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基于与斯大林、布哈林等相比较的视域

吕佳翼，徐 涛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苏俄建国初期、内战结束之后，实行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措施，对苏俄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列宁的早逝、领导人的变换以及客观形势的压力，苏俄领袖们围绕新经济政策及其他重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虽然以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确立而告终，但其理论意义并未终结。在当时的俄共领袖和若干派别中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分歧，他们留给我们怎样的思想遗产和经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课题，也能给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相关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则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评价。但只有把后者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在充分比较的视域中才能把握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观点的分歧实质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辩证性质。

一、首先提出新经济政策及其矛盾性质

直到列宁去世之前，列宁和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环节，它的意义、它的方向、它的成败，只能在世界革命的视域中去考量。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仅发生在苏俄一国的困难时期，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首先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准备向其他国家的革命群众施以援手，但更期待着获得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物质技术支持。苏俄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争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的。

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开始并未采取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有一个逐步过渡的长期方案。“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纲领并未规定要立即没收全体资本家的产业。它只致力于普遍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劳动者首先应该学会管理工作，同时监督资本家经理……对经济的主要垄断部门逐渐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些措施并未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社会结构发生质量上的大变化。”[1]然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手反攻使苏俄陷入内战，苏维埃政权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挽救苏维埃，苏俄政府采取了迅速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结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的主要特征是：全面国有化、外贸垄断化、食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商品交换、私人贸易和货币作用受到极度限制，等等。总之，这是一种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它在抵御外敌、巩固苏维埃政权上的确功不可没。但这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需要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政策，因此只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不能行之久远。这在如今已是一种常识。但在当时，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了暂时的巨大成功，在部分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也的确发生过这样的想法：能否使它长期化，而成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战争胜利之后经济几近崩溃的残酷现实否定了这种可能，但当时俄共党内没有一致地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成为促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导火索。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态度？相关学者认为，托洛茨基的“左倾”观点本质上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主要由列宁提出，并得到布哈林的坚持，而列宁去世之后托洛茨基在经济观点上与布哈林完全相反，等等。以至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世界革命，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至于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他的支持。”[2]

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托洛茨基是反思战时共产主义的先知先觉者，他比列宁更早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效性并提出新经济政策。高继文在《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1919 年冬至1920 年初，托洛茨基就已认识到必须引入个人利益机制恢复国内市场，并在1920 年1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出了与后来的新经济政策实质相符的两条政策，即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和建立工农业间的商品交换。“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还沉浸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中，以11 票对4 票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案。”[3]49据多伊彻的记述，当1920 年2 月托洛茨基带着美满的希望前往乌拉尔视察劳动军时，一次相当意外的列车事故陷于无人管理的境地，使他深深感到人民的麻木和经济活力的匮乏，于是带着应给农民经济自由的政策建议回到莫斯科。他用清晰的措辞指出：“必须停止征用谷物，必须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出售粮食，还要使农民有利可图。”[4]短短几句话透露出新经济政策的先声和雏形。但他的建议遭到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拒绝，他们仍对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抱有希望。

直到1921 年3 月，列宁决定转向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多伊彻这样写道：“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经济政策所提出来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去；他决不用革命原教旨主义的三棱镜来透视新经济政策……他运用他那振奋人心、滔滔不绝的辩才为那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的‘退却’进行辩护，并在1921 年、1922 年共产国际的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阐释者的身份出现。”[5]30-31因此，可以说托洛茨基不但支持而且比列宁更早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先声。

