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日渐芜，归去已无家——读墨白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

高俊林

“欲望的力量是强大的。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肉体的欲望，对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我们，欲望的海洋淹没了人间无数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独立的精神都没有觉醒；而有的人则从‘欲望’的海洋里挣脱出来，看到了由人的尊严生长出来的绿色丛林。”①墨白：《欲望·后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8页。这是墨白写在其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后记》里面的话。这一段话不仅十分清晰地传达出了作者的写作意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在不停地遭受命运摆弄的背后那股强大的力量。

与其他动物一样，人首先是一种肉身存在。在食物、性爱与自我保护这些由身体机能所衍生的带有本能性的低级欲望领域里，人和动物确实没有多大区别。但人毕竟又是一种高级动物，具有动物所欠缺的情感和理性，更乐于追求世俗社会里所崇尚的金钱、权力以及由金钱与权力所获取的身份尊严等。和动物出自本能的低级欲望比较起来，人的这类精神性欲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强大，也更为猛烈，因为它们不再是一次性的简单满足，而是欲壑难填，永无止境。就像墨白在小说中借人物于天夫之口所感慨的那样：“人活着就是为了这没完没了的意淫和欲望，意淫和欲望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大坑，永远也填不满！”

当然，欲望并不纯粹只具有负面的价值，毕竟合理的欲望追求是一个社会赖以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但超越了人类正当需求的那种过分的欲望则变成了一种贪婪。必须认识到，追求合理的必需品与贪求不合理的奢侈品完全是两码事。正是源于对于后者的过分追逐，才使得人类社会产生了诸如烧杀劫掠乃至战争、奴役等种种罪行，从而与人类本该具有的神性尊严背道而驰：“贪婪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它是藏匿于人性之中的动物性的一面。但是，人类并不只是动物。如果一味地沉溺于贪欲，那么人就将失掉人的尊严。”②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对此，墨白在小说中借男主人公谭渔之口加以说明：“人在欲望之中是丑陋的，因为，当人们真的进入欲望之后，就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一旦欲望被大幅度地调动起来，人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欲望动物。于是，人与人之间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与温情，到处都是欺骗背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诚如小说中叶秋对谭渔所说的：“你知道现在是啥年代？谁还这样一心一意地做学问？你看人家都在干啥，都在捞钱。”欲望常常使人陷入自我的迷失，以至为了追求以金钱与权力为核心的世俗享受而背信弃义，不择手段，法律与道德则被抛弃殆尽。

一

在墨白的笔下，无论是作家谭渔、小公务员吴西玉还是画家黄秋雨，他们都是为欲望所驱使而不能自由的人。尽管早年他们也都怀抱着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坚信只要努力奋斗，坚持到底，就一定可以实现预定的目标。谭渔曾充满自信地向崇拜他的女读者赵静讲道：“你在不停地追求，不停地寻找理想中的东西，哪怕你失败了，但终有一天那种东西会来到你的身旁。”所以，正是为了心中美好的理想，为了与叶秋的恋情，谭渔毅然地抛家弃子，从熟悉的乡村来到了陌生的城市，等于是完全脱离开了自己的根系，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征程。但当他到了城市，在经历了殚精竭虑的个人奋斗之后，即使已经取得了世俗层面上的所谓成就，精神上却始终像一个孤魂野鬼，虽日日周旋于各色人等与各类女人当中，而终于与城市格格不入：“这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他知道他没法走通这个迷宫，……在这座迷宫里最终将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他终于明白，城市的河流仍旧在拒绝他，他们把我当成一滴油，我只能是一滴油，只能永远地水面上漂浮”。

不仅如此，在没有根系的城市里生活，他们也似乎缺乏日常的安全感，普遍表现出焦躁不安，游移不定。他们思维发散，耽于幻想。不仅谭渔“觉得他就像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木块，毫无目的地被水浪撞来撞去”，就连走进舞厅里的吴西玉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感：“在我的身后，我总感受到有一处深不可测的悬崖，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一处可以依靠的地方。”所有这些感受，自然和人物所栖身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是人物对于扭曲的现实环境的一种正常回应。墨白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在方方面面已经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这些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关系已经严重地扭曲变态，或者脱节，发生异化，这些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背景，这就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①张延文：《中国社会产生现代派文学的土壤——与墨白对话》，《天涯》2013年第6期。所以，面对着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不可预卜，每个人都惶惶不安：“你能知道哪一天哪一刻灾难就会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呢？”

