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中不能遗忘之痛—— 评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

郭茂全(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生命之中不能遗忘之痛—— 评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

郭茂全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显现了一代知青在社会转型期的情感纠葛、命运浮沉与精神蜕变，是“后知青叙事”的代表作品。《日夜书》在叙事动作、叙述时间、形象谱系、人文关怀等方面既承续了韩少功创作的独特风格，又拓展出了新的思想境界，呈现出知青作家对知青题材审美创造的多种可能。

关键词：《日夜书》；韩少功；叙事动作；形象谱系；人文关怀；知青题材

知青题材是被中国当代小说家不断书写的重要题材。《日夜书》是当代作家韩少功继《马桥词典》《暗示》之后发表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时间为序，以“我”的回忆为线索，描述了一群知青的生活史与精神史，着力塑造了姚大甲、马涛、郭又军、小安子、贺亦民、陶小布、万哥等知青形象。

一、“回忆”的叙事动作与时间意识

“知青”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知青作家对昔日知青生活的书写多采用“回忆”的方式。“对于知青生活的记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遗忘与反遗忘的斗争，知青文学正是以反遗忘的名义，以个人化的诉苦、悲悼与忏悔，达成了它最初的解放功能。但与此同时，它也建构了一种关于知青的历史形象和集体话语，强迫性的选择性记忆使整个记忆运动变成了以个人名义进行的集体情感抒发仪式和观念实践。”[1]小说《日夜书》的叙述动作是“回忆”，小说中的“记起”“想起”“说起”是“回忆”的不同表现，“多少年后”“后来的日子”是“回忆”的起始点，“当年”“当时”“那个夜晚”“过去的岁月”是“回忆”抵达的目的地。“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2]6“我”（陶小布）睹物思人，感时伤逝，由当下到住昔，不断向读者叙述一代知青离校下乡、茶场劳动、招工进厂、恋爱结婚、下岗摆摊、出国闯荡、退休养老、抚育子女、纪念聚会、旧地重游乃至病痛死亡的生活史，呈现了知青从追求、痛苦、动摇、消沉到再追求的精神旅程。

韩少功曾说：“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动物。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忆还有别的什么吗？”[3]因时间的冲刷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我”的回忆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还原性。“生活真是一张严重磨损的黑胶碟片，其中很多信息已无法读取，不知是否还有还原的可能。”[2]171《日夜书》是一部打捞记忆与反抗遗忘之书，回忆与遗忘的二律背反使小说的叙述话语充满了艺术张力。文学回忆是对过去的形象符号的重新编码，言说与沉默、省略与细描、还原与重组的叙述安排使叙述本身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日夜书》有意采用“闪回”“跳接”“重现”等电影蒙太奇手法，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形象交叉，国内与国外生活交替，过去印象与当下体验交错，清醒反思与幻觉呓语交混，远景、近景、特写等“镜头”与附记、附注等“话外音”穿插，最终剪辑合成了一部知青生活的影像长卷。

“时间意识”既制约着《日夜书》的叙述结构，又成了小说的叙述内容。《日夜书》不仅是作家在白天与黑夜中沉思和写作的产物，还是读者得以感悟“时间意识”的符号系统。《日夜书》传达着一种形而上的“时间意识”。“我能不能从时间里脱身，向前跳跃哪怕数年，哪怕数月，哪怕数日，跳到上帝那个影片库里看一下自己的未来，一种无法更改的未来？”[2]36“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2]268叙述者不断言说着生命主体与时间存在之间的关系，时间意识弥漫于小说空间，也弥漫于每个人物的生命旅程中。一方面，时间的流逝将生命无情地抛掷于过去、现在、未来之中，表征生命流程的不可逆转，显示“过去”对“现在”“未来”的制约权与决定权；另一方面，生命主体在“回忆”中“逆行”于时间之流，将“过去”再现于当下，也在“顺流”时又将“未来”留存于此刻，从而显现出主体“再造”时间的精神欲求。时间既镌刻着主体的意识，又侵蚀着主体的记忆。“多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2]21《日夜书》以“回忆”重构了时间，也唤醒了人们的时间意识。由于主体时间意识与客体时间存在之间的不可重合性，叙述者的“回忆”常常出现缺失、弥散、断裂、混乱甚至矛盾。

