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四库馆臣的诗歌注释思想

何 泽 棠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传统的目录著作重在著录，而《四库全书总目》则重在提要，对著作的功过得失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虽不无偏颇之词，然而提纲挈领之功绝不可没。对于《四库全书》收录的一干诗歌注释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的分析颇为精审中肯。

诗歌注释的基本目标是解释诗意，理解诗意的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是诗歌要说什么，即写作目的；二是诗歌是怎么说的，即表现的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表里关系。写作目的是根本，表现手段为写作目的服务，两者缺一不可。

分析写作目的，关键在于探究引发诗人创作动机的具体事件，主要使用孟子提倡的“知人论世”的方法，强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结合诗人的具体经历来理解诗歌的意义。

诗歌的表现手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学层面的，因为诗歌以语言为媒介，这是一种浅层意义。揭示这种表层意义，其手段以训诂为主。二是诗学层面的。诗歌虽以语言为载体，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有特殊的表意方式，如比兴、象征、用典等，其蕴含的意义属于深层意义。对深层意义的解读，要求注释者有一定的诗学修养。具体而言，是以孟子提倡的“以意逆志”方法为基础，着重于分析诗歌的艺术特性，并通过揣摩作者的创作心理来领悟作者的意图。

诗歌的表现手段与写作目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表现手段服务于写作目的。因此，对表现手段的分析，离不开对写作目的的探讨。对于使用比兴、用典等较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作者内心深意的现象，则必须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使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写作目的与表现手段同时加以分析。

四库馆臣在对诗歌注释著作的探析过程中，能够注意到诗歌注释者对写作目的与表现手法的分析。首先弘扬孟子的“知人论世”观，强调应在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下探析诗歌的基本写作目的；同时也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在分析诗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释意。最后，四库馆臣将对写作目的与表现手法的分析结合起来，强调以训诂与史实为基础，进一步分析诗歌蕴含的深层意义。下文便从这几个具体的方面揭示四库馆臣的诗歌注释思想。

一、史学分析：“以史证诗”

“以史证诗”，即以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为依托，分析其生平事迹，考证出诗作的本事，从而解释诗意。这种方法滥觞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任何诗歌作品总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因此，“以意逆志”必须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

这样一来，在诗歌注释中，考证与诗歌创作相关的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四库馆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庾子山集注〉提要》云：“是编以吴兆宜所笺《庾开府集》合众手以成之，颇伤漏略。乃详考诸史，作年谱冠于集首。又旁采博搜，重为注释。……然比核史传，实较吴本为详。《哀江南赋》一篇，引据时事，尤为典核。”[1]1276不难看出，注释者倪璠对“比核史传”“引据时事”尤为强调。

反过来，对那些不以史实为据的注释方法，四库馆臣不无微词。如《〈徐孝穆集笺注〉提要》云：“而兆宜所笺……盖主于捃拾字句，不甚考订史传也。”[1]1276除了《徐孝穆集笺注》之外，吴兆宜还曾撰有《庾开府集笺注》，二书风格相近。因此，将倪璠的《庾子山集注》与吴兆宜的《庾开府集笺注》做比较，可见二注的优劣。

庾信《拟咏怀诗》第一首：“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倪璠注：“风云，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遭其变。松竹比有节之士，西魏一使，良可深悲。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节也。”[2]424吴兆宜注：“鲍昭《暮还》诗：风云改荣衰。《孝子传》：宗承父资丧，旧茔负土作，一夕而成，坟土自高五尺，松竹自生。”[2]100吴兆宜只指出了“风云”“松竹”等词的出处，却没有说明这两句的含义。相比之下，倪璠结合庾信的生平解释了“风云”“松竹”的比喻义，更加完备。至于二词的出处，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

具体而言，四库馆臣对“比核史传”“引据时事”的强调体现在以下方面。

1.年谱与编年

《〈黄氏补注杜诗〉提要》云：“大旨在于案年编诗，故冠以《年谱辨疑》，用为纲领。而诗中各以所作岁月注于逐篇之下，使读者得考见其先后出处之大致。其例盖始于黄伯思，后鲁訔等踵加考订，至鹤父子而益推明之。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1]1281这实际上是对宋人注杜诗的一个简短概括。在这里，四库馆臣注意到了两点：一是诗人年谱的编撰；二是诗集的编年体裁。

