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的身体”：《热爱孩子的男人》的身体叙事与时代超越性

余艳

摘  要：《热爱孩子的男人》是20世纪澳大利亚杰出女作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的代表作。小说中混乱不堪、冲突不断的波利特一家在滑向悲剧深渊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而详细的身体叙事。本文聚焦小说中纷繁复杂的“身体”，尤其是萨姆、亨妮和路易这三位主人公的“身体”，分析和论证“身体”在建构和言说自我、认识和应对世界、书写和反映生存这三方面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斯特德的身体观念和哲学思考，浓缩为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我的身体”。在时间轴上，斯特德这一观点的艺术性呈现要比身体现象学派之一代宗师梅洛-庞蒂以及著名哲学家萨特正式提出的同一观点还要早，因而，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小说初期在接受方面所遭遇的失败。

关键词：身体;斯特德;《热爱孩子的男人》

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1}是20世纪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热爱孩子的男人》（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 1940）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它讲述了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波利特一家的故事。丈夫萨姆和妻子亨妮因家庭背景、性格爱好的迥异，每天争吵不休、互不交流，连日常对话都得靠孩子传递。随着亨妮父亲的去世和萨姆的停职，波利特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夫妻二人矛盾升级，甚至武力相向。极端压抑的家庭环境下，萨姆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路易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为了使自己和弟弟妹妹逃离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路易萌生报复之心并实施行动。小说最后，亨妮戏剧性地被毒死，路易离家出走，大儿子厄尼象征性自杀，波利特一家彻底瓦解。斯特德在呈现这一家庭悲剧时，似乎对“身体”颇为钟情，她笔下的波利特一家在滑向悲剧深渊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详细的、甚至稍嫌过度的有关躯体、疾病、伤痛、暴力、死亡等身体叙事。

1940年，《热爱孩子的男人》在美国首版，但在评论界和公众方面均遭遇失败，早期评论家几乎都认为这是一部“超级反常之作”（grand anomaly），很难对其进行评价。然而，1965年该小说再版时却广受关注和赞誉，评论界称其为“不该遭遇忽视的杰出之作”（unjustly neglected masterpiece）{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美国著名评论家兼诗人兰道尔·贾勒尔（Randall Jarrell），他为该小说写下了长达33页的序，称赞“该书之好、之伟大，可以直比《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追忆似水年华》”③。短短25年间，这部小说的接受情况就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向。结合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身体”，笔者不禁思考：斯特德为何对身体叙事如此钟情？其身体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身体观念和哲学思考？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文中的身体与作者的身体之间有无关联？而这些又与该小说的接受情况和文学地位有何关系？针对这些疑惑，特拟此拙文，分析探讨。

一、“体”现内心：萨姆理想的身体之虚

“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1}，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如是说，这句话用来理解《热爱孩子的男人》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小说一开篇，斯特德就拉开了一部身体大戏的序幕。早在第一章，波利特家几乎每个人的身体就悉数登场：亨妮“瘦瘦的、一脸倦容”{2}，萨姆高大“英俊”③，路易“长得不好看”{4}，爱“格格笑”{5}的埃维被父亲一喊“目光像飞了起来”⑥，双胞胎里的小萨姆“像父亲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7}、最小的汤米则“长得黑乎乎的”{8}。除了波利特家庭成员，其他各类人物也基本是身体的存在和出场，斯特德或多或少总会对其身体进行一番描述。事实上，除了这一具具各有特色的具象化身体之外，作家还刻画了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化的身体，如被宰制的身体、交易的身体、疾病的身体、死亡的身体、报复的身体等，不一而足。在这众“身”喧哗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萨姆了，他的身体不仅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而且时刻处在一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建构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萨姆之为萨姆的根本，使其成为波利特家庭悲剧的最大推手。

小说中有关萨姆身体的描述俯拾即是。斯特德丝毫不吝笔墨，从萨姆的个头到长相，从白牙到红唇，从顺滑的头发到光着的脚丫，都一一描之绘之。下面这段描述特别值得玩味：

“这天上午很热，萨姆除了一件油漆工作服，里面什么也没穿。当他挥动着他那双白金色、肌肉突露、没有汗毛的膀子时，他腋下露出大团湿乎乎的黄红色腋毛来。他不停地讲着。他肌肉牵拉良好的皮肤上毛孔很大，他那好像生革似的皮肤不大像孩子们面颊上暗色丝绸的皮肤。他对他身上散发出的体臭并不感到害臊，他还认为他能无拘无束地流汗是一种天赋，是‘自然的。他常说，女人用香水是为了遮掩，因为她们洗得不够干净。”{9}