墨白写到了那些身处社会低阶位的人们在“出人头地”的欲望驱使下个人奋斗的艰辛。由于社会阶层的相对固化，底层人的上升通道变得更为狭窄；即或偶有个把成功的幸运儿，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小说里，杂志社老编辑汪洋对着谭渔感慨地说道：“像你我这样农村里的孩子弄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你说说，咱弄到这一步，要比人家多付出多少代价？”至于那些靠出卖劳动力的底层民工，命运对他们显得更为残酷。他们来自农村，历尽艰辛，却常常饱受欺辱，得不到合理的报酬，以致对于整个城市与城里人都充满了怨恨。这是只有在高度城乡差别的后发展社会里才会发生的场景。由于面临着户籍、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差别待遇，城市与乡村长期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城市既需要乡村的劳动力，但又拒绝给予乡村劳动者以平等的报酬。乡村劳动者虽然积极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工作，但注定无法享用最后的成果。在城市里，他们只能是像候鸟一般的匆匆过客，在低等旅馆与廉价出租房里栖身不定。城市在一次性地消费完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之后，便又将他们扔回了乡村。

从最初的充满理想，到中间的努力奋斗，再到最终的理想幻灭，在这种情况下，墨白不惮花费笔墨，集中展示了人物在大时代洗礼下的精神蜕变。他尤其善于把同样的人物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对比观察。像一个老练的医师，他将这些被观察的对象置放于人性的显微镜下，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着无情的现实生活带给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些病灶。由于岁月的磨蚀，这些被观察的对象在精神上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蜕变。不仅是外在的清纯容颜不再，而且内在的那份真诚早已消匿无踪：热情已然被冷漠替代，率真也过早地让位于世故，许多当初的豪言壮语、宏图远志在现实的铜墙铁壁的撞击下早已粉碎殆尽，变成了一地鸡毛。例如，那个不太爱言语的羞涩女孩雷秀梅，昔日总喜欢雨天里不打伞漫步在校园里任性地让细雨淋湿自己的长发，现在则陷入了无休止的家庭纷争中去，经常与丈夫进行泼妇一般的大吵大闹。还有田达、“七仙女”、“杨贵妃”……那些曾经靓丽无比的青春倩影早已退化为遥远的背景并被时光的黑洞给无情地吞没了。

二

在后发展社会里，由于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必然导致竞争的残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表现得十分冷漠。这种冷漠会随着环境的进一步逼仄，而显得更为突出。当人与环境无法取得明显的调和时，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会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并随时有可能对于人的心态产生强力遏压的作用。例如，我们在小说中多处看到这样的句子：“他听到整个小城都在喘息，喘息中的小城显得异常疲惫”，“他感觉到他们居住的那幢两层楼房在阳光里哆嗦起来”。这个时候的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外在的自然环境，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处境。有时候，由于身份的巨大落差而可以使个人的精神世界无限地缩小，就像谭渔第一次看见了传说中一掷千金的富豪后，“面对这样的大款，他突然有一种跌入山涧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一直往下落”。同样，当他要从京城返回时，在火车站看到的则是另外一些 “像蚂蚁一样拥挤的人”。所有这些，都是现实刺激带给人物的真实的心理感觉，是其时其人卑微的内心状态的准确描摹。这种主观感受来源于客观环境的内化体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陌生感与异化现象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种群居的动物，人本来是时刻需要相互沟通与交流的，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人们变得彼此设防，日益冷漠。尤其是在价值混乱、道德失范的当下阶段，每个人都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克制着自己内心深处残存的那一丝善意，生怕会引火烧身。这使得当代人的内心长期处于一种严重的压抑状态。一旦这种压抑受到外界的偶然刺激，便会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源于此，墨白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言说的欲望，以最大限度地寻找理解与沟通。这个时候，语言不再是意义的有效表达，而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长久以来深沉静默的压抑之后的突然爆发。那些言说者经常喋喋不休，不停地讲述，呈现出一种完全的自我暴露状态。小说一开头与谭渔进行访谈的那位邮局女职员赵静，与其说她在进行访谈，不如说她是在一直进行自我陈述。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言说其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沟通，而只是希望获取一个有效的聆听者。“谁又来理解我们呢？没有，因而我们感到悲哀，我们要寻找自己的依靠，我们要找一只巨大的而温暖的手来安抚我们这些痛苦而躁动不安的灵魂”。因为在整体冷漠的社会氛围里，除了功利性的利益交换，人与人在心灵层面的互动诉求已经被大幅度地遏止了。就像谭渔到了项县火车站后，那个因为要招揽生意而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的女人，一旦发现对方与她的生意无关后，“那女人收住了她的微笑，她已经不再理他，她的目光已经探到他身后的某个旅客的脸上。女人那过于职业化的表情破坏了谭渔的心境，眼前的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变得不真实起来”。那种机械的表情正是冰冷而庸俗的商业化的次生品，它远离了原初的淳朴的自发性情感表达，而变得职业化、庸俗化、功利化。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现代人在陷入了原子式生活状态后所面临的那种日益孤独的心灵窘境。

