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文学报刊的独特风貌*——以《民权报》《小说丛报》为例

侯运华



论民初文学报刊的独特风貌*——以《民权报》《小说丛报》为例

侯运华

摘要：民初报刊生成于社会转型时代，具有新旧杂陈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骈体小说创作的繁荣，既承继骈体擅长抒情、烘托氛围的传统，亦对骈体表现范畴进行拓展，增大其功能；同时，改良骈体句法，使其适应时代变迁和表现对象的变化。一方面发表诸多反映社会生活的白话小说，描绘具有时代先锋色彩的人物形象，与现实建构密切的关系。因此，《民权报》与《小说丛报》凸显出文学性、趣味性、娱乐性、商业性等众多特性杂糅一体的特点。这种特征的凸显，不应仅仅作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亦不宜武断其道德得失，而应阐释其标志文学转型的独特意义与重视读者的借鉴价值及对鸳鸯蝴蝶派等小说流派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民权报》；《小说丛报》；骈体小说；白话小说；独特风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文学史”（11＆ZD110）的阶段性成果

民初是中国报刊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晚清培育的传媒基础上，民初报纸、期刊更加繁荣。一方面，相比晚清报刊而言，民初报刊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不少报刊就是党派创办、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阵地；另一方面，为了吸引读者对报刊的兴趣，扩大发行量，许多报刊积极创办副刊、连载小说以增加刊物的趣味性，因此成就了民初小说家，也酝酿了“鸳鸯蝴蝶派”等小说流派。为了探究民初报刊的真貌，本文拟以《民权报》《小说丛报》为例，探究民初报刊对小说创作、文本内蕴以及小说流派的影响。

一

《民权报》于民国元年（1912）3月1日创刊，周浩为发行人，戴季陶、何海鸣等任主编，自称“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和同盟会——国民党各报的观点接近，公开揭露袁世凯的假共和、真帝制的丑恶面目。该报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二报都是同一时期出版发行，并以言论激烈著名，因为报头横立，在报界有“横三民”之称。该报日出对开三大张，副刊占一整版，不标刊名，由蒋箸超、吴双热等担任主编，除发表一些小品文字外，还刊有大量的长篇连载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的《霄玉怨》、《红粉劫》等。该报于民国二年（1913）第二次反袁运动失败后被袁世凯政府下令禁售，被迫停刊。①参阅贾树枚等：《上海新闻志》第一编报纸、第二章民国时期报纸（1912-194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民权报》副刊连载的小说主要是被称为“哀情小说”的长篇骈体小说，代表作品即是上述《玉梨魂》等。从文学史的视角观察之，可以发现其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其一是开启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其二是开创了长篇骈体小说创作热潮；其三是蕴含着现代意蕴。

“鸳鸯蝴蝶派”虽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其基本内涵是指20世纪初形成于上海的一个文学流派。学界公认徐枕亚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所谓“五虎将”与“四大说部”：前者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张恨水；后者为《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其所开启的以才子佳人为人物架构、融传统道德意识与现代文化观念于一体的小说类型，也成为后世“鸳鸯蝴蝶派”作家、甚至所有言情小说家借鉴的范式。因此，应该承认“哀情小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以《玉梨魂》《孽冤镜》和《霣玉怨》为代表的“哀情小说”，具有骈体韵文与散体古文相结合的文体特点、切合时代思潮的情感内蕴和借鉴中外小说技法的艺术特征。其存在，不仅成为当时很多作家摹写的对象，而且拓展了中国小说的表现空间，使骈体长篇小说成为中国小说的一种独特形式，是民初文坛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有学者评论：“近代骈体小说热潮的出现，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近代骈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骈体小说的盛行其实也是对清末不彻底的小说界革命的某种回应；民初文人以骈文形式创作小说，追求小说自身的审美与趣味，使骈体小说的创作走上了充分发掘人性、表现人生的‘为文学’之路。”①谢飘云：《近代骈文创作特征论》，《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2期。此论点是符合民初小说的创作特征的。