从引文可以看出，萨姆的身体虽健壮但并不完美，上面不仅有湿乎乎的腋毛、生革似的皮肤和粗大的毛孔，甚至还散发着体臭。但即便如此，萨姆对自己身体的自信和迷恋却显而易见。事实上，他在家常常衣不蔽体，毫无顾忌地炫耀自己的身体。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断言：“公共权威，或者简而言之社会权威，总是归于男人的。”{10}为了展示这种权威，男性就要对自身以外的他者释放自身的能量，从而稳固男性身体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家庭内）的边界。在小说中，萨姆并不是一个有裸露癖或相关心理疾病的人，他对自己身体的主动袒露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展示和权威的彰显。引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他不停地讲着。”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践来实现的”{11}，因此，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更是掌握权力的关键”{12}。换句话说，在话语实践中，参与话语实践者的身份和地位不一样，其掌握的话语权的大小也就不一样。萨姆“不停地讲着”，这一细节看似轻描淡写，却蕴含着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萨姆始终把控着话语权，是言說的主体。因此，他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孩子，男人体臭是“自然”，而女人抹香水是“洗得不够干净”。在这里，话语（权）显然和身体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都是萨姆用以建构自己强大家长形象的手段。换句话说，他的身体就是他，他就是他的身体，他用身体建构和言说着自己作为父亲/一家之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公共场域，与萨姆这具强健身体相呼应的是他作为“社会精英”的现实：供职于政府部门，拿八千美元年薪，出场时就是部里的“英雄”{1}，将随人类学代表团出访太平洋。摆脱了“泥瓦匠的穷儿子”{2}这一身份的他，自诩是一位追求着科学、民主、道德、善良的理想之士。然而，在斯特德笔下，萨姆这具“理想”的身体却不断主动揭露和表现着自身的虚伪和虚弱，同时也不断解构和修正着萨姆这种超验的、虚幻的自我身份建构。

萨姆身体之虚首先表现为虚伪。小说中，他无时无刻不用至高的道德和理想来标榜自我和要求他人，但他的身体却时不时奔着相反的方向前行，颇为讽刺地呈现着一个被爱欲、物欲和征服欲所包裹、折磨和撕扯的萨姆。于是乎，我们看到，坚称忠于家庭的萨姆不仅与其他女性有身体的暧昧，而且出差马来亚③期间还对数名女人有过“亲吻、拥抱，甚至想与之关系更加亲热的”{4}冲动;曾像“清教徒一样嫉物如仇”的萨姆在去到东方后很快放弃他的西式道德，学会了对送礼者“笑脸相迎，点头哈腰”{5};追逐自由民主的萨姆还“要求人们对之绝对忠实崇敬”⑥，对妻儿的身体和思想横加干涉。可见，萨姆理想化的自我标榜有多正义凛然，其身体所暴露的虚伪就有多淋漓尽致。

此外，萨姆身体之虚还体现为虚弱，他拒绝为自己被停职而进行辩解和斗争就是明证。虽然他是清白的，而且也厌恶这种恶毒的指控，但他却始终没有反驳。对此，他的解释是“对善的信仰”{7}。然而，身体是不会撒谎和掩饰的，它诚实地记录着一切，执拗地揭露了萨姆这种“清高”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只要想到停职，“他就会心跳加快，头痛，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不了活的地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不去想它”{8}。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萨姆的身体之前所呈现出的威猛、自信和力量在这里荡然无存，只剩下焦虑、无力和逃避。实际上，萨姆所言是其意识和理性的体现，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建构;而他的身体语言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表征，是更接近萨姆本真的一种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动摇和修正了萨姆试图建构的理想化的形象，但它们也共同参与和塑造了萨姆之为萨姆的品格。

如前所述，萨姆的身体无论是从外在形象来看，还是从自我标榜而言，无疑是美好的、理想的，但它却同时也将萨姆的内在特质显现了出来，使萨姆的丑陋和虚假无处遁形。可以说，正是萨姆这具看似理想的躯体上所呈现出的虚伪和虚弱，才造就了萨姆其人，并酿成了其家庭悲剧。

二、“体”认世界：亨妮游动的身体之悲

在给《热爱孩子的男人》所写的序中，贾勒尔指出，该小说中“最精心策划、最具结论性的过程就是亨妮”{9}，斯特德围绕其身体所进行的叙事更是纷繁复杂。综观全书，所有人物里最具流动性、变化性的莫过于亨妮的身体了。与此同时，她的身体又是与小说中其他人的身体有着最多接触和交集的。因此，她的身体就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人们的远近亲疏和是非曲直，同时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世间的生老病死和悲凉现实。

