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汉语诗歌的乡土根性

高亚斌(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论藏族汉语诗歌的乡土根性

高亚斌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藏族汉语诗歌建立在民族文化丰厚的沃土之上，农牧文化、乡土情结和家园意识，共同构筑了它的本土文化色彩；无论在题材表现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留下了本土文化的深刻印痕，成为它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和民族徽记。

关键词：藏族汉语诗歌；农牧文化；乡土情结；家园意识

藏族汉语诗歌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产物，由于用汉语进行创作，它具有汉文化的明显印痕；但是，在藏族诗人们的身上，流淌的仍然是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的依然是本土文化的基因，因而在汉语诗歌的版图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老一代藏族诗人如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丹真公布等人，到第二代藏族诗人如桑丹、唯色、梅卓、列美平措等人，以及更加年轻的新生代藏族诗人如扎西才让、嘎代才让等等，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种民族文化根性与乡土根性。

一、农牧文化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地势高峻、雪山林立、湖泊众多，很早就有了农牧业，农业为藏族人民提供了粮食和蔬菜，牧业则为他们提供了肉、奶等食物。肉、奶、酥油和糌粑等构成了藏族人民的主要饮食，体现在文化中，也形成了藏族文化特有的“酥油糌粑气味”的地域特征。

藏族文学中也有着大量的农牧文化的符号，比如，藏族民歌中就有：“大雪纷飞似糌粑，北风呼啸似寒箭。心地纯洁如酸奶，身穿白衣如雪山，传送喜讯犹如牛奶流淌。”这样的语句。在藏族汉语诗歌中，农牧文化意象也构成了其中的一大人文景观。雪域高原上人们的各种饮食品种如酥油、糌粑、奶茶等，以及随处可见的格桑花、青稞、牧场、毡房等等，都是藏族汉语诗歌中常见的诗歌意象。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的各种动物，如含辛茹苦、忍耐负重的牦牛，可以把人的灵魂带往天上的“神鹰”……在藏族汉语诗歌中更是起到了表征民族精神的作用。这类动物意象，在个别藏族诗人那里，还发展成为一些独特的极具民族个性的形象，如伊丹才让笔下象征着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的“雪狮”形象、列美平措诗歌里坚韧而智慧的“半牛半人”形象等等。对于藏族汉语诗人来说，无论在老一代诗人那里，还是在年轻的书写者笔下，无论是传统题材的诗歌作品，还是现代主义色彩较强的作品；都流露着牧歌式的思绪，表达了古典式的田园情调，都具有农牧文化的浓烈色彩。

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藏族汉语诗人中，农牧文化的意象通常是用来表现其民族生活，抒发其热爱高原、恋乡怀土的诚挚情感的，这类意象大多还停留在表层的象征意义，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深层内涵，具有单纯质朴的特征。如伊丹才让最早的诗歌是《金色的骏马》，他的《雪山集》中，有《为人民，我愿做这样的耗牛》《羊群的母亲》等大量以农牧意象作为主题的诗歌。另一位诗人饶阶巴桑，无论是他的成名作《牧人的幻想》，还是他的第一部诗集《草原集》，单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农牧文化影响的迹象。再如丹真公布的诗歌《羚之街》，由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合作（藏语意为“羚羊”）的地名生发出联想，追溯了一个民族苦难生存的历史，展现了藏民族“纵然被‘厄运’夺走了田园牛羊/生存的脊梁何曾半点佝偻”的民族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对于现代文明侵入的“困惑”和“隐忧”，其中出现的羚羊、黄羊等牧区的动物景观，营造了农牧文化的氛围。丹真公布曾说过：“诗在藏族姑娘挤奶的嗞嗞声中，那洁白、鲜艳的乳汁就是诗；诗在山涧清澈见底的流泉里，那迸涌淌泻的溪流就是诗；那群峰之巅的风涛雪浪，那广袤草原的千顷绿波，那点缀绿野的牛羊，那陪衬山色的天鹅……我爱这一切，这一切都是诗。”①参见: 丹真公布. 后记[C] // 格桑多杰. 牧笛悠悠.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可以见出，草原、牛羊等等体现农牧文化的景观，是构成丹真公布诗歌世界的一个重要元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的藏族诗人们的诗歌中，仍然流淌着农牧文明的文化血脉。但与前一代诗人相比，他们笔下的农牧文化意象，已经脱离了表层意义的初级形态，被赋予了更加深层的文化内涵，成为他们表现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符号。比如，拉目栋智在组诗《人在高原》中写道：“就这样，让所有的女人/在八月的青稞地里/以一种安然的曲线/弯下腰去，下坠肥大的乳房”，土地、粮食、女人这类生命母体意象的叠合，呈现出高原民族的一种生存图景。同样的生存图景也体现在道帏多吉的诗歌中，在他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一群羊、一片青稞地延续了雪的故乡”（《圣地之歌》）、“河水和庄稼/在八月的阳光下/像一枚精致的手镯”（《藏乡道帏》），意境深邃，抒情而又优美。而索宝的诗歌，在对农牧生活的叙写中融入了诗人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他的《牧人》写道：“脚下的石头/如大地的眼睛不动声色/时光成了羊儿嚼动的青草”“我放牧着羊群/羊群也放牧着我呵/在羊群无言的目光中/我是一只最有理性的头羊”，从而使诗歌具有了形而上的哲理意蕴。此外，在列美平措的笔下，还出现了“沉默如祖先”“如高原的风景如高原的命运”（《牦牛》）的牦牛，它也成为坚定、隐忍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对农牧文化的叙写上，尤其以桑丹最为卓越，她的诗歌纯粹、清澈、精致。在《田园中音响》里她写道：“田园金黄/这是深秋紧束的明艳/我在最黄的尽头把堆积的马车打开”“曾经颗粒饱满的田园/在我体内金黄而轻盈地倒伏”，把藏民族的这种农牧文化景观凸现得诗意而蕴藉，使她笔下的“田园”具有了与郑敏《金黄的稻束》里“静默”如“人类的一个思想”的稻束那样的深远意义。

