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 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刘晓霞，刘媛媛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创新是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创新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CEO对企业经营结果负有首要责任，担负着根据企业发展不断调整组织战略行为的职责[1]，是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前置因素。创新行为依赖于CEO的决策参考偏好和资源动员能力[2]，而CEO 的决策参考偏好和资源动员能力又与其生活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

在中国本土情境下，人际关系表现出差序格局的特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疏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与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远关系越疏[3]。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关系，形成了对家族内部高信任度、对外人低信任度的社会关系格局，也形成了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族化和泛家族化治理模式[4]。在民营企业中，CEO的创新决策偏好依赖于其与委托人差序格局关系所带来的情感、信任、风险偏好等感受。本文将CEO 来源按照CEO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亲疏的差序格局划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定义为CEO 差序来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其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创新决策制定和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文献综述

1932 年，Berle 和Means 提出两权分离理论，家族企业的所有者退出企业管理，将控制权交给家族企业成员或者外部职业经理人，这是最早的关于CEO 差序来源的阐述。学界主要从企业内外部来定义CEO 来源，如Chung 等人[5-12]将CEO来源按家族内外来划分，苏宏宇[13]则按CEO 是否为创始人来划分CEO 来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内部和外部 CEO 拥有不同的知识和资源[1,7,11-12]，这导致他们在战略选择上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组织绩效[14]。

根据费孝通[3]及杨国枢等人[15-17]对差序格局的定义，差序格局是按照与己关系由近及远划分为不同圈层的同心圆结构，其揭示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根植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关系主义是发展本土管理学的一个突破口[18]。差序格局成为测量CEO 来源的一个工具，其能更详细地划分CEO来源，并具有本土特色。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研究CEO 来源的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对差序格局的某一类关系进行探究，如王明琳等人[19-21]研究了家族企业的亲缘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陆瑶等人[22-23]研究了校友关系、老乡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刘晓霞等人[24]基于差序格局视角，将CEO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研究了这种差序格局关系对民营企业委托代理成本、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相关学者研究认为，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因素包括政策因素[25-29]、地域及行业因素[30-33]、企业因素[34-3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针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更微观化，视角转向高管层面的因素，如高管层面的网络特征和社会资本[37-39]、早期经历[40-42]、心理特征[43-45]等。

从CEO 来源角度研究企业创新的成果不多，结论也不统一。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内部CEO相对外部CEO 更有优势。如Corsi 等人[9,46]认为内部CEO 相对于外部CEO 有更多的创新活动；Cummings 等人[47]研究发现，外部CEO 任期内的企业研发生产率会下降；Sariol 等人[48]研究发现，当首席执行官从公司外部任命时，由有权势的CEO 领导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剥削性创新。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部CEO 比内部CEO 更有优势。如Biscotti 等人[49]研究表明，外部CEO更倾向于开放式创新；Wong 等人[50]研究发现，相对于外部CEO，内部无关CEO 对创新公告的股价反应更小。

国内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如潘红波等人[51-52]认为，家族上市公司CEO 与控制性股东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邹立凯等人[12,53]研究发现，代际传承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而杜善重等人[21]的观点与其相反；徐晋等人[54]认为，民营企业“去家族化”促进了企业创新，职业经理人对声誉的重视是其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刘奕庆等人[55]从CEO 与董事的“本家关系”出发，研究认为，其形成的内群体将促进信任程度提升和资源流转，并通过CEO 权力的增强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本家关系”的存在又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苏宏宇[13]研究发现，非创始人CEO 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 型曲线关系，创始人CEO 任期则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

综上，学界关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CEO 来源的研究成果不多，结论也还不统一；同时，基于差序格局角度的CEO 来源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差序格局同心圆结构中的某一类关系，未能系统地基于整个差序格局来研究CEO来源。本文基于差序格局理论，按照关系亲疏划分CEO 来源，研究CEO 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创新决策和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假设

（一）CEO来源与创新产出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农村结构时提出的概念，即中国人的关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和他人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以此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正符合差序格局理论，企业主一般自己经营企业，或者请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等亲人经营，或者请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同学老乡来管理，聘用职业经理人的民营企业较少[24]。本文参考刘晓霞等人[24]的研究，将CEO 来源按照其与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关系由亲到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4 种，本人CEO 是指实际控制人本人担任CEO，亲人CEO 是指与实际控制人有血缘姻缘关系的CEO，熟人CEO 是指与实际控制人有地缘业缘学缘关系的CEO，外人CEO 是指以上3 种关系以外的情况。

