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与学术的自由生长

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2445)

学科建设既是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的问题。所谓学科建设，大体上包含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方面。硬件建设包括学术梯队建设、人才培养、教材建设、机构设置，等等。硬件建设属于政府主导的，由政府与学界合力共谋的学术行为。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要不要建设，基本由政府说了算。政府说你是学科，你就是学科；政府说你不是学科，你就成不了学科。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前辈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学科建设思路主要集中在如何说服政府，让政府觉得我们是一门对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有建设的必要。

其实，这种学科建设思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种思路基本是靠天吃饭，或许偶尔会有人工降雨之功，多数时候我们是无力回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然束手无策，人力还是可以通过筑河堤、修水库进行自我拯救的。我今天想说的是学科建设中的软件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强化、内功修炼，从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方面来加强学术建设，这是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我要与大家商榷的，主要是学科建设的软件方面，也即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建设问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学科成立的前提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范式特征，二是共同体特征。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讲讲共同体特征。

在民俗学界，双栖甚至三栖学者特别多。比如高丙中，他既是人类学学者，又是民俗学学者，他在两边都很活跃；又比如陈泳超，他既是俗文学学者，又是民间文学学者；再如岳永逸，你说他到底算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还是民俗学学者？我觉得都是。当他在民俗学圈子里面发言的时候，他就是民俗学学者；当他在人类学圈子里面发言的时候，他就是人类学学者。同样一篇论文，他发表在《民俗研究》，就是民俗学论文；他发表在《民族研究》，就是人类学论文。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认同问题。人类学圈子可以认同岳永逸，民俗学圈子也可以认同岳永逸。可是，同样的学问、同样的论文，你把名字署上施爱东，人类学学界就不会认。为什么？因为施爱东没有加入到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对你不熟，不认可。所以说，所谓的学科认同，其实就是共同体认同。

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完全不考虑学科建设，他一样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学术研究。有没有学科认同、共同体意识，与是否关注学科建设，是两码事。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特定研究范式下的学术研究，而特定研究范式又是从属于某个或某类学科的，所以，学术研究一定是特定学科或学科类别的研究。

许多年轻人关注制度层面的学科建设，因为制度化的学科归属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前途，但是，说实在的，年轻人过于关注制度化的或者硬件的学科建设，除了迷茫、烦恼之外，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者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学科建设基本上都是制度层面的学科建设，不要说年轻人无力回天，就算是学科评议组成员，比如说萧放老师这样大佬级的人物，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对制度层面的忧虑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我们只能从学科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软件建设。

先说学科体系。我觉得钟先生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是有一些失误的。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以研究对象为学科格局的结构体系，在民间文学的大框架下面，分为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等等，这种对象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体系，不是研究体系。使用这一体系来进行认知教学，让初入门径的学生知道什么是故事，什么是歌谣，什么是传说，这些知识是有用的。但它不是研究体系，难以深化我们对于民间文学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辨析什么是故事，什么是传说，故事和传说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所谓的传说和故事，不过是学者的建构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只是为自己的建构而建构，这样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对整个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化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没有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些知识是一种封闭的内部知识，一旦放到民间文学学科之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象体系的学科体系，本质上只是一种认知体系，不是研究体系。