(1)诗人年谱。杜诗有“诗史”之称，因而杜甫年谱引起了年谱编纂者的浓厚兴趣。有宋一代，产生了一大批杜甫年谱，为研究杜诗提供史实基础，如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年谱》等。黄希、黄鹤的《年谱辨疑》，则在上述杜甫年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考证意见，对旧谱中的错误常予以更正。黄鹤在《年谱献疑》的末尾叙述创作动机时说道：“鹤先君……又欲考所作岁月于逐篇下，终不果运力，未必不賫恨泉下也。鹤不肖，常恐无以酬先志，乃取椠本集注，以遗稿为之正定。凡经据引者不复重出，又辄益以所闻。于是稍盈卷帙，每诗再加考订，或因人以核其时，或搜地以校其迹，或摘句以辨其事，或即物以求其意。所谓千四百余篇者，虽不敢谓尽知其详，亦庶几十得七八矣。吕汲公年谱既失之略，而蔡、鲁二谱亦多疏卤，遂更为一谱，以继于后。”[3]30-31

具体的考证如《年谱献疑》“开元二十四年丙子”条云：“案，《旧史》是年三月乙未，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掌之。《新史·选举志》云：‘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鲁谱》谓开元二十六年戊寅春徙礼部，以春官侍郎主之，不知何据而云。”[3]19黄鹤的根据是《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显然比鲁訔谱中的空穴来风更加可信。四库馆臣所云“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颇具见地。

(2)诗集编年。四库馆臣还推重诗歌的编年体例。宋代诗歌注释者受诗人年谱的影响，创造了编年这一体例，将诗歌按年排列，使得诗作与作者的生平事迹得以逐年对照，使读者可以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诗歌。以杜诗为例，早期流传的杜甫诗集为分体本，邓忠臣(托名王洙)注本亦袭此例，至黄长睿本(1136)始为杜诗编年[4]，后有蔡兴宗、鲁訔继之。黄希、黄鹤父子的《补注杜诗》虽沿旧例以分体编排，但在每一首诗题下确定了作诗年代，对一些旧本编年还做了考订。

如《赠李白》题下注明为“开元二十四年作”，黄鹤补注云：“诗云‘李侯金闺彦，亦有梁宋游’，当是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后游齐赵时作。按公《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载，西归到咸阳。’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载。而《李白传》云天宝初已隐剡中，则此诗当在于开元二十四、五载作。盖公诗云‘二年客东都’，又云‘亦有梁宋游’，殆是初游齐赵时。梁权道编在十二载，非。”[3]43这种将作品逐年排列并一一考订的方法，正如四库馆臣所言，达到了“使读者得考见其先后出处之大致”的效果。

(3)年谱、编年、目录的融合。四库馆臣还注意到了年谱与编年中的特殊形态：年谱、编年、目录的融合。《〈山谷内集注、外集注、别集注〉提要》云：“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断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可轻也！”[1]1329在这里，四库馆臣指出了任渊的一大创举：将年谱、诗歌编年、诗集目录融为一体。

黄庭坚的《山谷内集》目次由其外甥洪炎编定,《山谷外集》由李彤编定，原来皆为分体，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改为编年。将文集目录与作者年谱融为一体，并且对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进行考证和编年排序，这种体例的最早采用者就是任渊。史容注释《外集》，接踵任渊，亦将编年融入目录之中。这一全新的编撰体例，对于读者知人论世，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任渊曾经亲身向黄庭坚学诗，年代距黄庭坚较近，他的编年更加令人信服。

2.时事问题

四库馆臣还注意到了时事问题，指出与作者时代相近的注释者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如《〈后山诗注〉提要》云：“渊生南北宋间，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迹，往往而存。即同时所与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钩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然师道诗得自苦吟，运思幽僻，猝不易明。方回号曰知诗，而《瀛奎律髓》载其《九日寄秦觏》诗，犹误解末二句。他可知矣。又魏衍作《师道集记》，称其诗未尝无谓而作，故其言外寄托，亦难以臆揣。如《送郭槩四川提刑》诗之‘功名何用多，莫为分外虑’……非渊一一详其本事，今据文读之，有茫然不知为何语者。”[1]1329

任渊《后山诗注序》云：“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5]所谓“冥搜旁引”，主要在于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解释诗意。

后山诗的内容，大多数还是抒发个人的感触，以及与朋友的交游唱和赠答等。对于这些诗歌，任渊更是钩隐发微，以本事为基础，探索陈师道的深意。如四库馆臣所举的《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之“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虑”，任注云：“郭槩为人，颇喜功利。二苏章疏，皆尝论列。故后山每诗，多有讽戒。盗贼本非人所乐为，必在位者有以致之。蛮夷方怀贰，而不以无事镇之，则边隙开矣。”[5]8