死亡是生命在时间中的断裂与中止，生活则是生命在时间中的客居与旅行。“生活就是由各种将要死去的人组成，或者说由大地上的暂住者们组成。死亡不过是每个人与永恒的预约，使生命成为一种倒计时——滴滴答答声无一例外的越来越响。”[2]224“一切成功或失败者、快乐者或者悲伤者、富贵者或贫贱者之间最为平等的长假，就是死亡的到期归零。”[2]226知青的青春时光成为历史时间的祭祀品，《日夜书》无疑具有某种祭奠式告别的意味。小说结尾的“诞生”就是生命涅槃与时间循环的文学寓言。“我其实刚刚诞生。无论我活多久，一旦面对浩瀚无际的星空，我就知道自己刚刚抵达。我还是一个粉粉的肉团，站不起来，更不能迈步，但我已睁开了双眼，看到了一处徐徐洞开的光明，迎来了一个万物涌现的眩目之晨。”[2]330个体生命抵达与出发、诞生与死亡都是时间洪流中的微波细澜。

二、“一代知青”的形象谱系与命运轨迹

《日夜书》呈现了一代知青复杂多样的形象谱系与生存景观，在乡村生活中，知青是被隔离者、被监视者、被教育者。返城之后，知青或成为政府官员、艺术家、思想达人，或成为技术怪才、下岗工人、流浪者甚至囚犯和自杀者，演绎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

知青姚大甲有艺术天赋，痴迷于绘画。在“错位”的时代里，他不仅饱受饥饿的折磨，还常被人误解和排斥，即便出国闯荡也并未引人注目。后来，受白马湖乡民骂娘粗话的启发，他在美国以“卵”为主题举办了裸体画展，遂成为“艺术家”。郭又军因其工人家庭和党员身份，曾被推举为红卫兵司令，下乡当知青后，也因政治上的苗正根红很快被招工返城。工厂破产后，他摆摊、拉货、做装修、收垃圾，在生活重轭下辛劳挣扎，成为城市生活挤压下卑微的存在。昔日的“司令”成了妻子眼里的“呆货”，女儿眼里的“落伍者”。当他发现自己已是肝癌晚期时，便拒绝治疗，偷偷地自杀而亡。马涛思想活跃激进，喜欢读书，言语之间常引经据典于西方哲学，认为衣食住行乃生活小事，坚持信仰才是大事，后因秘密建党等过激言论，被告密、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入狱十年。马涛出狱后，其内心悲情无法诉说，心中思想无人理解，便远赴国外寻找理想，但最终落空。他不愿直面现实，一直沉醉于幻想，沉迷于空谈，自诩为“哲学的王者”与“民间的思想达人”，甚至忘记作为父亲的责任，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思想大侠”。贺亦民跌宕起伏的人生同样让读者喟叹不已。他从小因身体矮小而受到父亲的虐待和同学的冷遇，忍受着无尽侮辱和孤独，因不堪暴力而最终离家出走，睡过车站、公园、防空洞，偷过东西，参加赌博，成为一名扒手。他后来改邪归正，成了一名电工，被推荐到工人技术大学上学，在电工技术方面成了令人称奇的“技术魔怪”。商潮汹涌之时，他与人合股办公司，但后来公司破产了，身无分文之时，妻子亦离他而去。虽然他后来成了一家石油公司的“技术狂人”，解决了许多高端技术难题，但又因将技术资料上传至网络而被判为“泄密者”。

与男性知青相比，《日夜书》中的女性知青经历了更多的生活苦难。知青小安子冷静大胆，敏感爱幻想。她喜欢现代歌剧、游泳、拉琴和练声，喜欢浪漫的生活，常在地图册里神游远方，穿着黑长裙、抱着吉它在世界各地流浪是她的梦想。进城之后，她戏剧性地与忠厚老实的郭又军结了婚，庸常的家庭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枷锁与折磨，她只好在甘愿受虐的性爱中寻找生命的感觉。后来，她出国闯荡寻梦，也仅以理发师、裁缝、保姆等卑微身份漂泊于不同的国家。破灭的理想、变换的同居者、放逐的自我成为小安子的人生足迹。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马楠整天活得提心吊胆，总能嗅到生活中隐藏的巨大危险但又束手无策。为救狱中的哥哥马涛，马楠一次次卖血；面对哥哥的不理解，她独自吞咽误解的苦涩；为改善哥哥的劳教条件，她不得不接受革委会副主任的欺侮；面对姐姐们的精明，她甘愿自己受委屈；面对“我”的爱恋，在创伤的阴影中只能选择痛苦地拒绝。尽管马楠最终与“我”结婚，但过去的阴影已经使她成为一个敏感多疑的“准精神病者”。

