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整合机制下的翻译伦理研究

柳 琴， 杨佑文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概念整合机制下的翻译伦理研究

柳 琴， 杨佑文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下，剖析翻译伦理对译者的规约过程，旨在构建并完善翻译伦理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翻译伦理建构过程涵盖了解构原作、信息转换和建构译作时的三轮概念整合机制，包括四大心智空间网络图，由原作、原作者的创作风格和动机、译者背景知识和翻译技能、读者认知模式与阅读喜好、源语与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等元素构成，各元素经过映射与合成，引导和规范翻译伦理模式构建，为翻译伦理的跨学科研究探讨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路径。

概念整合机制； 翻译伦理； 心理空间； 跨学科研究

认知语言学宣称，“人类的语言不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系统，而是建立在人的体验感知和认知能力的基础上。”[1]151997年，著名的美国认知语言学家Fauconnier基于Lakoff和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并强调概念整合机制是人类语言中的意义生成和理解的重要转换器。作为经典的语义构建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和途径[2]7。因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概念整合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话语分析、文体学、符号学、语法、隐喻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等领域。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跨语言交际活动，自然与人的认知思维活动密不可分。因而国内不少学者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来研究翻译中的语义构建、意义转换和译者认知加工的思维过程。孙亚[3](2001)运用心理空间理论探讨了翻译中的原文空间和译者空间及译文空间，解释了翻译的创造性。并与戴凌和徐峰一起提出了翻译空间理论，他们认为原文文本空间和译者认知空间是两输入空间，而译文则是合成空间，源语和译语文化共核则是类属空间。[4]9陈明道[5](2002)基于体验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多元翻译标准兼容互补，并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翻译思维方式。王斌[6](2002)从认知结构视角，将翻译纳入概念整合机制，解释了翻译的动态性。继而2006年，他又对解构和整合作了对比研究，用概念整合理论阐释了翻译中的复原与创造问题。[7]王文斌[8](2004)通过回顾概念合成理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空间冲突是幽默言语和隐喻言语的认知关键。王寅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提出了和谐翻译的原则[1]15。王心洁和马仲文[9](2006)从心理空间和原型范畴视角探析了翻译过程。尹富林在概念整合模式下，探讨了翻译的主体间性，认为原作者、译者、读者、源语和译语之间具有对话交流，相互转化和映射等关系[10]41。朱音尔[11](2013)从文化认知、思维表述、语言结构和形式等层面论述了概念整合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苗菊[12](2014)在概念整合框架下，探析了翻译准则参入机制，并对跨学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年，李忻洳基于概念整合机制，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原文理解、译文表达、修改润色三大环节，并解释了“创而有度”的翻译原则[13]83。金胜昔和林正军[14](2016)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译者主体性建构的概念整合机制。

在翻译实践的各个环节中，包括原文的解构与建构、意义转换、译文创造和修改润色等，译者时刻都在进行着选择、匹配、投射、组合、完善等心智活动。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译者以现实世界的体验为认知背景，积极参与到多元互动的认知模式中。为了与原作者、译者、读者、委托人、译评家等翻译主体进行多维对话，达成协议，译者时刻要接受翻译伦理的规约和影响，适时适地的选择恰当的翻译标准和原则。鉴于此，文章将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翻译伦理对译者认知思维的影响。

1 概念整合理论概述

概念整合理论的雏形是心理空间，而其源头则可追溯到概念隐喻理论。Fauconnier发现隐喻实则是人们在思考与交际时所建立的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并于1985年在其专著《心理空间》(Mental Space)(1985)一书中系统探讨了自然语言意义建构的心理机制，Fauconnier认为，“在任何思维的过程中，语言是标示或检索认知构建的手段，而心理空间之间的连接则标示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相对应的成分和映现结构”[15]16。继而，1998年Fauconnier与Turner，明确定义心理空间为：“人们在思考和交流时，为达到局部理解与交际目标而构建的信息集合和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age)”[16]113。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关联互动。随后，Fauconnier于1997年在《思维和语言中的映射》(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中正式提出概念整合理论，并详实地勾勒出各心理空间的映射网络图。2002年，在与Turner合著的《思维的方式》(The Way We Think)一书中宣言，概念合成理论包括结构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s)和管制型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s)，前者指引跨空间映射，并产生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后者负责优化、完善和整合新创结构[17]310-312。

