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模式研究——基于服务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孙 秀 峰， 于 子 竣

(1.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2.大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服务业已经逐渐替代农业、工业，在行业影响力、行业覆盖率、企业数量、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18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69 575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高出4.1和1.8个百分点，持续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其占全国GDP比重52.2%，比第二产业高出11.5个百分点[1]。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1]。服务业企业为了更好发展，需要进行融资活动。为了解服务业企业融资状况，国家统计局对各省市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反映服务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问题。国家统计局对陕西省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指出，54.3%的服务业企业反映存在融资困难，73.4%的服务业企业对现有融资模式解决融资问题不满意[2]。国家统计局对山东省321家服务业企业的调查表明，20.4%的企业受到融资问题影响[3]。从国家统计局对海南省服务业企业的调查可以看出，只有10.6%的服务业企业资金充裕，72.6%的服务业企业没有外部融资来源[4]。国家统计局对上海市服务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0.7%的服务业企业认为融资容易[5]。福建省在关于服务业发展状况的报告中也指出，融资困难是制约服务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6]。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企业融资形势严峻，研究中国服务业企业采用的融资模式对缓解融资约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对中国服务业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究中国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对其缓解融资约束是否有效，从而为中国服务业企业改进自身的融资决策提供一定的证据与参考。

二、文献回顾

1.融资约束检验

关于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Fazzari、Hubbard与Peterson最早提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他们把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下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差异进行对比，以验证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7]。持有相似观点的人还有冯巍、刘志远与张西征、郑江淮、何旭强与王华等人[8-10]。但郭建强与何青松、连玉君与程建以及Alti等人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11-13]。Almedia、Murillo与Weisbach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14]，该模型从企业对现金持有的行为出发来验证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李金等、连玉君等均通过将样本划分为融资约束组与非融资约束组对该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表现出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没有表现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15-16]。由此可见，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能够有效检验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

2.融资约束程度测量

在构建指数衡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方面，主要的指数有KZ指数、WW指数与SA指数。Kaplan与Zingales通过定性信息与定量信息构建了KZ指数[17]，该指数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Whited与Wu通过欧拉投资等式进行估计，构建了WW指数[18]。WW指数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属于新兴市场，WW指数能否有效检验我国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Hadlock与Pierce提出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但依靠企业规模与成立年限算出的SA指数不能有效衡量企业融资约束[19]。

3.服务业企业中的融资约束研究

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蔡键、孙丹与李宏瑾从利率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利用北京市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样本企业均存在融资约束，传统服务业企业与现代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均高于第二产业[20]。邓翔、向书坚与唐毅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21]。朱晶晶与粟勤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数据从银行信贷腐败的视角剖析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原因并得出结论，银行信贷腐败行为提高了大型服务业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22]。国外学者对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服务业企业选择的融资模式对其所受融资约束的影响。Donati、Nunes与Serrasqueiro等人的研究均指出：对于服务业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方面而言，内部融资比外部融资更重要[23-24]。Grant与Yeo从全球化视角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外部融资对服务业企业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更加重要[25]。

国外研究从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出发研究融资约束问题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与上述国外研究相似的地方在于均关注了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对其受到的融资约束的影响。但本文与国外研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外研究仅笼统地把融资模式划分为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可分为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又可细分为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以上各种外部融资对服务业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作用是不同的。此外，国外融资环境与国内融资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别，国内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对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是否有效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

服务业是指利用设备、场所、技能或信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行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本质区别是：服务业生产的是服务产品，其具有不可储存性、非实物性以及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征。服务业企业的特点决定其内在风险的多样性[26]。在中国，由于市场的变动对服务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服务业企业经营者所规划的经营方案不能有效执行，对服务业企业长期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此外，服务业企业因其不能像制造业企业一样提供实物商品以及足够多的固定资产做抵押品造成在融资方面处于劣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基于以上原因而不愿意为其提供授信，机构或个人投资者也不愿意为其提供融资。服务业企业因为担心得不到足够的融资而不敢进行投资活动，因此受到明显的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中国经济市场中，服务业企业存在着显著的融资约束。

2.服务业企业的内部融资情况

内部融资主要是指服务业企业将自身留存收益与折旧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内部融资作为服务业企业最常使用的融资模式具有以下优势：(1)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相比融资成本较低。外部融资在融资过程中需要支付券商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等，而内部融资则无需支付此类费用；(2)内部融资源于服务业企业自有资金，服务业企业在使用这些资金时具有较大自主性，基本不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内部融资也有其不足：首先，内部融资受到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的制约，而服务业企业盈利状况不稳定是常态；其次，服务业企业的留存收益会受到部分股东的影响，他们可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红利分配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这会降低内部融资的效率；最后，内部融资所能筹集到的资金较少，在服务业企业进行并购等大规模交易时仅依赖内部融资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内部融资对服务业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作用有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中国服务业企业无法通过内部融资来缓解融资约束。

