清癯的身影，飘散的白发，还有那身不变的蓝卡叽中山装，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这是作者到昆明开学术会议时与魏隐儒先生在滇池不期而遇的情景。这个场景，就是一幅美丽图画，色彩绚丽，人景融合，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境深厚。这种静态的描写，使人与自然混融一体，静穆而鲜活。清华是作者心中的圣地，是他反复书写的对象，尤其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情有独钟，认为它“确实是清华园内最漂亮的建筑物之一，坐落在大礼堂北面，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隔开，错落有致，相得益彰”。他对清华图书馆进行了富于个性的描写，展现了清华图书馆既庄严肃穆、沉稳厚重，又严谨大气、丰富多彩的气象，富于诗情画意。那种视觉的穿透力与诗意的丰富性，巧妙地融合了古典神韵和现代精神，产生了很强的审美裹挟力，文学活性自然就增强了。

在学术问题的叙述中，刘跃进先生总是以主观情绪浓郁的思考或虚拟性的场面来润化学术理性，增强文学感性，以激活文学性。刘跃进先生的散文，多为学术散文，包括短论、书评、序言等等。这些文章不仅表达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富于启发性，而且有很强的审美追求，富于文学的活性。他常常发表一些主观情绪浓郁、自我意识鲜明、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引导读者进行思索。例如，他在《“小室无忧”——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中写道：“回到宿舍，我一个晚上就把那本小册子读完了。书中的很多知识，令我大开眼界。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眼前为之一亮。我发现，自己对于古籍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给魏老去信，表达我从学的愿望。”这段文字非常鲜活地表现了作者的主体状态，这是对他阅读了清华图书馆吕维老师送给他的《古籍版本學家鉴定丛谈》之后主观反应的描写。这种强烈的主观意识使文章富于生气。

在刘跃进先生笔下，对一些虚拟性画面的叙述和描写也生动传神。在一些学术活动中，常常会碰上一些历史的虚拟场景，刘跃进先生总是以优美的文字进行表现，予以活化。如《敦煌的诗与诗的敦煌》：“秦代的画像如何呢，宋人似乎已邈不可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当然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不无幸运的是，咸阳秦代梁山宫遗址踏步空心砖画像的发现，为我们打开解读这个谜底的一扇窗户。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拥有众多宫殿，梁山宫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宫妃云集，是秦始皇寻欢作乐的场所。空心砖画像所描绘的正是这种龙璧环绕的欢乐画面：龙头高昂，不时回首眺望，不可一世；玉璧洁白，时时展露风姿，柔情似水。布局讲究，线条优美，传神写照，尽在不言之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龙往往象征着阳刚之气，而璧则表示阴柔之美。由此推想，画中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宫廷男女男欢女爱的场景。这是以往的文献资料所不曾展现过的内容，表现了秦人浪漫精致的生活情趣，给人以意外的惊喜。”③这是《咸阳石刻中的启示》中描写的场景，是虚拟性的，似乎一些人在博物馆看这个空心砖画像的场景。作者在缜密地叙述学术问题时，用这样一个描写场景点化，整个学术讲解的理性被主观的感性所润化，变得生动起来，富有文学活性。

在《从师记》中，这样的“微场景”展现，随处可见，就像是一颗颗的珠宝，镶嵌在一篇篇的文章中，闪闪发光。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将传统的白描手法用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这种“微场景”的勾勒穿插，赋予了理性而抽象的学术工作以动感，使冷静的学术问题的叙述生成了浪花，激荡起文学活性来。

二、素描式人物的感人力量

在刘跃进先生的创作中，真实人物素描式雕像的展览和推出，也是其激活文学性的重要策略。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以人为中心的。无论哪种文体，描写人都是最主要的。散文也是这样，其形散而神不散的文体活性，赋予了作者更多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文学想象去叙述人事，描写生动感人的角色，寄予作者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世界和对于人类的思考。然而，学者散文不是以想象为基础的，而是以客观真实的叙述为前提的，笔墨所及，必须是真实的人事，不能虚构和造假，也不能矫情和卖弄。因此，学者散文对于人物的描写旨在求真，写出人物最真实的一面，诸如人格精神、思想性格与人生境界等，而不求小说和戏剧中所要求的性格的立体丰满。刘跃进先生的散文，描写的人物形象很多，不仅有他自己的历史塑像，而且有其大学恩师和学界前辈的生动雕像，还描写了他中小学的老师、同学和同事，以及父母的同事、家里的邻居等。他以仔细的观察、精炼的文笔和深挚的情感去描写他们，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创造了一批非常鲜活的文学形象。

