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三峡外迁移民社会整合的因素分析

李伟南， 杨海婧

(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1 背景介绍

三峡移民属于工程移民，这类移民是由于国家、社区或者政府为兴建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而引起的人们被迫迁移的一种人口流动形式[1]。与通常建立在市场调节机制基础上的自主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一种非自愿性的流动。安置模式上，工程移民又可以分为就地后靠移民、外迁移民，其中外迁移民又包括集中外迁移民和外迁分散安插移民。这类移民是指将三峡库区移民从环境容量和土地承载力都难以承受的三峡地区迁移到其他省市安置。由于库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造成库区经济的相对贫困。而外迁移民大多都是迁移至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就造成迁出地和迁入地在社会、经济、自然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 客观因素

2.1 语言上的障碍

三峡地区方言特色明显,属北方方言。而安置区则可谓南腔北调,造成移民同安置区居民交流的困难, 构成社会融合的重要障碍，有时还会引起误会。例如,浙江长兴和嘉善地区的试点移民一直在抱怨安置区的群众“骂”他们为“愚民”，令人不解。但不久发现浙北地区“移民”的发音同“愚民”极为相似[2]。另一方面，很多移民由于文化程度偏低，不会说普通话或只会说一点点。而由于国家的“以农为主，以土为本”的安置政策，日常生活中与三峡移民经常接触的大多是当地农民，他们一般也不讲普通话，日常交往用的是当地方言。比如上海崇明，当地居民以农民居多，基本日常用语为崇明话，不说普通话，因此导致移民迁入崇明后在沟通上出现类似于“鸡同鸭讲”，一头雾水的局面，在生产生活上造成极大的不便。尤其是一些移民在村里的一些企业、工厂应聘岗位时往往受到“冷遇”，因为他们不懂崇明话，与工厂的职工在今后的工作中沟通会不方便，因此厂方人员对三峡移民不青睐[3]。

2.2 风俗习惯差异

历史的、地理的、生产生活的多样性，使得我国的风俗习惯丰富多样，风俗习惯的形成与传承，常与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南方和北方、山区和平原、乡村和城镇的居民都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婚丧礼仪习俗，移民搬迁安置以后，社会融合是一个再社会化的问题，牵涉到“文化同化”的过程[4]。如何适应安置区的风俗习惯，如何“扬弃”原有的风俗习惯，成了他们的新课题。移民旧居住地民风质朴,生活节奏松散,有其独特的山民与渔民相结合的习俗。而安置地一般属于东部沿海地区,两地相隔数千里,风俗习惯迥异。比如江苏大丰，丧事操办是火葬,仪式简单,而三峡库区有土葬的习惯,讲究“入土为安”；在计划生育上, 大丰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孩子”和“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渐入人心，而三峡库区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很严,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移民期望中的子女数目往往是两个[5]。风俗习惯的差异,给移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移民会以自己本区域的标准去评价对方的区域文化,认为本区域的伦理观念、行为规范、婚姻形式等都优于对方,常常怀疑、敌视对方的区域文化。面对异乡文化,这些移民容易产生“月是故乡明”的文化心理,凡是故乡的文化便想亲近,愿意将其传承下去。在这方面,年纪较大的移民的反映较为明显,他们思乡情绪浓重,对安置区的习俗、习惯采取退避的态度(如惧怕火葬)。二是文化适应要求,它要求移民认同、接纳安置区固有社会文化。尽管文化适应或者说同化是一必然趋势,但一些移民不愿发生这个过程,即使发生了这一过程,移民也是非自愿的。

2.3 教育问题

因为迁出地与安置地学校在教学进度和教育质量上存在差异,移民学生的学习基础普遍比较差,整体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各科考试的及格率均较低,尤其是外语,与安置地学生相比,移民学生感到学习比较吃力。虽然在政府的直接关心下,许多有移民学生的学校和班级都配备了专门的老师为移民学生“开小灶”,有些学校还鼓励班级同学积极帮助移民学生补习功课,但在短期内,学习成绩上的差距是明显的。外迁安置地一般属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比如上海，教育水平可以说是全国领先，师资力量雄厚，教育水平与教学条件全国一流；而库区的教学却比较落后，许多移民子女在当地上的都是乡村小学，那里教育设施简陋，教学内容落后，基本无现代化教学设备，一些教师本身的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因此，移民的子女在迁入安置地后在新的学校里出现不适应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孩子进入学校后成绩不理想，无法适应安置地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节奏[6]。移民不仅对生活和就业的期望值较高,而且更是把家庭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从山区走出来,能够受到良的教育,将来上大学,出人头地,但现实的状况着实令他们焦虑不已。

3 主观因素

3.1 心理落差大

水库移民规模大，人数多，搬迁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为了达到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国家对补偿物质损失的投入资金巨大，但从现实来看，常常难以达到平衡的状态，因而造成移民心理上的不满和恐惧。由于迁移前移民对迁入地的生活环境抱有相当高的期望值,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标准来安排今后的生活,但迁移后很多人发现安置地的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符合他们的期望,面对理想和现实间的较大差距,难免会产生失落和迷惘。再加上短期内一时无法致富、一时不能脱贫的困难，使移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精神忧虑感[7]。外迁的移民往往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思乡情绪。一些人总认为新家不如老家好,不愿意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也不愿意主动与当地居民交流和互动。他们的心理很脆弱,也很敏感,时时怕吃亏,处处怕被当地人欺负。总是在移民安置较为集中地区域进行生产生活，易形成移民自己的社交圈而不与当地居民打交道。而且,移民中普遍存在着自己“为了大家,舍了小家“的委屈情绪,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愿意拿出自己的移民身份作为讲条件的砝码，“特殊公民”的意识很严重[8]。