3.服务业企业的外部债务融资情况

外部债务融资根据时间与作用可分为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短期债务融资是指还款期在1年之内或者一个经营周期内的融资活动，它主要是为满足企业短期资金使用和周期的需求。长期债务融资是指还款期在1年以上的融资行为，它主要是为满足企业扩展资本的需求。陈明利、梅世云与伍旭川的研究指出，银行的长短期贷款、信用债权等外部债务融资渠道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作用明显[27]。对此，崔联翔、Solomon与Srinath等人持有相反观点[28-29]。服务业企业为应对短期债务融资到期时本金与利息的支付而被迫保持一定的营运资本与现金，这就使得服务业企业的投资活动受到限制。当债务融资人看到这种情况时会加大担忧，从而减少对服务业企业的授信。因此，短期债务融资会使得服务业企业陷入融资约束。长期债务融资多为大额借款，当服务业企业使用债务融资过多时，其债务违约风险会上升。当债权人看到这种风险时会减少对其发放的新贷款。新增贷款的减少会导致服务业企业融资困难而限制其投资活动。当长期债务融资过多时，服务业企业会出现融资约束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短期债务融资会加重中国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H3b：长期债务融资会加重中国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4.服务业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情况

股权融资主要是指企业的所有者出让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扩大总股本的方式引入新的股东，与此同时，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也会随之增加。周振东、徐伟与张邦通过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证实了股权融资渠道能够有效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30]。闫玉刚与王潇斐以60家文化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作为样本探究了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的效率并认为前者效率要高于后者[31]。本文对他们的研究持肯定态度。首先，股权融资筹措的资金永无到期日，无需归还，具有永久性。其次，股权融资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是否支付股利以及支付多少股利由企业自主决定。因此，对中国服务业企业而言，通过股权融资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活动，其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股权融资能够有效缓解中国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收集并整理2013～2017年深沪两市623家服务业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服务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以及企业其他信息。其中，服务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信息主要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企业状况基本信息来自巨潮资讯网与东方财富网。为避免极端数据以及不必要的“噪音”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筛选：(1)剔除状况异常被特殊处理的ST服务业企业；(2)剔除因为违反证监会规定有可能被强制退市的服务业企业；(3)剔除金融类服务业企业；(4)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的服务业企业；(5)剔除融资约束的度量指标KZ指数无法计算或者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服务业企业。此外，本文对连续变量1%以下与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Winsorize处理。运用上述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最终得到5年共1124个企业年度数据。

2.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①现金持有量的变化额(△CASH)：参照已有研究[15-16]，本文以服务业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的变化额(△CASH)作为被解释变量。

②KZ指数：本文参考魏志华、曾爱民与李博的研究方法[32]，构建了5因子KZ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2)解释变量

①经营性现金流量(CF)：国内外学者在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的研究中普遍使用当期的经营性现金流量(CF)作为解释变量，本文在探究服务业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时也采用该解释变量。

②内部融资衡量指标(CFK)：参考陆正飞与汤睿对内部融资的衡量方法[33]，本文采用内部融资指标(CFK)来衡量服务营业企业内部融资。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服务业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③短期负债融资衡量指标(SD)：本文借鉴杨洁与张茗的研究[34]，采用其所构造的短期债务融资指标(SD)来衡量服务业企业短期负债融资。该指标能够从相对数的角度反映服务业企业的短期负债规模。因此，它很好地反映服务业企业通过短期债务融资模式进行融资活动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④长期负债融资衡量指标(LD)：本文再次借鉴杨洁与张茗的研究[34]，采用其所构造的长期债务融资指标(LD)来衡量服务业企业长期负债融资。本文运用该指标来衡量服务业企业长期负债的规模，进而反映其通过长期负债融资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3)控制变量

①模型(1)与(2)中的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加入企业规模(Size)与投资机会(Q)做控制变量。在投资机会的衡量方面，鉴于我国股票市值普遍虚高，托宾Q值(TOBINQ)不能有效反映我国服务业企业的投资机会。因此，本文采用张伟斌、刘可的做法[36]，分别采用总资产增长率(TAGR)与托宾Q值(TOBINQ)来衡量投资机会。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资本支出(EXPEN)、非现金营运资本变动(△NWC)、短期借款变动(△STD)以控制其他因素对服务业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进而使经营性现金流量(CF)的系数更准确地反应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

②模型(3)中的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现有研究[32]常用的设定，加入盈利能力(ROA)、资产有形性(PPE)、公司规模(Size)、公司成长性(Growth)、产权性质(Private)等7个控制变量。