在刘跃进先生创造的形象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一批当代文学学者的形象。刘跃进先生的学者散文之一，就是他的学术散文。这些作品，致力于为自己的恩师和对他产生影响的学界前辈画像。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对当代文学史和文献学史的个案透视，而且是对当代学术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浓缩书写。其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献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学者。作者一方面评述他们的学术成就，一方面描画出他们独特的精神。姜亮夫先生是作者反复书写的对象之一。他是作者的恩师，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的学术大师，是王国维的高足。作者在描写他时，主要突出他深深的清华情结，展现了一代学者对学术文脉的坚守与其浓浓的感恩情结：“他对于我这个来自清华的晚辈，似乎格外关心，几次约我去谈有关清华的话题。我向他介绍新清华的情况，而姜老则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旧闻趣事。他曾激动地对我说：‘我的学问根基是清华给的，我真想再一次到清华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坐一坐呵。那一年，姜老已是８５岁的高龄。”在这里，作者没有将师生见面的场景铺陈开来，全面描写恩师的性格，而是将一个学术大师怀恋自己学术起步的母校的感恩之情，及其沉浸在学术世界中津津乐道的表现，描写得非常生动。因为清华是他走向学术之路的起点，是他心灵的学术圣殿，是他的文脉源头所在。记住了清华，就记住了他的人生之路，记住了他的社会身份。这就充分显示了他对于学术事业的敬畏，鲜活地显示了一个权威学者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在这种描写中，作者对恩师敬仰的深情油然而生，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力量。

在刘跃进先生的笔下，那些专门的记人散文，对人物的描写相对来说笔墨多一些，其深挚的情感溢于言表，但是其笔力也很集中。除了反复描写姜亮夫之外，他还对汪蔚林、魏隐儒、樊骏、邓绍基、傅璇琮、袁行霈、王继权等学界名流，都予以了独特的描写。《斯人已逝，德音未远——傅璇琮先生印象》是专门追忆傅璇琮先生的佳作。作者不仅评述了他的学术成就，而且对傅璇琮先生本人予以了形神兼备的描写：“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个头不高，额头很大，有点像梁启超先生那样，一看就知道是极聪明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简朴的夹克衫，有浅灰色的，也有米黄色的，多数情况下，米黄色夹克是他的标配，年深日久，看起来有点发白。傅先生长期患类风湿病，关节变形，走路一颠一跛，总好像要摔倒似的。旁人看着紧张，要去扶他，他会悄然快走几步，似乎有意避开，有一股不服老的劲儿，其实是不愿意给人添麻烦。”这里，作者捉住最具神韵的外形、穿着、身体状况和思想精神，予以比较详细的描写，将主人公那种智慧、俭朴、要强、内敛、自尊和独立的精神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其崇敬感溢于言表。如此感性的笔墨出现在学术叙述之中，使作品具有了撞击读者心魂的力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师记》生动地描写了作者自己的成长历程，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坦诚、奋发追求的感人形象。在岁月流变中，作者总是脚踏实地，不断求进。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种人生历程，展现了自己在各种情境中的真实的思想、情感与理想追求。刘跃进先生１９５８年出生，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运动，人生经历也不平坦。但是，经历过挫折和磨炼的他，总是坚持不懈追求自己的理想。在作品中，作者对自己丝毫不溢美，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文字记录了自己既普通寻常，却又非同一般的人生状况，显得生动真实、深挚诚恳，感人至深。他自小很聪明，但在众人嘲笑周振甫的迂腐时，“我也随着大人傻笑”；当母亲从干校托人捎来花炮，“我很神气，就在大楼里燃放，招来很多小孩围观”。作者描写了他14岁时独自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读书的酸辛生活。因为还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常常饱一顿饿一顿，炒芹菜也不会把叶子择掉，吃着又苦又涩；看到别人穿新衣服，他就把妈妈的旧衣服领子缝起来，可“同学们说我穿的是女式衣服，叫我好尴尬”③。一个人寂寞难耐，“受到委屈，无人倾述，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他从小就有文学梦想，并想“将来下乡时，磨炼一手老茧，写出漂亮文章”，像张铁生那样通过推荐上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但老师将他的作文拿给浩然看却没有下文。当参军落空后，选择了读高中，“目标更加明确：练好文笔，多写文章，准备到农村去施展才能”。⑥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时，他去抄了一些诗稿，可终因害怕处理为反革命分子而在一天夜里独自将诗稿烧了。他受浩然的小说影响，将“上山下乡”列为人生第一个目标。打倒“四人帮”时，他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１９７７年春天，他真的“上山下乡”了，可艰苦的生活使他常常躺在地头望着蓝天遐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城，躺在炕头，心里就羡慕起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商店售货员来。他努力工作，好好改造，希望爭取到工农兵学员资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悲戚的生命路程，显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在《从师记》中，作者笔下的自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形象，真正达到了文如其人的艺术效果。高考制度恢复后，为了复习功课，就把知青点值夜班的任务包下来。高考结束后，他又焦急地等着通知书，可是对外又不表现出来。上南开大学后，喜欢叶嘉莹等老师的课，但对工具书检索法课程就“不很喜欢”，还被文艺理论课老师列入“黑名单”。他对罗宗强老师很崇拜，选他做学年论文导师，初稿写好后本想得到表杨，却受到批评。他说：“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显示了很强的自尊心。到清华大学任教时，初次讲课便将两节课的内容一节课多一点就讲完了。尤其是，“离开南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但是，他谦虚求进，勤奋好学。他说：“无论何时，我都会有一种学生的心态，内心充溢着向上攀登的劲头。”在清华，“雨宵月夕，废寝摊书，在艰苦的摸索中，我逐渐地看到了古典文学的意义，明白了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学海无边，山外有山”。后来，通过读硕士和博士，终于成为一个从古典文学到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者；经过他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名权威学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了许多学术职务。同时，他是一个感恩意识极强的人，他对恩师和给他教益的业界前辈的回忆，为他们立传，可以说知恩图报。可以说，这是一个励志者的自传，典型地反映了三代学者的人生历程，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人生的典范。

