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典型人物事迹电影改编策略探析——以黄诗燕为例

阳海洪 ，唐乐辰

（1.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湖南工业大学基地，湖南 株洲 412007）

2021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国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扶贫攻坚的模范人物。他们奋战在扶贫一线，为了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更有甚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电影《秀美人生》便是改编自牺牲在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黄文秀的真实事迹。像黄文秀一样用生命谱写扶贫乐章的扶贫干部不是个案。比如，原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副主席、中共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生前也像黄文秀一样，扎根基层一线，九年如一日奋战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2019 年11 月，黄诗燕因病殉职，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的战场上，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总书记曾提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近年来，以扶贫为主题创作的影视作品呈现“井喷”态势，一大批反映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扶贫人物事迹的电影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在扶贫题材电影创作数量上升的同时，许多影片质量却不如人意，叙述方式模式化、人物形象单薄、市场接受度低等问题成为这些影片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扶贫电影像《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南哥》等，在内容、题材和视听表现等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在弘扬国家主旋律的同时又能兼顾电影的艺术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黄诗燕作为当下脱贫攻坚伟大征程中的典型人物，在许多新闻报道和宣传视频中成为了社会关注学习的焦点，其中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就从扶贫家属的视角追忆了黄诗燕的扶贫事迹。深入挖掘扶贫楷模黄诗燕的真实事迹，将其改编为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主旋律电影，不仅可以发挥脱贫攻坚主题电影的榜样作用，更能够利用黄诗燕的英雄事迹来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扶贫力量。基于此，本文将以黄诗燕为例，从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剧情设置以及影像叙事等四个方面，探讨扶贫典型人物的电影改编策略。

一、讲好中国故事：扶贫典型人物电影改编的主题表达策略

（一）扶贫典范人物的事迹缅怀与精神歌颂

2019 年11 月29 日，扎根革命老区炎陵县的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带病坚持工作，不幸因公殉职。他的猝然离世，引发了数万人的自发悼念。2020 年清明节，炎陵县百姓带着无限眷恋，来到黄诗燕墓前，深情追忆这位扶贫书记。2020 年11月18 日，中宣部发布黄诗燕先进事迹，中共中央先后追授他“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光荣称号。黄诗燕带领村民易地搬迁、发展特色农业，让炎陵县成为了湖南省首批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他以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扶贫电影改编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表达出对扶贫典型所做贡献的深切缅怀与歌颂。利用影视化的媒介传播路径，将黄诗燕扶贫事迹留存在银幕之上，成为开展党史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生动教材，一方面能够树立其榜样作用，持续调动脱贫扶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黄诗燕的光辉事迹完美诠释了时代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突出要义，对其精神的歌颂也是对中国特色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认同和讴歌。

（二）伟大时代变革的集体记忆与影像见证

“精准扶贫是时代之创举，而精准扶贫题材电影作品则是秉承了中国电影之现实主义传统，讲述中国扶贫故事、传递中国扶贫精神的一类现实题材作品。”[1]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这个时代的一场伟大社会变革。从2013 年11 月3 日***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到2020 年底脱贫攻坚决胜之年，8 年的艰辛历程收获了扶贫事业的丰硕成果，也诞生了一大批“精准扶贫”题材的影视作品。无论是《山海情》《最美的乡村》，还是《十八洞村》《我和我的家乡》，这些影视作品都见证了扶贫道路上每一个感人至深的瞬间，全方面多维度展现了扶贫工作的开展以及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历程。其在描摹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民族意识，成为日后我们索引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重要艺术载体。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提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2]优秀的影视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号角，新时代需要新的影视作品。黄诗燕的事迹虽然只是时代发展变革之下一个普通扶贫干部的事迹，但却构成了一个时代社会历史的缩影。将黄诗燕故事搬上银幕，既是对其个人事迹的缅怀与歌颂，也能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见证时代变革，完成对扶贫楷模的精神画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观众能通过黄诗燕的故事触碰到时代脉搏，得到精神滋养。这种电影在唤醒人们情感共鸣与国族认同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一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三）中国扶贫政策与中国扶贫经验的传播

