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王 晓 慧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 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们基于自身满足感和安全感而产生的主观愉悦情绪，并由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1]。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对公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注程度将成为影响公众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威胁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老年人往往要面对收入水平下降、病痛折磨、生离死别等压力性事件，关注老年人幸福感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研究者普遍认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标准[2-3]。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两倍，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 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4]。然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正面临严重的幸福感危机——老年人的自杀率远高于青少年[5]。如何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不仅关乎两亿多老龄人口切身的生活质量，而且关系老年人子女的工作生活，更牵涉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归宿是增加国民福祉，保障并不断改善民生水平，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2013年12月28日,***总书记在北京市供热企业和敬老院考察民生工作时强调要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乐；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表明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生活状态的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社会阶层、压力性事件等。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核心变量，是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以及声望水平等个人经济、生活特征的综合体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能力和社会态度[6-7]。那么，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如何影响？本文试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背景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关，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这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针对性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从老年人个体的微观视角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介分析机制，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是否通过改善公平认知、社会交往和闲暇偏好行为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此后经过60余年的发展，相关文献大量涌现，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对幸福感进行了描述性阐释和实证分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观幸福感除了受到性别[8]、年龄[9]、婚姻状况[10]等人口学因素与经济发展水平[11]、社会保险[12]、环境污染[13]等宏观社会因素的影响外，收入水平、社会阶层等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而言，不同的学者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财富的增加与人的幸福感变化呈负相关[14]，收入不平等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5]，但有研究发现收入提高了个体的幸福感[16-17]，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不平等、主观社会公正感受都显著提升城镇居民幸福感[18]，发达国家收入较高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低收入群体[19]；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很小[20]，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21]。在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多数研究证实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22]，而收入往往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23]，但也有一项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反而越低[24]。与此同时，部分研究指出，高质量就业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因素[25]；社会阶层定位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26]。

在快速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起，并开始关注老年人特有因素如退休[27]、失能[28]、丧偶[29]、子女数量[30]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充裕的经济条件与完善的医疗服务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升或预期会上升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产生较强的主观幸福感[32]；社交活动、社会网络类型等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影响[33]。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已有学术研究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角度多元且时间跨度大，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研究采用的数据、指标和方法多样，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第二，绝大多数研究均采用单一指标衡量社会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且主要考虑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少考虑人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带来的影响，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带来的影响。第三，虽然聚焦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关注其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较少，且鲜有研究探讨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最新一期的数据，结合相关理论与文献从主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两个维度选择变量代表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实证分析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启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该项目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为核心，使用统一的、持续性的全国问卷调查，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以揭示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矛盾。该项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权威数据。该项目实际完成样本量为10 968个，本文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经过筛选和数据清洗后得到有效样本3 590 个。

2.变量界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理状况、心理感受、社会能力以及整体生活的综合认知和判断，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特征，包括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和总体生活满意度[34-35]。国内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迄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比较常见的是Diener等编制的总体满意感量表(GSWLS)、Lu Luo等编制的生活领域满意感量表(DSWLS)和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SWBS-CC)等[36]。但大多数微观数据调查均采取单项自陈量表，即把受访者自我评价的幸福满意程度作为直接测度标准[37]，一般直接采用调查问卷中“生活是否幸福”或者“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这一指标刻画。尽管这种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简便，但研究表明该指标具备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且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38-39]，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可靠性[40-41]。因此，本文也采用这种方式衡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即选用CGSS 2015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总的来说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将回答“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依次赋值为1、2、3、4、5。全样本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3.918。其中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920，略高于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3.916)；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值(3.957)高于农村老年人(3.872)。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状况、财富及居住地区等指标的综合反映，也是预测人们行为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42]。社会经济地位分为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政治地位[43]。参照其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的界定，本文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考虑到收入水平是教育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44]，又能反映退休前从事的职业、居住地区等因素，即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更好的工作、更佳的居住位置，因此收入水平这一指标最能反映老年人的客观经济地位，本文采用老年个体2014年总收入代表老年人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二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前者指老年人对自己所处的阶层的评价，后者指与同龄人相比老年人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如表1所示，老年人年平均收入为19 062.130元，社会阶层均值为4.326，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均值为1.729。其中，城镇老年人年平均收入(28 737.790元)、社会阶层(4.519)、自评社会经济地位(1.776)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农村老年人的年平均收入(7 117.255元)、社会阶层(4.096)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1.673)。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户籍、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以及地区的经济状况(人均GDP)、社会状况(人口密度)作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并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来分析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建立模型为：

Happinessi=α1+β1SESi+φiXi+μ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i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核心自变量SESi表示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收入水平)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Xi为控制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β1和φi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解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本文使用两组模型逐步回归的方法。表2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只考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模型(3)和模型(4)考察的则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4)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表2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上升0.085。加入控制变量后，如模型(2)，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结果显示，社会阶层、自评经济地位每提高一个层次，主观幸福感分别提高0.116和0.291，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显著，这可能是社会阶层提高了个体的安全感、社会支持，从而提升了幸福感[45]。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为负，即女性老年人的幸福感高于男性。年龄、自评健康、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庭生活美满、传统的“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提升作用。地区经济状况与地区社会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越发达的地区，生活节奏越快、生活成本越高，进而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体验。这一点也同“伊斯特林悖论”有一定相近之处，即财富的增加与人的幸福感变化可能并非呈现正相关性。