三

《欲望》三部曲前后所集中刻画的三个男主人公形象，从谭渔、吴西玉到黄秋雨，他们在婚姻上似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早年因为个人出身、家庭经济等各种原因而造成了婚姻上的不对等关系。妻子都无法走进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可以说，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夫妻之间无法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任着泛滥的情感外溢，去寻找所谓的精神上的知己。就像吴西玉，由于在过于强势与粗鄙的妻子牛文藻的面前倍感压抑，他便喜欢上了一个叫尹琳的单身女性。而尹琳恰好是一个喜好艺术、耽于幻想的女性，善良、热烈然而单纯，向往着白天在草原里骑马，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面对着尹琳，吴西玉可以无拘无束，放松自如。他们常常在一起写诗，聊天，唱歌，绘画。对于这些富于艺术质素的人们来说，艺术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这种对于爱情的刻意追求，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对于婚姻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借用小说中人物于天夫的一句话来表述，就是：“婚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而爱情呢？总有一些理想在里面。”婚姻注定是现实的，它经受着时间的长度的考验。爱情则可以不需要长度，只要有足够的厚度就可以了。但其实世间并不存在那种纯之又纯的爱情，正如著名评论家勃兰兑斯所描述过的那样：“在《阿道尔夫》和按照它的路子写的小说中，都精确地估计了男女各方需要多少组成部分、需要有多少友情、多少献身精神、多少虚荣心、名利心、崇拜、尊敬、肉体上的吸引力、希望、幻想、失望、仇恨情绪、厌烦情绪、热情、自私的打算等等，才能构成双方称作爱情的那个混合体。”①［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爱情在本质上是欲望的升华。这种欲望隐藏在最核心的内里，其外则包裹着诸如情感、理智、伦理、道德等层层装饰。一旦欲望得到了满足，情感也相应地变得冷淡乃至厌倦。它能够在外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迅速地点燃，而当所有的热情都充分耗尽之后，便迎来最终的毁灭。其最大的收获，不过是给日常鸡零狗碎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刺激，就好像在清淡的食物里面羼杂了些辛辣的作料。

所以，墨白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在寻找爱情，不如说他们是在以爱情的名义进行另一种出走，其行为是一场不敢正视严峻现实乃至掩面而走的精神溃退。因为即使在所谓的“温柔乡”，面对着自己真心所爱的对象，一番为时甚短的火热激情之后，他们便会普遍表现出厌倦与恐惧，害怕被对方的温柔与太过安逸的生活给束缚住了。而且他们所面对的对象几乎大多数都是自己的仰慕者、崇拜者，而不是精神上的真正完全平等者。男主人公在文化素养上高高在上，借着艺术的媒介诸如只是简单的一幅画、一首诗甚或一篇散文就点燃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热情。双方一拍即合，一方面是情爱追求的逐新骛奇，另一方面则是精神领域的极度饥渴。这种心灵的彼此需要使他们很自然地走在了一起。导师与学生，偶像与粉丝，明亮的灯塔与暗夜的摸索者，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身份表征。女主人公精神上的自我矮化与对男主人公的无限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后者的虚荣心理，使他得以填补因为早年粗鄙仓促的婚姻而得不到理解的那段空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墨白笔下的男主人公们都是世俗生活中既追求精神享受又不能完全放弃感官刺激的当代文化人形象。他们为情所困，为理所惑，为欲所苦，既已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便只能陷身于欲望的泥沼，在浅层次的物质、伦理、道德中犹疑挣扎。他们都有着忧伤的心灵，因为同病相怜而蜷缩在一起，渴望在寒冷的日子里相拥取暖。但这只是理想中的状态，一种虚幻的精神慰藉；一旦严寒的日子真正来临，需要在痛切的考验面前做出真实的人生抉择时，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论是吴西玉在面对着尹琳要求自己与妻子离婚时的踌躇不决、取舍不定，还是谭渔与叶秋由起初的一见倾心到最终的劳燕分飞，都是这方面的最佳佐证。