而且，在藏族诗人们那里，这些农牧文化意象还往往与藏族的佛教信仰相结合，渗入了宗教的神性化色彩。老一代藏族诗人丹真公布，就写出过“你（羚羊）的眼睛被诗卷所赞美”（《羚之街》）之类的句子，颇有宗教的神性意味。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新一代藏族诗人的诗歌里，比如，在《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中，阿来用充满神性的目光审视若尔盖草原上的农牧景象，一切呈现出大地原初的神性与安详：“若尔盖草原哪，你由/墨曲与嘎曲，白天与黑夜所环绕/摇曳的鲜花听命于快乐的鸣禽/奔驰的马群听命于安详的云团/人们劳作，梦想/畜群饮水，吃草”，由此诗人赞美：“野草成熟的籽实像黄金点点”“若尔盖草原/歌声的溪流在你的土地/牛奶的溪流在你的天堂”，若尔盖草原成了一片世间的净土、一方生命的圣地。再如，在多杰群增的《老家的青稞》中，青稞因哺育了藏民族人民的生命而具有了同“方舟”“宫殿”一样的神性：“一粒青稞的金色方舟/承载我们渡岁月的河/一粒青稞营造的宫殿/整个人类安居其中”，在它的面前，“你的高洁/使所有的人和镰刀/低下头来，一茬一茬/仆倒然后更挺拔地生长”，由此，诗人发出了“此生注定/走不出你的光芒”的赞叹。

二、乡土情结

藏族文化属于典型的农牧文化，受其影响，藏族文学也具有农业文明所具有的乡土性文化因子，故土难离、恋乡怀土成为藏族汉语诗歌表现的一大主题，也构成了藏族汉语诗歌的乡土情结。藏族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那一方纯净无染的蓝天、那片海拔高耸的神奇高原，那些在阳光下闪烁的雪峰，大风吹扬牛羊遍野的草原，以及生活和劳动在那里的人们，成为藏族诗人们永不疲倦的歌唱对象，也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从20世纪50年代藏族汉语诗歌刚刚出现时，藏族第一代诗人就用饱含感情的笔调，叙说着自己的乡土情结。伊丹才让就满怀深情地写道：“太阳神手中那把神奇的白银梳子，/是我人世间冰湖酿月的净土雪域”（《雪域》），而另一位诗人丹真公布也饱含深情地歌唱：“我那祖国积雪的屋脊/三部四茹古老的土地啊/你的久远，你的功绩/迫我千百次地扩展胸臆/我像中秋沉重的紫色草穗/深深地、深深地一躬到地”（《春愿》），深深“一躬到地”的“紫色草穗”意象，确实是一代藏族诗人、甚至时至今日的整个藏族诗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膜拜姿态。

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也体现在新一代其他诗人那里，比如，白玛娜珍就曾说过：“说起诗，只有说一说延绵的山群和银色的太阳才能表达自己——我于诗，好像我于这片土地，是依附，也是寄托。”“西藏会留给我诗一样的心境，陪伴我。”①参见: 白玛娜珍. 序[C] // 白玛娜珍. 在心灵的天际.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在新一代藏族诗人里，阿来常常表现为一个在家乡的大地上的漫游者，在不断地出发和归来，漫游使他“感到了世界与生活的广大”[1]在诗人正当而立之年时，写下了《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草原》一诗，表达了他服从内心的召唤，所经历的“双脚以及内心的行程”。在这首长诗里，诗人通过漫游，从大地汲取生命的滋养，感受大自然对自己的灌注：“我静止而又饱满/被墨曲和嘎曲/两条分属白天与黑夜的河流/不断注入”，这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漫游，又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精神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同时感受着“部落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像丛丛鲜花不断飘香”。在“漫游”的不断前行中，诗人开始走向成熟，他发出了由衷的惊叹：“……天哪！我正/在穿越的土地是多么广阔”。有论者指出：“一声惊叹，带来了内心和时间深处的一种觉醒。穿越宽阔的空间的道路，犹如通向时间之源头的一次洗礼。旅行唤醒了一种对古老本土的意识。空间中的旅程变成了时间之旅。”[2]可以说，《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草原》是一首“成长”的诗篇，诗人在漫游中经历着精神上的苏醒和蜕变，而促成这种苏醒和蜕变的，正是发自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乡土情结和土地意识。

