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特色与建构路径

刘 方 平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冷战结束后，全球性问题进入了一个集中爆发时期，传统治理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全球治理出现“失灵”。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现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在这个全球治理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色，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全球治理的挑战及困境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并没有正视到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的现实，不愿主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出现新旧动能转换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在带来利润的同时由于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盲目性和斗争性，给全球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冲突、生态危机等问题，并将原属于地区层面的问题无限放大到全球领域，进而引发全球治理危机。在这一时期，全球治理所面对的问题更趋复杂化、专业化，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难以有效应对全球问题，甚至一些地区问题的解决给相关地区治理主体带来压力和困惑。后冷战时期，发达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没有缺陷。以美国为例，后冷战时期美国向全球推行其自身的民主模式并强迫他国接受，以此来达到所谓的“善治”。事实却是，美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想象中的实惠，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接受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改革“药方”而不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导致一些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等严重问题。

在一些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的失败引发出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失灵”。“全球治理失灵”现象的存在说明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新的治理问题。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球性问题频发，而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落后，全球治理的主导国并不愿意放弃全球治理的主导权，拒绝任何实质上扩大发展中国家治理话语权的改革方案，导致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存在较多担忧[2]。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全球治理失灵”现象频发，导致全球治理理念和机制面临着挑战和困境。从总体上来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全球发展治理机制不健全，全球有效发展面临挑战。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全球性问题都很难用一类问题加以归类，全球发展问题也不例外。例如，为缩小南北发展不平衡，解决非洲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多年来世界各援助大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由于非洲国家发展能力欠缺，并存在大量的贪污腐败，国际社会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一直达不到应有的效果。非洲贫困和发展问题看似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治理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展治理难题。这个时代的全球发展问题具有复杂性和严重性特点。所谓复杂性是指，全球发展问题与政治、安全、生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很难用一种治理方式可以解决；所谓严重性是指，全球发展问题可能会对一些弱小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造成其政局不稳，导致国家承受重大经济损失。如果今天我们仍然用单一的经济手段来解决复杂的全球发展问题，将很难有一个满意的治理效果。

二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不健全，“安全困境”始终无法有效解决。虽然目前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全球安全治理机构在维护世界安全、促进世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涉及复杂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联合国很难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夹杂着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障碍。零和博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居然被包装成世界公理，不仅不利于现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反而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困境，导致以安理会为核心的安全治理机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在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在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呈现出一种显性的互动关系[3]。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往往陷入被动，成为遭受全球性问题威胁的主要国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和支持联合国发挥关键性作用，反对单边主义、零和博弈，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应一律平等，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没有建立之前，安全问题将会给全球治理带来持续挑战。

三是全球生态治理机制不健全，全球生态保护压力增大。治理主体是全球治理五要素之一[4]，是全球治理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目前全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尤为重要[5]。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全球治理有其内在逻辑，其中之一就是由各主权国家机构组成的政治体系[6]。在全球生态治理体制中，主权国家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主体，但各种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也承担了全球治理的重任，一起构成了现有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全球生态治理机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各主权国家对全球生态治理存在不同的解读。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分工合作方面，虽然各主权国家有合作的意识，但如何划分全球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存在争议，这导致全球生态治理机制和政策难以有效贯彻执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在全球生态治理主体仍是主权国家的现状下，难以发挥更大的主体责任。另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生态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存在一定争议。同样的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达国家认为有利，发展中国家可能认为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这其实也反映了全球生态治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与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复杂性也是全球生态治理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

以上的挑战至少给全球治理在3个问题上带来了困境，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和全球生态保护问题。这3个问题成为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建立起来的各种治理机制基本都围绕这3个问题展开。对人类社会而言，全球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只是表象，它反映的是传统治理方案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陷入困境。恩格斯在评论空想社会主义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7]。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全球治理需要“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但这一套制度并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从头脑中产生，而是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实践中产生。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全球治理的挑战和困境意味着人类社会需要一种全球性的综合治理方案来解决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面对全球治理困境，在当今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是否还存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其他方案？作为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一种“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解决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传统的全球治理方案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的特点，是对目前全球治理问题复杂性、多变性而提出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全球治理的新内涵。总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

一是在政治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由某种共同纽带连接起来的有机体。无论哪一种共同体，都离不开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与互信。这种平等与互信的伙伴关系就是组建共同体的“共同纽带”。一旦形成了共同体，从个体角度来说，它是人意志完善的统一体[8]；从国家角度来说，它是国家意志趋同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与全面发展[9]。马克思所指的共同体是由个体人组成，但在由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中，共同体同样是国家自由与发展的保障。政治关系是双边外交关系的基础，是推动双边经济合作和安全共享的前提保障。如何才能找到国家之间的“共同纽带”，组建起超国家的共同体，双边政治关系互信是最基础的一环。***提出，世界各国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10]。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中，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世界各国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这些治理方案之所以效果不佳与治理主体之间没有能够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有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坚持对话协商、结伴而行以及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

