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顺应模式中的词汇语用意义的选择与翻译

梁艳君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关联—顺应模式中的词汇语用意义的选择与翻译

梁艳君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词汇是人类语言和生活最紧密的衔接点。由于受到语言内部体系和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制约,词汇不仅有本身的词汇意义,语用因素也赋予词汇特定的篇章语用功能,构成特定的语用意义。文章依据关联—顺应理论,结合语用机制、语境和认知,对词汇的语音修辞、文字形体、词义文化语义、语体风格等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进行动态研究,使原语与译语在多维层面获得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以期达到译语与原语高度一致的交际效应。

关联—顺应;语音;文字;文化词汇;语体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活动。关联理论认为译者应从潜在的认识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语义层和语用层等语言或交际层面中推理出原文的意图,并根据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合理的假设判断,以选择合适的译文,努力实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吻合。顺应论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语境,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由此可见,两种理论各有千秋和缺欠:关联论仅仅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交际行为,忽略了交际的规范性和常规性,忽略了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释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言语行为;而顺应论没有很好地告知我们如何从纷繁的表征中找到顺应目标,对交际中的意识程度没有很好地说明。但是关联论可以指导语言使用过程中如何寻找最佳的动态关联,成为语言顺应过程的目的基础。我们可以运用关联论和顺应论结合的互补性与解释力,建立关联—顺应翻译模式。从关联顺应与选择的视角来看,译语是译者关联顺应与选择的产物,没有译者的关联顺应与选择就没有译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一直处在“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因为译者才具有关联顺应和选择能力。结合关联顺应论以译者为主体论的观点,我们认为关联—顺应翻译可以描述为“翻译是译者关联—顺应翻译语境的选择活动”。译者的关联—顺应任务是对原语和译语等所出现的“世界”,即对翻译语境的关联顺应。译者的语言使用选择是对翻译环境顺应程度的选择,选择是多维度的关联顺应与顺应性的选择,涉及文体、文化立场、文本意义再现及信息加工等;而且选择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特征,受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1](P63)。本文根据词汇语用的理论,结合关联论与顺应论的翻译模式,从语言语境、文化外语境以及语篇对词汇的语音修辞、形貌结构、词义的延伸与收缩,语言风格等层面的不确定词义进行语用处理,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使原语与译语在多维层面获得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以期达到译语与原语高度一致的交际效应。

一、音韵层面的关联—顺应

语言首先有了声音然后才有了文字。声音是语言的首要因素和显著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主要是通过声音进行的,即使写文章,也要重视声音的配合,讲究音韵美。我国南梁文学家沈约指出:“文章之音韵,同管弦之声曲”[2]。叶圣陶说,文章要“经得起说和听的考验,说起来上口,听起来入耳”。鲁迅十分注意词语的声音,常常在作品完稿之后,深夜独自在书房里大声朗读,把读得不顺畅的文字删除。据说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在写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ery)的过程中,每写完一章,就要用钢琴检验句子的音韵、节奏、声调、格律是否响亮。由此可见,人类对音韵的认知具有相同的共性,写作时选择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词语可以帮助作者正确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烘托语言的意境。然而,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汉语是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英语是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两者在语音系统的音位数目、构成音节的方法以及音节拼读的特点上都有明显的区别。翻译如何能够做到既如实反映原语思想内容又能达到音、形的有机结合,这是个难上加难的问题。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说道:“翻译实在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艺术,却又是一种令人欲罢而不甘休的艺术。”[3]正是翻译工作者这种锲而不舍、知难而上的精神使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译作中欣赏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下面我们利用几组英汉互译的例句来分析译者如何使用相对和动态的翻译方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的。

汉语的“双声”和“叠韵”基于汉字的特征,使用极为普遍,对汉语的音美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叠音绝唱”的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这首词一共用了九次叠音,尤其是开篇的七叠连用,音凄情苦,自古以来令人哀伤叹绝。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译文1: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so drear

So lonely,without cheer.(Kenneth Rexroth译)

译文2:So dim,so dark,

So dense,so dull,

So damp,so dank,so dead!(林语堂译)