民营企业大多采用家族式治理模式，多数CEO 都是企业主或创始人自己担任，少部分由企业主的亲人担任；亲人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主一般聘用熟人担任CEO，而很少聘用职业经理人这样的外人担任CEO。相对于企业主本人担任CEO，亲人CEO 在资历、眼界和格局等方面一般都不如创始人本人，而创始人权威导致的隐性控制也使得亲人CEO 缺乏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对创新活动的坚持和韧性也不如创始人本人。一般而言，熟人、外人CEO 的关系来源越疏远，其关系的软性约束和利他主义就越少，自利思想就越重。创新的投入往往很大，风险很高，研发项目时间较长，前期回报较低甚至没有回报，对CEO 的任期和回报都有不利影响。面对创新可能失败的风险，来源较疏远的CEO 拥有更少的试错机会，其失败更难被容忍和接纳，故其创新意愿不高，对创新项目的坚持和努力也更少。因而，关系来源较远的CEO 将更聚焦于短期回报，忽视能带来长期收益的创新项目，规避创新风险，从而减少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CEO 来源越疏远，企业创新产出越少。

（二）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

Kim 等人[56]研究表明，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创新研发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保持企业活力。创新产出的增加必定伴随着创新投入的增加，学界普遍认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呈正相关关系。在创新型企业中，创新研发被视为衡量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而创新研发需要增加资金、资源投入力度。相比于关系来源疏远的CEO，关系来源亲近的CEO 与企业主之间情感、资源、信息交换较密切，同时对企业的忠诚度更高，更倾向于开展技术创新等研发活动，进而可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企业研发投入在CEO 差序来源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盈利能力的调节作用

对于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企业，其CEO 拥有更多的现金，继而拥有更多的选择创新的资本；有了资金的支持，即便是关系较为疏远的CEO 也会更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对于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其CEO 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也更有能力和实力去完成创新。此时，相对于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即使其CEO 来源较为疏远，也更能获得大股东及外部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支持，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由此提出假设H3、H4。

H3：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削弱CEO 差序来源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H4：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削弱CEO 差序来源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

本文以2007—2019 年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CEO 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数据根据公司年报、新浪财经和百度等手工整理得到，其他数据根据CSMAR（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数据库查询得到。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行业中房地产金融类企业；（2）剔除ST 和*ST 公司样本；（3）剔除未披露研发信息或者披露信息不完整的上市公司。经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1 580 家公司13 514 组观测数据。

（二）主要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

本文选取创新产出为被解释变量。目前我国专利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关于创新产出的指标选取，学界一般选取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2 个指标。黎文靖等人[57-58]采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指标，李邃等人[59]采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创新产出。本文参考黎文婧等人的研究，选择当年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创新产出。创新产出的计算公式为：

创新产出=ln 当期企业专利申请数。

2.解释变量：CEO 差序来源

本文选取CEO 差序来源为解释变量。参照刘晓霞等人[24]的方法，将CEO 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差序格局关系分为本人（实际控制人本人担任CEO）、亲人（与实际控制人有血缘姻缘关系）、熟人（与实际控制人有地缘业缘学缘关系）和外人（以上三种关系以外的关系）4 类CEO 来源，并分别取值为1、2、3、4。

3.中介变量：创新投入

本文选取创新投入为中介变量。创新投入是为了开发新产品进行的一系列投资。本文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创新投入。

4.控制变量

现金持有水平、盈利能力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产出；此外，企业规模越大，解决风险能力越强，就越有资本进行企业创新。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现金持有水平、留存收益、托宾Q 值、CEO 性别、CEO 受教育程度、CEO 年龄为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变量及其测算方法如表1 所示。

表1 选取的变量及其测算方法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和CEO 来源的关系，即假设H1，构建模型1。为了检验企业研发投入在CEO 差序来源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即假设H2，构建模型2。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整个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 分析可知，样本中各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专利申请数差距较大，同时创新投入两极分化也较明显。CEO 来源的平均值是2.302，从CEO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说，民营上市公司CEO 大多为47 岁左右的本科男性。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年度样本统计结果

