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关系研究

沈 悦， 袁 伟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1-2]。图1反映了1985～2019年中国GDP与FDI的关系，可以发现，尽管受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实际使用FDI(单位：亿美元)的增长在短期内有所波动，但长期来看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我国GDP(单位：亿元)长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因而基本可以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奇迹”背后，环境污染、住房、食品安全以及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论断，而继续提升经济增长仍然是化解这一矛盾的最主要手段，但现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数量方面，更多是内生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等，理论界的关注焦点也从经济增长领域转向居民生活质量和居民福利领域[3]。因而，在关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更有必要探究其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

西方现代福利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阶段、以希克斯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阶段和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新时期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包括福利内涵的界定和量化等，其中福利的测算至关重要。新旧福利经济学的测算方法主要集中在收入和效用测算方面，包括收入指标法、消费指标法、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希克斯补偿方法。这些方法的缺陷之一是仅关注商品和效应问题，忽视包括公平、自由等价值在内的一系列非经济因素。Fleurbaey认为新旧福利经济学之福利测度理论局限在探讨决定福利变化的信号上，而不是福利水平本身[4]。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的福利分析框架，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重构了福利的内涵，将非经济福利内容引入，突破了仅关注收入和效用的局限性[5-6]，该方法采用国际福利指标体系并聚合成最终福利指数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学者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论证、补充和完善[7]，从而使得该理论框架逐渐被社会各界人士和组织所认同，成为现阶段衡量居民福利最重要的方法，并得到广泛应用。

图1 1985～2019年中国FDI和GDP增长关系图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得。

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常见的居住、健康、教育和社交等功能性活动能够影响到福利水平[8]，其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换位思考、自尊、自治、歧视、安全和压力等指标对居民个体福利影响显著，且对福利的重要性递减[9]。而增加选择机会以及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也会影响到福利效应[10]。针对中国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竞争程度[11]、资本配置效率[12]及政府政策[13]等因素对社会福利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理论界基本认同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且关于福利经济学及其影响因素也展开了较多研究，但鲜见探索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文献。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剖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路径，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来探究FDI是否并如何影响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希望对既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二、我国居民福利的测度

1.指标体系构建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仅提供了福利测度的完整思路，未给出应如何选取具体的福利测度指标[14]。国外学者在具体的应用中会根据测度地区和居民的实际情况构建合适的指标体系，且均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两部分，最常用的指标包括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质量、社会交往和联系状况以及居民心理状况5个方面[8]。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居民福利水平时通常也会选取经济状况、住房情况、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及社会心理等要素进行测度，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杨爱婷和宋德勇[15]、袁方和史清华[16]、叶静怡和王琼[17]、蒋和胜、费翔和唐虹[18]、吴士炜和汪小勤[19]等学者的研究。

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思路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综合国内学者指标选取维度，从经济、消费、社保、环境、公共服务和安全6个方面选择福利水平指标，来测度2006～2018年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居民福利状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所有绝对数据均采用城镇居民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表1 居民福利指标体系及权重

2.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确权。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当获取的信息量少时，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熵也就大；当信息量大时，则不确定性小，熵也就小。由于指标的离散程度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成正相关关系，因此计算出熵值后，可判断出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其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由于选取的各指标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都不统一，数据没有可比性，所以必须对各个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该方法在消除量纲和量级影响的同时还能保留各省份相应数据变量之间的差异信息。具体来说，正指标和负指标标准化的公式分别为：

然后，计算第j指标下第i样本的指标值比重yij，计算公式为：

其次，计算第j项指标信息熵值e，计算公式为：

再次，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信息效用值又称信息熵冗余度，是指信息的重复度，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ej与1之间的差值，即dj=1-ej。它的值直接影响权重的大小，信息效用值越大，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权重也就越大。

最后，利用dj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其本质是权重越大，对评价结果的贡献就越大。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根据上述方法，可以得到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各个指标权重，相关权重数值如表1所示。

3.测度结果和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权重，通过对各省份各项变量进行标准化然后乘以相应权重，求和计算得到我国2006～2018年各省的居民福利指数，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部分年份的居民福利指数，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及海南11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8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11省市。具体如表2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经济水平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福利水平及增速也较高，但居民福利水平的年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提升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居民福利水平的同比例增长。分省来看，浙江(0.807)、上海(0.803)和江西(0.795)3省市居民福利水平最高，广东(4.50%)、江苏(4.42%)和海南(4.03%)3省居民福利增长率最高。

表2 2006～2018年各省居民福利指数

三、理论剖析与实证考察

FDI是否直接影响居民福利及其程度大小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同时FDI是否通过其他经济变量间接影响居民福利水平呢？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FDI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种途径影响环境[20]、碳生产率[21]、城市效率[22]及生态效率[23]。本文借鉴这些研究思路，假定FDI也可通过这3种途径对中国居民福利产生影响，总的影响结构如图2所示，除直接效应外，FDI还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效应)、优化产业结构(表现为结构效应)和促进技术进步(表现为技术效应)进而间接影响居民福利。FDI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里不再阐述。而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样不能离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的进步，理论逻辑体现在：物质增长是居民福利提升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福利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会促进民生性产业的发展，满足居民的生活和消费需求；技术进步更是居民福利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技术改变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口号，技术进步必然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1.回归模型设定