译文1舍音求意,以期变式对应,但也有饱满的审美情感。译文2用了7个以d字母开头的形容词,用alliteration(头韵)修辞手法,一气呵成,音韵和谐,产生强烈的视觉刺激和听觉效果,与李清照原诗的尾韵相呼应,不仅词趣洋溢,而且译文与原文体现了最大和最佳关联。再看下面的一段话:

I love my love tll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tlI an E,because she i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tin elopement;her name i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译文1: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美妙),我劝我的爱人“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

译文2:我爱我的那个“丽”,可爱迷人有魅力;我恨我的那个“丽”,要和他人结伉俪;她文雅大方又美丽,和我出逃去游历;她芳名就叫爱米丽,家住东方人俏丽。

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读者领会原著,而且译者还要通过认知感受句中的美感与幽默,通过加工,选择符合读者语境的词汇,在理解语篇的基础上再现原语的思维美学。原文是以字母“E”开头的文字游戏,但由于汉语是方块文字,不可能玩这种拼音游戏,只好在语音上下工夫,从而达到异曲同工之目的。译文1采用直译法,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但朗读起来原文的美感、诙谐消失殆尽,达不到与原文相近的关联效果。而译文2则较好地根据语境意义,通过语音层面的选择,让语义向语音做出让步、妥协,恰当地避免了加注,既如实地阐释了原文,又达到了原文的幽默效果,使语义与语音两者间达到了最佳结合的程度。

二、文化词语的语义关联—顺应

文化词语的语义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语码转换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由于人类拥有相同的思维能力,汉语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信息可以用英语来表达,英语所承载的英美文化信息可以用汉语来表达。但是,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会用不同语言表达相同的思想,或用相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思想。例如,为了表达“债台高筑”这个思想,中国人说“欠了一屁股债”,法国人说“endette jusq’au cou”(欠了一脖子债),英美人说“be up to one’s ears in debt”(债务多得快堆到了耳朵根)。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话语蕴含的文化内涵信息保持不变,改变的只是语言符号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一个词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参照系统地阐释和编辑,它的文化内涵意义可能大相径庭。比如,中国人见到鹤,便联想到长寿(鹤发童颜),英国人看到crane(鹤),便想起了吊车,法国人看到grue (鹤),便想到了倚门卖笑的风尘女子。由此可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活动,它涉及到源语与译语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体系,译者要完全弄清原作的本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译者与原文作者的认知环境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译者反复研读原文,既要弄清原文的字面意思,也要理解字里行间隐含的语用意思,然后利用目的语语境信息重建认知关联,尽量使译文的形式和交际意图复合译语读者的期望值。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的使用必定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坡状,大江大河都朝东流入大海,因此,在我国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诸如“请君试问东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反映我国民族文化的语句。如果我们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译成:

If you would ask me how my sorrow has increased,Just see the over-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

英国人看了这段译文会迷惑不解,为什么河流会向东流,因为英国的河流向四面八方流入大海,而美国的河流是以落基山脉为分水岭,向东西两个方向流入大海。为了避免目的语读者的误解,应把汉语中的“向东流”译为“run to the sea”,这样译文就明白无误了。

文化词语的语义翻译所遵循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信”,要想做到这一点译者关键是对原文文本进行正确的理解,词语文化语义的翻译必须在源语文化背景知识中进行阐释,当词语的表层信息和语用的内涵信息发生矛盾时,译者必须把顺应语境效果的对等放在首位,而并不是追求逐字逐句的字面意义的对等。例如,我们把《水浒传》的标题直译为“The Story by the Water Margin”,就没有抓住“水浒传”这个词语的文化语义的准确内涵。《水浒传》主题思想描述了108名梁山好汉渴望过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只有生死相托、患难相扶的生活。由于西方读者缺乏与《水浒传》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这种标题的直译法没有给英语读者提供最佳的认知关联,导致他们无法根据英语语言背景知识来阐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信息。于是有人建议把《水浒传》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这句话是一句源于《圣经》的习语,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意思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大家应该向兄弟一样相亲相爱。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中宣称,“I want to be the white man’s brother.”金用“brother”一词表达了美国黑人反抗种族隔离,渴望种族平等的思想。显然“All Men Are Brothers”作为《水浒传》的英译标题要比“The Story by the Water Margin”更忠实于原文,后者是原作标题的死译,割裂了小说与文本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而“All Men Are Brothers”具有《圣经》风格,并且“brother”一词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了《水浒传》全书的主题。梁山好汉本着“上扶社稷下安百姓”的美好愿望“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追求“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论功排座次”没有贫富贵贱的生活方式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反映。实际上,真正好的译文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在形式与传达原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不应受原文形式和结构的字面意思的束缚,深入领会原语和译语词语的文化内涵,然后用地道的翻译形式再现原作思想内容,感情色彩,力求达到译文的效果与原文的效果对等。