如图1所示，概念整合网络图包括四大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inputs)，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与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元素通过筛选与跨空间匹配，相似元素投射到类属空间，形成共享结构。同时，在类属空间的制约下，两输入空间的元素经过配置、融合之后，有选择性地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至合成空间，最后经过译者的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与扩展(elaboration)，形成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组合”即译者提取两输入空间的相关信息，建立新的关系；完善是译者联系背景知识和语境，对“组合”后的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处理，最后通过“扩展”，生成新创结构。

因参与的输入空间数目和概念范畴的差异性，概念整合网络图可分为4大类：单向网络(simplex network)、镜像网络(mirror network)、单域整合(single-scope network)和双域整合(double-scope network)。而双域整合网络图因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能够全面再现并阐释翻译中信息解构、意义转换和译文构建等问题，被广泛运用于翻译研究中。

图 1 概念整合网络图

2 翻译伦理要旨

在古汉语中，“伦”原义为“和”，例如“八音克谐，无相夺伦”[18]9。而伦理的首次组合最早可追溯至西汉的《礼记·乐记》，即“乐者，通伦理者也”[19]10。后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深入民心，“伦理”也就深深地烙上了“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印记。在西方，“ethics”是由希腊语“ethos”演变而来，意指“人格”与“风俗”，后引申为探讨人际关系的规约。随着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常与道德和行为操守相联系，被用作处理和调节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而翻译作为一项高度制度化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无论是翻译题材的选择，还是原作的解构，亦或信息转换，还是译品的建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地受到各种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的制约与协调。翻译实践中涉及的各方交互主体包括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委托人、赞助商、编辑、译评家等无不是在翻译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下，有条不紊的共同完成翻译实践。

2.1 贝尔曼对翻译伦理的界定

1984年，法国的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L’epreuve de I’ e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I’ Allemagne romantique’’)中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他认为“对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20]23。“由于一切文化都具有‘我族中心主义’的本土保护色彩，任何社会都尝试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完整性，翻译中必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杂交繁育的暴力。”[20]16因此，贝尔曼认为翻译的“正当目标”是“以异为异”，即尊重和彰显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21]285-286翻译的目的是通过引入差异来丰富、发展和完善本族语言文化体系，从而促进世界语言文化的多元性。此外，贝尔曼认为，译者从接受翻译任务的那一刻起，便肩负着责任和义务，受到各种职业规范的约束。同时，他反对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者作为有创造力的主体，其权利应当被尊重和维护。

2.2 韦努蒂的“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

韦努蒂借鉴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重视异质”的翻译思想，吸收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思想，向归化(domesticentrism)发难，极力推行“异化”(foreignisation)和“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以便抵抗殖民国家文化霸权主义，保存异域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特色。继而，在《翻译之耻》一书中，韦努蒂详细探讨了翻译的社会效果，并以法国思想家莱瑟科尔(Lecercle)的“语言剩余”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存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随后，韦努蒂又在同一本书中，大力宣扬归化翻译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 并定之以“求同伦理” (ethics of sameness)，实则是蓄意解构自己苦心经营的“存异伦理”。于是，韦努蒂的思想在存异伦理与求同伦理之间飘荡，在自我建构与解构之后，寻求新的突破和创新，即“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顺势而出。面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往往成了全球和本土潮流的杂合体(hybrid)[22]166。翻译实践不再是简单的归化和异化问题，同时，译者还应该考虑翻译的动机、目的和效果。因此，因地制宜伦理能有效地指引译者根据翻译的终极目的，适时适地采用最优策略，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和更新。

2.3 皮姆的“主体间伦理”(Eth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作为翻译伦理的先觉先行者, 1997年皮姆就在其专著《论译者伦理》(Pour une ethique du traducteur)一书中对翻译伦理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当传统的忠实和对等原则无法解决翻译实践中的问题，例如，译者面对原文中的历史性事实错误，到底是该与客户协商更正，还是依照错误事实翻译，亦或加注解释？当原文中出现明显的种族、性别歧视时，译者是否该拒绝翻译？鉴于此，皮姆提出了合作共赢的职业伦理观。他认为译者作为原语和译语文化的协调者和建构者，不屈从于任何一方，在跨文化交互空间(intercultural space)中享有独立身份。继而，皮姆打破了传统的忠实伦理观，第一次将“文化间性”引入翻译实践中，促使传统的忠实伦理向文化交际伦理转变。再者，皮姆聚焦于翻译的职业伦理，认为译者不再作为个体对某个作者负责，各翻译主体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委托人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各尽其责，因此他正式提出翻译的主体间伦理(Eth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2.4 切斯特曼的五大伦理观