还有一种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太大价值的研究，就是价值研究。我们在对课题项目进行论证时，常常会以对象价值来论证研究工作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我们总是用劳动人民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的伟大，再用民间文学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这种价值论证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对于整个大文学，或者说整个社会科学来说，几乎没有推动意义。你整天说我怎么样，或者我这个学科怎么样，事实上，你只是在论证你自己，对于别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每个学科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论证自己。问题是，你天天说你有多漂亮，这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到了21世纪，我们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来论证非遗学的价值，然后，通过民俗学跟非遗的关系来进一步论证民俗学的价值，思维方式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方式。且不说对象价值与研究价值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就算有，这种自我论证也并不能用来提升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因为这样的论证对于别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大文化意识，不知道别人关注什么话题，需要什么知识，我们没有为大文化输送一些我们创造的对别人有用的知识，而是关起门来讨论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失误，我认为也是钟先生的失误。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科建设都是基于计划体制的蓝图规划。钟先生认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它应该包含六个方面，他在谈到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时候，建设思路基本上也是这六个方面。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所有同类学科的蓝图规划。把它拿到人类学或者其他同类学科，似乎都是适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刘宗迪的关键词替代法，如果你提出一个命题，将命题中的关键词替换为其他关键词，如果命题依旧成立，这个命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体系。所谓学科界限，其实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设限，一切限定都是学术共同体自己制定的。无论我们用圈地的方式来搞学科建设，还是以蓝图规划的方式来做学科建设，在实际研究中都是一种束缚。事实上，对于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来说，只要这条界线或者说这个蓝图困扰了他的具体工作，他自然就会选择突破这些束缚。所有研究者其实都是受到现实利益驱动的，或许有个别学者会说我是为了实现钟先生的宏伟蓝图而从事某项研究，但是，这种利他的驱动对于群体是无效的。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会根据他自己的条件和处境，选择从最利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你的规划永远对我不适用。钟先生在世的时候，你按他的规划走，很可能会更容易拿到课题，得到赞扬，但钟先生去世之后，你既拿不到课题，也得不到鼓励，你还会照着这个规划向前走吗？

既然认知体系和规划体系都不是研究体系，那么，民间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想清晰地明确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民间文学，什么是民间文学研究，具体的领域边界在哪里，等等。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我们真的不需要清晰的界定，意会知识就足以引导我们前行。许多概念就算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只要大家能够意会得到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可以进入研究了。元素周期表发明之前，化学研究不也一直在前进吗？

很多新生事物、新领域，都是前人所无法预料的，比如说现在的网络民间文学，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些东西在钟先生的时代他完全无法规划，甚至都无法想象。所以说，所谓的学科蓝图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许多学者，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他们总是很热心地为我们指明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但是，我觉得这些规划蓝图基本上无法落实，也没有多大意义。

既没有蓝图，也没有规划，我们的学术还能如何进行？其实非常简单，在现有的学术框架内，基于已有的研究范式，每一个学者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从现实需要出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做，就做什么，觉得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就去解决哪些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条件出发，自由发挥，自由生长，努力把问题解决得漂亮。学术研究贵在自由，你给它自由生长的空间，它自然就能够向上生长。

如果说有了自由的空间，就能够向上生长，那么，学科还有什么意义？大家为什么还要受到学科的束缚？首先是因为学术研究需要范式的指导，特定的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研究范式，提供我们需要的理论操作工具。其次，学术研究的价值需要在学科共同体内得到承认，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人才能理解、接受、传播你的研究。

学科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成员通过相互讨论、相互推动，能够从无序生长的各种各样的话题里面提炼出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话题很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通过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对话，人们就会自然聚拢到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来。那么，这个焦点如何找到呢？话题的产生是无序的，但是通过学术对话，会自然形成优胜劣汰，有意义的话题会脱颖而出。这就像下雨一样，云本是散漫无序的，但总会有一些凝聚核能够将部分云气凝聚在一起，最终凝成水滴，形成雨。雨降到地上，水往低处流，自然就形成了沟渠，流向小河，再注入大河，奔向大海，这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人力规划。所谓学科发展，就是这么发展的。

学科是个抽象的概念，事实上是由我们每一个学科内的具体成员组成的，相互之间不断对话，比如说，萧放老师组织的学科建设讨论会，就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平台。大家各自在做些什么工作，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彼此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通过会议，我们就知道了郑土有老师在做什么，萧放老师在做什么，谁又在做什么。我们也在关注和衡量哪些是我感兴趣的话题。王晓葵老师关于灾难民俗的研究很有意思，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现成的研究方法，加上王晓葵又在鼓动大家一起来做，他自己还主持一份刊物，方便成果的发表，于是，有一批人就跟进了。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水自然地流进了小溪里面，它可能在某个地方又跟另外一支汇成了河流。

其实，从软件建设的角度看，学术自由是最可贵的，在自由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对话，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当然，这里所说的学术自由，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在特定学科范式基础上的自由。学科建设既有赖于研究范式，也有赖于共同体的建设。学科建设需要对话平台，需要会议，需要我们互相引用、互相批评，共同提高学科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