知青小说大都展示了知青群体生发、形成、离散的过程，从红卫兵到知青再到城市生存者大致构成了知青的人生三部曲。《日夜书》中的知青各具独特性格，也有相似的命运。一代知青的命运不仅被政治运动所席卷，还被市场经济与世俗生活所裹挟。在社会大潮流中，无论他们追求理想还是平庸苟活，无论他们逆时而动还是随波逐流，命运都在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留下了创痛。浪荡不羁的姚大甲后来成为美术界的宠儿，沉醉于理论空谈与虚幻理想的“精神领袖”马涛永远不愿正视自己的现实窘境，习惯于农村生活的郭又军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竞争，这些情节都显示着知青命运的“常”和“变”。韩少功将一代知青放置在时代的祭坛，不仅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撕裂感与悖谬感，也显现出作家本人在追问和反思知青生活时的犹豫与怀疑。“在《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兄弟》等诸多作品中，韩少功以惊人的客观冷静和深沉的悲悯情怀写到了知青群体的前世今生、兴衰荣辱。他既不把当年的知青运动涂上玫瑰的色彩，进行浪漫的想象，也不简单地对知青生活进行悲惨的描述和无尽的控诉。对后知青时代的生活，他也并不像别的一些作家那样充满了自由的欢呼和成功的喜悦，他更多地关注着知青群体自身的人格缺陷和他们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不适、不顺、无奈和挫败。”[4]可以说，韩少功在塑造知青形象时有意剥离其“革命”身份，反思其“理想”，直面其“生存”，不断透视一代知青的命运轨迹与精神褶皱。

三、“生命之痛”的深层追问与人文关怀

一部作品呈现什么、遮蔽什么都体现了作家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作家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刻骨的记忆、真诚的诉说、不倦的追问成为韩少功小说的内在魅力。《日夜书》以直面人生的姿态书写了“生命之中不能遗忘之痛”，小说既有青春期的伤痛，又有成年后的隐痛，既有肉体的创痛，又有精神的病痛，体现着作家对“生命之痛”的深层追问与人文关怀。

乡村生活在大多知青作家笔下成为埋葬青春的墓地、缺少知识的荒原、蓄满苦难的深潭，对乡村生活的怨怼式叙述构成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日夜书》中，知青经历的痛苦首先是当年知青乡村生活中的痛苦。农村插队生活是烈日当空下汗流浃背、体力透支的“疲惫岁月”，是饥饿中狼吞虎咽的“饥饿记忆”，更是“被防备”“被监视”“被惩罚”的劳动者。姚大甲在饥饿中“抢饭”，“我”在“守秋”时饱受死亡的威胁与孤独的折磨，阎小梅等五名女知青在溃坝中被洪水冲走，这些都成为知青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知青的痛苦体验还源自于返城后的生活困窘与思想纠葛。“白马湖是他们抱怨的对象，痛恨的对象，不堪回首咬牙切齿的对象。如果说他们现在下岗失业了，提拔无望了，婚姻解体了，儿女弃读了，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肯定是白马湖罪大恶极，窃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2]180时间并不能弥合知青们心灵的创伤，每年的聚会仅仅是知青的镇痛药而已。面对伤痛，他们无法选择也不可能遗忘。《日夜书》展示了一代知青艰难的生存历程，成为知青生命之痛的文学传达。“我”在回忆马楠受辱经历时不禁追问：“我一定要说说她吗？说出她一心忘却的伤痛，是不是在伤口上撒盐？或者把事说开了，相当于一种医生的导呕，能让她喷吐出一腔深藏的淤血，会稍多一点轻松？”[2]112“日夜书”的方式既是对痛苦的铭记，又是对痛苦的宣泄。