对一些朋友之间交往的轶事，非任注不能明其意。如《次韵苏公劝酒与诗》之“五士三不同”，任注云：“东坡守颍时，赵德麟作签判，后山为学官，其兄传道来过，而欧阳叔弼、季默，家居于颍。东坡送传道诗所谓‘五君从我游’是也。两欧阳以新免母丧，不肯作诗，后山以持律不饮酒，故云‘三不同’。”[5]116可见，四库馆臣对任渊注今典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二、诗学分析

除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诗歌之外，古代诗歌注释者也未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四库馆臣也注意到这一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1.总结分段释意的方法

对一些篇幅较长的古体诗，宋代诗歌注释者惯于分析全诗的脉络，将其划分成几个段落，分别解释各段的意义，并且进一步总结全诗的章法。及至清代，一些诗歌注释者还将分段释意延伸到律诗的注释中，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馆臣对这种方法予以肯定，《〈杜诗详注〉提要》云：“每诗各分段落，先注释文义于前，而征引典故列于诗末。”[1]1282

仇兆鳌总结杜甫律诗的最常见的章法，分成两大部分：前四句与后四句各自表达一层意思。如《秦州杂诗》第二首“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仇注云：“二章咏城北寺也。上四记叙古迹，下四对景伤情。”[6]573-574

第四首“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仇注云：“四章咏鼓角也。边郡而闻鼓角，又当秋天欲夜之时，何等凄栗。‘殷地’、‘入云’，承‘鼓角’；‘蝉静’ 、‘鸟迟’，承‘夜时’。末因边郡而及万方，则所慨于身世者深矣。”[6]575-576在本诗的注释中，仇兆鳌总结了杜律的特殊章法，即一二句引起全文，三四句承接第一句，五六句承接第二句，七八句收结。这一类分段释意、分析诗歌章法结构的做法，颇利于学诗者。

至如《〈杜诗会稡〉提要》所云：“其分析段落，训释文意，颇便初学。”[1]1532四库馆臣同样肯定了这种基本的分段释意方法。

2.推崇以诗学研究的成果指导释意的方法

如《〈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云：“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称其少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而诸家所论，必欲一字一句为之诠释，故不免辗转轇轕，反过滞相。又所用典故，率多点化其意，藻饰其文，宛转关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声，非真有敲日事也。……正子此注，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凿其说，犹胜诸家之淆乱。”[1]1293

李贺的诗歌创作，思路非常灵活，甚至可以用诡异无端来形容。因此，如果试图一一找出李贺诗歌中各个意象的对应物，相对杜诗而言，更加如水中捞月，不着边际。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将李贺的诗比作《离骚》，如天马行空，出人意表。南宋吴正子的《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受了杜牧的影响，对李贺诗歌的理解，没有拘泥于字面，而是突破字面意义的拘束，灵活地揣测李贺的用意。特别是李贺对典故的运用，非常灵活，往往是虽取典故之意，却对原有的字面加以改造。因此吴正子对于李贺诗中的典故采用了相对谨慎的处理方式，只注明典故的出处，却没有随意地进一步解读其寓意，显然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四库馆臣对此加以肯定，可谓精辟之见。

3.将注释与批评分开

宋代诗歌注释者善于在注释中加上艺术评点。由于重视考证之学，清代注释者摒弃了这种做法，将注释与评点分开，尽量将诗歌注释学术化，同时远离文学批评。比如查慎行是著名诗人，著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但书中极少评点之语。查慎行对苏轼诗的评点，另收在《初白庵诗评》一书中。翁方纲对苏诗的评论也只收集在《石洲诗话》中，而未列入他的《苏诗补注》。以上便是将诗歌注释与诗歌评点分离的典型例子。

究其原因，在于清代注释者认为评点与解释诗旨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以陶渊明诗的注释者陶澍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费纸墨而已。”[7](《陶靖节集注例言》)冯应榴汇集历代苏诗注而成《苏文忠公诗合注》一书，也不采纳查慎行的评点。他的理由是：“又查氏有《苏诗评批》，本于诗意无甚发明，今亦不采。”[8](《苏文忠公诗合注附录》)