刘跃进先生的散文，描写人物能够一下笔就传神。这些人物的人生状态和心路历程，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教育、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历程，也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流变。其中《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从学记》《黄湖的记忆》《“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都是优美精致的散文，堪称一部用文学书写的浓缩的当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浮雕式细节的文学质感

在叙述中突出浮雕式的细节表现，也是刘跃进先生散文激活文学性的重要策略。细节是文学作品的细胞，也是文学活性的原生态表现形式。细节不仅可以写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而且可以推动故事情节，反映时代气氛，从而形成文学表现的质感。一个好的细节运用可以起到综合表现的效果。一个作家是否具有文学的感觉与悟性，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抓住细节。细节的敏锐把握与精心描写，是文学作品艺术表现成功的关键，也可以说是作家创作的基本功。刘跃进先生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一度形成了强烈的作家梦，后来从事研究，“经历了从文学青年到青年学人，从现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从古典文学到古典文献，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考，从文学阅读到经典探讨的不同阶段”。对中国文学研究造诣高深，对文学有深刻的认识，深谙细节的价值意义。因此，他的散文创作，总是精心运用细节，以其浮雕式呈现来活化作品的文学性。所谓浮雕式呈现，就是作者常常在平静的叙述中突出具有表现力的细节，使之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或凸显人物性格的某些特征，或表现事件发展的某种状态，或彰显社会环境的某些特征，形成了感人的力量。

动作细节浮雕式呈现，是刘跃进散文激活文学性的重要手段。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总是能够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一个的鲜活细节，像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闪闪发光。《黄湖的记忆》是一篇描写“五七干校”生活状态的优美散文，细节纷呈，珠光闪耀，表现深刻，非常生动。胡耀邦是该文中记叙的一个重要人物，作者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予以表现的。胡耀邦虽然是团中央书记，但在“五七干校”被削职为民，他与人民打成一片，不仅豪爽大气，还很智慧友善，特别坚韧，能够吃苦。作者写了五个细节：一是他劳动之余手不释卷地读书，传为佳话；二是看到作者母亲爱发牢骚，就劝慰： “小王啊，趁着年轻，还是多读点书”；三是拿出１０元钱买西瓜请客，買到的西瓜堆成一座小山；四是因有胃病，把馒头烤煳了吃；五是他坐火车回北京开会，用裤子装大米，两头一扎，挎在肩上。这些细节都是浮雕式地呈现出来的，意蕴丰富。撞击着读者的眼帘，冲击着读者的大脑，激活了作品的文学性。这种动作细节，在刘跃进先生的记人散文中随处可见。

