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锡诚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

韩冰雪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诗言志”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儒家色彩。儒家把伦理情感视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主张诗以伦理情感作为其全部内容的文化基础，以诗中的伦理情感去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然情感，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政治效应，从而巩固社会礼制的稳定结构。儒家诗学理论强调诗可以影响人心(情志)善恶而决定政治形势，因而有了文化诗学的思维雏形[1]。中国民间文学的《国风》起源因素，天然地浸润了儒学意味，与文化诗学密切相关。作为发轫于20世纪早期的现代学科，受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的影响，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具有了包括诗学在内的多学科取向。此后的一百年里，诗学研究若隐若显地随着民间文学学科的嬗变而延续下来，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属性的诗学逻辑。刘锡诚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正是在这一学科史背景下展开的理论总结，也是对近四十年来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人类学取向越来越显著的学科反思。(1)本文将刘锡诚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作为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展开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民间文学天然地将审美与生活联系起来。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将文艺学融入文化史方法，强调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特别是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强大而深刻的民间文化潮流。克服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偏狭，要让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重视反映和概括源于民间文化的民间文学现象，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2]。他的研究虽然建立在作家文学的基础上，但他关注对作家创作真正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文化潮流，重视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进程的影响，重视文化作为“有区分的统一体系”对文学的影响。巴赫金的诗学理论既具有内在的张力又具有开放性，与体裁诗学、历史诗学、社会学诗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各种诗学研究的综合整体性研究。在文化诗学巨大的学术版图中，俄罗斯民间文学界的普罗普作出了探索性贡献，他虽是书斋学者，但从一开始他就将研究视线投向了故事文本，尤其是故事文本的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故事的“体裁诗学”[3]。其研究对象是民间故事。他建立了故事形态学理论，在《故事形态学》中完成了对故事的内部结构分析，归纳出故事有三十一种功能要素。他认为，将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与历时性的起源分析二者合而为一，才能对故事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察。[4]“故事结构的单一性隐藏在历史现实之中”，普罗普认为民族志学对研究民间文学的起源问题尤为重要。[5]刘锡诚在《民间文学整体研究》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也强调，研究民间文学，只有把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在考察研究口传民间创作时，除了十分重视作品的演唱环境与作品的关系，将其与作品本身作统一的理论观照外，还需要把民间口头创作与相关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参照研究。

国内的文化诗学研究首先要提及的就是文学理论家童庆炳的文化诗学主张，他以“审美”为话语根基，以文本细读为方式，重视历史语境，在历史语境中开展文本分析，实现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互相贯通，将文学与文化视为子母关系。以文史结合的整体性深入研究，重视文化语境，希冀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确定文学文本内涵。[6](P128～134)在赵勇看来，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是在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理论的开拓之举，但其文化诗学关注的对象仍然偏向于高雅文学、美文学或纯文学，将通俗文学、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大量文本拒之门外，更没有关注民间文学的神话、故事、传说之类。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虽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但囿于传统审美范围，缺乏一定的现实关怀，并与审美构成了错位。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在被激活，文化诗学势必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不断拓展“间性”研究，形成整体性的文化诗学理论体系[7]。

民间文学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文艺学的相关研究，但究其本质，民间文学包含了诸多来自底层民间的诗意与审美，充满着民众对世界、民族、文化的叙事逻辑，反映的是民族民众自身独特的诗意。关注民众民俗文化生活的审美叙事方面，必然绕不开钟敬文的文化学主张。他的学术研究一向注重从文化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民俗，他对中国神话、传说以及某些风俗的研究，一般都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解释。他采用广义的文化概念，以文化分层理论突出强调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基础。关于文化诗学，钟敬文曾经传达了这样的看法：“文学与民俗的联系很自然，因为文学作品是用人的生活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和传达真理的。……民俗学的视野或者民俗学的方法引入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照我看，一个文学理论的研究者，缺乏民俗学的知识，那他对这类作品的理解就不免肤浅，至少是不完整的。相反，具备了民俗学的眼光，那他的评论发言就增加了份量。”[8]也就是说，文化诗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学本位”的诗学研究，中国传统的诗学研究是“文学本位”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主要是作家文学。面对浩瀚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内容，科学的研究要义要求我们做超越“文学本位”的研究。文化诗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学研究只限于作家文学的研究视野，更专注于反映民族民间审美叙事的民间文学，使得来源于民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实践进入诗学的研究范畴。文化诗学打开了民间文学诗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是民间文学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倾向，呈现出文化诗学的研究特色。