2.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是否具有一致、稳定的结果，考虑到被解释变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取值为“1～5”的有序分类变量，故构建有序Logistic模型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基本模型如下：

(2)

式(2)中，xi表示第i个指标变量，y为实际观测值，分别赋值为1、2、3、4、5，代表老年人在各个选项中主观幸福感的概率。在有序Logistic模型中，引入一个潜在隐含变量y*作为本文研究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无法直接观测值，其中，y*满足以下形式：

y*=AX+εi

(3)

式(3)中，X为解释变量，A为待估参数向量，εi为模型截距。设γ代表本文研究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未知结果的临界分界点，即γ1、γ2、γ3、γ4共4个分界点。在得到εi和A的参数估计后，对于测量结果y各个取值的概率可以通过以下等式得到：

(4)

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与前文(表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个体无论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主观经济地位，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3.异质性分析

表4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各变量对不同户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收入水平、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别提高0.047和0.089。相比于非农户口的老年人，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更大，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一个层次，农业户口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别提高0.115和0.276。一个可能原因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基尼系数也大于0.4警戒线。相比较城市群体，生活在农村的群体其主观感受受到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产生的波动相对更大，即相同收入幅度的提升和社会层次的变化可能会使农业户口老年人的心理受到影响程度更大，提升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4 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户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5汇报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看出，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各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但对高龄老年人的边际效应最大，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0.107；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所有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随着年龄的提升，主观幸福感会呈现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老年人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他外在优势方面弥补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这其中金钱收入可以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因而在实际中，年龄相对较大的群体，收入给幸福感带来的作用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表5 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五、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人们往往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理性个体的福利往往依赖于收入以及收入所带来的理念与闲暇时间支配的改变。社会经济地位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对社会的主观评价、社交网络、闲暇偏好等提高主观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获取社会资源越方便，得到的社会资源也越丰富，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而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扩大社交网络，同时有更多的休闲的选择，因而幸福感更高。为了检验这种中介机制是否存在，本文选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中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行分析，引入3个中介变量：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变量的定义与赋值见表6。

表6 中介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中介效应的相关理论与检验程序[46]，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传统做法，要检验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是否为中介变量，首先得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的影响，然后再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果结果显著，则表明中介机制存在。

1.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的影响

同样采用OLS方法分析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其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建立模型为：

Mi=α2+β2SESi+γiXi+ρi

(5)

其中，被解释变量Mi包括老年人的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核心自变量SESi表示社会经济地位，Xi为控制变量，ρi为随机扰动项，β2和γi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表7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展示的是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公平认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即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对社会的公平认知上升0.269。模型(2)显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提高一个单位，社会交往频率提高0.156。模型(3)则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休闲娱乐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休闲娱乐，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一个单位，休闲娱乐的频次提高0.138。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公平认知，增加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频次。

表7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

2.社会经济地位、中介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了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构建加入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Happinessi=α3+β3*SESi+δ*Xi+θ*Mi+εi

(6)

式(6)中，SESi为第i个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Xi为控制变量，Mi为中介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β3、δ和θ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表8显示了增加中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1)表明公平认知、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均在1%的水平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模型(2)显示社会交往、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模型(3)表明公平认知、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模型(4)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公平认知和社会交往同时加入，控制其他变量后结果显示，4者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积极作用。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提高了老年主观幸福感。

表8 社会经济地位与中介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的研究维度，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收入水平)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两个维度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将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3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从研究范畴、方法与验证方式上改进、充实了已有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采用替换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依然具有显著提升效应。(2)收入水平、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老年人、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但边际效应存在差异：相比于非农户口的老年人，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更大；收入对高龄老年人边际效应最大。(3)公平认知、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越多，得到的社会资源也越丰富，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扩大个体的社交网络，同时有更多的休闲的选择，因而幸福感更高。

增进国民福利，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发展成果的重要尺度和标准，应着力促进幸福指数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步伐同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收入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多措并举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一方面，要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使养老金水平与在职职工工资收入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稳定的差距；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解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不足、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提高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改善低收入老年人的生存环境，防止老年贫困的发生，切实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支撑体系，发挥老年人的余热，为仍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积极推进积极老龄化。

第二，缓解社会分层现象。作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反映着老年人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主观感知，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定位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是民生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同时，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分配机制，着力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类型、城镇与农村间的养老金收入差距，完善各类互助式养老模式，保障老年人平等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从制度层面缓解当前的社会分层现象。

第三，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是社会进步的表征，扩大老年人社交范围，增加老年人休息娱乐的选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健全基本文化服务体系，尤其是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创造有利于老年人社会交往与娱乐活动的生活环境。大力开展丰富多样的、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体育活动，引导老年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其拓展自己的生活边界，积极参与多样的文化项目和公益项目等社会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活动，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实现老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