三、文字形体的关联—顺应

依据辩证法,形式与内容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语言形式与内容也不例外。一定语言形式表达一定的内容;一定的内容需要选择适当的表达形式。翻译过程使用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语言在外形与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义由形式体现,形式的选择即意义的实现。文字形体的审美信息的共同特点是直观性,因为它诉诸于直接的形态示意。如十字街、U形槽、A字塔等。英语作为拼音文字,音和形结合得比较紧密,听话人能够由音知形(拼音文字),却不一定能够由形辨义;而汉语是以形写意(表意文字),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因而可以利用汉字的离合特征构造具有审美信息的诗句对联等。如:

此木为柴山山出(以“此”、“木”构成“柴”,以“山”、“山”构成“出”),因火成烟夕夕多(以“因”、“火”构成“烟”,以“夕”、“夕”构成“多”)。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巧的拆字、拼字的修辞设计,根本无法以相应的文学体裁再现出来,对于这种高语境的交际信息只能依赖语篇外的文化因素来破译。正如刘宓庆所说的:“诗歌集音美、形美、情美、译美于一体,令译者感怀而执笔,又令他痛惜无法表达而掷笔。”[3]诗人是人的语言智能的典范,对人类语言的完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诗人们总是借助语言的某种特殊形式产生新奇的比喻来扩展和强化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把抽象的情感内容与具体的形式结合起来,用具象与物象呈现抽象的理念,立象以尽意,使“意”与“象”有机地结合,不仅追求“图画般的意象”,也追求“图画般的形式”,来唤起读者的自由联想[4]。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曾经说过:“作诗要讲究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也就是说诗歌的形式本身也有一定的表意功能,它与内容一道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形式备则意蕴足”。语言文字排列的特殊造型能引起读者的特定的视觉想象,与文字描写内容互相映衬。例如,英国诗人R·亨利克写过一首题为“Upon His Departure Hence”的诗,全诗共15行,每3行押一韵:

Thus I 我如此

Pass by就消失

And die,而去世,

As one像一个

Unknown无名者

And gone;死去了;

I’m made我变成

A shade一个魂,

And laid被埋进

I’th grave,坟墓里,

There have我有穴

My cave,在此地,

Where tell这地点

I dwell,我长眠

Farewell.哦再见。(黄杲析译)

这首诗本可以排为:

Thus I pass by and die,as one unknown and gone;

I’m made and laid I’th grave,

There have my cave,where I dwell,farewell.

亨利克独运匠心,他将此诗排成狭长的墓碑形状,再加上诗题中“departure”(离别)一词的提示,读者从诗歌的外形马上联想到它是一首墓志铭,并且每行诗只有一个含两音节的音步,诗人让读者在听觉上联想到生命的短暂和飘忽。作者煞费苦心地调动语言的音、形、义三维要素,形象地描述了他对人生的感悟[5]。假如将此诗另做排版,则原文形式所包含的意蕴情趣将荡然无存。黄杲析译文把握住了原文内容和神韵,译者在自己对思想、感情、生活中找到合适的印证,同时利用适合原作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地再现出来,不愧为是神形皆似的妙译。

四、语体风格的关联—顺应

语体的研究和使用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语言的三种特性即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是语言变异的基础,变异的过程也就是语言不断被选择的过程。“变异”的概念在共时维度上是指语体包括口语语体、书面语体、语域、不同变体的选择和混合。语言的功能是用于交际,因此可以说语体是语言功能的变体,一个人说话时的语境、说话的内容、对象、场合以及说话的目的和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语体的使用。从语言表层结构看,语体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子结构、词语的选择和语音语调上;从语言的深层结构上看,语体的变化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宗教信仰、种族地域等社会特征。因此,在翻译不同的语体时除了要把语言本身所传递的字面意义表达出来外,还要把语体所隐含的社会语用意义再现出来,否则就会违背原文的初衷。