若是从内蕴方面观察之，则可以发现“哀情小说”蕴含着相当鲜明的现代意蕴：一方面表现为对时代风貌的概括描摹。如《玉梨魂》叙述何梦霞带领学生到鹅湖果育学校参观时，彼此见面行握手礼以及对学校、学生风貌的描写，呈现出与旧学校截然不同的特点。《霣玉怨》第三回展现了当时女校开运动会的场景，也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不可能出现的景象。近代思潮传播的主要空间之一是学校，传播的主要对象为学生，因此，哀情小说集中描写学校出现的新事物、新礼仪等，便具有为时代写真的价值。不仅如此，有的文本甚至刻画了当时最激进的人物，如《孽冤镜》即正面描写了陈毅庵、陈庐侠、武立三等革命党人及其革命活动，更令人难忘。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理念的引入。如《玉梨魂》中第十一章筠倩所谓：“今者欧风鼓荡，煽遍亚东，新学界中人，无不以结婚自由，为人生第一吃紧事。”《孽冤镜》第三章和第五章、《霣玉怨》第一回均有相似的表述。《玉梨魂》第二十二章叙述筠倩弹风琴唱歌向往“自由之乐”，却“一身之事无主权”，显然处于追求自由、坚守主权与服从父命、家族责任的矛盾之中；第二十九章其日记曰：“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恒言：‘不自由，毋宁死。’余即此言之实行家也。”凸显出对自由理念的认同，并引用“不自由，毋宁死”来表达必死的信念。《雪鸿泪史》中梦霞感慨自己命运时，也认为“上帝不仁”。这些体现西方文化基本理念的词语，连同《玉梨魂》第一章出现的“博爱主义”等词，反映出民国初期青年人思想的转变，他们已尝试着用这些语言表达自我的感情，用西方文化的理念分析事物。或如何梦霞用西方心理学知识解释噩梦（第二十章），或如王可青愿死后用显微镜透视其眼膜，以表达至死不忘环娘之情（第十五章）。甚至主人公的相爱，也因为对方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霣玉怨》中刘绮斋正是郊游时在李公祠听到史霞卿对“不自由，毋宁死”的独到见解才爱上她的。这些内蕴，对后世言情小说不无影响。

二

《民权报》停刊后，聚集在《民权报》副刊的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蒋箸超等人并未放弃文学事业，而是开始筹划《小说丛报》。该刊于1914年5月出版，月刊，12开本。至1916年7月为22册，周年纪念时增刊1册。从13期开本缩小，出版12册。后又以16开本出版9册，至1919年8月停刊。共44册。主编为徐枕亚、吴双热。据笔者统计，《小说丛报》共刊载小说427篇，其中文言小说403篇，占99．944%；白话小说24篇，占0．056%。应该说《小说丛报》是传统文学占据绝对优势的刊物。

从其刊载小说的体式上看，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等；若按照语言分类，则有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等；若依照内容分，则有哀情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技击小说、历史小说、侠义小说、滑稽小说、侦探小说等。如果考察作品的来源，则有创作，有翻译，亦有译述、仿写等。无论是分类的随意，还是文本来源的不规范，均表现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过渡色彩。

从刊物设置栏目看，早期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苑、译丛、谐林、笔记、传奇、弹词、新剧、余兴等。刊物栏目的新旧杂陈、中外俱有，恰恰凸显出民初文坛多元化的色彩。至第三年，栏目设置更见特色，分别以《小说海》《翰墨林》《海客谈》《记事珠》《香艳集》《莲花舌》《歌舞台》《碎锦坊》等命名。宛如招牌式的三个字，古色古香的意蕴，加上封面的美人图，无不凸显出《小说丛报》典雅自守的审美追求。同时，还应该意识到：该刊栏目设置，在凸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凸显娱乐性、消遣性。其“谐林”的诙谐幽默、“余兴”的休闲品质、“传奇”与“笔记”的猎奇特质、“译丛”和“新剧”的与时俱进等，均表明《小说丛报》从创刊时便注意内容的多元性、照顾市民读者和学生读者的多重需求。调整栏目后，虽然名目更换，内蕴则无大的变化，增加的《香艳集》《歌舞台》等依然注重娱乐性。这些特征的存在与凸显，使《小说丛报》成为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之一，为该派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小说丛报》刊载的文言长篇小说共12部，分别是《雪鸿泪史》（1914－1915年第1—18期，除第13期缺，共17期载完）、《琵琶泪》（1914年第6、7、9、11期）、《棒打鸳鸯录》（1915年第13、14、16、18、19、20、21、22期）、《情天幻影》（1915年第17—21期）、《断肠花》（1916年第3卷第1—5期）、《闺语》（1916年第3卷第1—5期）、《情劫》（译文，未署名，1916年第3卷第2—5期）、《桃李因缘》（1917年第3卷第7、9、10期）、《遁形记》（1917年第3卷第8、9、10期）、《古砚记》和《黠贼》（1917年第4卷第2—5期）、《香国春秋》（1918年第4卷第7、8、9期）。虽然总体数量略高于白话长篇小说，但真正成就独特的作品却少，只有《雪鸿泪史》和《玉梨魂》产生了较大影响。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其刊载的骈体小说，无论是传承骈体韵文的雅绪，还是扩展骈体文的叙事、描述功能等，均具有文学史价值。