贫困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严重阻碍着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贫困治理，经过不懈努力，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综观持续8 年的脱贫攻坚斗争，贫困问题解决的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正确引领和广大扶贫干部与农民的团结配合。在以扶贫典型人物为蓝本改编的电影主题表达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以个体叙事映射时代变革，通过扶贫电影叙事中扶贫难点痛点的攻克，来体现国家扶贫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状况，以形象化的注解来阐释国家的相关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同时，这类电影也要避免陷入政治说教的窠臼，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讲好精准扶贫故事。

“***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要为全球贫困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分享减贫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中国共产党为扶贫所付出的努力，让中国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10 年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脱贫目标，这种成就是许多国家无法做到的。现实世界中，所有国家的贫困背景都大同小异：粮食短缺、住房条件差、医疗设施落后等等，中国扶贫经验对其他国家不无借鉴意义。黄诗燕在炎陵扶贫的成功经验，完美诠释了何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扶贫治理方略。其事迹的电影化改编具有突出的榜样价值——在彰显中国大国形象同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二、塑造典型人物：扶贫典型人物电影改编的人物塑造策略

（一）在人物日常生活中提炼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

“艺术真实首先来源于生活真实，同时在此基础上要进行相应的提炼、艺术加工和艺术转换，达到从现实生活中挖掘人物、事件的社会价值以及展现相应的艺术价值。”[4]目前，对黄诗燕事迹进行记录的大部分是新闻报道以及后来的人物学习宣传短片，这些宣传媒介记录黄诗燕事迹的手法是通俗易懂的新闻报道。如何将新闻人物转变为银幕形象，需要影视创作者不拘泥于新闻报道的素材，将新闻报道中呈现的真实案例进行恰当的加工和打磨，采用场景复现和实地取材式的改编手法，将黄诗燕的事迹呈现于银幕之上。电影《十八洞村》为了达到艺术真实的效果，除了将极具人物特征的生活细节保留外，还将电影中原型人物使用过的真实物品搬到电影中来当做道具。这样一来，影片中的许多人物和物品便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完成了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转换。

黄诗燕在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时代楷模之前，本身就是个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因此，在电影化改编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时需要保持其作为平凡人物的血肉情感。电影故事也不必将所有篇幅都倾注在黄诗燕的扶贫事迹上，穿插一些其工作以外的生活场景，反倒更能让观众产生共情体验。在妻子口中，一向古板的黄诗燕即使坚守岗位时，也不忘在妻子生日时给妻子发一条“老婆，爱你”的短信。注重家风家教的黄诗燕，从没为妻女或任何亲戚的事情向谁打过招呼；大学毕业两年的女儿直到黄诗燕殉职时，也还是在一家单位做临时工。对黄诗燕日常情感的讲述，能够拉近观众与黄诗燕的距离，使之体悟到黄诗燕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此外，创作者还需要通过多渠道了解黄诗燕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真实状态，这样才能从其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审美化的艺术形象。

（二）在时代与历史的交汇中塑造典型人物

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是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的影视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作为时代楷模，黄诗燕的事迹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当下社会最需要表现的对象。因此，扶贫典型人物黄诗燕的银幕形象必须是在蕴含时代性、历史性前提下，融合了其性格、职业以及文化素养的产物。

“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报告作得掌声阵阵，那都是些切中要害、具体实际的内容，当然他偶尔会来一段孔子、老子或韩非子的话，中间还会带几句攸县俚语，弄得台下寂静无声。”[5]这是黄诗燕在株洲日报社担任一把手时同事对他的印象。黄诗燕成为炎陵县委书记之前，先后担任过攸县城关镇委书记、茶陵县人民法院院长以及株洲日报社社长等职务。在电影改编前期的构思阶段，创作人员要深入了解不同时期黄诗燕在其岗位上的工作状态，将拥有众多职业光环特征的黄诗燕浓缩为一个县委书记的典型形象。通过还原黄诗燕在扶贫一线所发生的各种真实事件，让银幕前的观众和电影中的人物架起情感桥梁，让观众切身感受到黄诗燕在扶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是典型人物塑造的侧重点之一。在典型人物的形塑过程中，人物的个性魅力会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在心理层面上凸显出来。扶贫干部众多，如何让黄诗燕从众多扶贫干部中凸显出来，对人物心理情感加以表现非常关键。黄诗燕扎根基层一线，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到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迎来收官之年，黄诗燕一直走在扶贫路上，其情感命运和心理世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电影创作人员应该通过发生在黄诗燕身上的种种故事，为其赋予丰满生动、个性鲜明的性格特征，展示他在面临家庭与事业、前途和初心等重要抉择时的复杂内心活动和心理博弈，揭示出其作为一个扶贫干部的典型性以及其背后的时代性内蕴。