婚前，亨妮是出身高贵、生活优渥的柯利叶小姐，嫁给凭借自己父亲的垂青而步入仕途的萨姆之后，变成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里的“波利特太太”，后来随着父亲去世和丈夫停职，家庭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她又成为贫苦打鱼人的邻居。在小说中，亨妮这些身份的转变与其身体在物理空间内的移动是彼此印证的。具体说来，在亨妮从富家千金到波利特太太再到贫穷老太婆的转变中，其身体也分别从莫洛卡西到托活佳屋再到矿泉屋{1}。面对生存空间的一路恶化和社会身份的逐渐下降，亨妮的身体作为她人活在世的物质基础，成为她坚持淑女/富家女身份而抵制悍妇/贫贱妻/辛劳妈身份的首要防线，不仅是她认识世界的媒介，也是她对付世界的手段。

小说中，亨妮调动身体的各种感官去认识和感知这个世界。正如斯特德指出的，成人世界在孩子眼中是沉闷、庸俗的，在萨姆眼中是道德、高尚的，然而到了亨妮那里，就只剩下了“那些鱼眼睛，鳄鱼般的咧嘴笑容，扎得像桦木扫帚似的头发，跟蛆虫一起蠕动的下贱男人，以及像鳝鱼一样躁动不安的孩子……样子长得像朵百合花、闻起来却像臭菘的年轻女工”{2}。甚至在她讲给孩子听的故事里，在她对恋人阿奇移情别恋的解读中，也全是身体和身体的故事③。显然，身体成了亨妮度量、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工具，在她这种“身体”思维之下，世界也身体化了。也正是在这个身体化的世界里，身体成为亨妮定义、区分自我和他人的唯一界限。打开亨妮的抽屉，里面“掼着、撒着各种各样的花边、缎带、手套、流苏、皮带和领子、发卡、香粉、扣子、仿珠宝、鞋带”{4}。这些用以装饰身体的小物件是当时上流社会女子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跟衣着服饰一样，它们“不但展现个人性格，而且展现社会身份”{5}。作为社会规范在身体上的一种标记，它们将女性身体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具象化了。因此，亨妮对这些物件的热爱以及她喜欢做指甲、擦净手液、喝下午茶等习惯都有着意味深长的内涵和所指。在被迫搬到破旧的矿泉屋后，“亨妮绝对足不出户，坚决不跟任何穷邻居讲话”⑥，还阻止自己的孩子“跟那些打鱼人和造船商的孩子接近”{7}。对亨妮而言，不论是对身体进行装扮，还是将其与他人隔离开来，其本质都是对身体及身份的一种固执的坚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言，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8}。换句话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的角度作出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作出测定。也就是说，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于身体之上”{9}。在这个意义上，身体镌刻和映照着世界，因而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更为复杂的是，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女作家{1}，斯特德对世界身体化和身体世界性所作的思考又是与经济、阶级和性别等因素挂钩的。在马克思看来，“身体、性别制度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2}。在这种制度下，亨妮的身体首先是“生产的身体”③，即一种作为“工具性机器而存在”{4}的身体。具体而言，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肮脏的婚姻生活中，亨妮的身体不仅沦为家务机器这种生产性工具，而且成为因“怀孩子都把腰压弯了”{5}的生殖性工具。此外，表现男性通过经济优势在社会中压迫女性也是斯特德作品里常见的一个主题⑥。由于父权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勾結，亨妮的身体也沦为交易的身体。亨妮不论是在与萨姆无爱的婚姻内，还是在与安德森暧昧的恋情里，都始终潜存着一个不变的叙事模式，即为了金钱和财物而交易的身体形态。而在这种交易之中，男性所具有的经济优势使得亨妮的身体始终处在被宰制和被规训的不利之地，其身体的流动性和变化性因此也呈现在了时间范畴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7}。身体在时间内发展、变化着。初婚时，亨妮还是“长着黑发、身材瘦削而美丽的年轻淑女”{8}，婚后不久就成了“又瘦又黑的稻草人”{9}，最后成为散乱着白发的“干瘦而乖僻的老太婆”{10}。纵观亨妮的一生，其身体在时间内的发展始终带着疾病和死亡的气息，是一种不断走向终结的身体。“疾病”本属医学范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象征意义。亨妮“总是有病”{11}的身体除了表征其生物性功能的缺乏或丧失外，也象征着其内心世界。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12}。事实上，在亨妮身体疾病的选择上，斯特德有着精心的考量——“癌症和肺结核”{13}。对于这两种疾病，桑塔格研究后发现，“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14}。根据这一论断，亨妮疾病的身体可以说是因生活压抑和失意而导致的心理疾病的蔓延和外化。随着波利特一家搬到矿泉屋后，斯特德对亨妮着墨不多，几乎看不到她之前在托活佳屋的大喊大叫。身体的沉默和缺席实际上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在这里，亨妮的生命随着身体的日渐虚弱而空洞地耗尽。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死亡本能是从“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刻产生的”{1}。亨妮最后虽然识破了路易的谋杀企图，却还是选择喝下毒茶，这恐怕也是意识到“她只有在自我毁灭的时候，才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她自己”{2}。换句话说，死亡虽然是身体的终结，但也是自我的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亨妮始终都没有放弃过她的身体。身体不仅是她认识和对待世界的途径，也是她认识和建构自己的手段。只不过在“体”认世界的过程中，“亨妮这个女人身上有种悲凉的现实”③。