骈文兴起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时期。唐宋间虽受古文运动的影响，仍然被文人喜爱，创作出不少佳作；明清时期，因与八股文结缘——八股文中的前中后束四股每股由两段（又称两扇或两股）互相对偶的文字组成，合起来八小股组成四大股，于是俗称八股文或八比文；比者，排比也。其用法与骈文相似，故学八股者必学骈文。晚清时，学者对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出现诸多骈文理论著作，如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骈文概论》、孙德谦的《六朝丽指》等。理论方面的研究为民初作家认知骈文的特点奠定了基础，其多用对偶形成的对称均衡的美感、多用典具备的含蓄雅驯的古韵以及讲究平仄造成的阅读节奏等，均使其成为民初作家争相使用的文体。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时大量骈文小说的出现，应是整体文学风气使然。当时文人尝试以流行文体写小说，应该可以理解。……民初的骈文小说更与清末文坛风气与流行文体有密切的关系。”①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考察《小说丛报》的骈体小说，一方面应该注意具有重大影响的《雪鸿泪史》，一方面不能忽视众多短篇骈体小说。在全部文言长篇小说中，《雪鸿泪史》以散体为主，时时穿插骈文，形成具备叙事和抒情特质的新文体。如第一章叙述几年间家庭变故后慨叹：“人比春烟，事如春梦。只此万户春声，依旧洋洋盈耳；昔日天伦乐事，节节思量，皆断肠材料矣。”②原刊没有标点符号，此处为引者所加。后文所有期刊引文同，不一一注明。以意象引入，以虚词（矣）入句，既增加行文的变化，亦方便议论世情。即便是写景，徐枕亚也别具一格：“时或扶病花前，听莺窗下，青春大好，白发无情，辄夫对景伤怀，临风雪涕。”景为衬托，感慨寄寓其中。第二章叙述与石痴分别后，“余”返校途中所思所想：“花明驿路，不胜去国之思；草长阶除，讵免索居之感？迢迢千里，可与相共者，惟有江上清风、窗前明月耳！”则是以典型的骈句抒发孤独、飘零之情。小说叙述白梨影丈夫死亡、抚孤独居的生活：“偕老百年，遂成梦幻；遗孤六尺，又复累人。……秋月春风，如意事消磨八九；事老抚幼，未亡人生活万千。”随后感叹自我处境：“余也萍踪飘荡，身为入幕之宾；花事阑珊，魂断坠楼之侣。绛盘双蜡，尚知替客长啼；春水一池，漫说干卿底事。苍昊无情，遍布伤心之境；青年多难，孰非失意之人？不知我者谓我轻薄，知我者谓我狂痴。杳杳天阍，真欲诉而无从矣！”飘零他乡、知音难觅的感触、伤心失意、不为人知的情怀，均通过骈句迸发出来。其他如第三章何梦霞致白梨影的信，第十四章何母与梨影的来往书信等，也是典型的骈体文。于叙事、致意之际，亦承载着通达情意、表白衷曲的内蕴。研读这些亚文本和穿插其中的骈句，既可发现其句式的灵活——有典型的四六句写景，更多的不再是单纯的四六句，而是根据表达的需求组合句式。也应该看到其利用书信抒情的妙处——符合通信者的心态与修养，解决了小说叙述中过多揉进骈句的弊端。作为民初影响巨大的小说《雪鸿泪史》的这些特点，无不对其他创作者具有示范作用。