可见，正如多伊彻所说，托洛茨基并非固执的教条主义者，他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但托洛茨基强烈的思想个性也决定了从一开始他对新经济政策就有某种独到的理解，尽管在新经济政策刚开始时他自己的理解与列宁的观点还没有显出分歧。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利用一定的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帮助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且如上所说，它具有过渡性，即这是为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准备条件。因此，新经济政策在提出之始，就具有一种矛盾的辩证性质，既有利用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使之导向社会主义的方面。列宁把这种在苏维埃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对于资本主义成分占到什么程度是个临界点，或者“退却”到什么程度是个底线，列宁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列宁本身对这个问题也是在探索之中，他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包括国际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地进行确定。多伊彻描述了列宁当时的困惑：“哪儿是退却的终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在公众集会上，工人反对派向列宁抛出这个问题。列宁一次次许诺要停止退却；而事变进程却一次次迫使他退却得更远。”[5]24这种情况自然为后来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在1925—1926 年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以下简称“托-季反对派”）和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实际上各强调上述矛盾中的一个方面：前者强调社会主义方向，后者强调利用市场机制。这两者本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题中之义，关键是“度”在哪里，列宁去世以后就成了一个问题。列宁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也只开了个头，有许多思想仅仅提出，还未来得及在实践中贯彻实施。

二、两派总的分歧：对富农威胁的不同估计

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问题一样，最先质疑和反对斯大林-布哈林联盟的新经济政策的方向问题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写于1924—1925 年间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有两章篇幅论述新经济政策，主要提出两点：一是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不是像斯大林-布哈林所说的那样是进攻、是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二是新经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已导致农村中农民的分化，富农阶层的崛起使得资本主义复辟成为可能，威胁到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关于“退却”问题，季诺维也夫的观点的确是与列宁相一致的，列宁多次使用“退却”一词，有“退却”也就意味着有“反弹”或“反攻”，也就是说，从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能通到社会主义，它只是一种必要的曲折和迂回，待到经济恢复、局势稳定，必然要改变方向，才能通往社会主义。但斯大林-布哈林联盟不这样理解，他们把新经济政策也理解为进攻的一种方式。比如，1926 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说：“季诺维也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6]布哈林的思路也是与此一致的，即不认为需要什么改弦更张，就在新经济政策这个既有平台上，就找到了渐进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斯大林说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并未真正做到，比如发展工业主要是1928 年以后的事，排挤私人资本在这一时期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斯大林-布哈林所说的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反攻”，在当时只是一种预期目标，尚未取得实效。

托洛茨基对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与季诺维也夫有较多一致之处，正是这种一致促使他们结成联合反对派。比如，他也认为过度的“退却”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认为农民的分化导致富农的崛起。他反复强调，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要看经济增长的方向，他在1926 年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说过而且现在还在说，大丰收本身是作为一切发展基础的创造性因素。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丰收的基础上可以有两种发展：向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社会主义发展。一台好机车是个好东西，跑得越快越好；但如果指针没有及时转过来，那就有翻车的危险，而且机车开得越快，翻车的后果越严重。丰收犹如一台正在疾驰的机车，如果工业这个指针不能很好地摆正，那么翻车的危险性就很大。”[7]这个判断与季诺维也夫的论点是一样的。

相比而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比较强调资本主义的威胁，认为目前所导向的不是社会主义方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则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比较乐观和有把握。在斯大林上面那段话中，典型地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高度信心，但托洛茨基的观点正好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酝酿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同时积累和斗争，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占上风并反映在政治上（迟早要反映在政治上），那么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被资本主义击败，因此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社会主义因素对资本主义因素的优势并最终战胜它。这种优势的保持既有赖于正确的经济政策，也有赖于世界革命的发展。苏俄有无产阶级专政和军队，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国营经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在苏俄国内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占有优势。但托洛茨基认为问题在于，苏俄的私人资本背后有世界资本，因此，最终能否由世界革命从根本上削弱这种私人资本的国际靠山，就成为苏俄能否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三、两派的核心分歧：富农路线与工业化路线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托-季反对派提出压制富农，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则对富农的发展比较放松；特别是布哈林，强调发展和利用富农，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则相对而言比较折中。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这一定性是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两派并无分歧。列宁既强调利用和容许富农，也强调对富农的警惕和压制。托-季反对派指责布哈林代表富农利益和富农路线，实际上是夸大了，这种分歧主要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使然：布哈林认为利用富农发展经济是十分有效的方式（这确实如此），而在苏维埃国家的控制下，富农并无政治上主导社会路线的能力，因此并不存在托-季反对派所估计的那种政治威胁。如布哈林自己所说：“如果富农把自己的钱存入我们的储蓄银行，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危险，因为我们将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使用他的钱。而这些同志（指反对派——引者注）说，这种‘长入理论’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富农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我们，等等。”[8]另一方面，后世研究者也夸大了布哈林路线，认为布哈林提出了经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其实，布哈林对市场机制的利用远未达到后来市场社会主义的程度，而且在布哈林的预期中，这种市场机制至多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应该达到古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而绝不是一种漫漫无期的过程。