二是在安全格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更趋复杂化，“安全困境”迟迟找不到解决的方案。根据马克思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共同体一定是一个安全的共同体，安全是共同体的最基本需要。共同体是保护个体成员安全的组织保障，同时，个体成员之间相互的安全状态也会进一步提升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约瑟夫·奈认为：“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的互动会导致它们之间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体成员在安全上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日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安全共同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构筑绝对安全的体系，安全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安全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打造的是一个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一方面，安全格局的打造需要一个公道正义的国际环境。公道正义是打造安全格局的首要前提，如果世界长期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状态之中，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互信则根本无法有效建立。另一方面，解决安全问题的出路是要建立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体内部需要安全的环境，这种安全环境的打造需要成员国树立共建、共享的新安全观念，这是化解“安全困境”的最根本途径，也是解决世界安全治理难题的长久之策。

三是在经济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这里所指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共同发展理念相吻合。后冷战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发展治理问题日益依赖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任何的封闭保守、开历史的倒车都将给全球发展治理带来障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合作面临新一轮困境，部分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资源条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打造内部发展“小团体”，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有被架空的风险。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打破贸易壁垒，参与到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中来，缩小南北差距。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要打破国际合作陷入困境的状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全球发展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打开国门，共同发展才能得以解决。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需要国际发展体系更加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发展共同体，共同发展而不是单个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需要各国之间包容互惠。包容、平等、互助是共同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一个没有包容互惠的共同体不是“善”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让各个成员国努力树立起共同发展意识，以共同发展取代个体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在包容互惠过程中逐步走向共同体之路。

四是在文化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后冷战时期，随着两极格局的崩塌，不同文明之间长期被压抑的冲突和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波及开来。西方国家基于“文明冲突论”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文明终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不同文明之间应该都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文明冲突与对抗只是全球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另一种现象是文明在交流与理解过程中走向融合与发展，而后一种现象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要想实现文明在交流中走向融合与发展，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世界各国组建而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共同体内部长期共存、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形态上的自然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排斥不同文明的存在。与“文明冲突论”不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包容不同文明的长期共存，引导不同文明兼收并蓄、共同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文明成果。从文化内涵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包容的共同体，而这建立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丰富多彩、欣欣向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在文化上的基本特征。

五是在生态保护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态问题政治化，即由于生态环境破坏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国家冲突。例如，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引发一系列外交事件，并导致周边国家民众恐慌。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难以再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对生态问题的治理是否有效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环境；所谓社会属性，是指人需要参与集体生活，人是社会化的人。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同样如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依托，同时又要吸收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

对于共同体生活而言，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是无法支撑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辩证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保持一致。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之一。对于共同体成员国而言，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共同体的未来。马克思曾提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7]349既然人具有自然属性，那共同体生活需要满足成员的这一需要。无论从个体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构筑一个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本质的需求之一，也是支撑共同体生活朝着公平、正义、至善等方向发展的基本动力。

作为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大领域。其中，政治是基础，安全是保障，经济是前景，文化是纽带，生态是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就需要从政治关系上、安全格局上、经济关系上、文化关系上、生态保护上，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五大领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组成的各个部分。只有坚持从这五个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才能够形成政治互信、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文明有序、清洁美丽的格局，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案相比，具有务实性、系统性、包容性、普适性等特点。作为中国为全球治理所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中国方案”所具备的这些特点能够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带来新的解决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1.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务实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并非遥不可及，并非超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具有务实性的全球治理方案。马克思所认为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是共同体的基本组成单位，这种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够实现。***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不是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而是要实现国家的自由联合，即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单位，而不是个人。这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在共同体生活中，之所以仍然要强调国家的作用，是因为国家对全球治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面临挑战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缺乏治理方案，而是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主体功能发挥不充分。国家在今天的全球治理进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并尊重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倡导世界各国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进行有效的联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共建共享，这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务实性，并没有超越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来看，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为解决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困境提出了切实的治理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样具有务实性。

2.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系统性

为应对经济发展问题，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则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EU)，美国与加拿大等国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为应对安全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SCO)，美国等西方国家则一直保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某一个领域内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为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比，这些治理方案系统性不足。目前，在国际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组织基本职能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如OECD组织聚焦全球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聚焦地区反恐合作，金砖国家组织聚焦金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进入21世纪，绝大部分的全球治理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功能单一的超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很难有效应对这类全球性问题，这是全球治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出现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解决全球治理挑战和治理困境需要人类拿出一套全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为顺应现实挑战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解决方案，体现了“中国方案”具有明显的系统性。