例句1: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译文:Then straightening up to look at the peas again,he would shake his head.“Not much!Verily, not much,for sooth!”(杨宪益夫妇译)

原文引自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孔乙己在给孩子们分茴香豆时用文言,属于一种语域的混淆与变异,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使得孔乙己的迂腐形象跃然纸上。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使用了两个古香古色的英文词“verily”和“for sooth”,将孔乙己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句2:“Pooty soon I’ll be a-shout’n for joy,en I’ll say,it’s all on account so Huck;I’is a freeman, en I couldn’t ever ben free of it hadn’ben for Huck; Huck deneit,Jim won’t ever for forit you,Huck.

译文1:“布(不)用陀旧(多久),我就会快活得叫起来,我约(要)说:这陀跪(多亏)赫克。我史过(是个)自由人啦,要布史(不是)有赫克,我攀(辈)子也布(不)用想自由;赫克帮了我的忙,吉姆我永世忘布(不)了你,赫克。”

译文2:“过不了一会儿,我就会高兴得大嚷起来,我会说,这全是仗着哈克帮忙;现在我是个自由人了,要不是哈克,我是得不到自由的;吉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哈克。”

从原文中“变异”形式,大量辅音连缀的简化和语音转化,可以推理出说话人吉姆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译文1力图借用汉语“飞白”修辞手段,模仿原文语言形式功能。结果译文可读性差。一段对白中参杂许多替代字,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这种形式不符合汉语“意念优势的特征,也不是汉语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为避免归化翻译造成文化错位,我们可以用通俗易懂、人所共知的俗语翻译文中的方言土语[1](P147)。译文2没有拘束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机械地硬译,也没有大量地采用方言土语烘托人物的社会身份,而是通过认知推理进行了动态的模仿并用通俗语言明示原文的内容和语体差异,达到了顺应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需要。

五、结 语

一部作品不仅是传达形象思维的符号系统,也是人们逻辑思维信息的载体。每种语言词语的运用和句法结构都有一定的讲究,为了表达同样的情境及译文与原文的等效,一方面,译者要注意作者在创造一部作品首先是有立意的,这就是关联性,是交际的基本制约。而欣赏者首先要把握作者的立意,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交际情景和原文的文化背景、推理习惯来理解原文的意义,再构建新的语境的过程中把原作的意境推向更加完美的地步。正如萧立明所说,“如同演戏,首先要进入角色。不同是:演员须进入自己要演的角色,译者却要进入剧中所有的角色。千人千面,千面千腔;倘若不能进入角色,译成千面一腔,化千为一,戏就化为乌有。”[6]另一方面,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在关联性的制约下,在重构过程中可以要求译者调动一切翻译技巧,利用译语内的共同认知心理,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对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认知能力和经历进行评估。最后,译者通过系列的关联顺应理解,关联顺应编码,关联顺应表达,结合认知语境和语言语境,以理性的动态过程处理语言表层和深层解构中的各个变量,以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方式完成语际间的语码转换过程。

[1]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秦秀白.文体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23.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2005.114

[4]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272.

[5]杨元刚.英汉词汇语文化语义的对比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05.

[6]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5. 167.

The Choices and Their Translation of Vocabulary of Pragmatic Meaning in Relevance-Adaptation Model

LIANG Yan-ju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116000,China)

Vocabulary is close-linking point in human language and life.Because of the limit of inner language system and environment of geography and humane,vocabulary has its own meaning but conveys particular meaning in practice so that pragmatic element entrusts it to particular function of text.This paper studies vocabulary dynamic meaning such as speech sound,forms of letters,expansion of and contract of vocabulary meaning and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system,context and cognitive knowledge based on relevance and adaptation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choose best relevance and attain the effective equivalence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relevance-adaptation;speech sound;letter;cultural vocabulary;style

H030

:A

:1008-407X(2010)02-0116-05

2010-05-03

梁艳君(1963-),女,吉林通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