虽然在对新经济政策的现实后果所作的判断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存在着这种一致，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且托洛茨基比季诺维也夫有更全面和明确的规划。托洛茨基有一种非常独特，甚至与列宁都有所不同的思路。早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初期，托洛茨基就不断强调一点：发展大工业。1921 年8 月，托洛茨基就在《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一文中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能改变恢复和巩固国有化大工业这个主要任务，应当以此为中心制定经济计划。在1928 年之前，托洛茨基不断阐述这个思想，他认为发展工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本，工业的发展虽要从农业中抽取资金，但工业的发展一定不能落后于农业。他把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赛跑看作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的较量：“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9]

列宁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提出发展工业，但并未像托洛茨基这样重视发展大工业。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取决于大工业的比重，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大工业战胜农业。把问题提到这个重要高度的，只有托洛茨基。在刚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期望通过外资的租赁来发展俄国工业，但外资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和惧怕心理使得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所以就使大工业的发展滞后了，这是新经济政策本身发展中的问题，超出了列宁原先的预期。所以后来发展工业就越来越凸显为一个重要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托洛茨基的明智。季诺维也夫虽然认识到实践中社会主义成分不明显，需要真正转入“进攻”，但对于如何“进攻”，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季诺维也夫及其“政治孪生子”加米涅夫虽然十分反对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但并不认为这与工业有多大关系。因此，1926 年《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村分化说得似乎与工业无关；然而，农民的分化及其速度的意义和社会比重取决于工业与整个农村相比的增长和速度。”[7]当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尚未正式联合。1926 年中期托洛茨基与之形成联合反对派之后，他们就汲取了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大工业的思想。

托洛茨基对于工农业关系的上述观点，跟托洛茨基对农业和农民的观点有关。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阶级，在新经济政策下其必然产生分化，其中的富农即资产阶级。因此，“工农联盟”在托洛茨基那里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的联盟。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内涵。但广泛地说，这也是列宁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说过：“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10]；对于分化的农民，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贫中农，而不是把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泛泛而论。只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在经济战线上的“退却”，才使无产阶级和富农的关系缓和下来。这是理解当时关于富农问题之争的重要背景。

托洛茨基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农业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任凭它的自然发展，必然会产生阶级分化，积累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托洛茨基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视为苏联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如果国有工业发展了，国家就有足够的力量扼制富农，并把贫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一边。加快工业化需要从农业中抽取资金，但这会不会损害农民（贫中农）的利益呢？托洛茨基论证指出，不会。因为如果工业发展太慢，农民便不能以他们的实物和货币积累换取他们所需的工业品，或只能以较高的价格换取工业品，这对农民是不利的；反之，如果农民投入工业的积累较多，工业给他们的回报也多，也就是说能以较低的价格换更多的工业品，这对农民是有利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农业的资金不是平均握在每个农民手里，而是主要握在富农和半富农的手里，贫农手里空无一文甚至负债累累，因此，说是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其实是从富农和半富农手里抽取资金，而让贫中农得利。因此，这个过程实际是变相剥夺富农资金用以发展国有工业，然后返过来回报贫中农的过程。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来发展工业，那么工业品的缺乏会使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贫中农）对立起来，在大量的农村剩余产品集中在富农手里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反过来扼住工人，贫中农在政治上将跟从富农。因此，托洛茨基以剥夺富农来发展工业的方法实际上可以有效地巩固工农（贫中农）联盟。富农是新经济政策下必然会分化出的农村资产阶级，贫中农的阶级属性则是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跟从资产阶级还是跟从无产阶级要看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能让他们得利，是否足以团结他们。如果对富农这一农村资产阶级不加控制，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私人工业，并与国家工业相抗衡，发展成为全面压倒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是完全可能的。