鉴于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与文化诗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关系，刘锡诚的诗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如何形成？对民间文学学科的诗学研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二、刘锡诚诗学研究的代表作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刘锡诚从事民间文艺学研究60年(1957～2017)之际推出的自选集。以民间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学术史，将文学流派和民俗学流派视为最基本的分野。他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学流派即民间文艺学的方向，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对包括中国民间文学在内的诗学传统的开创性的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9]更是我国第一部20世纪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学术专著，建立了独立的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体系。在《双重的文学》一书中，刘锡诚认可胡适的“双重文学观”，强调民间文学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独特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这也是继‘五四’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都沿着‘证明’自身作用和价值的轨道进行着的，还原民间文学主体性的研究路径，民间文学不仅是民众认识生活的一种方式，更是广大民众抒发感情、吐露心声的途径。”[10]在《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自序中，刘锡诚重申郭沫若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保存民族文学遗产、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利用民间文艺创造新文艺、通过民间文学了解民间疾苦以及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史价值”,并将其视为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体系的雏形。这种诗学研究是区别于过分关注文本的审美诗学研究的，正如他所表述的，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以文学的研究为要义，但绝不意味着仅仅是意义、形象、文体、词章等简单化的阐释。民间口头文学是文学，但又与一般的文人文学不同，是一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通，须臾不可分割的文学。相应的，民间文学的研究，也与普通文学研究不同。在研究民间口头创作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时，既不能忽视相关学科(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学)所取得的资料和成果，不能忽视与其生存紧密联系着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信息，又不能用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用长期以来大行其道的庸俗社会学思想来代替文学的研究，而必须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进行观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以丰富的资料探讨了诗歌与神话、史诗与歌谣、故事与传说等民间文学的诗学特征，从体裁入手进行文本解读与学术建构，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挖掘民间文学的文本内涵和审美特质。

他的诗学研究运用了中国诗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古籍考证，重视运用二重证据法，例如对陆沉传说的考证，援引了《搜神记》《水经注》等古籍资料。他更是利用文化圈理论，《陆沉传说再探》包括牛郎织女传说圈的地理系统研究、白蛇传传说的流变、梁祝传说的嬗变等内容的思考，同时提出了故事家研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还以革命歌谣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战争时期民间文学的发展。他认为民间文学是战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提升了民间文学学科的质量和地位，充分呈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百年历程，充实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架构。同时集中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涉及《神话象征——以哈尼族为例》、蒙古族史诗《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赫哲族史诗《伊玛堪》，高度赞扬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文学研究多元一体特色。在《智勇的王子喜热图》的解读中，他认为，只要我们认识到其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的劳动人民的想象力的结晶，那么就必须对它的思想加以批判，只有通过这种批判和扬弃的过程，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作品本身[11](P9,166,186)。例如，他认为《亚鲁王》为苗族的古代史提供了不朽的民族记忆，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新的样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但他也认为《亚鲁王》的形成时代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现阶段国内对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其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上，即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突出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强调诗学的本体分析方法。高有鹏、刘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探讨了以诗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特色。高有鹏认为，刘锡诚一是对原始诗歌与神话的文化关联进行了探讨，他抓住巫术与原始宗教的纽带，论述文学的审美发生原因与过程，把神话与诗歌的联系看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联系，提出诗歌文化和神话的逻辑结构的整体性。二是认为神话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问题所做的第一个答案，认为神话本身就是艺术，一切民间文学形式都可以从神话中找到源头，丰富了民间文学的诗学理论。三是其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仅重新发现了妇女和儿童，而且发现了广大少数民族，具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特点。四是关注了革命歌谣的政治历史文化价值。[12]