3.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包容性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之外。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话语权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全球治理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提出并推动实践的。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治理领域制高点，牢牢掌握全球治理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客观上还无法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要么是被动参与，要么是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之外。与其他治理方案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的，“和而不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容性的内部表现。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的参与。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以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发展阶段作为衡量标准，不会以任何理由将任何国家排除在外，为此，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沿线各国都能够参与进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实际行动。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秉持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因为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国际社会能够提供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梦并不具有排他性，中国坚持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能够帮助自身实现奋斗目标，也能够为他国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的，它支持世界各国实现自身的梦想和奋斗目标，支持世界各国为推动全球治理做出各自贡献。

4.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普适性

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导致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其中既有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世界各国没有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原因。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普适性，这点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之中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尊重各国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实现[9]。自由是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属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组成单位的国家，同样享有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由。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并不干涉他国的自由权利，而是希望世界各国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参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来看，它同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目前全球治理方案具有“碎片化”特点，即一种治理方案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对其他领域的治理则缺乏普适性。后冷战时期，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无非是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五大领域，而这五大领域涵盖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作为全新的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为全球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目前的全球治理方案中，系统性的治理方案是较为缺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案是得到世界各国的理解与认可的，说明其具有普适性。任何国家都可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共同努力，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现有的全球治理方案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具有以上4个方面的特点，找到了传统全球治理方案中存在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塑造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不断增进人类社会整体福祉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进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

1.理论层面：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共同体的组建单位是人。马克思认为，人是共同体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才能组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家不是共同体的组建单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并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国家是对个人自由发展的限制，共同体的组成单位是人，而不是国家。二是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共同体生活是“善”的生活，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而不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在共同体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自由联合的状态，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保证。三是共同体的组织形态是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对共同体内部状态的描述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状态的描述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共同体内部是自由人的联合，共同体才能保障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共产主义社会正是马克思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外化形式，两者具有本质的相同。综上所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建立在物质基础极大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现实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还远未达到马克思共同体所要求的阶段。在目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上，不仅自由人的联合无法实现，甚至国家之间的联合都存在诸多困难。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态，国家远未消失。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在当今的全球治理进程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离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建立在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基础上，这超越了现阶段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社会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的目的依然是实现和平与发展，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倡导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种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建单位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在全球治理面临困境之际，通过国家之间的自由联合，组建成国家间联合，为将来实现向自由人的联合过渡提供条件，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人类社会终将会朝着自由人的联合方向发展，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使之既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又能够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

2.政策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提高国内治理能力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虽然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重任，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参与到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中，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员，为中国取得巨大历史成就起到了推进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中国都应当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改革发展塑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一点上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是中国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总结。要想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同样应当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推动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国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构成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国情依据。二是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减贫合作、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大量援助，为全球治理贡献出了中国力所能及的力量。在推动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处理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与平等原则之间的关系，尊重他国主权和合理的利益关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帮助欠发达国家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治理失败都有可能引发地区乃至全球治理危机。中国愿为努力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提升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带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合作中来，为全球治理贡献自身智慧，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提升自身战略信誉的重要途径”[13]，这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信誉和国际话语权，构建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长远来看，推动世界各国树立起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经的一环。

3.实践层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任何一项全球治理方案，都需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作为国家之间的自愿联合，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广泛的交往关系，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9]68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彼此信任、共建共享的基础上，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程度决定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在国家间关系上同样适用，即国与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国间内部的交往程度，即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关系的依赖程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是要加强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这都需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落实。从我国公布的信息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式，新时代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构建共同体的具体途径，它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这些途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意义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组建共同体的国家之间应当是相互信任的。从目前全球建立的各种政治、经济、安全组织来看，没有政治信任为基础，任何超国家组织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成员国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加深彼此了解、提升双边互信水平提供了便利。“一带一路”建设有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涵盖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各个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实现沿线各国之间的共同发展，它还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沿线各国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升双边政治互信水平，促进彼此文化交融、民心相通，这是实现马克思所认为的“内部交往”的重要方式。如果沿线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能够达成战略互信，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将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

五、结 语

全球治理危机所引发的治理困境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一己之力来解决所有的困难与挑战，任何国家想逃避责任，将自身置身于事外将变得愈加困难。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治理困境，***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并写入到联合国相关决议之中，与联合国宪章宗旨高度契合。这足以证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人类对共同体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世界各国需要团结起来，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变畸形化的全球治理理念，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在各国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