切斯特曼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释和全面的分类。1997年，他在《翻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四大基本规范：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沟通规范(communication norm)和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并提出了4条与之相对应的伦理价值观：明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基于规范原则，切斯特曼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5大翻译伦理：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和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23]139-154。再现伦理强调译者必须真实地反映原作的内容、形式和目的。译者不可随意添加、删减和改写；服务伦理侧重于翻译的功能和目的，认为翻译是由客户和委托人发起的商业行为，因此译者应忠实于客户，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交际伦理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原语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成功达成跨文化交际；规范伦理要求“译者严格遵守预期的规范行为，不让读者或客户受到惊吓，任何与规范不相符的行为都应该在如：前言中标出”[23]141-142；承诺伦理借用麦金泰尔的德行伦理学，为译者起草了一份道德准则，涵盖了忠实于客户、公正、负责、明晰、真实、理解等九点细则。

综上可鉴，虽然各大翻译家的伦理研究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各伦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和范式各异，讨论的层次和应用的范围也不同，本文将从概念整合机制的视角对翻译伦理进行整合，为翻译伦理的跨学科性研究开辟新的视野。

3 概念整合机制下的翻译伦理探析

各种翻译伦理介入译者的认知思维过程，影响译者对翻译准则的选择，制约翻译行为的工作机制。文章借助于概念整合机制的双域整合网络图，从原文解构、意义转换和译文建构三大环节，探析翻译伦理对翻译实践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希冀构建翻译伦理的概念整合模式。

3.1 原文信息解构中的翻译伦理

王斌[6]25认为“交际话语是概念结构(被表达事件)与语法结构交织的结果。”交际话语指真实语境中的话语。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原作实则是作者根据源语语境进行概念整合的结果，而译者对原作的解构实则要回归到源语社会文化语境和自身已储备的原文背景知识或概念域重构原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空间网络图。翻译中对原作的解读是一项复杂的认知过程。诸多因素影响并制约着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为了避免原作解构中译者的“欠译”(undertranslation)“过译”(overtranslaton)和误译(mistranslation)，译者需具备扎实的源语文化知识、理解原作创作风格、写作意图，深谙源语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审美价值、源语读者认知模式等。

如图2所示，原作解构的概念整合网络图包含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输入空间一是原作的语言信息，涉及到词汇、语法结构、文本特征等；另一个是译者储备的原文创作语境，包括源语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原作者创作风格和意图等以及译者自身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念。类属空间是源语的语言文化信息与原作的创作语境中共有元素的映射，即源语文化。两大输入空间的元素通过类比、选择、映射等心智活动，在特定翻译伦理的规约下，选择性地向合成空间投射。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筛选并组合原文语言与语境信息；再辅以源语社会文化心理图式，通过完善和扩展程序，创造出新创结构，即译者最终对原文意义的解构和构建。

图 2 原文信息解构过程的整合网络图

在原文信息解构的过程中，译者主要受再现伦理、存异伦理、主体间伦理和承诺伦理的制约。当译者将原文语言信息和原文创作语境相融合，并选择性地将两输入空间的元素投射到合成空间时，再现伦理和存异伦理介入输入空间，要求译者立足于原文文本信息，忠实并再现原作者的创作宗旨、风格和情感，尽量保存原作中的风姿韵味，切不可妄加推断，随意添加或删减原作意义。对原文的概念和句法结构进行语境解构时，译者所储备的源语社会文化知识、原作者创作风格和创作动机等因子被激活和调用，规约译者客观、准确地解构和建构原文语义。其次，主体间伦理介入合成空间，引导并规范着译者的权利和义务。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即：作者中心主义或译者权利至上的格局被打破，译者不再是奴隶和隐形人。主体间伦理倡导译者和作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一方面，作者充分信任译者，授予译者创作原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译者在忠实于原作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当译者发现原作中有历史性错误时，译者应积极沟通协调原作者，征求作者意见，灵活调整原作构架，使原作有效地适应译入语语境。最后，承诺伦理至始至终都规范着译者积极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和誓言。作为一名译者，当他接受翻译任务的那一刻，译者的职责和义务便形影不离的规约和引导着他的翻译实践，在原作的解构过程中，宏观视域下，译者对作者和委托人的忠实、对工作的负责态度等体现了译者践行道德准则，信守承诺；微观层面而言，译者正确理解原作，用语明晰、准确、地道等时刻彰显着译者的严谨风范和责任意识。综上所述，再现伦理、存异伦理、主体间伦理和承诺伦理相互交织，赋予译者能动性、创造性和受动性，共同引导译者正确解构原文信息。