虽然四库馆臣认为可以用诗歌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诗歌注释，然而受上述风气的影响，反对在诗歌注释中直接加上诗歌评点。《〈读杜心解〉提要》云：“又于诠释之中，每参以评语，近于点论时文，弥为杂糅。”[1]1534此处认为浦起龙的点评与注释混合在一起，过于杂乱。

又如《〈杜诗说〉提要》：“此书以杜甫诗分体注释，于句法、字法皆逐一为之剖别。大旨谓前人注杜求之太深，皆出于私臆，故著此以辟其谬。其说未尝不是。然分章别段，一如评点之时文，又不免失之太浅。”[1]1533此处认为注释者对杜诗分章别段，再进一步分析杜诗的字法、句法、章法，有失之太浅之弊。

四库馆臣与大部分清代诗歌注释者将注释与批评截然对立的看法，失之偏颇。注释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诗意，而解释诗意除了训诂词义、联系时事之外，分析诗歌的艺术手法是必经之途，否则无法完全解释诗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分析总结诗人的立意之高下，以及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的得失。这种分析评点非但不会干扰对诗意的解释，更不会失之太浅，反而能与解释诗意相互促进，从而两全其美。因此，在诗歌注释中，可以适度地加入一些诗歌评点，只要不至于长篇大论、喧宾夺主即可。

三、阐发诗旨

对于诗歌的意旨，诗歌含蓄未尽之处，注释者须加以补充阐发；诗歌跳跃不定之处，注释者须辅以衔接串联；诗歌脉络错综之处，注释者须予以条分缕析；诗歌晦涩多义之处，注释者须一以贯之，使其清晰明朗。总而言之，对诗歌的深层寓意，诗歌注释者在把握写作目的基础上，从诗歌文本出发，揣摩作者的创作心理以释意，对诗歌的篇义、段义、句义作出详尽的解释。然而，求之过深，有时会不得要领，甚至流于穿凿附会，强词夺理。

1.反对过度解读

四库馆臣首先针对各种臆测提出了批评。

(1)批评没有事实根据，故意标新立异的做法。如《〈楚辞集解〉提要》云：“《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深辟洪兴祖等谓原‘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汩罗之诬。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也。”[1]1269

汪瑗《〈楚辞集解〉自序》云：“其有洞而无疑者，则从而尊之；有隐而未耀者，则从而阐之；有诸家之论互为异同者，俾余弟珂博为搜采，余以己意断之。”[9]4焦竑《序》云：“核者存之，谬者去之，未备者补之。或有援据失真，词意未惬，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是正。”[9]3正如汪瑗与焦竑所云，补注是为了重新审视前人的注释，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对前人的错漏应当勇于补正，这是从事学术研究应有的探索精神，值得提倡。

然而，汪瑗引发的争议在于，他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屈原到底是以死明志，还是隐遁而去。这个问题关系到在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对屈原的定位。众所周知，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于在君主的猜疑与小人的诋毁面前丝毫不改其志，最后以死抗争，从而流芳百世。如果屈原没有以死明志，他的精神意义会大打折扣。因为文学史上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观点的迁客骚人比比皆是。如果屈原只是归隐，则泯然众人，这会降低他的地位。

屈原到底是自沉还是归隐，当然是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司马迁所载的“自沉汩罗”，理论上是可以质疑的。然而，要质疑司马迁等人的结论，必须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列举可信的材料。汪瑗引发的争议在于，他并没有发掘出新的史料作为屈原归隐的证据，而只是从《离骚》《九章》等屈原作品中寻找支持。众所周知，抒情性文学作品尽管自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但由于屈原这类浪漫主义作家的情感非常丰富多变，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之处，因此不是可靠的根据。

汪瑗的《怀沙》题解云：“瑗详《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复。’又曰：‘冀一反之何时。’夫自南迁之时，已放逐九年之久，而临行犹方且望其还也。岂有迄孟夏至南土，而遽抱石以自沉者乎？况《思美人》曰：‘独历年而离愍。’盖《思美人》作于《哀郢》、《怀沙》之后，则屈原至南土，又尝多历年所矣。是孟夏实未尝死也。又曰：‘宁隐闵而寿考。’则有隐忍不死，优游卒岁之心，岂肯为抱石自沉之事邪？《悲回风》曰：‘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任重石之何益。’屈子于此思之审而筹之熟矣，则不肯负石以自沉也决矣。其诸所言欲赴渊而沉流者，盖皆设言其欲死，而深见其不必死耳。”[9]194