所谓“协和以为体”，刘锡诚的民间诗学体系是整体观引导下的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协和体”，可以说是体现后现代反思特点的诗学研究。

三、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的哲学思想底色：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观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明确表示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认为只有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去解读文学文本蕴含的丰富释义才是最正确的方式，认为文学作品的最终意义是政治欲望的表达[13](P59)。刘锡诚在解读民间文学作品时，同样关注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希冀在民间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生活中观照民间文学，认为意识形态性和批判性乃是民间文学以及所有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其研究视角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角度，他多次强调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认为民间文学作品反映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追求。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解文学就等于理解整个社会过程，因为文学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学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这也就意味着要将文学作品理解成一种形式结构。[14](P15～29)詹姆逊抑或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抑或“新审美主义”，这种看似过时的批评理论，实际上也对文化诗学的理论探索有一定的启发。文学作品抑或民间文学作品，对它的诗学研究首先是从作品的外部研究开始的，无论是伊格尔顿还是影响了世界文坛的俄罗斯文学大师普罗普，包括刘锡诚，他们的诗学研究都始终贯穿着对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结构的分析。在普罗普看来，民间文学作品的结构形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对故事的科学描述进入对其历史原因的解释，先共时后历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结构形态描述为先导，以历时文化阐释为旨归，超越了单纯的文本研究和臆测的历史研究。”[15](P119～120)

刘锡诚在《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中，开展了对歌谣、神话、史诗、传说、故事的结构形态的诗学探讨，在《原始神话的特征》一文中，他对神话下了定义，并将神话分为原始神话和文明神话两类。他认为，神话在历史演变中形成，原始的内核、历代的不同积层、历史的失落以及与这些现象有关的社会与自然都应在讨论范围之内，将民间文学的神话研究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形成关联了起来。他论述道：“神话也是史前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神话意象以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岩画上的图像、彩陶和玉器上的纹饰，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我们认识原始神话的重要途径。”[11](P106～108)

刘锡诚的诗学研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哲学指导，从历史纵向上论及民间文学的学术渊源，横向上论述世界各国民间文艺的具体思想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民间文学观开篇，列举了俄国及苏维埃时期列宁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拉法格的民歌和神话理论、普列汉诺夫的神话观、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以及19世纪俄国古典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间文艺学的言论和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理论，是建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石，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思想理论指导。恩格斯1839年发表的《德国民间故事书》，明确提出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过去的民间文学遗产，同时在自己的文章、信札中大量引证民间创作，除了将民间文学作为认识历史的重要资料外，还将其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原始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和人类文化史开展了研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明了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以及人的意识和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在人类集体的自觉的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艺术，说明了人类的意识、思想、艺术等起源于人的劳动活动之中，否定了各种艺术起源说，创造了将任何民间文学现象同产生这些文学现象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把社会—民族学的方法同民间文学的美学评价结合起来研究的范例。

刘锡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规律阐发对评价一般的民间文学也是适用的。他认为在考察研究口传民间创作时，应重视作品的演唱环境，也主张把民间口头创作与相关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参照研究，超越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关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方法，进而全面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整体。这是继普罗普民族志主义研究倾向之后，民间文学历史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在《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他论述了民间故事是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是下层社会成员中流传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口头作品，民间故事在形象的叙述中包括着浓重而驳杂的民俗文化特性。其中动物故事的编制，是原始人自我娱乐和发泄过剩精力的必要手段，原始人甚至还期望通过动物故事的巫术魔力达到猎取更多野兽的目的。他写道：“在原始社会，人类最初是通过神话来感知世界和表达观念的……社会是神话的原型……如果说神话是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状态阶段上的精神产物，那么民间故事就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精神产物……故事的虚构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一种艺术上的合理想象。”[11](P408～412)刘锡诚在《论原始的诗歌与神话》中也表示,“诗歌是劳动的产物。”[11](P98)艺术(包括诗歌)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有关。他在《整体研究要义》一文中论述了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是人类社会广大成员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三者构成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16](P161)他在1985年发表的《原始艺术论纲》中指出,研究原始艺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史，回答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他认为，诗歌、音乐、舞蹈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是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原始艺术的题材主要来自狩猎生活、原始装饰中，植物题材是不多见的，动物题材占有绝对的优势。原始艺术同文明民族的艺术不同，它直接反映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又受着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制约。原始装饰艺术对技术进步的依赖最为直接，原始艺术研究对研究民间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具有突出作用。[17](P62～84)

