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存遗篇—— 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

张井梅(苏州大学历史系，江苏苏州　215123)



东学西渐存遗篇—— 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

张井梅
(苏州大学历史系，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不同时期欧洲学者对《论语》《易经》《史记》的译介和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显示了跨文化交流中东学西渐的一面及其重要性，对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交流；东学西渐；中国古代典籍

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内容宏富的优美画卷，见证人类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璀璨、厚重的典籍著作，丰富了人类思想文化宝库。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中国历史经典著作，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一次次地掀起世界研究中国的浪潮，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限于本人学力，本文仅以《论语》《易经》《史记》为例，通过考察欧洲学者对它们的译介和研究，分析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不当之处，尚请专家不吝赐正。

一、《论语》在西欧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记录其言行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在世界范围内倍受青睐和推崇。自明末清初至今数百年间，东西方学者不断解读孔子及《论语》，留下了大量翻译、评注和研究著作。2011年11月4日至6日，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召开了“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展示这一领域众多的新颖问题和前沿成果。

在西方，首先对孔子产生兴趣的是耶酥会传教士。法国学者若瑟·佛莱什说过：“孔子始终处于耶稣会汉学家们的关注中心。”[1]这些耶酥会士承担了儒家四书五经的拉丁文翻译工作，该工作始于1580年，其试译本成为耶稣会士教授新近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初级教科书。1670年左右，柏应理、恩理格、殷铎泽和鲁日满四位神父开始正式翻译《论语》，并于1687年以书名《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发表。《中国哲学家孔子》除拉丁文译本外，还有法文译本（1688年），书名改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观》；又隔三年，英译本于1691年在伦敦出版，名为《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位中国哲人》。

1793年，伴随着法国最后一位来华传教士钱德明的逝世，以耶酥会传教士为主导进行研究中国的事业走向了尾声。钱德明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儒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这方面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他的《孔子传》（1784年）、《孔传大事略志》（附图二十四幅）和《孔门诸大弟子传略》（1784年或1785年）。《孔子传》与《孔门诸大弟子传略》均撰于北京，分别收录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卷十三。其中《孔子传》是钱德明“最博声誉撰述之一种”，德明自云：“本书材料皆采之于一切珍贵汉籍，如正史，别史，经序，《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阙里志》、《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考》、《古史》（后三书名皆从音译）等书是已。余将为孔子诸史家之史家，至若批评鉴别，则待他人为之。”[2]传后附有年表、图说、孔子世系（始纪元前2637年黄帝在位之时，迄纪元后1784年）和圣迹图一百多幅。钱德明致力于向欧洲全面介绍传播孔子及《论语》思想，“拟将孔子学说撰为一书，惟用力罄而未果”[2]888-889。

其次，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承继耶酥会士的事业，在《论语》及中国儒家思想西传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有学者说：“开始于19世纪初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是由新教传教士来华开启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迄今为止《论语》（及其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基本规模。”①参见: 崔玉军. 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 历史与问题[J]. 该文是提交于2009年6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近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180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 – 1837年）出版了《论语》英文节译本，使用的书名是：The Work of Confucius，他的译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直接译自汉语的《论语》英译本。需要注意的是，马殊曼的译本只是《论语》上半部分。虽然马殊曼的译本不完整，但作为第一部英译本，它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该译本不仅成为半个世纪后理雅各翻译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美国作家、思想家爱默生和梭罗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梭罗还从中选取了二十一段格言发表在一八四三年四月的《日晷》（Dial）上”[3]。

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论语》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有学者这样评价理雅各：“他所译的《论语》具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并采用直译的方法传达原意。可以说他的译著既是天才的翻译成果又是最详尽的研究成果。”[4]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主要典籍译成了英文，其成果为五卷本的《中国经典》，包括中文原文、注释和索引，于1861 – 1872年间出版。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社又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增补到七卷。理雅各之后，还有几位英国学者翻译过《论语》。如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 – 1958年）、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 1867 – 1940年）和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 – 1935年）四人。最后一位翻译《论语》的是被认为继理雅各之后最伟大的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 1889 – 1966年）。韦利的英译《论语》出版于1938年，直到今天，他的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

再次，通过传教士的译介和评注，《论语》所体现的中国道德精神及孔子形象深入人心，为西方自由思想家的“儒家热”奠定了稳固基础。伏尔泰即是其中的典型。据艾田蒲描绘：“他（伏尔泰）的小教堂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他像梦中的中国官员一样，向画像顶礼膜拜。”[5]除形式上供奉之外，伏尔泰的内心更是充满了对孔夫子深深的敬意。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写道：“孔夫子决不愿意说谎；他根本不做先知；他从来不说他有什么灵感；他也决不宣扬一种新宗教；他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他根本不奉承他那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6]像伏尔泰这样的西方自由思想家推崇孔子，推崇《论语》，有他们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18世纪的欧洲，处处充满了神学、教会和封建专制这些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急需一剂强心丸拨开这份阴霾。恰在此时，中国的宽容精神、仁爱精神和理性精神，经过传教士的粉饰之后，传到了欧洲，这种不信神启、寻求真理的精神，给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新鲜活力。