托洛茨基对工农业的上述思路，与布哈林正好相反。在托洛茨基这里，大工业是剥夺富农反哺贫中农的枢纽，是使富农利益流向贫中农的转化环节。但布哈林的思路截然不同，布哈林把富农作为发展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的主要和最终动力。一方面，不需要通过国有工业，直接以国有银行为媒介，就能使富农资金为贫中农服务。他说：富农的多余资金将存在国有银行，而“我们将把从资产阶级农民那里取得的资金，通过贷款方式贷给各种中农组织，或者用另一种形式贷给贫农和雇农。我们从富农那里所得到的额外财富，可以用来真正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11]370。另一方面，通过向富农征收高税收来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当然，发展工业并没有成为布哈林思想的主题。布哈林说：“从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方面所征取的各种税收正在增加。我们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资金，都分配在国家的各种需要上面，即用在我们的工业、文化建设、苏维埃机关等等方面的需要上。”[11]369按此思路，为了发展国有工业，就必须首先使富农发财，以至于使农民“发财吧”成为布哈林的一个著名口号。也就是说，两者为了发展国有工业的方案截然不同，特别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一者强调剥夺富农，一者强调发展富农。但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也只是主张剥夺富农，并不是剥夺农民，相反，占农民主体的贫中农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因此，认为托洛茨基剥夺农民发展工业的思路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这也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后来的加速工业化方案的不同之处。而且托洛茨基不是只提出剥夺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也认为无产阶级即工人本身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须作出巨大牺牲，并因此而遭到了“工人反对派”的反对。总之，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在托洛茨基那里，发展一切经济的动力之源是大工业；而在布哈林那里，则是富农。这两种思路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

四、工业化与计划经济

托洛茨基发展大工业的观点使他在措辞上与列宁有所不同。列宁把新经济政策下苏俄的资本主义成分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托洛茨基则反对这个词所蕴含的对于工业主导作用的忽视。1925 年，即托洛茨基尚未加入季诺维也夫派的时候，托洛茨基批评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国家资本主义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续认为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两三年前曾经相当普遍，在1923—1924年争论时期更是一再被提出来过。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工业是整个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这一体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农民经济、财政、合作社、由国家调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所有这些由国家调节并监控的经济过程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它经过一系列阶段应当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构想中工业的领导作用完全消失了……这一构想还产生了对国有工业的如下估计，即不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杠杆，而看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从属部分。”[12]把社会主义大工业看作自外于并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先导，托洛茨基这个思想不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不同，也与列宁当初的理解有别。列宁晚年比较重视农业合作化，主要是期望流通领域的合作化把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联系起来。“它通过与国家签订合同，把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直接联系起来，使分散的小农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计划性。”[13]这种以农业合作化为纽带联结工农业的思想，与托洛茨基以发展大工业为核心联结工农业的思想自然是不同的，从而两者对计划问题的理解也就不同。

根据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新经济政策也可以是一种“进攻”，而不仅是“退却”。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与此时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相同，而与列宁、季诺维也夫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为“退却”相反。但实质上，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进攻”在内涵上截然不同，一者要求以工业化“进攻”，一者则以富农经济为主导的市场机制为“进攻”。所以，当面对农村中阶级分化凸显、工业化发展不足的现实时，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实际发展的判断就与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一样：这是一种“退却”。