根据图2，借鉴张振平[22]、余姗和张文彬[23]、Halkos和Paizanos[24]、杨校美[25]的研究思路，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方程实证考察FDI对居民福利的直接及间接效应。

lnPGDPit=c1+α1lnFDIit+α2(lnFDIit)2+α3Z+μit

(1)

lnSTRit=c2+γ1lnFDIit+γ2X+φit

(2)

lnTFPit=c3+β1lnFDIit+β2(lnFDIit)2+

β3Vit+ϑit

(3)

welfareit=c4+θ1lnFDIit+θ2lnPGDPit+

θ3lnSTRit+θ4lnTFPit+θ5Wit+εit

(4)

(1)～(4)式中各变量含义及测算过程如下表3所示。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的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3 回归方程中各变量含义及测算过程

2.回归分析

基于2006～2018年各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对方程(1)～(4)进行回归分析，考察不同区域FDI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和表5给出了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规模效应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和东中西地区人均GDP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1、0.229、0.337和0.345，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提升的贡献要大于东部地区。其原因明显表现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因政策红利等因素，东部已经吸引聚集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量的持续增加，其边际效用不断递减，而中西部地区因梯度式发展的政策导向及市场环境缺欠完善等因素致使外商直接投资量相对较低，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方系数均为负，但西部的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全国范围和东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能够补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管理经验，但最终会达到最大值，当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该值后，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会超过正效应，最终制约经济的增长。

从结构效应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和东中西地区的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86、0.231、0.240和0.24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第二产业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样大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2006年以来，东部地区许多省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中后期，而中西部地区总体还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投向自然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东部地区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更加注重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这同样反映在技术效应方程中。

从技术效应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和东中西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20、0.538、0.329、0.160，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这除了与本地区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基础有关外，也必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有关。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投向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产生的附加值效应不高，技术外溢效果较差，不利于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东部地区已开始引导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样，外商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

表4 全国样本和东部样本回归结果

表5 中西部样本回归结果

从福利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和东中西地区居民福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69、0.171、0.330和0.261，且均显著。这表明各地区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后确实改善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全国和东中西地区人均GDP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13、0.439、0.650和0.601，数值较大且均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切实能够提升居民福利水平，也揭示出现阶段所谓的“低福利经济增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全国和东中西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58、-0.217、-0.120和-0.112，即现阶段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并不利于居民福利提升，这同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相吻合，长期以来工业优先发展思维占用了大量资源，不合理、无序增长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同时也造成我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显著负外部性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从系数来看，全国和东中西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69、0.540、0.360和0.251，这一结果支持了“技术改变生活”假说，技术进步对居民收入、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理念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正向影响，提升了居民福利水平。

3.FDI对居民福利提升效应的测算

根据回归方程(1)～(4)，可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影响的总效应为：

=θ1+θ2(α1+2α2lnFDI)+θ3γ1+θ4(β1+2β2lnFDI)

(5)

式(5)右侧中，θ1表示FDI对居民福利的直接效应，θ2(α1+2α2lnFDI)、θ3γ1和θ4(β1+2β2lnFDI)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居民福利的间接影响，lnFDI采用全国和东中西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均值的对数表示，结合回归方程估测的系数可计算得到全国和东中西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福利，但其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存在差异性。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直接效应上，因中西部地区相较东部发达地区福利水平低，提升空间大，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福利的提升效应相较东部也较高，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330和0.261，而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171。在间接效应上，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相较中西部，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产业结构优，技术水平高，这些要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促进居民福利提升，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间接总影响效应为0.307，而中西部地区效应为0.293和0.255。从总效应看，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提升的总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总效应为0.623和0.516，而东部地区为0.478。因此，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有利于提升我国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表6 FDI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剖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路径，并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其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我国居民福利，无论是整体上看，还是从东中西各地区看，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居民福利水平提高，但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提升效应不仅体现在直接效应方面，还体现在其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技术进步间接提升居民福利。同时其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效应高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间接总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到间接效应，中西部地区的规模效应高于东部地区，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低于东部地区。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面临的资金短缺以及技术经验不足，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稳步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和结构。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到，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居民福利提升的促进作用要小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应适时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央政府应统筹谋划，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引导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也应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改善的效应。另一方面，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调整其结构，通过精准的制度设计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聚集，并逐步提升门槛，对投向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低福利经济增长”的出现。

二是有效培育并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提升的间接效应。在加大引进外资直接提升我国居民福利的同时，也应做好配套措施，有效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提升的间接效应。我国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方面入手：首先，坚决继续用好外资加快经济增长。要科学审视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唯GDP论”是片面的，但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着力提升有效供给依然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继续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这一间接途径促进居民福利改善。其次，结合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实际，自东向西梯度式有步骤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至合理水平，充分发挥外资的结构效应促进居民福利提升。最后，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努力培育构建创新型社会。重点加大自主研发的同时，继续引资引智，内外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发挥外资的技术效应有效提升居民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