三、“体”“绘”生存：路易/斯特德书写的身体之真

“关于路易的描述应该以这句话作为开始：路易知道她是只丑小鸭。”{4}跟所有丑小鸭一样，路易长相丑陋、行动笨拙，受尽了他人的鄙夷和嫌弃。不仅如此，她每天还要面对争吵打斗的父母，照顾众多的家人，料理繁重的家务，躲避父亲无孔不入的干涉，总之，她“与现实世界的全部接触就是这样一种混乱肮脏的状态”{5}。然而，跟所有丑小鸭不同的是，路易内心住着一位艺术家：她渴望成为一名演员或作家。敏感而丰盈的内心赋予了她写作的才能，她给喜爱的老师写商籁体组诗，给弟弟妹妹编睡前故事，还专门为萨姆的生日写了一出剧本并安排弟弟妹妹表演。毫无疑问，路易创作和排演的剧本《蛇人》是理解《热爱孩子的男人》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也是评论家们引用得最多的地方。作为一种反抗性行为和波利特家家庭日常的缩影，路易的戏不禁使人联想到《哈姆雷特》中的戏中戏，二者都是对暴君的攻击⑥，对生存的描绘与诘问，虚中有实，假中有真。《蛇人》又名《父亲的悲剧》，是路易对自己与父亲关系的书写，以及对自己身体所承受的切肤之痛的戏剧性呈现。在戏中，父亲像毒蛇一样掐死了自己的女儿。正是通过这种惊心动魄的舞台展示，路易公开控诉着父亲萨姆对自己和其他孩子的折磨与“谋杀”。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表演这出戏时，最初是由埃维来扮演剧中女儿的，但她中途却因为“丧失了记忆力”而“精神崩溃”{7}演不下去。于是，路易亲自接替埃维完成了戏剧表演。这里至少有两点暗示：第一，路易不仅“我手写我心”，而且“我身演我命”。具体说来，她用自己的身体搬演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现状，通过身体的表演来控诉父亲的专断和生存的荒诞;第二，埃维因为太过顺从而软弱，没有能力完成反抗父亲的任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路易的弑亲打下了埋伏。可以说，弑亲计划的实施是路易凭借自己的身体对生活所进行的宣战和报复。亨妮被毒死后，萨姆依旧专横独断，路易忍无可忍，便离家而去，“到全世界散步去了”{8}。直到小说最后，斯特德都没有明确地告诉读者，路易这只丑小鸭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还是难看的大肥鸭，但她肯定地告诉我们，“矿泉屋现在已落到桥的另一边了”{9}。虽然不知道路易出走后会怎样，但她的出走至少意味着她将自己的身体从痛苦压抑的环境中抽离了出来，因而也就具有了寻找心灵自由、追逐艺术家之梦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给灰暗压抑的小说留下了一丝希望。从这个角度而言，路易的弑亲以及离家也是她用身体对个人历史的一种改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书写。虽有违伦理，却也不失真实。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路易与斯特德之间的同构性历来也是评论家关注的重点。针对这一点，斯特德的传记作家、澳大利亚学者哈泽尔·罗利（Hazel Rowley）的研究颇有分量。在一篇名为《萨姆·波利特有多真？》的论文中，罗利通过大量文献有力地论证了“萨姆·波利特确实存在”{1}。虽然有评论家抱怨斯特德对父亲形象的描绘太过夸张，但斯特德家庭里不少成员却证实了这一艺术创造的可信度。事实上，斯特德家的七个孩子在青年时代都曾反抗过他们的父亲，并都以自己的方式尽早离家而去。在一封写给密友的信中，斯特德还提到，小说中萨姆想用舌头把香蕉硬塞进路易嘴里的情节在她的生活中真实发生过{2}。总之，大量资料证明，小说中波利特一家的生活就是斯特德童年经历的缩影，而路易的原型基本就是作家本人。路易与萨姆的爱恨纠葛在很大程度上影射了现实生活中作家与父亲的紧张关系。透过路易，我们可以管窥斯特德对人生所作的思考;透过斯特德，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对“路易走后怎样”的续写。