而且，当藏族诗人们把这种乡土情结与内心的宗教情绪结合起来，乡土就更加具有了某种“原乡”的意味，成为诗人们诗意栖居的处所。藏族诗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贴近这片土地，用诗歌表达他们对土地的庄严膜拜：“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地提醒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一再告知，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3]对于藏族诗人们来说，这里不仅是他们生活着的土地，而且还是他们灵魂最终的归宿，正如唯色所说的；“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但同时我深信，一旦找到故乡，便如叶落归根，就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活。”[4]因此，她用充满崇敬的语气写道：“当我以本族的口音不甚准确地念着西藏、光，这两个名词仿佛有了翅膀的鸟儿，要把一种灵性携往最美妙的所在。拉萨周围的山也变化为八瓣开放的莲花。我怎能忽视花蕊中藏着的像白白的米和黄金一样的寺院？”[5]女诗人阿卓也用回环复沓的“向你致敬”、用排比铺陈的诗句恣情地倾诉着自己的原乡情绪：“这将是众神的乐园”“我以莲花的十万双手臂/旋转帕廓街上的风情”“我要用松柏的枝叶舞动天上的风光/用好看的姿态为你奉上一百零八杯清水”（《幻象与倾诉》），难以平抑的乡土之情跃然纸上。

三、家园意识

正如才旺瑙乳所说的：“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藏族诗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客观地面对青藏高原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另一方面，又生活在由于与大自然长期搏斗而形成的充满神（诗）性的精神家园里。”[3]的确，在藏族诗人笔下，家乡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土地和人民，而是一种记忆、一种文化，一种鲜明的家园意识。

在老一代的藏族诗人那里，这种家园意识在有的诗人笔下呈现为一种诗意盎然的牧歌式田园，如阿旺·斯丹珍的《花和歌》中，就有“家乡象一张无边的绿毯/红灿灿的百花嵌在上面/蜜蜂儿飞来不想飞走”的句子，丹真公布也在诗歌里倾吐，自己的心里“烧着一股恋山爱水的火”（《画——给一位画家》）；在丹真公布的笔下，西藏是“三部四茹古老的土地”，有着悠久辉煌的文化：“米蒡的如椽之笔一旦挥运/终竟宣泄了诗学的天机/《央金欢歌》一雷惊天/卷帙中凛冽着雪域的气息”（《春愿》）；有的还具有宗教文化的色彩，如伊丹才让的诗歌；“太阳神手中那把神奇的白银梳子/是我人世间冰壶酿月的净土雪域”（《雪域》），“我出生的世界，/是佛法护佑的‘净土’”（《母亲心授的歌》）。总的说来，老一代藏族诗人的诗歌，在共同的族裔观念的统摄下，既有着浓厚的家园意识，其家园意识却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年轻一代的诗人们身上。在他们那里，家园首先是一种纯粹的田园景象，比如，桑丹诗歌里的家园，纯净、明丽：“田园金黄/这是深秋紧束的明艳/我在最黄的尽头把堆积的马车打开”（《田园中的音响》），诗人感受到自己“就在此时此刻被秋天照亮/像纯净的草”（桑丹《沉寂之潮（组诗）》）。在这样诗意盎然的田园式家园里，不但“此生注定/走不出你的光芒”（多杰群增《老家的青稞》），即使在来世，也将在“你重新生长的地方”“天空中会时常飘下/青稞成熟时的清香……”（云丹嘉措《给天葬的朋友》）。另一位诗人阿来，一边吟唱着“女人，你的羊羔吃草/你的帐房宽敞”“母亲们从麦地归来/父亲们从牛栏归来”（《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草原》）的现实家园，一边又构织着内心理想的家园图景：“我想在这村里有一个金黄花园子/竖有一排白桦木的栅栏/新娘赤脚站在干净的走廊”（《穿过寂静的村庄》）。此外，班果也写过许多对于家乡的“赞歌”：“我居住在一个古称雪域的地方/那里的鹰翅挨着雪峰/那里人们的庭院是草原,葡萄是星辰/云朵宛似遍地的雪莲”，生活着“那些神和魔女的后代/那些众生的母亲,群山的生父/那些心灵居住的杰出宫殿/彩虹的创造者/的发明家……”（《赞歌》），对他来说，家园就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盐和青稞”“鹰和石头”，以及“酒和歌谣”“茶和众水”（《羌域》）等等，表现出对于田园牧歌式的家园的倾心与向往。