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一而再地被放大。早在1641年，拉摩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曾撰写过《论中国的苏格拉底——孔夫子》一文，这是他发表的《异教徒的道德》巨著中的一章。文中，瓦耶把孔子比喻为中国的苏格拉底，认为“中国的伦理、政治和宗教稳定，都应归功于他（孔子）”[1]14。在当时，诸如此类的对孔子的粉饰，不胜枚举。在他们的描绘下，孔子仿佛一尊真理之神，矗立在欧洲人面前。于是，“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孔子的哲学理性观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遂及于法、德、英各国；虽然各国所受影响不同，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7]。这也正是当时欧洲极力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所在。更有甚者，利奇温称“孔子为此世纪（18世纪的欧洲）之守护尊者”[8]。

无论如何，《论语》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它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和道德观，都曾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

二、《易经》在西欧

《易经》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它也是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关注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一。就《易经》的翻译与研究而言，白晋、马若瑟、刘应、傅圣泽、汤尚贤、雷孝思、卫礼贤等传教士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从始创之功来看，雷孝思“备极勤劳，为此书最初之西文全译”[9]者，但较为系统研究的还当属白晋和卫礼贤。

白晋，1687年来中国，入华后开始研习《易经》。当时大部分耶稣会士认为《易经》充斥着迷信的东西，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但白晋却反其道而行之，相信《易经》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经籍，并把《易经》视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1697年，白晋返回巴黎时就《易经》做了一次演讲，在他看来，“《易经》中深藏的学说远不是一团谬论，一种‘迷信的和腐朽的’科学，而是一种‘正适合用于改正谬误和迷信的工具’”，“这部著作实乃‘一种计数的形而上学，或一种科学的普遍方法，十分完美，它的建立不仅是以数字的三种级数规则为依据，而且还以几何图形和比例规则以及静力学规则为依据’”，“《易经》的内容完全可以跟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体系相媲美，也可以跟古希伯来人对《旧约全书》所作的传统解释相比”[10]295。白晋的一系列《易经》研究著作，比如《易经原旨探》《易经释义》《易匙》《易经总论稿》《易考》《易学总说》《易引原稿》等，也一再反复地表述他这一观点。

另外，白晋以莱布尼茨通讯人之一的身份，启发了莱布尼茨在其发明的二进制代数理论与《易经》中诸卦之间进行比较。这种通信关系为莱布尼茨了解中国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渠道，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篇章。正如学者所言：“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通信创造了中西文化相撞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11]

莱布尼茨最早提到二进制是1679年。1701年，已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莱布尼茨，将《论二进制》的论文提交给了法国科学院，但并未引起科学院的充分注意。同年2月，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谈到了二进制，当年11月4日，白晋收到信后立刻回复莱布尼茨，认为他的二进制恰好与太极八卦相符。此外，白晋还送给莱布尼茨《易》六十四卦圆图，和圆图内包含按八卦配列六十四卦方图。根据艾田蒲记载，白晋在信中是这么写的：“您的新计数法，跟伏羲的体系，即‘Les coha’（八卦）是一样的。”您的“二进制几何级数”一旦推到第6级，可得出2、4、8、16、32、64等数，或者也可以说63，“因为63加上级数起首的0，还等于64”。简直是奇迹，伏羲推算的也正是64卦。可您，先生，您与《易经》不谋而合！[10]296但直到1703年4月，莱布尼茨才收到这封给他帮了大忙的信。白晋所说的这些正是他期待发现的二进制的最重要的“实用价值”。此后，莱布尼茨继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 1873 – 1930年），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有近一半的时间（25年）在中国度过，他把毕业的精力都献给了研究和宣传中国文化事业，致力于中德文化的交流与传播。2013年2月19日，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卫礼贤与易经》讲座，播放了卫礼贤在中国的足迹和翻译《易经》的纪录片。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1904年，卫礼贤开始翻译中国经典，1910年，德国耶拿的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论语》，次年出版《老子》，然后是《列子》（1912年）、《庄子》（1912年）、《孟子》（1914年），1920年，卫礼贤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又出版了《易经》《礼记》和《吕氏春秋》等名著。这些译作，不仅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渗入到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同时也为卫礼贤赢得了声誉，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威望。他的译本，内容准确，文字简洁，特别是《易经》译本，被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 – 1961年）赞为“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直接引发了西方人看《易经》的热潮。

