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唐明燕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唐明燕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儒学;儒学热;现代价值;现代转化

关于儒学具有现代价值这一点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认可,接下来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促使儒学精粹真正走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其价值得到良性发挥,即如何促使儒学更好地实现现代转化。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可谓千头万绪。为了给这个问题找到一个便于讨论的突破口,本文拟从“儒学热”这种现象入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来进行一下探索。

一、反思:“儒学热”何以能热

从内因来看,“儒学热”要归功于儒学自身蕴含着历久弥新的素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能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告别,只能在与传统接轨的基础上获得新生。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它虽然因为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维护封建统治、腐朽落后的因素,但它并不单纯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历代政治制度的附属品,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包含着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它的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所以,儒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许多思想仍然具有影响现代和未来的超历史的生命力。面对新的时代机遇,儒学中那些契合现代社会的思想智慧就有可能重新绽放出光芒。

从外因来说,儒学的升温得益于时代的需要。具体来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身份确认的需要促使中国人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文化身份确认的问题也就显得越来越必要。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1],然而,文化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我们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而且要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因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正存在于其中。目前的诸多文化政策也表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前在海外不断建立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就是典型例证。其次,从个人层面来看,面对异域文化,中国人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仅仅因为有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处世特点,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蕴含这种基因的载体就是传统思想文化。但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在民间断裂的时间太长了,这样一种精神文化状态使得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无精神家园可以归依的尴尬境地。人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逐渐发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色还是需要到传统中去寻找,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文化凭借。于是疏离传统太久的中华民族开始积极地去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这是促使儒学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使人们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医治现实困境的药方。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市场机制崇尚竞争、注重效率,商品交换等价原则,市场行为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些价值取向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无可厚非,但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人除了有经济生活的追求以外也有精神生活的追求,人与人之间除了有经济关系以外还有亲情、友情、爱情等其他人际关系。当市场经济的原则入侵到这些领域中时,就有可能给处于其中的人带来困惑、焦虑、紧张和压抑。例如,市场所崇尚的竞争,若被过度扩大到人际交往中去,那就有可能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讲究效率、视时间如金钱的观念若过于强化,就有可能因忙碌而牺牲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也牺牲了反观心灵品味自我的时间,这种状况往往导致身心疲惫、精神空虚。而儒学对和谐的重视、对精神价值的重视、对人伦亲情的重视、对群体利益的重视等理念恰好可以对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起到理性校航的作用。处于迷茫中的中国人逐渐发现传统中有医治现实困境的药方,古代哲人的谆谆教导具有平衡人的内在心理、安定社会的功效,于是,儒学受到重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价值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执政方针相契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的价值取向和执政方针。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道德价值、人文理性以及民本主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与当今大政方针的契合点,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执政理念的思想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传统思想找到了发挥自身思维优势的平台。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例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官方主流媒体等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有增多的趋势,等等。儒学在当今这个时代能够顺畅地传播,能够在社会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的认可和扶持。

第四,学者、电视、网络等对儒学的宣传,拉近了民众与传统的距离,推动了儒学的传播。近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采取了多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这种传播中,涌现出一批以于丹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明星”,受此鼓舞,许多研究传统思想的学者也纷纷走出书斋,以通俗的形式向社会传播自己的学术。有的学者走上了各地电视台举办的国学栏目,有的学者撰写传统思想的通俗读物,有的学者频频走进企业、机关举办相关讲座。尽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也有批判、鄙薄的声音,有些反对的态度还相当激烈,认为其玷污了学术的严肃性,斥其为“文化被娱乐”、“学术走秀”,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通俗化的传播方式确实起到了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它起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学它本身就不是供少数文人墨客享用的奢侈品,它有很强的生活实践性,儒学能够在古代社会历经两千多年风云变幻而不衰,除了有封建政府的扶持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民间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得益于其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在现代社会,儒学失去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它要想获得生存发展的后续力,得到民众认可、延续自身在民间深厚的生活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学者通俗化的讲解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充当了促使儒学走出书斋、走入民间的桥梁,成为目前“儒学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二、批判:“伪热”与“过热”

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儒学热”,“具有民间发动、学院响应、媒体助阵、官方谨慎认可并力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的特点。”[2]可以说,这是近百年来儒学所面临的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这股热潮也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些做法的确可以起到宣扬国粹的作用。例如,在中小学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在大学中进行与儒学相关的通识教育等,既可以帮助学生提高精神文化修养,使儒学精粹潜移默化地植根于学生心中,也可以使人们获得“审视、尊重和同情传统的机会,有助于改变百年以来把本土价值传统视为自由民主之敌人的偏见”[3]。再如,在各种公众场合、大型活动中适当地运用儒家文化元素,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气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成功运用传统元素的典型范例,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是也有一些做法是不健康或不理智的,目前,颇被世人诟病的情况主要有三种:

第一,抱着娱乐心态对待儒学,做秀、恶搞。例如,一些人企图借着“儒学热”出风头,他们对儒学的思想价值不感兴趣,却对孔子与南子之间有没有暧昧关系、孔子和姚明究竟谁更高等话题津津乐道,甚至还出现了一位在孔庙内大摆热辣造型、宣称要勾引孔子的“国学辣妹”,等等。类似这样的行为只是企图拿着传统文化做遮羞布,来达到吸引眼球、迎合低级趣味的低劣目的,而与儒学的复兴毫无关系。

第二,以功利态度利用儒学,将传统思想文化作为牟利的工具。例如,有些人哗众取宠、曲解文本,企图在传统思想中挖掘出所谓的升官之道、发财之道以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求而谋得利益,有些人打着研究周易的旗号算命、卜卦、看风水来宣扬封建迷信,有些人利用群众对儒学的热情,不顾及自己本身的学术水平举办一些低劣的国学班、出版一些错漏百出的儒学读物,等等。对这些人来说,研究儒家文化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目的是谋取钱财。

第三,过分拔高儒学的现代价值,非理性地认为其可以解决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学术氛围的宽松,一股被学界称为“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在大陆兴起,“新文化保守主义反映了一部分人在全球化时代保护、发展、利用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努力,对于矫正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等,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褊狭的文化心态。某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缺乏认真的区分,刻意拔高儒学和国学对当代道德建设、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偏执地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文化,这些都可能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一些人在高喊‘复兴儒学’、‘振兴国学’的同时,试图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尖锐对立起来,以儒教代替马克思主义。”[4]诚然,儒学存在着许多可被现代社会利用的思想资源,应当深入研究,但儒学同时又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的共同体,对于它,我们需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历史前进了,时代变化了,力图走复古的道路,将儒学看成完全适合现时代的、能够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能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盲目拔高儒学的价值,甚至像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把儒学抬到宗教的高度,提出所谓“立儒教为国教”、“儒化共产党”、“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主张,看似对儒学充满感情,而实际上却极可能断送儒学的生命力。儒学究竟是不是儒教,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仍然很大,抛开这些争议不说,即使真的如“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儒学是宗教,那么“‘儒教’如果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能指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即共产党来把它立为‘国教’呢?”[5]

以上三种情况,前两种可以称之为“伪热”,第三种可以称之为“过热”。孔子曰:“过犹不及。”[6]弘扬儒学、接续其生命力有一个“标准”问题、“度”的问题,做的不对不行,做的不够不行,做过了头以致走到歪路上也不行。笔者认为一个和儒学相关的行为是否合适起码应符合以下几点要求:行为本身应该既能承续儒学精神,又能切入当下生活;既能体现民族性,又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变成现代化的阻碍;评价儒学时,要坚持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既应有足够的自信承认其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又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其确实存在不合时宜的地方;传播儒学时,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即以弘扬儒学精华为目的,而不是将其当作争名夺利的手段。

三、求索: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贺麟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7]显然,要想实现儒学的新发展仅仅凭借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儒学之“火”已经被热情点燃了,但接下来如何使这把“火”烧得“理性、健康”,使其具备永续燃烧的活力,是一个值得儒学界深思的大问题。鉴于目前“儒学热”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异化现象,笔者认为儒学在介入现代社会、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

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一定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面向现代人的精神需要,这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一席之地。这也符合儒学一贯的经世致用的作风,儒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深具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具有强烈现实关切性和实践品格突出的学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那就是立足现实、面向现实绝不等于迎合现实。如果现代人需要什么,就去儒学中挖什么,实在“挖”不出来的时候就生编、臆造,对圣贤言语断章取义以迎合世风,那么这样所获得的繁荣只能是表面、虚假的繁荣,于儒学长远发展毫无益处。至于那些利用民众目前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拿儒学做幌子来谋取个人私利,那更是违背了儒家“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的精神。一旦人们觉醒过来,这些行为只能遭到唾弃,连儒学中所蕴含的真正精华也会被这种功利行为所连累,一起被人小看了。针对目前儒学传播中出现的种种曲学阿世、虚谈眩人的现象,北大教授李零曾尖锐地批评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8]

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儒学精华要想在现代社会中被弘扬,仅仅进行学理研究,集中在学者的小圈子里,采用学究气浓厚、老百姓听不懂的语言和形式是不行的。儒学要想获得群众的认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是必须的。因此,博客、短信、学者通俗化的讲解、电视电台寓教于乐的国学节目等形式,在儒学普及方面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世俗化、通俗化只是儒学面向大众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不能代替在学术内研究和学习儒学,相反这种普及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撑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持续发展。正如台湾学者龚鹏程所指出的那样:“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得下来,深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9]总之,如果只注重学理研究,则会加重民众与儒学的隔膜,难以发挥儒学应有的社会作用;如果只注重通俗化的普及,则容易使儒学落入庸俗和肤浅,难以获得永续发展的知识支撑,只有世俗化与学术化互相支持、两条腿走路,才可能使儒学在传播的过程中走得更稳健。