2007—2019 年CEO 差序来源年度统计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2007—2019 年CEO 差序来源年度统计结果

由表3 分析可知，2007—2019 年，CEO 来源为本人的样本共5 331 个，在研究区间呈现曲折上升然后趋于平稳的趋势，其占比为39%；亲人样本共1 224 个，其各年份的占比在9%上下波动；熟人样本共4 500 个，在研究区间整体呈下降趋势；外人样本共2 459 个，在研究区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1 年占比最小，约为12%（11.94%，2010 年占比为12.24%）。综上可知，CEO 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为本人和熟人的较多，熟人CEO 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亲人CEO 占比整体趋于稳定态势，外人CEO 占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二）相关性检验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由表4 分析可知，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的相关系数是0.081，创新投入和CEO 来源的相关系数是-0.137，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和CEO 来源的相关系数是0.004，但不具有显著性，具体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三）回归分析

1.创新产出和CEO 差序来源的回归分析

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和CEO 差序来源的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表5 中，（1）（2）列是CEO 差序来源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3）列为加入中介变量创新投入后的回归结果。从（1）列中可以看出，创新产出和CEO 来源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系数分别为-0.307、-0.140和-0.134；从（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创新投入后，虽然数值有所降低，但创新产出和CEO 差序来源仍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民营上市公司内，CEO 来源越疏远，创新产出越少，假设H1 得到验证。

2.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

由表5 可知，在（1）（2）列中，CEO 差序来源和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假设H1 得到验证。（3）列加入创新投入后，亲人CEO、熟人CEO 和创新产出同样通过了1%的水平检验，外人CEO 通过了5%的水平检验，因此可认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CEO差序来源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创新产出，假设H2 得到验证。

具体来看，亲人CEO 对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为0.237，间接效应为0.07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23.30%，熟人CEO 和外人CEO 占比分别为16.08%、38.51%。

表5 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和CEO 差序来源回归结果

3.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盈利能力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设H3 和假设H4，对CEO 差序来源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盈利能力进行交互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创新产出加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由表6 分析可知，加入交互项后，CEO 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仍为负数，但系数在不同CEO 来源间发生了变化。

（1）列为CEO 差序来源与现金持有水平的交互项检验回归结果。由（1）列可知，CEO 来源和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均为显著负相关，且亲人CEO 和熟人CEO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现金持有水平对亲人CEO 和熟人CEO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658、-0.227，但均不显著；现金持有水平对外人CEO 的回归结果是-1.250，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亲人CEO 和熟人CEO 对现金持有水平之于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敏感，而现金持有水平显著削弱了外人CEO 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高时，外人CEO 为了获得更长的任职期限，会提升自己在职期间的公司业绩。

（2）列是CEO 差序来源与盈利能力的交互项检验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盈利能力显著地负向促进了外人CEO 在创新产出中的作用（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系数为-2.611，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外人CEO 的创新产出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当企业拥有较高的盈利能力时，外部CEO 有了资金的支持也会更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基本符合假设H4 的推断，而企业盈利能力对亲人CEO 和熟人CEO 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3）列为企业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的共同调节作用，结果和前两列的分析基本一致，说明二者确实在CEO 来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替换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参照李邃等人[59]的研究，采用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指标，取其自然对数，其他变量的取值以及控制变量的选择都保持不变。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五）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CEO 来源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相关数据可能存在内生性，将被解释变量数据滞后一期再做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与之前保持一致。

表7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 来源按差序格局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 年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CEO 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得到如下结论：（1）CEO 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2）创新投入在CEO 差序来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3）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 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创新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CEO 作为决策的制定者，担负着重要职责。在聘请CEO 时，可优先选择亲人CEO 和熟人CEO，因为相对外人CEO，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力和信任度，更倾向于为企业发展进行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聘用熟人CEO，也能较好地促进企业提高创新投入和产出。（2）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创新活动奠定基础。一方面，企业可完善自身资本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提高盈利能力，为创新活动提供稳固的资金链；另一方面，企业可增加现金持有水平，提升现金价值，即便是外人CEO，当其拥有更多资金时，也会更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公开的信息，并按照客观的关系来分类测量，数据筛选整理严谨，但公开信息也可能存在不实之处；同时，主观关系亲近难以度量，这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准确性，这些均需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