统计该刊骈体特征明显的短篇小说，共24篇，另有骈体文8篇。这些文本中，真正严格运用四六文进行创作的极少，如人则《拟燕山外史》（1916年第19期）刻意模仿《燕山外史》，但写得很短，显然难以继续了。绝大部分短篇骈体小说在两个方面凸显出价值：一是拓展了骈体的表现范畴。骈体擅长写景而不便说理，但是，这批小说使其既能够描绘场景、环境，亦能够抒发情感，还能通过议论阐明道理，甚至刻画人物心理。如果细加辨析，则发现不同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对骈句的使用特点不同。铁冷、圣陶、慕韩、式穉、绮缘、瘦石等作家的小说在描绘环境、烘托氛围、描写风景时，多用骈句，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中骈句使用特征相似之处。铁冷是该刊主要作家，其《血鸳鸯》（1914年第1期）、《忆香别传》（1914年第2期）、《更无一个是男儿》（与楚声合著，1915年第10期）等皆言情，或通篇骈句如《血鸳鸯》，尤其擅长描绘环境：“龙华道上，车水鞭丝；石室门前，红愁绿惨。苍松涛涌，遍地风波；白打灰飞，漫天蛱蝶。楚歌四面，灵均埋沉汩之冤；麦饭一盂，杞妇动崩城之哭。若断若续，媲孤雁而益哀；不疾不徐，与悲笳而相和。”典型的四六句，将悲剧的环境与氛围皆渲染出来。或如《忆香别传》以骈句写人：“神湛湛如秋水，气温温若春兰。”其居处则“小筑香巢，雅洁可爱。挹钟山之翠，映斜照之曛，风景绝佳。”圣陶的《玻璃窗内之画像》（1914年第2期）为言情小说，《贫女泪》（1914年第3期）为社会小说。前者描写子晋见玻璃窗内女郎的半身画像而爱上此人，历经波折终于见到女孩却未能结合的故事。描绘女郎情态时多用骈句：“云鬓微松。烟波欲滴。柔荑支口，若有所思。御轻罗衫，雅称身材；窄不切肌，宽不飘举。”慕韩的《有情眷属》（1914年第2期）开头即以骈句写景，中间亦不时穿插骈句描写人物、勾勒环境。式穉的《江采霞传》（1914年第4期），开始的环境描写、中间的烘托氛围、后来描写人物命运与结尾的感慨皆用骈句，充分体现了骈句的多种功用。绮缘的《月明林下美人来》（1916年第19期）乃幻情小说，文本先以骈句勾画出清丽的美景，再刻画二位美人的姿态、美貌，亦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瘦石的《不堪回首》（1917年第3卷第6期）也是典型的骈体文，通篇使用骈句，无论描写环境，还是描绘人物，均为骈句。枕亚、秋梦、观弈、仪鄦等作家则以骈句抒情、议论，且多用典故。枕亚的《骈指案》（1914年第6期）本标为“纪事小说”，却以骈句抒情：“秋风又起，征人之归兴不增；皓月空圆，思妇之伤心曷极？织罢回文，难觅寄愁之使；听来秋籁，都成怨别之声。”其《碎画》（1915年第7期）叙述名妓凌灵与名士于浪峰的哀情故事，却以一幅画为线索，构成典型骈体文。小说以骈句抒情如：“心倾一面，约践三生。薄命怜卿，甘心作妾；多情负我，放胆藏娇。柳如是慧眼虽高，钱虞山虚名空误！”情感之深、用典之妥，均属上乘。《芙蓉扇》（1915年第8期）描写凌翔的痴情，多有骈语；《泣颜回》（1915年第9期）则以大段标准的四六句进行抒情、议论；秋梦的《十姊妹》（1914年第6期）以骈语描绘风俗，用典恰当；观弈的《箧诗记》（1916年第3卷第4期）通篇骈句为主，讲述主人公哀情，却有堆砌典故之嫌；仪鄦的《双鱼佩》（1915年第4期）也是骈句为主的小说，却主要以骈句展开议论，抒发感情。如抒发思念之情曰：“乌乎！山上有山，藁砧何在？游子之踪不返，闺中之眼欲穿！”再感慨好梦终圆云：“噫嘻！情天不老，好梦终圆。想瑶佩于天台，重逢刘阮；听笙歌于缑岭，得遇王乔。”可见，骈文的表现范畴确实大大拓展了。