在民间文学作品资料搜集整理的问题上，刘锡诚在《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和方法》中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调查采录的文本，其所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民众的世界观和生存现状。今天作的民间文学的调查，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当中”。倡导对民间文学“跟踪式的调查”，对前后不同时间搜集记录的口述作品作比较，探寻民间文学变化的根源。

民间故事像风一样在田野中流动着，对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我国民间文学家始终秉持田野调查的客观性。在《民间文学普查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刘锡诚论述道：“在实地考察中，不仅要用笔记录下当地人讲述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的文本，而且还应尽可能地记录下讲述时的非语言因素和讲述环境等因素……其最终目的在于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揭示出它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确定它在民族发展延续和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16](P171～180)拉法格是法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中，少数力图运用他们的方法研究文学史、语言、民间歌谣和神话的人之一。他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程”的原理，运用到民间文学的研究之中，具体分析了民间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史的种种现象。他重视民间歌谣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民歌作品中阴暗、不和谐的情调，不是从艺术本身中寻找，而是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根源。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是寓于艺术价值之中的，离开了艺术的内容、特点及功能，民间文学是谈不到历史价值的。[11](P40～54)在《传统情歌的社会意义》中，刘锡诚也注意到中国传统情歌大部分是向统治者发出的抗议书和宣战书，揭露了统治者扼杀自由爱情的罪恶，表达出劳动者坚贞的恋爱观和美好愿望。情歌中反映社会政治主题，在评价这些作品时绝不能离开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必须要用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11](P531)

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明确阐述建立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的是钟敬文，他在1979年发表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83年，刘锡诚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的报告时论述：“以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体系为核心内容和奋斗目标。”中国有诸多学者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及其存在的实质、规律、特征、价值意义。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构成，不仅包含传统学术的考据、义理等研究方式，还包括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等西方人文学科的移植和借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其研究围绕底层民众，包含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等反抗旧时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和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18]

上个世纪80～90年代，包括刘锡诚在内的众多民间文学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普遍是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思想的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逐渐在学者们的探讨和反思中形成、深化和完善。在民间文学与民族研究问题上，重视发掘少数民族民间文学[19]，探究其应用价值，凸显其在补充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形成对民族民间文学全面的、立体的认识。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过程中，提出了将语言学作为方法论，掌握一定的语言学基础知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意，还要忠实于语言[20]，尊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在调查研究方面，强调民间文学工作者需重视搜集整理的科学性。民俗调查要选择有典型性意义的点，同时注意点与面的辩证关系。运用典籍史料来辨析。边采集边鉴别，边鉴别边采集。[21]

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建构的中国话语中，学者倡导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视理论，扩大视野，讲究方法，勇于创新[22]。对民俗学与民族学进行学科上的区分，并提倡建立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23]。增强现代民俗学的参与意识，提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着眼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努力提倡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尊重民间文化自有规律的变革，重视民俗应用研究与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民间文化建设、文艺创作的民族化相结合[24]。可以说，以刘锡诚为代表的学人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指引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理论体系。

四、结语

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突出民间文学的诗性智慧，融合了民间文学整体研究的思维，突破了民间文学研究泛社会学的理论倾向，利用多学科交叉的实证研究方法，将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解读民间文学文本的审美内涵，并探寻民间文学与原始艺术的融会关系，建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是文化诗学研究的重要思想，实践了文化诗学的广泛性、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扩展了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体系。刘锡诚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建构民间文学内涵发掘机制，重视民间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是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反思与突破。在方法论上，以民间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强调民族志理论以及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思想基础上的拓展研究，是文化诗学的有益补充。探索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他建构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体系的突出特点。所谓“协和以为体，奇出以为用”，刘锡诚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显示了中国传统理论研究大融合的学术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维下的文化诗学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