3.2 意义传达中的翻译伦理

继原文解构的概念整合，译者经历了语言转换的思维认知过程，将原作的意义切入到译语的认知语境中，结合目标语的社会文化规约和审美机制，以便准确地道地传达原文信息。由于原语与译语文化的差异性，原作中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蕴需要依照具体的译语语境，辅助于译语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图式，参照译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和审美趋向，适当地调整转换原文意义，以便整合生成符合译语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意义。

如图3所示，该概念整合网络图包含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一是译者根据原语认知语境构建的原作意义，即原文解构阶段生成的合成空间，代表源语文化精髓；输入空间二是译语的认知语境，包括译入语的社会文化习俗、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审美情调、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认知机制等元素，代表译语文化。而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的相同因子经过选择，投射至类属空间，构成了意义转换的桥梁和基石，即双语的文化共核。两输入空间中的元素经过筛选、类比、映射等心智活动，投射至合成空间。译者在特定的翻译伦理的关照下，通过完善和扩展等心智运作，整合生成新创结构，即符合译语社会文化认知语境下的原文信息。

图 3 意义转换过程中的整合网络图

在意义转换中，译者主要受到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主体间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影响和规约。服务伦理介入输入空间二，引导译者不仅要认真履行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还要照顾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满足其期待视野。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一大重要指标，具体体现为译品在目标市场的宣传度：如，主流社会媒体与核心权威期刊对译品的宣传和评价，顶级出版社的发行量及全球性文学奖或翻译奖提名等。交际伦理介入输入空间与合成空间，倡导译者在双语意义转换过程中，当原语与译入语由于文化空缺无法实现语言形式和内容对等时，译者需要理智取舍，运用改写、增译或删译等策略调整译文，以实现跨文化交际为宗旨。

主体间伦理介入合成空间，规范并制约着译者的主导性和创造性。概念整合机制下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源语和译语。各主体间具有对话、转换和映射关系[10]43-44。在意义转换的过程中，译者对原作信息进行概念整合与重构时，具有能动性和受制性。一方面，译者在与译语和目标读者交流时，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根据译语社会文化语境，对原作信息作出适当选择和创造；另一方面，译者的主导性又受制于转换前主体间的操纵(即原作者意图和源语语境)，和转换后主体间的制约(即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语语境)。因此，译者要兼顾原作者的创作宗旨和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找到原语与译语的最佳切入点，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需求。

规范伦理认为，译者在意义转换过程中，应满足特定的文化期待，即符合译语规范，为译语国家和社会所接受。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的葛浩文堪称典范。他在英译莫言的小说时，很注重英美读者的审美情调和阅读兴趣，在《酒国》、《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中不同程度地添加了性爱和暴力描述，以顺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同时还征得莫言同意，将《天堂蒜薹之歌》“缺乏灵感的结尾”改编成相反结局，以更好适应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在意义转换过程中的概念整合机制下，规范伦理、交际伦理、服务伦理和主体间伦理共同规约并引导译者将原文信息置于译语认知语境，以服务读者和跨文化交际为宗旨，平衡各交互主体的利益需求，按照译入语的认知规范，准确地实现意义转换。

3.3 译文建构中的翻译伦理

在译文建构的过程中，原作的意义通过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组织形式得以传达。即译者心智空间中所储备的语义信息以译入语的形式展示出来。此时，译者需要综合协调多方关系，包括原作者的创作意图、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委托人和客户的翻译要求等。如图4所示，该概念整合网络图包括两个输入空间，其一是原文意义空间，即意义转换过程中的合成空间；其二是译者所储备的译语知识空间，包括译语社会文化图式，译者的语言技能，译语的诗学审美情调、意识形态，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好、认知模式等。两输入空间中的共有元素映射至类属空间，即译语文化共核。类属空间是译作得以创造的基础。同理，原文信息空间和译者知识空间中的元素经过译者的筛选、类比和组合，映射至合成空间。译者在翻译伦理的指导和规约下，参考译语的社会文化心理图式，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合成空间，生成新创结构，即优美流畅的译文。