四

既然现实人生是如此地不堪承受之重，而自己又缺乏迎难而上、屡挫屡勇的坚韧，对于墨白笔下的人物来说，他们便只有选择最后的逃避一途了——或逃避于醉乡，通过酒精的短暂麻醉来掩饰自己不敢正面现实的懦弱；或逃避于梦乡，于暂时的小憩中忘却自己在尘世间的烦恼：“睡着了什么都不想了，……睡梦是我们幸福的家园”，“我总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昏沉沉地入睡，外面骚乱的世界渐渐离我远去，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也渐渐地平静下来”。而当这两种逃避都无法发挥作用时，他们便又一次想到了故乡。

当初因为逃避而离开故乡，最后又因为新的逃避而向往重新回归故乡。这些漂泊的游子们在人生的困顿之际企图借着温暖的故土来安慰自己那疲惫的心灵。例如，在官场与家庭里感受到了双重压抑的吴西玉，“一回到这座城市里，我就开始思念我曾经拥有过的寂静的乡村生活”。他们主观地以为，淡泊宁静的故乡与喧嚣功利的城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吴西玉的记忆里，“颍河里的水永远是清澈的。我记起河道里的白帆和木排，我记起河道里村姑的捣衣声和船夫的号子声”。只有故乡才可以抚平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慢慢接近的故乡多少使我那颗终日焦虑不安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然而，时光无情地冲涮着一切，故乡并不例外，也一样经受着风雨的洗礼。由于现代工业的污染，从前美丽的家园已然褪色，变得日益破败不堪，“那里现在已经不通航了，河里的水又黑又臭，……一切都是那样的暗淡无色，河道里流着酱油一样的河水”，“那些充满情趣的往事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就像我的纯洁一去不复返一样”。在墨白的笔下，颍河这条最具有象征意味且令无数出走的游子们魂牵梦萦的母亲河，早已失却了原来的风貌。它充满了诱惑却令人恐惧；包含着希望也令人绝望；既暖意融融又寒气森森；一次次地迎接着新生同时一次次地孕育着死亡。在小说里，那个昔日美丽聪慧的女同学“七仙女”，常常在河堤边漫步，流连风景，引起爱慕她的男同学们的无限遐思；但后来却因为丧子而精神失常，凄惨地淹死在了河里。

美好只存于记忆，诗意也全属过去，现实的田园一片荒败，人事全非。那当初生命的出发点——淳朴的人事，温暖的乡土，纯洁的心灵与温馨的亲情，以及那些代表着一切最神圣的能够使心灵归宿的东西，早已退化并终将完全消逝。就像谭渔，当他伤痕累累地回到家乡来安慰自己疲惫的灵魂时，不仅昔日的美丽家园荡然无存，连从前经常在一起活泼嬉戏、亲昵无间的儿子也变得十分陌生，不再与他相认。

中国的古典文人们在遭遇人生失意或者重大挫折的时候，往往会生发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退隐思想，劝慰自己“不如归去”。然而，在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随着田园荒芜、江湖变色，当年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们这最后的一点退路已经被彻底地封死了。因为无论是处身乡村或者都市，都无法让他们的心灵彻底地安顿下来。进退两难，“半间不界”，正是他们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所以，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大诗人陶渊明在发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之后，尽可以悠然自得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但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与乡村夹缝之间的谭渔、吴西玉、黄秋雨们来说，他们已经找不到一块可以退守的心灵根据地了。那种遥远的“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古老传统，现在只能更多地停留在心灵宣泄的层面，与真正要进行的现实抉择已经关系不大了。即使他们勉强循古人之意而选择“归去”，也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为严峻也更令他们感到惶惑的事实：田园早经败落，归去已然无家。没办法，这就是他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