3.2 角色定位模糊

移民对自己即将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没有任何经验，造成了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许多矛盾和困惑。

3.2.1对自身身份的模糊认定虽然在形式上他们已经是迁入地的居民(比如说上海人、广东人、山东人等),但几十年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培养出的地域文化又使他们难以马上接受这一身份的转变,特别是语言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定和接纳。因此,在对自身身份的认定上移民是困惑和模糊的。

3.2.2“等、靠、要”思想严重按有关文件规定,移民在搬迁落户后的两年内,享受国家的生产资料购置补助费、过渡期生活补助费、困难户补助费、免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等优惠政策;安置地政府还为移民提供了卫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生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9]。这些措施对稳定移民思想,帮助移民平稳过渡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移民的特殊待遇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最突出的是移民的“高指靠性”,或称“依赖综合症”。部分移民“等、靠、要”思想十分严重认为是“国家要我搬迁,不是我要搬迁”,处处要求政府关心,凡事都要特殊照顾。如迁移到上海崇明的移民,有部分人既要求政府安排工作,又不珍惜就业的机会。移民落户后,镇政府通过牵线搭桥,先后帮助联系多名移民就业,但许多人或嫌苦嫌累,或嫌待遇低而纷纷离岗[10]。移民的高指靠心态在非自愿移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在移民搬迁之初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特殊待遇对于移民本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转变观念，尽快投入到安置地的生活是有阻碍作用的。并且国家政府对于移民的优惠政策容易使迁入地居民对其产生反感，移民总是以“特殊公民”自居也会影响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的接纳和认同。

3.2.3主体能动性不高部分移民缺乏积极性,处于明显的依赖、懈怠状态,“说实话,谁都不愿意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家乡,为了国家三峡工程的建设,我们只得牺牲了自己,我们是有很大功劳和贡献的。动员搬迁时移民干部叫我们相信党、相信政府,说什么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收入来源,发展生产又遇到种种困难,当然需要靠政府来帮助、解决。不指望政府,靠谁呢?都知道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本事特长,这儿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有什么法子呢?”[11]显然,这些移民不能自觉地认清现实情况,不能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和克服困难,难以适应安置地的生产生活。移民主体能动性对于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较高的能动性,能够调整移民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克服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障碍,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家园。比如移居到江苏大丰市的移民，绝大多数已认识到当前的严峻形势,主动向当地居民请教生产劳动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积极寻找致富之道,比如一些有特长、有经验的移民搞起了汽车运输、生猪屠宰、木器加工、开办酒店等[5]。

4 政府帮扶措施

第一,政府的帮扶必须与当地民众的参与相结合。对移民的管理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单纯采取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办法是远远不够的。移民的迁移虽然主要是靠政府发动和运作的,但来到安置区后,在今后天长日久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交往最多的还是当地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冲突也好,利益共享也好,都直接与当地百姓息息相关。因此,安置地政府如何做好本地居民的思想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据了解,迁入地当地的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差异,大部分人抱持欢迎的态度,但也有少数人对移民有偏见,认为他们文化素质低下,与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有差别,给当地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带来冲击。如果当地民众始终对移民抱有这种偏见,那么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社会整合过程势必变得更加艰难而漫长。在移民工作中,政府必须首先做通安置地民众的思想工作,丢弃“包袱”情绪,发动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在镇、村、组分别建立不同等级的移民帮扶组织,形成上下联动的帮扶工作网络。

第二,政府的物质帮扶必须与对移民的“造血型”帮扶相结合。政府首先要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移民安置的各项物质补偿政策,诸如安置资金、住房建设、承包地分配、税收管理等。除此之外,政府更要注重对移民的“造血型”帮扶,如组织生产技术培训,让移民尽快熟悉和掌握安置区的耕种方式和方法,帮助移民提高生产技能,寻找增收致富的门路。因为移民在整个工程启动的初期,的确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但这毕竟是暂时的,移民今后的生活长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移民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发展新技能,开拓新出路,他们才能在政府放手后尽快地自强、自立，走上致富之路。

第三,应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变移民对政府的指靠为对个人和社区的指靠。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扩大社区的生产、生活容量,提高社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使移民从被动的“等、靠、要”状态,转变为主动在社区内寻找就业的机会。

第四，建立增强社会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移民安置跟踪监测评估制度。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家委托的监测评估,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访问移民户和当地社区,了解第一手资料,及时反映移民的社会、经济、心理状况,向有关部门报告,及时提供帮助。

5 结束语

三峡工程移民无论是客观上的“无奈”,还是主观上的“被动”，都是彼此适应的艰难却又必然的社会整合历程。社会整合是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非自愿移民的社会整合,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受到移民本身心理状况以及安置地与迁入地之间复杂的社会、经济、风俗等主客观方面的影响。这也决定了外迁移民社会整合不单单只是利益方面的整合，还包含了政治、文化，甚至宗教信仰、民间风俗等各方面的整合，需要外迁移民、安置地群众以及政府的共同协作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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