（三）在个体与群像的对照中凸显榜样人物

在真人真事改编的扶贫题材影视中，人际关系建构可以展现人物情感世界、完善人物性格。通过描绘黄诗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与党员同事的关系、与亲人朋友的关系能够让其形象更加饱满，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互衬也能突出其作为主要人物的榜样地位。

扶贫题材电影中最基本的两类人物是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这两类人物构成了电影叙事的主体。虽然扶贫典型人物的电影改编主角是扶贫干部，但扶贫的对象农民也应该展现出真实、多元、立体的样貌。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既要表现扶贫对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能忽视塑造少数思想顽固落后的农民形象。电影要通过农民群像的对比塑造，为叙事进行铺垫，展现扶贫工作的难度和脱贫的来之不易，进而从侧面体现黄诗燕扶贫工作的艰巨。“脱贫工作所面临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条件贫瘠、农民文化水平低等常见问题，人才缺失与干部腐败问题也是脱贫道路上的‘豺狼虎豹’。”[6]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电影银幕上，不同的扶贫干部必然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在对扶贫干部的电影化表现中，难免会出现少数工作流于表面，只想着明哲保身，做事拈轻怕重，不愿意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基层干部形象。如经典影片《焦裕禄》中的兰考县长吴荣先，他总是呆在县委机关里，对本应完成的工作坐视不管，甚至在焦裕禄为了给基层干部增加口粮而去购买高价粮食时，指使他人向地委举报焦裕禄。这样，吴荣先就与经常深入到群众身边、为百姓办实事的焦裕禄形成了鲜明对比。遇到危机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失误不敢承担责任，这种圆滑、平庸的干部形象为电影塑造焦裕禄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的模范形象起到了鲜明的反衬作用。因此，在对黄诗燕事迹的电影改编过程中，通过类似于这种“反面”形象在电影中的叙事参与，能够从反面体现黄诗燕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彰显其榜样形象。

三、革新叙事模式：扶贫典型人物电影改编的剧情设置策略

（一）以点带面的典型事件与案例串联

黄诗燕深扎扶贫岗位九年如一日，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电影改编不可能将其扶贫工作的所有内容事无巨细地和盘托出。在电影改编的剧情设置上，应打破传统剧情片的线性叙事结构，将黄诗燕的扶贫案例进行串联，以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带动情节发展，以达到见微知著、“四两拨千斤”的叙事效果。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在素材筛选时，要根据电影主题表达和叙事的需要，选取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相关事件进行呈现，这样才能达到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目的。

炎陵县三河镇天坪村95 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朝秀义务养路30 余年，黄诗燕专程组织党员干部到老人家里看望，邀请老人上党课。张朝秀老人去世前，将自己珍藏的《马克思传》一书用牛皮纸封好，并在上面亲笔写下了“县委书记黄诗燕，炎陵百姓好喜欢，当官不摆官架子，不耻下问真青天”的诗句。赠书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其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老党员对黄书记的鼓励和奖赏，更是人民群众对黄诗燕的真心认可与爱戴。在黄诗燕的扶贫工作中，发生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从他主持的易地搬迁、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工作中可以挖掘出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这些都是电影改编应当要表现的重点。

（二）虚实共构的艺术加工与故事改编

扶贫题材电影最宝贵的特征便是以真实事件为灵感来源，对人物形象、历史事实等进行理性客观的记录。黄诗燕的故事来源于现实，是发生在这个时代最质朴感人的真实事件。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必须依赖于原本事件，在叙事底本选择上要尊重原型人物的行动逻辑和事实选择，不能背离原型事件，去刻意渲染人物的情感、刻意制造大悲大喜的情节。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改编的电影中，就有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电影《亲爱的》中赵薇所饰演人物的原型高永侠，对电影中赵薇所饰演的李红琴为寻子陪别人睡觉、给记者下跪等情节感到十分愤慨。她声称这些情节全是电影虚构出来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她甚至要控告制片方，令其赔偿自己的名誉损失。《亲爱的》所带来的前车之鉴也警示我们，在对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进行电影改编时，必须把握好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