卫礼贤的《易经》翻译，花费了十多年时间，这是他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至今已再版二十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我们说，卫礼贤的《易经》译本之所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与劳乃宣（1843 – 1921年）的鼎力帮助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劳乃宣，就没有卫氏之《易经》译本。这里或可借用卫礼贤的原话进行论证：“我们翻译了一些东西，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日常的交谈使我逐渐进入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老大师建议我翻译《易经》。”[12]这里的“老大师”即劳乃宣。“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作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因此，我没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译出了德语文本。他则进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而后，再审查德语文本，对文字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作详细的讨论。我再写出三到四份译本，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12]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于《易经》译本，他作了如下评论[13]：

除了《道德经》之外，没有一本中国古典作品像威廉翻译的《易经》那样，迎合了魏玛共和国有教养的德语阶层的中国热。威廉应邀参加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举办的沙龙，例如他去拜访凯瑟琳伯爵和伯爵的靠山——黑森州的大公爵以及他的秘书哈登堡（Hardenberg）伯爵、西尔斯多普伯爵夫人、菲特海姆（H.H. von Veltheim）男爵和一些狂热的企业家夫人，以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荣格（C.G. Jung）和他的夫人，威廉根据《易经》并借助欧蓍草杆为这些人预卜命运。无疑，威廉取得了社会地位，但他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大约是新年的时候，他也根据《易经》为自己和家人占卜问卦。

除翻译大量中国典籍之外，卫礼贤还著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的经济心理》《中国心灵》等书。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以他25年的中国生活阅历，描绘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独有的“文雅与冷静”的心灵，展现出他对中国的深厚热爱之情。也正是因为对中国这份特殊的感情，卫礼贤被誉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纵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从传教士到翻译家再到文化诠释者，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他的事业转变，最终跻身于世界著名汉学家之林，为西方知识界和思想家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对当代德国知识精英、甚至西方的知识精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史记》在西欧

《史记》，作为纪传体史著的经典，屹立千年有余，其影响早已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08年5月27 – 29 日和2011年5月31 – 6月2日，第一届、第二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佛光大学召开，与会者来自德国、法国、捷克、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大陆以及台湾本地等多个地区，学者们就《史记》的体例与“笔法”、《史记》的天文历法与先秦两汉年代学、《史记》文献学、《史记》与其他经史典籍关系、东亚汉学中的《史记》学研究、西方汉学中的《史记》学研究等议题进行讨论。从会议的规模和会议的议题可以看出，《史记》衍生出来的“《史记》学”文化，绵绵延延，影响深远。

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相比，西欧诸国较晚才接触到《史记》。直到19世纪，欧洲国家才正式关注中国正史著作（即二十四史）的翻译、研究和出版。有学者曾这样写道：“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翻译和出版中国古代正史著作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一时风尚，科学和规范化的汉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14]这里，首先必须提及的是沙畹的《史记》翻译与研究。

沙畹，国际汉学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享有“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美誉。1889年，沙畹前往北京，任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官，着手《史记》的研究与翻译。据戴仁记载，沙畹是在考狄的鼓励下开始翻译《史记》的，“后来他听取了考狄的意见，后者（考狄）建议他转向中国历史方向的研究，尤其鼓励他专攻二十四史中一种史书的翻译。”[15]沙畹在正式翻译《史记》前，做了详尽的研究工作，除了精读，便是试着翻译“八书”中的《封禅书》，1890年，《北京东方学会》杂志发表了《封禅书》的法文译注。有学者认为，正是《封禅书》的成功翻译，所以沙畹在年仅28岁时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第四任教授[16]。我们暂且不论沙畹的当选是否与成功翻译《封禅书》有关，但是《封禅书》的法文译作在当时一经问世，的确引起了世人瞩目。1893年，沙畹返回巴黎担任职务，授课之余，继续坚持翻译《史记》。1895 – 1905年，沙畹陆续发表了《史记》前47卷的译作，冠以《司马迁史记》为名，共5分卷。沙畹生前未发表的《史记》第48卷至50卷翻译遗稿在1969年经整理出版，随同出版的还有康谟德（Maxime Kaltenmark）翻译的第51、52两卷以及沙畹本人译制的《史记》总索引。沙畹在北京完成的全部《史记》译著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吉美博物馆，这是一部初稿，没有注释。

