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借词分析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

杨 莉

(大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从汉语借词分析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

杨 莉

(大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必然产生各种带有不同地域和文化特征的英语变体,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变体,中国英语是英语和中国文化接触、融合的产物。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汉语借词上。依据从《牛津英语词典》中收集的汉语借词,通过分析这些词语的借入时间、借入途径和构成方式,探讨了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汉语借词所代表的客观事物是中国特有的,这些词汇不但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也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带给世界。

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汉语借词;词汇层面

一、英语变体——世界英语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目前,在世界各地懂英语的人已达20亿,英语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必然产生各种带有不同地域和文化特征的英语变体,即引起英语的广泛本土化。正如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Kachru所说:“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无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文学还是获得名望、地位或是现代化,它都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是语言上的再生,部分是文化上的再生”。这种再生过程就是英语的本土化[1]。英语在与世界上其它语言和文化长期接触中,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异,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变体,因此,英语变体是与其在全世界的传播相伴随的。英国语言学家Quirk将这些变体分为三类,分别以本族语(ENL)、第二语言(ESL)和外语(EFL)三种形态存在。在前两种形态中,英语的使用目的主要为国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英语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制度化变体;而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其使用目的主要用于国际间交流,英语在这些国家只是使用型变体[2]。Kachru把目前在世界各地使用的英语划分为三个同轴圈:“内圈英语”(作为母语),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的英语,是规范提供型;“外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包括印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非等国的英语,是规范发展型;“发展圈英语”(作为外语),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俄罗斯和尼泊尔等国的英语,是规范依附型。正是根据他的理论,国内的一些语言学者把中国英语纳入了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大家庭的行列[3]。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变体,中国英语是英语和中国文化接触、融合的产物,是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二、中国英语的概念

“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葛传规先生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无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4]。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国内的一些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阐述中国英语的概念: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5]。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不受母语干扰或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6]。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变体,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既有语言本身的干扰,也有思维和文化的干扰[7]。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有关。

以上定义概括了中国英语的特点:(1)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3)中国英语表达中国社会文化各领域特有的事物。

三、汉语借词在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的体现

中国英语的形成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和表现层面。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各民族的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特性。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反映到语言中产生了语言的差异,人们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英语是中国文化背景作用于英语的结果,表达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其表现层面主要包括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上。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最为明显,词汇特点是体现中国英语存在的主要理据,对于中国英语的研究也是从词汇开始,然后扩展到其它层面。

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主要体现在汉语借词上。因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无法用相应的英语来表达,即在英语中出现词汇空缺,只好使用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词汇来表达。由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大量的汉语借词进入英语并已成为规范英语的一部分。根据Cannon的统计[8],迄今被收入英语标准词典的汉语借词已达979个,这些汉语借词应视为最早的中国英语。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词的理论研究和应有的指导性规范,中国英语词汇目前在使用上仍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1]。现根据从《牛津英语词典》中收集的274个汉语借词[9],对中国英语词汇特征加以分析和探讨。

1.中国英语词汇的借入时间

在274个中国英语词汇中,绝大多数是在近代借入英语中的,而最早借入英语的汉语借词是silk(9世纪)(见表1)[10]。9世纪～16世纪借入英语的汉语借词数量较少,并且大都是通过多种中间语言间接进入英语的,例如:China(中国;瓷器,1555),Japan(日本;清漆,1577),silk(丝,888),tea(茶,1598)。17世纪的汉语借词数量激增,因为从17世纪中叶起中英开始有了直接贸易往来,也为汉英两种语言的交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cha(茶,1616),ginseng(人参,1691),soya (大豆,1679),chop-stick(筷子,1699)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英语的。18世纪中英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源于中国特有事物的词语相继被英语吸收,而且绝大多数是直接借入英语的。这期间的借词领域主要包括食品、植物、服装面料等,例如:ketchup(番茄酱,1711), bohea(武夷红茶,1701),ginkgo(银杏,1727),Pekin(北京:一种丝绸,1783)。19世纪～20世纪随着中英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大量反映中国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等汉语词语进入了英语,占总数的70%以上。这些借词被看作是文化借词,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因而这样的借词最能反映文化差异,例如:kow-tow(磕头,1804),kuan(官, 1814),kuomintang(国民党,1912),kuo-yu(国语, 1932)。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一些反映我国人民政治生活的词语也陆续借入英语,例如:yang-ko(秧歌,1954),sanfan(三反,1956),wufan(五反,1956),ta tzu-pao(大字报,1960),mao tai(茅台酒,1965),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改革开放),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一国两制)等。

表1 汉语借词的借入时间和数量

2.中国英语词汇的借入途径

中国英语词汇进入英语有直接进入和间接进入两种途径。前者称为直接借词,后者称为间接借词。在274个汉语借词中,230个借词属于直接借词,占83%,因此绝大多数汉语借词都是直接借入英语的(见表2)。许多借词是按照汉语普通话的发音借入英语的,尤其是解放以后进入英语的借词,如:putonghua (普通话,1950),pinyin(拼音,1959),kung-fu(功夫, 1966),mao tai(茅台酒,1965),mao(毛式服装,1967)。部分借词源于汉语方言,其中24个借词取自粤语从香港进入英语。香港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双语社区,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和英语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词汇方面。正是因为在香港汉语和英语的这种直接和频繁的接触,所以汉语对英语产生了影响。由于香港居民讲的是粤语,而不是普通话,因此,许多汉语借词是从粤语进入英语的。大多数从粤语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都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间,如:campoi(茶, 1842),chop-suey(炒杂碎,1888),dim sum(点心, 1948),fu yung(一种佐料,1917),kwai-lo(外鬼, 1878),loquat(枇杷,1820),oopak(黑茶,1858),pakchoi(白菜,1847),samfu(套装,1955),towcok(豆角,1866),wok(锅,1952),yen-yen(烟瘾,1886)等。还有一些借词是由闽南方言进入英语的,这些借词大都与“茶”有关,如:bohea(武夷红茶,1701),congou(工夫茶,1725),oolong(乌龙茶,1852)等。由于方言在发音上与普通话有很大差异,因此许多汉语借词都有变体形式,如:dim sum和dian xin,pak-choi和pe-tsai。