斯特德26岁就离开了澳大利亚，先后旅居英、法、美等国，直到72岁高龄才重返故土定居。75岁时，斯特德接受《墨尔本太阳报》的采访，提及了创作《热爱孩子的男人》的缘由，她說这部小说是“自己要求被写出来的”。对此，她解释说：“我很孤独，虽然与丈夫比尔在一起很开心，但我每两个月就会大哭一场，根本停不下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儿时可怕的经历所造成的。后来有一天，我写下了一切，只为弄清自己的感受。”③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童年的痛苦经历在斯特德身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她的恸哭实际上是她身体的呐喊，是对如影随形的疼痛的真实反映。为了“弄清自己的感受”，斯特德选择将这些镌刻在身体上的体验、感受和思考都记录下来。但这一过程并不愉快，它意味着对“儿时可怕的经历”的再次体验。小说进入清样校稿时，斯特德告诉一位朋友，“写作《热爱孩子的男人》让她‘心神不宁（the jitters），她一直‘非常消沉（too down）……那是‘蛇一样的生活（a snakes life），需要蜕去身上的皮，就像她一直所做的那样”{4}。这里，斯特德再次注意和感受到创作该小说在她身体上所引起的不适和变化。事实上，和在睡梦中回到痛苦的时刻类似，斯特德书写过去就是“重新回到过去时刻……是一种重复，而在想象中重复在现实中无法控制的事情，则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变被动为主动，在想象中得到满足”{5}。因此，就像蛇蜕皮是为了成长，斯特德重新经历已经过去的痛苦是为了将过去镌刻在身上的伤痛慢慢褪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易既是斯特德所书写的对象，更是斯特德重返历史现场、修复心理创伤的艺术性肉身。也正是借助路易这一角色，斯特德得以抽身出来，并通过路易与儿时的自己和伤痛经历进行对话，从而放下过去，实现对自己的疗伤与救赎。就这样，斯特德巧妙而又真实地在文学虚构与现实生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路易身上孕育的希望之苗有了成长的现实土壤。正因如此，即便是丑小鸭，身体和生命的书写也赋予了她飞翔的可能。

结论

如前所述，在《热爱孩子的男人》中，身体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斯特德通过围绕萨姆、亨妮和路易这三个代表性人物的身体所进行的叙事，从不同侧面充分展现了身体的主体性特征。具体而言，萨姆身体上的悖论，即理想身体的非理想性，着重体现了身体在建构和言说自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亨妮身体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主要展现了身体是如何认识和应对时空的变化的;至于路易的身体，则更多地彰显了一种行动性，它与作家本人身体的同构性又强化了身体对于个体生命的介入性。在斯特德的笔下，这三种不同的身体形态及其各有侧重的身体叙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身体并不是消极、被动、为“我思”所奴役的卑贱客体，而是积极、主动、不断自我建构的张扬的主体。它不仅彰显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凸显了作品的主题，表达着作家的观点。一言以蔽之，《热爱孩子的男人》就是斯特德“我就是我的身体”这一身体观念和哲学思考的文学性表达。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与身体朝夕相处、休戚相关。“活着意味着存在一个身体。”{1}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身体却有过一段漫长而黑暗的被贬损、被压抑、被忽视甚至被驱逐的历史。直到19世纪晚期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振聋发聩地喊出“一切以身体为准绳”，身体才逐渐摆脱心灵/理性的压制，以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20世纪后期，以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派更是将身体推向了舞台中心。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者，梅洛-庞蒂聚焦身体，“真正确立了身体的主体地位”{2}。他“把人的存在确定为作为身体的存在”③，并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我就是我的身体”（I am my body）{4}。跟梅洛-庞蒂类似，萨特（Jean-Paul Sartre）在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我的身体也是意义的核心，原因在于，我就是我的身体”{5}。这两部涉及身体观转向的重要著作也许能在时间的维度上帮助我们看到《热爱孩子的男人》这部小说透过身体叙事所表现出的身体观的超前性，从而猜测它在1940年因超越时代性而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历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