情态细节的浮雕式呈现，是刘跃进先生激活文学性的另一重要手段。情态是人物外在表情，这种表情通常与动作联系在一起，有时是被外部因素影响所致。在刘跃进先生的散文中，情态细节也是浮雕式地呈现在叙述之中的。《从师记》是一篇非常美的散文，讲述了自己从小学到博士毕业的经历，回忆了许多老师，叙述了许多故事，细节丰赡，表现力极强，非常生动，富于活性。例如，他记忆中的王双启老师讲课，“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含着泪花”。这一个细节将王老师对教学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了，非常感人。这说明，王老师上课不仅很用心，而且用情很深。只有这样的老师，上课才会有吸引力。从而，王双启老师作为一个优秀教师的形象就非常到位地表现出来了。周振甫先生是作者非常崇敬并接受其教育与影响的专家，作者也时时记起他，多有描写。在《“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中这样描写：“周振甫先生是老开明书店的，那时还不算很老，个子不高，稍胖，略微驼背，肤色白皙，戴着圆圆的眼镜，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走路的时候，身子随着手臂的摆动微微晃悠，在孩子眼里，像个老太太。他不善言辞，‘大批判时，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一副迂腐的样子，成为众人笑料。”这里的细节描写非常出色。其中两个情态细节将周振甫写活了：一个是“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一个是“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周振甫先生为人平和可亲的性格特点以及他善良的品性，也显示了时代气氛给他的深刻影响。

事件细节浮雕式的插入，是刘跃进先生在散文中激活文学性的又一重要手段。事件是文学的骨干，散文灵活的文体特征决定了散文中事件的多样性，作者可以根据创作需要自由组合，不像小说和戏剧中的事件那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刘跃进先生在散文创作中总是善于插入一些重要的事件，使平顺的叙述产生变化，增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虽然这些事件都是非常简略的，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分“筹备文学所”“临渊履薄”“携手河梁”三个部分，梳理了《王伯祥日记》中对俞平伯的记载，展现了俞平伯的不幸遭遇，内容非常丰富。作者在第三部分中插入了１９５６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分级时，何其芳不顾俞平伯正在遭受政治批判，认为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不能因为受到批判就影响评级，坚持将俞平伯评为一级研究员的事件。这是顶风而行的事情，自然很复杂，但是作者只将何其芳的做法插进来，改变了原来叙述的节奏，行文上有了变化，就活起来了。而且，这件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事情，显示了何其芳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令人非常感动。《从师记》描写了很多老师的教学情况，细节丰赡，其中很多事件细节珠链式串联，表现力很强。在南开大学时，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很受欢迎，同学们兴趣很高。他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经常提出一些老师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文章讲述了一次关于“我们明天回到北京”中的“回”字的词性，师生争议起来：“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同学。” 这个细节，不仅展现了南开大学学生好学的风气，也表现了宋老师那种无法说服学生们的尴尬无奈的窘态以及他对学生们的尊重和爱护的心态，也显示了他的大度、机智和宽容，展现了他的优良师德。

综上所述，对于审美性的追求是刘跃进先生散文创作的重要目标。众所周知，散文是以其鲜活的叙述、优美的文字、精巧的结构、生动的描写、真挚的抒情、精辟的议论以及生动的说明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结合，展示其审美特征的。但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也会有自己的创作策略。刘跃进先生以一个学者深厚的学术底蕴与文学修养进行散文创作，不拘一格，创作了丰富多样的作品，致力于文脉传承与文化坚守。在创作中，他充分发挥了散文灵活自由的文体优势，将文化与学术的守正创新融为一体，将文学的审美性与学术的大众化结合起来。以独特场景的微型凸显与灵活穿插、真实人物的素描塑像与精神性格的精心勾勒、文学细节的敏锐把握与浮雕式镶嵌，并融入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深刻的人生体验，润化学术理性，活化文学感性，形成了文学的活性，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开创了学者散文的新路。自然，他也采取了其他一些艺术策略，例如，精英性的学术探讨与大众化的平实叙述相结合、知识的密置冲击与条分缕析的归纳相统一、宏观的全局把握与感叹式的评说相交织，都是重要的侧面，值得进一步探讨。这里限于篇幅，暂不赘述。

作者简介：刘家思，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