二是改良骈体句法、适应时代变迁和表现对象的变化。徐枕亚《碎画》中的骈句已经改良很大，如描写凌灵之美：“若以其眉比春山，犹嫌其秀而未神；以其眼比秋水，犹嫌其清而未活；以芙蓉拟其面，得其淡而失其韵；以杨柳拟其腰，有其姿而无其态。”野鹤、冀良、周瘦鹃等人的创作，在改良骈句、适应新时代方面走得更远。野鹤的《批霞那之祸史》（1917年第4卷第2期）最为特殊，刊物归类为“社会短篇”，叙述发生在伦敦的一桩欺骗案件。就文体特征讲，小说首先采用骈体，中间穿插骈句，实为译述小说——结尾云：“仆本不谙西文，此篇为万梅馆主昔日告余者。原著何名，著者何人及刊布于某书，都已不复省忆。”值得关注的是，不仅叙事空间转换为伦敦、理勿普（今译“利物浦”）等，小说中大量出现英语译音和新名词——“批霞那”乃piano（钢琴）的译音、“密昔思”乃Miss（小姐）的译音、“勃朗林”（今译“勃朗宁”）乃英语Browning的译音等。另外还有“虚无党”“政治犯”等西方词汇。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传统骈体文均形成冲击。冀良的哀情小说《媚娘恨史》（1918年第4卷第5期）叙述媚娘与筠郎的情感故事，历经磨难却相聚甚短，结婚不到一年，筠郎即咳血而亡。此文以骈句为主，骈句运用相当灵活——既融入白话虚词，亦改变骈句四六句形态，五言、七言均有，如小说开头即如此：“彤云羃羃，万白狂飞；疏树嫩葩，摇曳无力。惟时一角湖山，改变了旧时面目，呈种种黯淡凄惨之色。”也有典型的骈体句式描写悲情：“昊天不吊，鸳侣分飞。云抱日而不晓，眉恒蹙而生悲。”周瘦鹃的伦理短篇《金缕衣》（1919年第4卷第9期）叙述作家卫砚香创作剧本《绣衣记》给中华大剧场，因“用意过高文字过深”遭拒，其孙女小霞私下修改之，终于演出成功的故事。小说反映海派作家的生存状态：“虽小说家之名衔较为动听，实则一高等苦力耳！”讨论戏剧语言“惧不通俗”的问题，实际上呼应了新文学倡导的文学语言变革；而开头所用骈句也发生较大变化：“春光淡沱，万绿成围。大地明媚若披锦，草角花鬓，似亦作美人媚态，一一发为妍笑。”既有骈句痕迹，更多散句写景，乃接近白话的浅近文言，成为“鸳鸯蝴蝶派”成熟期语言的标本。正是骈句的功能拓展，使骈体能够成为创作小说的主要手段，并蔚然成风，形成流派；也正是对其进行改良，才使得这批小说能够为民初的读者所接受，并为文本承载新思潮创造了条件。

三

《小说丛报》共刊载白话小说24部，其中白话长篇小说9部，分别为《潘郎怨》（自第3回开始，1914年第2、4、5、6期）、《小说迷》（1914年第2、3期）、《学时髦》（1914年第3、4、5、6、7期，刊完；1915年第7、8期，未完）、《剩水残山录》（1915年第8、9、10期，未完）、《情海风花录》（1916年第3卷第2、3、4、5、8、9、10、11、12期，刊完）、《燕语》（1916年第3卷第7、9、10、11、12期，刊完）、《商妇琵琶记》（载1917—1918年第4卷第1、2、3、4、5、6期，未完）、《红亭泪》（1918年第4卷第7、8、9期，未完），《假币案》（自第9章开始，1914年第2、3、4、5、6期）。总体看来，这些小说一方面是完璧较少，刊完的只有3部，难以体现该刊的白话小说风貌；一方面内容上尚乏新意，语言上尚保留文言向白话转变的痕迹，如《剩水残山录》等。故论述《小说丛报》刊载的白话小说，以15部中短篇小说为主。