沙畹的翻译，译文准确、考证精到、注释详尽，即使今天，依然是最有用的标准译本之一。历来学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一书中的评价是：“《史记》法译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9]71戴密微评述该书说：“附有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史提出的所有问题。其考证既严谨又有广泛涉及面，整个汉学界（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直到那时都缺乏与之相匹敌者。尽管这几卷译本年代已久远，但至今所有人都在使有它。”[17]我们说，沙畹之所以有“欧洲汉学泰斗”之称，不仅仅在于他的翻译事业本身，更主要的在于他翻译时所运用的学术考证方法。该方法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特点的一种反映。马伯乐对他这种方法十分肯定，认为“他敢于将人们所推崇的欧洲古代作家的考证手段，运用到一名中国作家身上。这完全是把考证方法用到这种新内容，而且他还一举获得了成功。沙畹希望以某种形式将整部著作拆散，研究它是怎样被组合而成的、作者曾占有过什么文献、采用什么样的考证原则以选择这些文献、最后他是怎样把它们收入其著作中、他利用了其中的什么文献等。沙畹后来又研究了这些文献本身，并从中探讨其真正的价值，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探讨其真实性。”[18]

此外，沙畹还著有一部《史记序论》，其法文原名：Introduction aux Memoires historiquesde Se Ma Tsien，公开发表于1895年，这是他为《史记》翻译作的序，长达二百多页。该序论介绍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石田干之助博士在《东洋学杂钞》中评述道：“说起西洋的《史记》研究，首先必须举出Edouard Chavannes氏的法文译本的《史记》……他以精到广博的文笔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概说……更进一步对其所使用的资料等文献进行论述，特别有关《尚书》的史料内容……此一序论对古代经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然后是他以记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态度对《史记》进行审查。”[14]254某种程度上而言，沙畹可以称得上是西欧《史记》研究的大家。

《史记》的翻译与研究，成为沙畹开创性治学的一个起点。在为《史记》翻译查阅资料时，沙畹逐步对中国古代音乐、编年学、历史纪年等问题产生兴趣，几乎囊括每一个汉学领域，这就使得他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译注和研究中，他曾经设想撰写有关司马迁与其著作的书，然而这个设想也没能实现。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位身处法国的中国学者，完成了沙畹这一心愿。他就是到巴黎从事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作品比较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左景权。

左景权（Dzo Ching-chuan），湖南湘阴望族左宗棠的后人，1916年生，1948年考取公费前往法国求学，赴法后花费4年时间在里昂补习法语，1952年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专修西洋古代史，学成毕业即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直到1980年退休①关于左景权的信息, 国内几乎没有记述, 仅能发现的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和发表的几篇文章: 《敦煌文史学述》《漫谈希腊古典名著的翻译》《范成大揽辔录校补初编序》. 文中所用材料如无特殊说明, 均来自《法国华人三百年》之“左景权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 该书由旅法艺术家、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欧洲龙吟诗社主编叶星球撰写, 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参见: 左景权.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C] // 叶星球. 法国华人三百巴黎. 太平洋通出版社, 2009.。左景权的研究以敦煌文化闻名于法国汉学界。其实，校阅敦煌经卷以及索引工作只是他的“副业”，研究史学、从事东西方史学比较才是其“正业”。他始终关注中国史学的发展动向，曾影响罗念生、杜维运等历史名家的学术活动。他对希罗多德推崇备至，有意将这位西方的史学之父与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进行比较研究，遂撰写了《司马迁与中国史学》（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书。此书用法文写成，正文300页，加书目索引共三百五十多页，1978年出版，1998年巴黎友丰书店再版。左景权的研究，先从精读原著着手，又参考德文及其他考证资料，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考证研究《史记》，更涉猎未见传本之目录，如王念孙《读书杂志》内收《史记》条，还有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条目，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史记》次第条，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九《史记》五帝三代本纪条之类，叙述《秦记》，则据1976年《文物》（30 – 31页）湖北云梦秦简发掘之文字佐证，宁缺毋滥，搜求之密，令人叹为观止。

再者，1979 年，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史记选》，也为《史记》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路径。该英文版《史记选》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承担翻译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是20世纪40 至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19]。新中国建立后，外文出版社创办了《中国文学》杂志社，志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自创刊以来，这份刊物曾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史记》也被列入计划范围内。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应当时主持外文出版社的刘尊棋之邀，加入《中国文学》杂志社，入社伊始，他们就开始着手翻译《史记选》（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该译作在50年代已经完成，但直到1974年才在香港率先出版，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这部《史记选》的英译，再次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史记热的浪潮。

且不论中国古代典籍对欧洲文明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都应看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富饶遗产在欧洲历史上的确引发了诸多思考，“东学西渐”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扩言之，对西方各界持续升温的“中国热”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深刻地启示我们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整个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走向灿烂的。历史如此，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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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青海)

Chinese Civilization Spreading into the West—— European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ZHANG Jingm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215123)

Abstract:The bilateral interaction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includes two aspects: Western civilization spreading into China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spreading into the West. In different periods, European scholar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such a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ook of Change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greatly promote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in Europe, the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profi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preading into the West and the importance in the course of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ll of this has a worthy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Cultural exchange; Chinese civilization spreading into the West;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作者简介：张井梅(1979- )，女，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史学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770119)

收稿日期：2014-06-1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1.005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0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