另外，这种家园意识往往还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举世闻名的《格萨尔王》史诗、散布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巍然屹立的布达拉宫和数不清的玛尼堆转经筒……这一切都是藏族诗歌中常见的文化意象和表达主题，成为诗人们家园意识的载体。尤其是作为藏区民族文化的中心的西藏，更成为藏族汉语诗歌表现的主要地域，几乎每一个藏族诗人，都写过关于西藏的诗歌。而且，在西藏之外其他藏区的诗歌中，还流露出对于宗教圣地拉萨的崇敬和向往，产生了一种由宗教情绪引发的对于西藏的神化，由此产生了一种朝圣意识，这种朝圣意识也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藏族汉语诗歌里，如四川诗人列美平措、吉米平阶，青海诗人多杰群增、梅卓，甘肃诗人伊丹才让、丹真公布等，都有过对西藏和拉萨的叙写，并视之为精神上的故乡。有人就曾指出：“西藏是块特别的土地，你一旦走近它，就无法不承认它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它不与任何地方雷同，是唯一的。……它像一个独立的文学王国，供养得起比现在多得多的作家。这块土地本身仿佛蕴含了挖掘不尽的故事。”[6]也许，正是因为它滋养了几代藏族诗人和作家的创作灵感，才使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更成为一个心灵的空间和精神的家园。

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这种家园意识则表现为一种对于家园宗教般的情感皈依。比如，在索宝的笔下，家乡的“妙莲形大地上”，到处都是宗教的场景：“父老兄弟们结队爬过朝圣的山垭口”“玛尼堆上猎猎经幡”（《雪域情绪》）；而在葛央西热笔下，家乡的土地上更是“遍布额角刻有经文的牛羊/灵魂随处飞扬”（《庙宇精神》），在他的《生命本源》一诗里，有这样的诗句：“一座红色建筑/耸立于须弥山的善域中央/日月星辰才为此旋转、闪烁”，使乡土成为藏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摇篮。这种情形，在女诗人唯色的诗歌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她几乎全身心地沉浸在净土般的宗教家园里，而宁愿把自己当作家乡和土地的祭献：“西藏啊，我生生世世的故乡，如果我是一盏酥油贡灯，请让我在你的身边常燃不息；如果你是一只飞翔的鹰鹫，请把我带往光明的净土！”[7]在《德格——献给我的父亲》一诗里，她写道；“这部经书也在小寒的凌晨消失！/我掩面哭泣/我反复祈祷的命中之马/怎样更先进入隐秘的寺院/化为七块被剔净的骨头？//飘飘欲飞的袈裟将在哪里落下？/我的亲人将在哪里重新生长？/三柱烟火，几捧坟茔/德格老家我愿它毫无意义”，她的家园意识更具有了彼岸世界的宗教意味。

四、结　语

值得指出的是，在汉文化影响和全球化冲击下，藏族汉语诗人不可避免地被挟裹其中，他们对生身之地的强烈眷顾、对母族文化的认同皈依，这种源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家园意识，无疑体现出他们对民族古老文明的无限倾心，以及对于自身的乡土根性的坚定捍卫，从这个意义上，藏族汉语诗歌无疑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存照，因而具有极大的诗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阿来. 重版自序[C] // 阿来. 旧年的血迹.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4.

[2] 耿占春. 藏族诗人如是说: 当代藏族诗歌及其诗学主题[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55-60.

[3] 才旺瑙乳, 旺秀才丹. 序[C] // 才旺瑙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

[4] 唯色. 我的德格老家[J]. 西藏文学, 2000, (6) : 73-86.

[5] 唯色. 星汉璀璨的雪域诗坛[J]. 西藏文学, 1998, (3) : 116-128.

[6] 皮皮. 扎西达娃: 哲学与方法[J]. 当代作家评论, 1988, (1) : 90-94.

[7] 唯色. 西藏笔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 1.

(编辑：刘慧青)

The Local Culture Color of Tibetan Chinese Poetry

GAO Yab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and Literature,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730070)

Abstract:Tibetan Chinese poetry is based on the fertile soil of national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local complex and homeland consciousness build its local cultural color in common. It has left a deep imprint of local culture both in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eme. It has been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art and national emblem in Tibetan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Tibetan Chinese Poetry; Farming Culture; Local Complex; Homeland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高亚斌(1973- )，男，甘肃静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2240)

收稿日期：2014-01-19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3.013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1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3-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