这种区别导致了他与列宁对国家计划问题的不同观点。计划经济本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它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随着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市场的活跃，国家计划问题似乎也逐渐被淡化，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已名实不符。这时托洛茨基再次强调“统一计划”的必要性，指出只有“统一计划”才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托洛茨基不是教条主义地认为应当实行无所不包的全盘计划，而是认为可以先对国有工业实行全面计划，然后根据条件的逐渐成熟，扩大计划的范围。他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在不断努力于实际协调各经济部门之工作并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有了长期准备的管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最近时期的任务，便只能是带有一般指示性并多半是准备性的。它不可能以一个什么公式来确定，而只能使各个经济领导机关，使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与实践，能够经常锐敏地适应于市场情况与市场关系。只有发展到最后，计划方法才能够也必须使市场服从自己并从而取缔市场。”[14]也就是说，最初是以市场来校正和调节计划。接下来，托洛茨基指出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在没有实行计划管理的基础时，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调节，结果会导致特种经济危机；二是在行政管理措施可较快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仍以不经济的市场方法解决问题。因此，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渐进的辩证观。高继文的《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批评托洛茨基“忽视商业、市场关系在结合（指工农的结合——引者注）中的作用，强调计划命令的力量”[3]54，并不符合上引托洛茨基的原意。

但1922 年之前列宁认为这种计划尚不成熟，没有给予支持，甚至造成两人关系的一度紧张。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列宁当时对国有化大工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托洛茨基认识不同，没有提到托洛茨基那个高度。也就是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计划问题上的分歧，源于对国有化工业观点上的分歧。直到去世之前，列宁才赞同托洛茨基的计划化思想。这一转变发生在列宁与托洛茨基共同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观点之后，大概这一行动使列宁重新思考了托洛茨基的某些主张。同时，列宁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也在其他多个问题上转而与托洛茨基达成了一致：工农检查院问题、党的官僚主义问题和格鲁吉亚问题。1922 年底，列宁在致政治局的一封信件中指出：“（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当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5]74当然，随着列宁的病倒和去世，这些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并未对实际产生作用。

五、托洛茨基与1928年后斯大林路线之分歧

1926—1927 年，托-季反对派在政治上失败进而解体，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冲突也日益凸显。随着布哈林本身同样沦为失去权势的反对派，1928 年后的斯大林急遽“左”转，厉行一条与布哈林对立、与托-季反对派颇有几分相似的工业化道路。斯大林的这种“左”“右”摇摆，使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从原来主要由布哈林在理论上主导的偏“右”路线转到比托-季反对派更“左”的极“左”路线。对于斯大林的这种转变，有人认为是斯大林观念上的原因，如郑异凡在《布哈林论稿》中所说：“斯大林之所以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正是不能容忍市场关系的发展，认为市场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15]

显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上的原因，如果仅是观念上的原因，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反对布哈林的思想呢？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如托洛茨基所估计的那样，富农路线的抬头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特别是1927—1928 年冬富农拒绝向城市交出食物这一现实，成为迫使斯大林走向与布哈林对立的另一极端的重要导因。正如多伊彻所评论：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斯大林比繁琐哲学家布哈林强的地方，因为当斯大林感到现实的危险时可以立即倒转方向而毫不受理论羁绊，布哈林却做不到。而且，联系国际局势来看，1928 年以后，在国际问题上普遍“左”转也是斯大林的一个趋势，比如：在中国的国民大革命已经失败之后仍然要求共产党在城市暴动；在德国则拒绝使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形成阻挡纳粹上台的统一战线，并谴责后者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等。不联系这些复杂的实践背景，单从观念上是不能准确理解斯大林的突然“左”转的。斯大林实际感受到曾为托-季反对派再三警告的富农压力，很可能促使他改弦更张，搬用了托-季反对派的部分观点。

但这又导致了某种误解，似乎1928 年后斯大林的“左”倾路线与托洛茨基相差无几。事实并非如此，1928 年后的斯大林路线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仅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区别。