汪瑗所列举的作为论据的诗句，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不具备唯一的确定性。比如“冀一反之何时”，刚刚踏上南迁之路时，当然抱有返回故都的希望，焉能以此证明屈原从此以后绝不会萌发自沉之志？汪瑗认为“其诸所言欲赴渊而沉流者”都是一种假设之辞，那么，同理可证，他列举的“宁隐闵而寿考”“骤谏君而不听，任重石之何益”同样也可能是一种假设之辞，只代表屈原某一时刻的心理活动，却无法证明这些心理活动必定主导他以后的行为。因此，汪瑗所立的新说，全都建立在揣测、假设的基础上，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对于屈原是赴于湘流还是隐逸而终这种关键问题上，其态度极不严谨。

汪瑗所撰《楚辞集解》，并不尊重旧注在解释《楚辞》主旨时形成的“忠君报国”的共识，反而由于试图超越前人，极力标新立异，抓住“何必怀故都”等只言片语便大做文章，甚至将其无限引申为《离骚》的纲领。这是一种典型的臆测。

(2)四库馆臣还指出了过度解释的一种极致状态，即“诗歌注我”。如《〈楚辞听直〉提要》云：“崇祯中，文焕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盖借屈原以寓感。……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尽屈原之本意。其词气傲倪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习也。”[1]1270这里四库馆臣指出了一种“屈原注我”的状态，即有意识地借用《楚辞》的文本以发挥自己的失意之情。这种解读方式，在学术史上早已有之。典型者如西晋郭象注《庄子》，便是一种“《庄子》注我”的思路。后来南宋的陆九渊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六经注我”的观念。以上两者皆出自对六经、《庄子》一类理论文献的解读之中，而在诗歌解读中，“诗歌注我”出现得较晚、较少，黄文焕《楚辞听直》便是其中的典型。

黄文焕的《凡例》云：“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二千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自奇异。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尝与原同病矣。惟痛同病倍，故于《骚》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必求其显出。”[10]这显然是一种“发愤著书”的态度，通过弘扬屈原之“忠”，痛骂当世的奸臣，以洗刷自己与黄道周的冤情。四库馆臣对这种借题发挥式的过度解读显然不无微词。

2.强调在训诂与史实的基础上释意

在以上例子中，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反对毫无根据地臆测，甚至是不顾事实地标新立异的解释方法。因此，四库馆臣提出了应在训诂的基础上释意的观点。

《〈离骚解〉提要》云：“大旨深辟王逸以来求女譬求君之说，持论甚正。然词赋之体与叙事不同，寄托之言与庄语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张反覆，迥出于蹊径之外，而曲终乃归于本意。疏于训诂，核以事实，则刻舟求剑矣。”[1]1270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强调“比兴寄托”，寓意深远，即使是强调“核以事实”而不是完全出于臆测的方法，也要建立在字词训诂的基础上。否则这些“事实”与“寓意”之间的关系也会流于牵强附会。

基于这种认识，四库馆臣肯定了在训诂的基础上总结全篇大意的做法。如《〈杜诗通〉提要》云：“每首先明训诂名物，后诠作意，颇能去诗家钩棘穿凿之说，而其失又在于浅近。《本义》四卷，皆释七言律诗。大抵顺文演意，均不能窥杜之藩篱也。”[1]1532张綖的《杜诗通》，虽然有过于浅近之嫌，但至少避免了穿凿附会之失。

即使是强调“以史证诗”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解读诗意，四库馆臣也反对过度的解读。《〈杜诗捃〉提要》云：“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昫、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袴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1]1281-1282

杜诗“诗史”之说，固然是诗学理论的一大创见，也为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事杜诗注释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如果反过来认为杜诗的内容都与时事相关，甚至认为杜诗的一句一篇都可以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时事，则不免流于穿凿附会。四库馆臣指出，杜诗的“诗史”特质只不过是一种宽泛的趋势，而杜诗中直接反映时事的内容不过几十首，没有必要一一附会于时事。用“以史证诗”的方法注释杜诗，除了将这几十首的内容与具体的时事互相印证之外，更重要的是将杜诗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予以理解。至于“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将诗歌中的意象与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一一对应，显得过于机械。

四、结 语

四库馆臣由浅及深地分析总结了古代诗歌注释的规律。首先，必须在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下探析诗歌的基本写作目的。其次，也不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强调在分析诗歌的表现手法的基础上，以诗学研究的成果指导释意。最后，四库馆臣强调以训诂与史实为基础，进一步分析诗歌蕴含的深层意义。这种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思路，是对中国古代诗歌注释思想的重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