对于主旋律扶贫电影的创作来说，电影文本的情节设置要求电影不单单只是陈述一段历史事实或是一个人物的生平，而是要生动地讲述一段故事，在此过程中必然离不开想象和虚构。比如电影《中国机长》，虽然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影片中添加了许多虚构性情节来赋予电影人物以崇高的精神色彩。影片中飞机成功穿越雷暴云层的情节，就完全是为了展现机长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处变不惊的冷静头脑而虚构出来的。有论者指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就是虚构与纪实融合，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通达的结果。”[7]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发挥创作者故事设计的主观能动性，将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电影艺术化的加工与改编，使之成为虚构与现实交融的接点，能够让银幕呈现出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同时，通过艺术化的创作加工，将人物性格和具体情节等进行润色设计，能够让朴实无华的人物和事件更具温情，满足电影商业与艺术两方面的需要。

（三）合理设置的剧情冲突与情节悬念

剧情设置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整个人物事迹的整合与重现。“电影创作者要通过创设情境、制造冲突、预设悬念巧合等来丰富故事情节，在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移情需要的同时推动剧情的演进和塑造人物角色。”[8]在确定“扶贫”这一中心事件后，围绕着这一中心事件所产生众多从属事件将成为影片矛盾冲突的重要焦点。因此，要以人物为核心设置合理的矛盾与冲突，人物之间关系的不和谐、不平衡等因素都将引发电影剧情的冲突，在冲突产生时，人物会展现出他们的真实样貌和性格特点。这些冲突的产生与和解构成了电影情节的主要内容，也推动了人物行为的转变和心理的变化。电影《十八洞村》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杨英俊气愤地离开扶贫工作会议现场，并将扶贫工作人员小龙钉在自家门上的贫困帮助卡扯下。这种人物关系之间冲突的设置，不仅突出表现了杨英俊争强好胜、不愿给国家拖后腿的个性特征，更引发了后续成立杨家班填土造田的剧情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有新闻报道称“黄诗燕性格好，从不发脾气，但是有一回，为了炎陵县的电价优惠，他情绪激动，与国家电网省公司的领导据理力争，还摔了杯子”[9]。类似于这样的新闻报道内容，将其改编到电影中去，不仅可以增加剧情的张力冲突，还可以体现黄诗燕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

2011 年7 月，黄诗燕前往炎陵县策源乡梨树洲村姜志龙家调研。姜志龙看到调研人员中有一位浑身湿透的中年男子，就拿来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却不知道这人是谁，为何弄湿了全身？直到临走时，姜志龙才从调研人员交谈中得知这位原来是新任县委书记黄诗燕。黄诗燕之所以全身湿透，是因为他去查看梨树洲的小水电，徒步穿过一条河道时，因石头湿滑落入水潭所致。在电影改编时，巧妙利用悬念也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手段。在电影改编时，不必第一时间直奔主题，而可以故事发生的关键点为中心，向前追溯、层层递进到事件发生的起因以及后续的变化和结果，让观众自己将整个事件进行串联和回忆，最后，恍然大悟。这样处理，电影更能引发观众的遐想和深思。我们可以从《十八洞村》中看到情节的悬念设置为电影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影片开场，听到小薇薇和施又成回来的杨英连，拿着镰刀愤怒地去寻找二人。到影片中间部分，通过杨懒之口，观众才得知，原来很久之前，因为水源问题，施又成的祖先和村民喝了绝交酒，导致其家族世世代代不能与村子的人来往。这种悬念先行、原因后置的创作手法，不仅可以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还能够增加戏剧性情节的感染力，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对电影剧情产生浓厚兴趣。