表1 变量名称、符号及变量描述

3.模型构建

(1)融资约束检验模型

为探究服务业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本文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出发，以Almeida、Campell和Weisbach提出的模型为基础[14]5，构建如下2个模型：

①基准模型：

ΔCASHi,t=α0+α1CFi,t+α2Qi,t+α3Sizei,t+ηi+εi,t

(1)

②扩展模型：

ΔCASHi,t=β0+β1CFi,t+β2Qi,t+β3Sizei,t+β4EXPENi,t+β5ΔNWCi,t+β6ΔSTDi,t+ηi+εi,t

(2)

以上两式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α0、β0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项；αm、βm表示下标变动范围为1～6，其表示与各自变量对应的待估计系数；ηi为服务业企业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量为服务业企业i在第t年现金持有量的变化额△CASHi,t；解释变量为服务业企业当期的经营性现金流量CFi,t；Qi,t、Sizei,t、EXPENi,t、△NWCi,t与△STDi,t分别代表投资机会、企业规模、资本支出、非现金营运资本变动与短期借款变动。

(2)融资模式检验模型

为研究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对其缓解自身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是否有效，本文借鉴Kaplan与Zingales的研究[17]5，通过计算每个服务业企业每年的KZ指数来度量服务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并构建了如下模型:

KZi,t=φ0+φ1Indexi,t+φ2ROAi,t+φ3PPEi,t+φ4Growthi,t+φ5Sizei,t+φ6Privatei,t+∑Yeari,t+∑Indi,t+εi,t

(3)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φ0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项；φm表示下标变动范围为1～6，其表示与各自变量对应的待估计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企业KZ指数；解释变量为衡量各融资模式的指标Indexi,t，当考察内部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对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时，分别采用CFKi,t、SDi,t、LDi,t、EQi,t替代Indexi,t进行回归；ROAi,t、PPEi,t、Sizei,t、Growthi,t与Privatei,t分别代表服务业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与产权性质。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具体的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看出，服务业企业现金变动额(△CASH)的最小值仅为同期资产总额的-22.4%，最大值为同期资产总额的34.8%。可见，不同的服务业企业现金变动额(△CASH)存在明显差异，以现金变动额(△CASH)衡量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KZ指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5.924且标准差为1.138，可以看出不同服务业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明显不同，KZ指数能较好地反映服务业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在对各种融资模式的统计分析中，内部融资指数(CFK)的最小值仅为-14.457，最大值却达到24.579，标准差也偏高。这说明不同服务业企业对于内部融资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内部融资指数(CFK)存在负值，说明部分服务业企业甚至无法通过内部融资获得现金流。长期债务融资(LD)的最小值为0，均值也仅为0.075。由此可见，较少有服务业企业通过长期债务进行融资活动。此外，服务业企业资产规模(Size)的标准差为1.204。这表明该样本涵盖了各种规模的服务业企业，样本具有说服力。

2.融资约束实证检验

为检验服务业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本文采用模型(1)与模型(2)进行线性回归。同时，由于本文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故我们选择考虑了公司个体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估计。运用Stata14软件，最终形成列(1)至列(4)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服务业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回归结果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如表3所示，无论是在采用基准模型回归的列(1)与列(2)中，还是在采用扩展模型回归的列(3)与列(4)中，经营性现金流量(CF)的系数均为正值，系数稳定在0.166～0.367之间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服务业企业表现出显著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这与假设1一致，即服务业企业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该结论表明：我国服务业企业倾向于从经营性现金流中提取现金并加以持有，我国服务业企业在当前融资环境下所受融资约束明显。在控制变量中，总资产增长率(TAGR)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托宾Q值(TOBINQ)不显著。这印证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以总资产增长率(TAGR)能更好地反映投资机会。此外，资本支出(EXPEN)、非现金营运资本变动(△NWC)、短期借款变动(△STD)均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服务业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资本支出(EXPEN)、非现金营运资本变动(△NWC)、短期借款变动(△STD)存在负向关系。

3.融资模式实证检验

本文参考Kaplan与Zingales构造KZ指数的方法构造衡量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数[17]6。KZ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计算各服务业企业各年度的经营性现金流/上期总资产(CF/A)、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D/A)、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上期总资产(C/A)、资产负债率(LEV)与托宾Q值(TOBINQ)这5个指标。第二步，如果CF/A小于中位数，则令kz1取1，否则取0；如果D/A小于中位数，则令kz2取1，否则取0；如果C/A小于中位数，则令kz3取1，否则取0；如果LEV大于中位数，则令kz4取1，否则取0；如果TOBINQ大于中位数，则令kz5取1，否则取0。第三步，对以上kzi加总计算，使kz=kz1+kz2+kz3+kz4+kz5。第四步，以kz为被解释变量，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对CF/A、D/A、C/A、LEV、TOBINQ进行回归，估算出各变量的系数。第五步，使用各变量的系数与各变量值加总计算KZ指数。KZ指数越大，说明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KZ指数计算过程中所涉及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为检验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4种融资模式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其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依次加入衡量内部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指标对模型(3)进行回归，形成回归列(5)至列(8)，结果见表5。