痛苦不能遗忘，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超越。韩少功有意避开“红卫兵”的深层隐痛，但并没有停留于对知青痛苦的哭诉与宣泄之中，他在持续反思历史本身时也在不断拷问知青自身的精神病痛。“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更强大的实验室，正在悄悄实施各种转基因工程，正在编织一份个人亦群类的、稳定的亦即多变的生理未定稿——这听起来又像一个病句。”[2]127“统计平均意义下的理性，即理论家们假定的标准理性，在不同程度上的偏离、残缺、扭曲、变异，才是理性最常见的实际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差不多都是异常者，是轻度精神病人。”[2]150诸如此类的话语表征着作家对整个社会精神病变的反思。韩少功在书写时代的“错误”时，也在审视人自身的“缺陷”，不断反思知青昔日的精神迷惘和后来的价值迷失。《日夜书》表现了青春失落之痛、精神迷惘之痛、生命死亡之痛，蕴藏着作家深厚的人文情怀。作品是对一代精神病痛的冷静审察，也是对一段伤痛岁月的温情抚慰。

四、“知青题材”的持续延伸与掘进拓展

知青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怀旧色彩、身份认同、浪漫重申、无悔心态、田园情结等成为知青作家的鲜明思想标识。进入新世纪，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手法、风格，知青题材的文学叙事出现了明显的嬗变。韩少功是具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家之一。“他是一位富于理性色彩的作家，他的写作深深地植根于当代思想潮流和深刻地介入了当代思想论争。他的写作构成了对当代知识的批判和对当代文学的反思。他的写作使文学的边界不断拓展。他以想象为中介，与时代和现实处于一种持续的对话关系之中。他不断地挑战时代，也不断地超越自我。”[5]与前期作品相比，《日夜书》在表现内容与表现手法、话语修辞方面有持存延续，也有掘进拓展。

韩少功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行进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其小说《归去来》叙写老知青黄治先在离乡返城后经历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体现了作家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归去来”的精神矛盾。《马桥词典》和《暗示》表现了知青在城乡生活的不同侧面，《远方的树》等作品表现知青在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选择中的精神痛苦。“阅读韩少功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鲜明的精神轨迹：从伤痕式的知青生活描述到反思式的知青生活审视，从双向运动的‘逃匿’、‘回归’到无法索解答案的精神围城；从实有性的矛盾、取舍到抽象性的怀疑、诘问。”[6]出身贫寒、积习难改、下海经商、发财破产、犯罪入狱、移居国外等生活经历多次出现在他们知青题材小说之中，《日夜书》中的贺亦民、马涛、姚大甲、郭又军等知青形象就分别同长篇小说《暗示》中的老木、大川、大头、鲁少爷等知青形象有相似性。《日夜书》无疑是作家精神旅程的“归去来”，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词典”。“乡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城乡碰撞交融中不断选择“再出发”并负痛前行永远是他们的历史宿命。

韩少功“重返”知青记忆源自于现实困境和思想矛盾的逼促，也源自对重新审视知青生活以拓展新的审美空间的价值追求。不同于《马桥词典》中冷静的“局外人”叙述视角，《日夜书》中的叙述者是故事的参与者、观察者与解释者，叙述者对每一个人物的回忆似乎成了新的“词条”，而“词条”的内容就是叙述者人物或事件的叙述。小说中小安子的怪癖、万哥的婚事、贺亦民的性爱，“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关于腰与腿”等依然沿袭着“词典体”小说的质素。在叙述内容上，《日夜书》是对后知青叙事的拓展。作品在广角的视镜中对“一代人”在城市与乡村的整体命运历程进行了描述，尤其将其城市生活作为叙述重心。小说不仅写“知青一代”，还写知青“下一代”的生活。代际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冲突成为小说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下一代对知青一代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的调侃、戏谑、反叛甚至对“孽债”的痛恨呈现其中。郭又军和小安子结婚后生的“丑陋的女儿”丹丹就是父辈文化的反叛者与审问者。丹丹崇尚消费文化，以吃流行美食与穿时尚服装为最大的快乐，她无意于学业，常出入于电影院、酒吧、歌厅，后又以律师的身份审视父辈的“罪与罚”。小说中的各种“孽债”情节的安排颇具深意。马涛的女儿笑月，从小喜欢画画，充满幻想，渴望亲情却未能感受到父母之爱。她因说不好普通话和英语、刷牙弄脏衣服、喝汤声太响等受到继母嫌弃，只好轮流寄居于几个姑姑家，后因父辈反对她的初恋和意外遭到强暴，遂变得怀疑一切，自暴自弃，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报复不负责任的父母。“照她后来的说法，她要用血来报复那两个家伙，当然还要惩罚他们的孽种，就是她自己。”[2]199父爱母爱的缺失使笑月成为社会的弃儿，最后她以自杀方式实现了“报复”与“惩罚”。作为父母辈的马涛、小安子等知青是时代社会的弄潮儿还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是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担当者还是逃避者，一代知青留给后代的是宝贵的精神遗产还是虚无的精神“黑洞”，这些都是值得人们不断追问和沉思的重要命题。《日夜书》是对一代知青精神价值的诘问与重估，作品不仅呈现了知青自身价值追求破灭的危机，还呈现了知青伦理观念建构缺失的危机。韩少功给我们展示了政治“断奶”的知青在后知青时代遭遇的伦理“断代”的悲剧，在更深层次上追问和检视了一代知青自身的精神痼疾与文化惰性。