四、输出中国影像：扶贫典型人物电影改编的影像叙事策略

（一）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还原

镜头是电影视听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题材电影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为主旋律基调，在电影语言的影像表现上要秉承实地取景的拍摄原则，以镜头语言服务于影片主题内容，运用不同镜头语言的视觉表达来呈现影片的纪实效果。黄诗燕奋战在扶贫一线，将扶贫调研工作落实到每村每户，炎陵县每个地方都留下了黄诗燕的脚印。为了展现黄诗燕所走过的炎陵的山山水水，固定镜头的使用，可以较为稳定地拍摄出炎陵的自然风光，观众也可以清晰地看见影片所交代的环境。而利用大景别航拍镜头，能够以一种更大范围的镜头视角，呈现气势宏大的地域景观，这是展现湖南炎陵县地域特色的绝佳方式。运动镜头的使用，可以控制影片节奏，增强电影纪实性意义和连贯性效果，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现场参与感，在展现剧情冲突和突发事件时，更加有力地释放戏剧张力和人物情感。

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一书中提出，特写镜头能够让电影人物与观众拉近，从而进入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领域”。他其实说的就是特写镜头在电影艺术中对人物心理表现的强化功能。将特写镜头运用到黄诗燕与人交流对话时的神态细节上，能够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让观众清晰了解到黄诗燕心理情绪变化的同时，也可以给其一种和剧中人物进行面对面情感交流的体验。

（二）在地性的空间变化对比

地域特色是扶贫题材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在地性”是电影凸显当地文化以及将此地区别于彼地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十八洞村》中秀美的湘西风光，还是《山海情》中宁夏黄河滩的人文生态，都以独具特色的空间影像呈现出在扶贫政策帮持下，农村环境面貌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巨变。扶贫电影的改编，要基于地域文化，建构出具有强烈人文意蕴的空间影像。创作者不仅仅要将真实环境中的空间景观复刻到电影画面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空间变化连接扶贫前后的不同时间点，借助空间影像的表达，对人物状态的变化展开细致描摹，并以此完成对历史和当下的记忆整合。

在以黄诗燕为扶贫典型人物的电影改编过程中，故事的主要讲述地要放在湖南炎陵县。炎陵县的崇山峻岭、清流激湍等自然景观能够为影片带来极具地域特色的影像质感，构成影片真实的空间意象。影片除了要体现出炎陵县山川风貌的自然景观特色，还要抓住炎陵地区风土人情的文化特质，打造出最具地方感的人文空间景观。因此，影片在拍摄前期要根据实地考察，确定取景的地理空间，从扶贫前后的空间对比来体现扶贫工作的硕果。“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逢雨必漏。”[10]在以黄诗燕为首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大山深处的船形乡水垅村的一百多户村民都住上了盖着琉璃瓦的新砖房。炎陵县的黄桃种植已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小规模种植，发展到目前全县8 万多亩的大规模种植，炎陵黄桃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优质农产品，离不开以黄诗燕为首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努力。上述易地搬迁、黄桃种植产业规模变化所带来的空间变化和人的变化，应该成为电影改编时所要考虑的重点。

（三）符号化的典型意象呈现

扶贫题材电影影像叙事的艺术性还体现在典型意象的选取和运用方面。“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这句顺口溜，说的正是黄诗燕利用黄桃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故事。黄诗燕在担任炎陵县委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实地调研炎陵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在品尝过优质黄桃后，他认定黄桃产业有着美好的前景，可以通过打造炎陵黄桃品牌，让广大农民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黄桃作为黄诗燕在炎陵县带领百姓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也自然成为了这里具有地域性与标志性的元素。在电影改编过程中，黄桃可以作为一种典型意象贯穿全剧，成为一种与人物形象相勾连的象征符号，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载体。通过赋予其情感属性，来增加电影的视听美感和艺术性。其次，在电影符号系统的搭建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他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不论是美食、特产等物质形态符号，还是语言、技艺或是习俗等非物质形态的符号，当其与电影中特定的人或事联系起来时，它就变为了电影中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载体，成为影片情感的具象演绎。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11]黄诗燕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通过合理的改编和创新，将他的扶贫事迹搬到银幕之上，能够树立扶贫楷模形象，让观众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为扶贫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也能号召和鼓励人们积极投身到扶贫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电影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代表，肩负着弘扬时代文化的艰巨使命。扶贫电影将普世价值观理念蕴含于电影之中，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推进我国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创作不断向前发展，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