表4 服务业企业KZ指数估计模型回归结果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z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5 服务业企业融资模式检验回归结果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观察表5可知，在列(5)中，内部融资指数(CFK)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即服务业企业通过内部融资缓解融资约束作用不明显。

从列(6)与列(7)中可以看出，短期负债融资指数(SD)与长期负债融资指数(LD)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可见，长期债务融资与短期债务融资都加重了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假设3a与假设3b都得到证明。此外，短期债务融资指数(SD)与长期债务融资(LD)的系数分别为4.547与3.678，短期债务融资指数(SD)的系数大于长期债务融资指数(LD)的系数，这可以理解为短期债务融资相比长期债务融资会更加恶化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状况。在筹集长短期债务融资的过程中，服务业企业往往得不到来自银行等正规渠道的资金，它们不得不依靠非正规渠道的资金，服务业企业会为此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此，以上结论与实际状况是相符的。

如列(8)所示，股权融资指数(EQ)的系数为-0.5且在1%水平上显著，股权融资指数(EQ)与KZ指数负相关说明了股权融资在缓解服务业企业方面作用明显。假设4得到验证，即股权融资能够有效缓解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4.地区差异影响

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对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中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本文以此作为分类依据，对所研究的服务业企业样本进行分类。本文采用与上文相同的KZ指数构造方法分别构造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企业KZ指数，得到如下KZ指数计算公式：

KZ(东部)=-0.756×CF/A+-17.4×D/A+0.085×C/A+5.597×LEV+0.108×TOBINQ

KZ(中西部)=-4.956×CF/A+-94.659×D/A+-5.73×C/A+2.748×LEV+0.263×TOBINQ

本文通过以上两式分别计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服务业企业的KZ指数，并采用模型(3)分别进行线性回归，结果汇总到表6中。

在表6中观察列(9)与列(13)，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企业而言，内部融资指数(CFK)均不显著。可见，无论是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内部融资均不能缓解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假设2再次得到证明。

由列(10)与列(14)可知，短期债务融资指数(SD)的系数都为正数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短期债务融资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均会加重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假设3a得到验证。在对列(11)与列(15)的比较中可知，长期债务融资指数(LD)均显著为正。假设3b也可得到验证，即长期债务融资会加重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表6 不同地区服务业企业融资模式检验回归结果

注：(1)圆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2)***、**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从列(12)与列(16)中可以看出，股权融资指数(EQ)在东部地区样本中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中也为负但在10%水平上显著。这仍说明股权融资在缓解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方面是有效的。假设4得到验证，即服务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

5.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KZ指数的构造方法。本文剔除了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上期总资产(C/A)指标，以剩余的4个变量重新构建了KZ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除了短期融资指数(SD)不显著之外，其余结果均未发生变化。

本文对部分变量做替换变量处理。本文以总资产净利率(ROATTM)替换原来的盈利能力指标(ROA)重新进行估计，上述结论保持不变。

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3%、5%、7%的Winsorize处理。经检验，各项主要研究结论均未发生改变。

通过对上述不同方法的调整和检验，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之前相比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由于篇幅限制，结果不予赘述。

六、结论与建议

针对中国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本文使用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2013～2017年面板数据，先构建了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对我国服务业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进行验证，再使用KZ指数对我国服务业企业所采用的融资模式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其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显示：(1)我国服务业企业受到严重的融资约束；(2)内部融资不能缓解服务业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3)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都会加重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4)股权融资能够有效缓解服务业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服务业企业需要减少对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的依赖。在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服务业企业不要进行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即使在资本短缺需要通过短期债务融资与长期债务融资进行融资活动的情况下，服务业企业也要避免过度使用这两种融资模式筹集资金。第二，服务业企业要积极使用股权融资代替债务融资，发挥股权融资的优势。同时，政府要帮助服务业企业降低股权融资的门槛，鼓励并引导服务业企业使用股权融资。第三，服务业企业应注重建立合理的内部股权结构比例，建立大股东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从内部为赢取外部股权资本注入提供良好环境。第四，各省市政府应强化与中国证监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合作，帮助服务业企业为提高股权融资能力做好培训与支持，通过市场引导服务业企业合理配置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困境。第五，应提倡服务业企业树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识，使其理解企业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间的互补性，从而通过企业社会行为来提高企业声誉，并提升企业融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