韩少功在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视“说”的意义，《日夜书》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言说与沉默、建构与解构等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话语要素组成的语言实验。“新的言语者更为强调的只是：为了使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来，应该视言语过程比目的更为重要，‘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换一句话说，‘什么’是有的，但更多地存在于‘说’的过程，‘什么’就是‘说’。”[7]《日夜书》的叙述话语十分重视话语的当下性、建构性与对话性。“就此而言，语言实际上已成为了作家反思历史的入口，而语言与历史权力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也为作家日后的语言政治学思考奠定了基础。”[8]韩少功以自由的文学言语不断反抗日常语言的自动化与不断挖掘文学话语表现的多种可能。《日夜书》中，革命话语与日常话语、乡土话语与城市话语、青春话语与成年话语、传统话语与时尚话语、哲学话语与感性话语、描述话语与评论话语、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等构成了一个嘈杂、喧嚣、狂欢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一幅杂色纷呈的话语图谱与文化景观。

五、结　语

日夜永恒，生命流逝。生命之中有不能承受之轻，生命之中有不能承受之痛，生命之中还有不能遗忘之痛。韩少功的创作经历了文化寻根、回归自然再到“知青后传”书写的审美嬗变，其《日夜书》书写着个体生命之中不能遗忘的心灵痛苦，也审视着个体生命无法超越的精神惰性。“知青”发生于当时喧嚣的政治运动之日，最终沉寂于当代喧嚣的经济活动之时。历史的尘埃虽然落定，但心灵的隐痛依然存在，知青的精神遗产价值还会被作家不断地重估。作为文学关注的对象之一，知青题材仍然潜藏着多向度审美阐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刘复生. 重新打开记忆之门: 韩少功《日夜书》对知青经验的反省[J]. 创作与评论, 2013, (1): 28-30.

[2] 韩少功. 日夜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3] 韩少功. 记忆的价值[J]. 文学自由谈, 1990, (3): 57-58.

[4] 龚政文. 热血岁月与分化失落的人生: 韩少功新世纪以来的知青叙事[J]. 求索, 2010, (1): 183-184.

[5] 旷新年. 韩少功小说论[J]. 文学评论, 2012, (2): 63-71.

[6] 陈润兰. 韩少功知青述说的精神轨迹与精神围城[J]. 云南社会科学, 2005, (5): 126-129.

[7] 韩少功. 语言的流浪[J]. 文学自由谈, 1993, (1): 99-101.

[8] 叶立文. 言与象的魅惑: 论韩少功小说的语言哲学[J]. 文学评论, 2010, (3): 132-136.

(编辑：刘慧青)

Unforgotten Spiritual Pain—— The Novel Lifetime Recalling by Han Shaogong

GUO Maoq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The Novel Lifetime Recalling by Han Shaogong appears the fate, emotion and spirit of th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Youth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 It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s about post Educated Youth narrate. The works not only inherits all aspects of narrative action, narrative time, series of images, and human care in Han Shaogong’s novels, but also carries on new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shows more possibility of aesthetical creation on Educated Youth’s materials.

Key words:Lifetime Recalling; Han Shaogong; Narrative Action; Series of Images; Human Care; Educated Youth’s Materials.

作者简介：郭茂全(1973- )，男，甘肃武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3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13YD079)

收稿日期：2014-01-0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3.012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3-00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