间接借入英语的汉语借词共44个,占总数的17%。许多早期的汉语借词并非直接进入英语的,而是经过其它中间语言间接借入英语的。中英之间最早的直接接触是1637年英国船队来华运茶,在此之前的接触主要是经过第三国进行的,因此,17世纪中叶以前的汉语借词大都是间接借词。在间接借词中,经过日语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有28个,占总数的9.5%。我国是文明古国,汉语曾经对日语产生过巨大影响。从隋唐朝起,许多汉语词汇被借入日语,其中一些后来被引入英语。日语的音位和词法对这些借词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很难看出这些借词是源于汉语,因为他们很像日语借词。此外,少数汉语借词经过了几种语言的传递最后才进入英语,如:silk先被借入德语,再从德语经由拉丁语最后引入英语。

表2 汉语借词的借入途径

3.中国英语词汇的构成方式

中国英语主要通过音译和意译等手段引入表现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国英语词汇是作为一种全新概念进入英语的,主要特点是其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淘汰率低、表述准确。

(1)音译借词(transliterations)是把外来词连音带义完整地借用过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语音借词,属“全借”方式。许多中国英语词汇是以音译的形式出现,音译的汉语借词以前采用的是威氏拼法,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被汉语拼音所代替,如:chi kung(气功)——qigong。音译的方法简练、方便,是解决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词汇空缺现象的有效方法,即用纯音译的方法来表示中国特有的事物,因为这样的词汇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因此绝大多数汉语借词都采用音译方式,如:typhoon(台风,1588), ginseng(人参,1691),soya(大豆,1679),bohea(武夷红茶,1701),ginkgo(银杏,1727),ketchup(番茄酱, 1711),t’ai chi(太极,1736),tao(道教,1736),canton (广州产品,1860),tofu(豆腐,1880),cheongsam(旗袍,1957),kaoliang(高粱,1904),kung-fu(功夫, 1966),putonghua(普通话,1950)等。

(2)意译借词(loan translations)是把外来词的每一个词素或词对等的翻译成本族语。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只借用汉语借词的语义,不考虑语音问题。意译的中国英语词汇明确,能够表达出借词的含义。这是一种文化借词,最能反映各种文化差异,例如: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社会主义市场经济),lose face(丢脸),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改革开放),iron-rice bowl(铁饭碗)等。

(3)混合借词(loan blends)是把外来语成分与本族语成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借词,即一部分音译,另一部分意译,属“半借”方式。这样的中国英语词汇又可分为两类:①由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根,构成一个复合词,如Peking duck(北京烤鸭),Chinaman(中国人),Chinatown(中国城),ginkgo-tree(银杏树),Peking blue(一种深蓝色),Peking man(中国猿人),Peking opera(京剧),soybean(大豆/黄豆);②由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缀构成的词,如Cantonese(广东人), Chinese(中国人),Confucian(孔子的),Japanese(日本人),kaolinize(使高岭土化),Manchurian(满洲人),Maoism(毛泽东主义),silkiness(柔软光洁),Sinologist(汉学家)。

四、结 语

英语在与中国文化的长期接触中不断发展,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其实质是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英语的很多词汇所代表的客观事物是中国特有的,这些反映中国特色的汉语借词是中国英语区别于英、美英语和其他英语变体的重要依据。这些词汇不但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也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带给世界。

英语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再生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而且不同程度地改变原英语词汇的词义(即语义再生),包括词义的扩大和缩小,褒贬含义的变化,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英语中用来指少数学术造诣很高的人,而在汉语中的涵盖范围却很广,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有些地区甚至中学生也可有此称号。又如,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在英语中是褒义词,强调个人奋斗精神,表示靠个人努力来实现自我价值,而在汉语中却带有贬义,表示只顾自己,自私自利。

英语不仅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手段,而且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手段。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交际,因此,中国英语的存在就必须以交际目的的实现为目标,以交际双方的认同为准则。中国英语一方面应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合理性和规范性;而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英语变体(本土化)现象,极力追求地道英语,结果却收效甚微。地道英语难以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特点,因为中西方文化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英语,大胆使用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中国英语,大力传播中华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英语在使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1]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3(1):37-41.

[2]张培成.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J].现代外语,1995,69(3): 16-21.

[3]朱跃.对近20年“中国英语”争论的反思[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3(1):128-133.

[4]葛传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 15-18.

[5]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1,(1):1-8.

[6]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4):18-24.

[7]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现代外语,1995,70(4):7-11.

[8]CANNON G.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J].American Speech,1988,63(1):3-33.

[9]SIMPSON J A.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1-20.

[10]姜欣,姜怡,林萌.民族特有“丝”语英译中语境信息的多维补偿[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 (3):76-80.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nglish in Lexical Terms through Chinese Loanwords

Y ANG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English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given rise to various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reg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s a variety of English in China,China English is the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The lex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nglish are the most obvious,mainly in Chinese loanwor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language sources and types of the Chinese loanwords,a study is mad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nglish in lexical terms,based on the first-hand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ngs which Chinese loanwords stand for exist only in China,and such loanwords not only enrich English ways of expression,but also present our own culture to the world.

English variety;China English;Chinese loanwords;lexical terms

H310.1

:A

:1008-407X(2010)02-0121-04

2009-07-12

杨莉(1961-),女,吉林长春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词汇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