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经世致用、热心政治是儒学从创立之初就具有的特点,“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很多儒者的目标,儒学能够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政治的良好结合。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学在古代中国政治诉求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学的政治理念的绝大部分能够适应封建时代的需要,能够维系、促进封建体制的良性运转。而当代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需要、国际环境等重要方面与古代中国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儒学作为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并在封建社会发展成熟的学说,其政治理念也随之由绝大部分适应社会发展变成了绝大部分不适应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分宣扬儒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作为,甚至期望其能够重新回到正统、独尊的位置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过高期望的最后结果只可能是被现实无情的击碎,连带击碎的恐怕还有儒学在当代社会中可能有的生存余地,这对儒学发展来说得不偿失。这样讲并不是说儒学在当代社会中不应有政治作为,而是强调对儒学持同情立场的研究者、传播者应该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儒学与当代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中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而应该有自知之明,明确地认识到儒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大有价值,另一方面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存在着许多思想局限,复古更化的路子走不通。在为政治服务以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和尊严,不要走到盲目“迎合”的道路上去。实际上,“传统文化除了政治文化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孔夫子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人伦,这一部分文化是有活力的、可以被继承的。”[10]儒学中所包含的浓厚的人文理性精神、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对人伦亲情的肯定、对集体主义的重视等思想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会绽放出光芒,当代儒学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些思想优势,在日常人伦领域或许能比在政治领域发展得更好。

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11]我们要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以使民族精神获得自我主宰的能力,但绝不能走固步自封的路子,绝不能通过排斥外来文化的手段来达致传统文化自存的目的。传统文化要保持其活力,成为“活”传统,就必须始终保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意识,这是传统文化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传统文化只有具备了海纳百川的气度,启动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将外部刺激视为自身发展的新起点,积极地吸收异质文化中存在而自身又比较缺乏的营养因素,顺应时代变化实现历史转变,对传统文化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进行自我更新和建设性转化,才能真正捍卫精神中国的存在,为子孙后代守住精神的家园,真正使历史文化以强有力的方式延续,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正如汤一介曾指出的那样:“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做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12]

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使命感,尽力做到“做学问”与“做人”的一致,以避免因个人的不良行为使儒学蒙羞。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的知识型、思辨型的学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伦理型、道德型的学说,具有很强的生活实践性[13]。在儒家哲学中,修身是做学问乃至做一切事情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也确实做到了做学问与做人的一致。在当代,虽然儒学研究者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有很大区别,但是由于儒学这门学说特殊的道德性质和道德宗旨,仍然要求它的研究者尤其是对儒学持同情立场的研究者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如果为学与为人“两张皮”的话,就很难增强儒学对现代人的道德说服力,从而动摇民众对儒学现代价值的信心。

[1]洪晓楠.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9-43.

[2]方克立.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J].高校理论战线, 2008,(8):25-31.

[3]王怡.“读经”背后[J].书屋,2004,(10):19-23.

[4]高翔.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5.

[5]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J].学术探索,2006,(2):4-1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4.

[7]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

[8]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373.

[9]龚鹏程.儒学复兴时代的隐忧[N].中华读书报,2008-07-09(11).

[10]徐友渔.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继承日常人伦,弘扬普世价值[J].绿叶,2008,(7):40-46.

[11]乐黛云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9.

[12]徐友渔.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在南昌大学的演讲[J].理论参考,2007,(7):27-32.

[13]刘莉萍.儒学伦理传统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1):26-29.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Road of Confucianism from“Upsurge of Confucianism”

TANGMing-Yan
(School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Upsurge of Confucianism”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 should be noted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road of Confucianism.First,Confucianism should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reality to avoid the kitsch,especially to avoid the orientation of utilitarian purpose.Second,Confucianism should not only be populariz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but also be studied academically.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parallel roads of secularization and academia.Third,Confucianism should be developed by the support from the politics and also should be self-knowledge that keeps a proper alienation to politics.Fourth,awareness of self-criticism for Confucianism should be enhanced and innovation should not be interrupted.Fifth,Confucianism communicators and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the moral training to avoid disrupting Confucianism by personal behavioral problems.

Confucianism;upsurge of Confucianism;modern value;modern transformation

G02

:A

:1008-407X(2010)02-0101-05

2010-01-11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L07CZX013);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基地项目(2009JD10)

唐明燕(1980-),女,山东临清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