白话小说的数量虽然很少，其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内涵，因为是传统文学阵营中的白话小说，更能够凸显中国文学内部变革的信号，亦能从独特角度建构新文学发展的图景。从其表现的内蕴看，这批白话小说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恰恰与《小说丛报》中的文言小说言情为主不同。吴双热不仅是民初骈体小说的重要作家，也是白话小说的热心作者。他喜欢选择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进行讽刺，以滑稽的笔法描绘世相中丑陋的一面。其《学时髦》叙述出身乡村的田阿鼠盲目学习城里人的时髦装扮，穿洋装、说外语，结果丑态百出，直到其结婚时依旧怪模怪样，成为笑料。小说借此讽刺食洋不化者，解构了“时髦”和文明结婚等现象，也表现出作者对外来文明的嘲讽态度。其《虫学校》（1914年第2期）类似童话，讲述大眼田鸡和长脚蚂蚁邀请刘海蟾出资三百金创办的虫学校，因为采用新法办学，很受欢迎，遭一帮私塾先生妒忌。当盘矢虫和地鳖虫带来一群冬烘来挑衅时，被教体操的大脚蚂蚁打得落荒而逃。武的不行，再文斗，大眼田鸡以国文取胜。这样，虫学校大兴，成为从幼稚园、初小、高小到中学、大学俱全的大杂烩，所聘教习则是“一知半解的假教育家”。小说一方面让新学战胜旧学，认同时代发展趋势；一方面对新学中鱼龙混杂、徒有虚名的本质进行揭露，凸显出作者对新学有深刻的认知。独鹤的《小说迷》叙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小说迷”脱离现实、痴迷于小说境界之中，结果只能是屡屡碰壁：他学《封神榜》里的人物驾云飞行，却砸坏了人家的馄饨摊；学武松打虎打疯狗，反被狗咬；学宝玉初试云雨情，拉住母亲的八九岁丫环亲热，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学张生跳墙邻家、落进粪桶并遭打；学赵云拉嫂救侄，却导致其死亡；学诸葛亮唱空城计致家被窃等。通过一系列荒诞行为，反讽小说于人的价值，解构了文本开始所云“小说这样东西是入人最深动人最易的”的观点。定夷的《潘郎怨》虽非完璧，却也有对现实的多方面反映：如第六回既有对立宪运动的议论，也有两种女性观的辩论——江筠秋认为：“女子能督理家政，不劳男子分心，就算能够尽职”；吴英仲强调：“现在女学方兴，女子的事业正未可限量。西方多女豪杰，安知东方不能产生呢？”第七回筠秋表示喜欢哀情小说中宣传的婚姻自由理念，英仲则对现实中“一班青年浪子借自由结婚的名义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感到愤慨，决心与筠秋一起做个榜样给人看看。绮缘的《战祸》（1917年第4卷第4期）则从更大的视角否定了战争，作者否定文明、否定人类、否定世界，既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批判国内南北战争，虽然其艺术成就平平，其内涵却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性。

如果说前述小说还是对现实社会的调侃、讽刺，那么，天偾的《清凉》（1916年第3卷第3期）则是直接描写中国近代社会底层人因为无力纳粮而被清粮所人员抓走的情形。本是电话公司工人的何然，因为对方口音问题，误以为是叫自己，结果被关押起来。在那里，何然看到了非人的环境：接连被折磨死的佃户和管理者的草菅人命。直到他趁乱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来人才将其解救出去。这部小说非常有现代意蕴——人物以电话公司的工人为主，是近代中国最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情节方面，先是通过误会让何然被抓，然后通过其视角反映出农村地主和收租者对下层百姓的盘剥，最后让他通过电话自救，很有时代特色。而人物设置的时代色彩不仅仅为这一部小说所独具。在《小说丛报》刊载的白话言情小说中，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转换了身份，成为极具时代先锋味儿的人物。如瘦楳的《车中美人》（1917年第3卷第10期）叙述京师大学堂的大学生唐庵僧与青楼侠女秦玉卿的爱情经历。无论男性的身份，还是女性的自赎其身、勇退强盗等，均具有超越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之处。其《黄金美人》则叙述留日学生沈铁痴和表妹赵剑贞的爱情故事，男性为留学生，女性则能够赠五百金鼓励爱人留学，终使其学有所成，二人也得以成婚。可见，《小说丛报》登载的言情小说人物中，新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种人物类型。而女性性格、受教育程度与爱情结局的描述，也具有民初社会的鲜明特征。

当然，作为以传统文学为主的作家群，其创作也保留有较为浓郁的传统色彩。或如双热的《大除夕》（1916年第3卷第2期）描述36岁的主人公因为嫖赌害一生，通过其除夕夜的忏悔，凸显警世主旨。或如一厂的《青楼亦有女贞花》（1917年第3卷第5期）歌颂沦落青楼的孙蕙娘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其《孝女复仇记》（1917年第3卷第6期）则肯定张彩姐为父复仇的行为。凡此种种，则可视为白话小说中传统内蕴的遗响。正如在同一时期编辑《小说时报》的包天笑所言：“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①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小说丛报》的创作者与编辑们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唯其如此，才会出现在新的载体（刊物）上使用白话传播传统道德理念的现象，这是民初小说刊物的标志性特征。

研究民初报刊《民权报》和《小说丛报》，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民初报刊的真实样貌，也可以借此透视民初报刊新旧杂陈的特征：不仅是西方新潮与传统思想并列其中、翻译小说与文言短篇杂居刊内，而且凸显出文学性、趣味性、娱乐性、商业性等诸多特性杂糅一体的特点。这种特征的凸显，不应仅仅作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亦不宜武断其道德得失，而应该阐释其标志文学转型的独特意义与重视读者的借鉴价值，以及对“鸳鸯蝴蝶派”等小说流派形成的影响。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侯运华，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