图 4 译文建构过程中的整合网络图

译文建构过程中，规范伦理、交际伦理、因地制宜伦理和承诺伦理指导并规范着译者的选择。规范伦理介入输入空间与合成空间，要求译者在创造译文的时候，译文的风格和主流价值观必须符合目标文化的期待，适应译语社会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当原文的信息有悖于译语的社会审美趋向时，译者需运用归化或意译等策略，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交际伦理则引导译者以实现跨文化交流为宗旨，当源语中的文化典故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对应措词时，译者需灵活处理，通过音译加注法、意译法、增译或减译法，有效地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例如被中美媒体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唯一首席接生婆”的葛浩文在英译莫言的《生死疲劳》时，运用直译和归化手段很好地将原作的交际意图传达给读者。

原文：“……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收刮民财，剥削有方……”[24]19

译文：“…but this time you’re a cooked crab that can no longer sidle your way around, a turtle in a jar with no way out. You plundered the people’s property, you were a master of exploitation, …”[25]23

原文摘取《生死疲劳》第一部的第三章，讲述了西门闹被押赴村外正法时，洪泰岳对他的痛斥和反讽。此时的西门闹已经虎落平阳，大势已去，正如煮熟的螃蟹和瓮中之鳖，任由洪泰岳处置。译者的思维介入原文信息空间，并调用了译语的背景知识空间，两空间的元素进行选择性的匹配和映射。译者在译语文化的框架下(类属空间)，以传递交际意图为宗旨，与原文信息在形式和内容上相匹配。为了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西门闹走投无路的窘境，葛浩文采用直译手法，将“煮熟的螃蟹”和“瓮中之鳖”直译为“cooked crab”与“turtle in a jar”使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保持一致，从而顺利地向读者传达了交际意图。

原文：“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24]22

译文：“You really are stubborn,”Hong Taiyue said indignantly.[25]27

原文来自第一部第三章洪泰岳怒斥蓝脸顽固不灵，死守单干，就像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难进。由于原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歇后语，若直译为英语，目标读者定会迷惑不解。原文信息空间和译语认知空间存在文化不对等和信息空缺，因此，为了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葛浩文直接采用意译的手法点出原作的隐含意义。

因地制宜伦理介入译者的背景知识空间，潜移默化地指引着译者高瞻远瞩，以全局的眼光审视翻译的终极目的，根据翻译的动机来选择翻译策略。对于那些严重缺乏本土文学传统的边缘文化，译者可以通过对强势文学实行归化策略，促进本族文学从传统的口语转向现代文学。当今世界，西方文化仍居于主流地位，而亚非拉美文化仍陷于边缘境遇。如，晚清杰出的翻译家林纾和严复便是绝好的例证。1898年，林纾以诙谐、高雅的古文笔法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巧妙地打破了“雅”“俗”文学的鸿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杨联芬高赞林纾“以工为叙事抒情，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26]86-87。而严复则临摹先秦冷僻的古文句法结构和桐城古文的“雅洁”文风，打破传统的形式对等观，创造性地翻译了《天演论》等11部优秀西方著作，为传统的中国文化输入了先进的西方思想。最后，承诺伦理介入合成空间，从职业技能和道德操守层面要求译者恪守原则，遵守承诺，既要忠实于委托人和原作者，同时又要对目标读者负责，运用合理的翻译策略，完美地完成翻译任务。

综上所见，在译文建构的概念整合机制中，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引导并制约译者严格恪守职业道德；因地制宜伦理则赋予译者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会灵活变通，以传达交际意图为目的，适时适机地巧用策略，创造译文。

4 结语

将翻译伦理置于概念整合的视阈下，运用心理空间网络图，描述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语义构建的认知机制，明示了不同翻译伦理对译者心智空间的介入和操控，形象生动地彰显了译者思维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整合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翻译伦理的跨学科研究探讨新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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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86-87.

[责任编校： 张岩芳]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Ethics in View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LIU Qin,YANG Youwe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beiUniv.ofTech.,Hubei,Wuhan, 430068)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 paper intends to expound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al ethics, thus constructing and consummat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ethics. It reveals that translation ethics consists of three round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 deconstructing the source text, meaning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target text, which is composed of four mental spaces including the author, the author’s writing style, motivation, the translator’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ranslation skills, the reader’s cognitive mode and preferences,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After being mapped and composed, it guides and regulates the translator to construct a feasible ethics model so as to shed light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translational ethics; mental spac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1003-4684(2017)03-0089-07

H059

A

2016-06-21

柳琴(1992-)， 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杨佑文(1967-)，男，湖北黄冈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话语分析，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