在工业化问题上，托洛茨基于1926 年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全会上批评中央制定的工业化速度太慢，他把工业化的速度拟定为产量每年增加18%～20%，这在1926 年被斯大林批判为“超工业化”。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1929 年通过的‘一五’计划采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最佳方案’，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率分别为：21.4%、21.5%、22.1%、23.8%、25.2%。 这比 托洛茨基提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不少。”[3]53这个时候斯大林反斥托洛茨基为投降主义。这种“超工业化”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条件的极端恶化，由于急遽压缩工业化期限，增加了管理费用，增加了浪费和损失，而这又是从工人的消费中扣除的，换言之挤占了工人的消费。这种“超工业化”与托洛茨基的观点貌合神离。托洛茨基认为：“工业化节奏的加快必须通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的社会化经济领域的稳步转移而继续前行，也就是说，实质上是通过非生产性开支的大幅削减而让中产阶级（富农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期经营私人企业者）和官僚来承担代价。”[16]52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应当改善，工人在工厂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应得到加强，失业应得以消除。

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斯大林1928 年后实行上述“超工业化”道路，紧接着于1930 年实行强制集体化。强制集体化受到农民的反抗，引起镇压，这也违背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的自愿加入原则，与列宁根据农村生产力实际水平而逐渐确定的农业合作化也不是一回事。按托洛茨基的设想，农业合作社一开始就应建立在机械化劳动之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社员的劳动收益高于个体劳动者的收益，这样就能逐步吸引农民自愿加入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尽管对农业合作化的具体认知有别，但都认为，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在客观上符合生产力水平，二是在主观上出于农民的自愿。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完全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必然导致惨烈的后果并以失败告终。

总之，斯大林的“超工业化”、强制农业集体化不仅与托洛茨基的渐进政策速度不同，与列宁、托洛茨基的民主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对此的批评成为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后的重要主题之一。斯大林的路线其实不能以“左”或“右”简单概括，但当时的大多数反对派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原来以为自己的反抗目标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因而当斯大林突然转向极“左”时感到迷惑，甚至感到自己的反抗失去了意义。只有极少数较边缘的反对派认识到应反抗的不仅是复辟倾向，更是官僚专政，因此他们继续无保留地反对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基本上处于上述两种态度之间，还在审慎地对斯大林路线、对苏联的蜕变程度及其前途作出新的探索和界定。

由于上述斯大林的极“左”政策违背规律，遭到农民的反抗，因此后来不得不时时退却，即恢复部分的私有制，待危机缓和又进一步强制集体化。斯大林就在这种“左”“右”摇摆中完成了畸形的工业化，代价是劳动者的被剥夺和镇压。计划经济似乎又在这种斯大林模式中得到了恢复，但这是一种缺乏民主的计划，实际上是官僚的指令性经济，与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列宁、托洛茨基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迥然相异。发展工人民主不仅是工人国家的本质要求，而且单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也必须建立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之上。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决定资源在消费与积累以及不同的积累项目之间的配置，是工人自治在经济领域的初步实现。托洛茨基在《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一文中对官僚的指令经济讽刺道：“如果存在一种万能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将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的科学猜想中，这种智慧能同时记下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过程，能测量它们运动的动力，能预测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样一种智慧能预先制定出一个无误的和详尽的经济计划，从小麦的亩数到内衣的最后一颗扣子。官僚经常设想它所支配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轻易地使自身摆脱市场的控制和苏维埃民主的控制。但事实上，官僚在估计其精神资源时犯了可怕的错误。”[16]54对计划经济的这种歪曲性实践不仅直接导致苏联工农在经济上的被剥夺和发展上的不平衡，间接地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乃至苏联的解体，也导致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难以挽回的歪曲、误解。

对布哈林不宜过度拔高，以至认为布哈林才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不二继承者；同样，托洛茨基也不是“先知”，托洛茨基视域中也有严重的盲点（如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度依赖）。但他的工业化思想，工人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思想，以工业为枢纽扼制阶级分化、实现工农业平衡的思想，不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宝贵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这些思想曾长期被误解重重的分歧遮蔽了，厘清这些分歧是敞开理论探讨的首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