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唐诗的作用及其小说史意义

杨志君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5）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是明代下层文人罗懋登于万历年间编撰的神魔小说，叙述明初永乐年间郑和等人率庞大舰队下西洋通使30 余国的故事。作为神魔小说，其艺术成就不高，鲁迅先生评曰：“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1]石昌渝先生亦曰：“它在艺术创造上不及《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但它记录了一些史实材料，对于订正史实不无参考价值。”[2]

学界对《西洋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其中的语气词、程度副词、海洋类词汇，一是考证其与史实的关系。对于《西洋记》中包含的大量诗歌，学术界鲜有人关注。

《西洋记》中含诗歌343 首，征引的诗歌达184 首唐前之诗，袭旧诗约占54%，这在明清章回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袭旧诗中，73 首为唐诗，23 首为宋诗，4 首为元诗，47 首为明诗，另外37首中28 首为唐前之诗、9 首时代不明，以唐诗数量最多。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自章回小说诞生起，就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就有17 首唐诗，它们主要是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以及评论人物的诗赞，与故事情节分属于不同的叙述层；而明初的另一部章回小说《水浒传》，也包含7 首唐诗，或写景，或写人，或说理，只是数量较少，发挥的作用不大。到了明代中后期，章回小说中也不缺少唐诗的身影，如《金瓶梅词话》含8 首唐诗，《封神演义》含7 首唐诗，其作用大抵与明初小说中唐诗相同。到了《西洋记》，唐诗数量一下上升到73 首，它们既构成小说体制的一部分，又在人物塑造、写景咏物、场景描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小说史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探究。

一、作为《西洋记》中体制性韵文的唐诗

宋元话本小说包括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入话往往是一首诗词，以及对诗词的敷演；篇尾往往以一首诗词收束全文，“‘篇尾’的诗与开头‘入话’的诗相互照应，以诗起，以诗结，形成完整的独具特色的话本小说结构”[3]。也就是说，入话的诗词与篇尾的诗词，是话本小说体制的一部分，属于体制性韵文。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话本小说的体制性韵文远不止于开头与结尾的韵文：“依据现场的表演规律，‘入话’和‘篇尾’不应只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是会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每一个分回的部分中——而还原到表演场上，那些在文本中标识出分回的韵文其实正起到了在每一回中开场或散场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整部话本小说并非只是简单的‘以诗起，以诗结’，而是会不断地重复‘以诗起，以诗结’的基本架构，并通过这些架构彼此之间的勾连，形成一部完整的话本小说。如果我们把头回也视为古诗中特殊的一回，则其基本结构应是：入话——头回——回尾——入话——正话（第一回）——回尾——入话——正话（第二回）——回尾……入话——正话（第N 回）——篇尾。”[4]章回小说在文体上继承了话本体制，“改造运用了篇首、入话、正话、篇尾等形式”[5]。也就是说，章回小说的体制性韵文，不限于每回的回首诗、回尾诗，正文中也包含体制性韵文。

《西洋记》共一百回，每回都有回首诗，第二回还有两首回首诗，而回首诗属于体制性韵文。回首诗根据是否原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者所撰的原创诗，一种是引自现成文献的袭旧诗。《西洋记》的101 首回首诗中，有61 首是袭旧诗；其中32 首是唐诗，唐诗成为袭旧回首诗中最大的类别。也就是说，在《西洋记》的回首诗中，唐诗约占袭旧诗的52%，超过了袭旧回首诗的一半。

从题材内容上看，这32 首唐诗主要以写人、赠别为主，这与《西洋记》以前章回小说中袭旧的回首诗以说理为主迥然有别。在《西洋记》回首的32 首唐诗中，写人的占了11 首，如第三十七回回首诗：“客有新磨剑，玉锋堪截云。西洋王神女，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花冷。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6]475这首诗是李贺的《走马引》，原诗第一句作“我有辞乡剑”，第三句作“襄阳走马客”，第六句中“花冷”作“光冷”[7]卷一。描写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原诗，在《西洋记》中被改写，用以描写异域山寨寨主王神姑，并与前一回及此回情节进行关联。又如第四十八回的回首诗：“西洋那识绮罗香，未拟良媒自主张。为爱风流高格调，最堪尘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此日状元遭厄难，殷勤全仗硬担当。”[6]614这首诗是晚唐诗人薛能的《贫女》，第一句中“西洋那”作“蓬门未”，第二句中的“未拟”作“拟托”，第二句中的“自主张”作“亦自伤”，第三句中的“为”作“谁”，第四句中的“最堪尘”作“共怜时”，末两句作“最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8]卷四。原诗描写的是底层的贫女，《西洋记》将此诗改写后，用来描写大明女将黄凤仙。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罗懋登为了使引用的唐诗与小说的情节关联起来，基本上都要对原诗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只是这局部的改写，未能使诗歌与小说的故事情节完全相融，二者在一些细节方面尚有扞格之处。

《西洋记》回首的32 首唐诗中，赠别诗占了9 首。如第四十九回回首诗：“阴风猎猎满旌竿，白草飕飕剑戟攒。九姓羌浑随汉节，六州番落从戎鞍。霜中入塞雕弓响，月下翻营玉帐寒。底事戎衣着红粉，敢夸大将独登坛。”[6]627此诗为晚唐诗人薛逢的《送灵州田尚书》，显然是赠别诗，只是原诗末两句作“今日路旁谁不指，穰苴门户惯登坛”[9]卷八十九，改后诗句描写的人物，便由原来的田尚书变成女儿国的红莲宫主。而随着语境的不同，末两句的改写，也使诗歌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原先主要借送田尚书回灵州赞美其戍边军队的威武雄壮，及其有穰苴的韬略，并将像韩信一样被重用；改写后其变成了描写红莲宫主与大明将士的对战场景，以及赞美红莲宫主的英雄气概。末两句的改写，确实让此诗承担了连接上回与此回情节的过渡功能，但由于前六句并未改动，其与末两句未免有些不兼容。红莲宫主本是西洋女儿国人，不像田尚书是汉族人，也没有戍边的经历，用“九姓羌浑随汉节，六州番落从戎鞍”来形容她显然不太合适。

唐诗里的赠别诗，大多被罗懋登用来描写人物。如第六十三回的回首诗，原为中唐诗人杨巨源的《赠史开封》，从诗题就可知是一首赠别诗，但罗懋登将原诗的“邓艾心知”改为“西海蛟多”，将“曾从伏波”改为“从此大明”，将“碛西”改为“任谁”[9]卷八十七，加上此回主要讲述的是明朝征西右营大都督金天雷杀死金眼国西海蛟的故事，此诗便用来描写金天雷的英勇神武，赞美金天雷在下西洋过程中立下的功劳。又如第八十六回的回首诗，原诗是杨巨源的《赠邻家老将》，也是一首赠别诗。要弄清罗懋登借用此诗描写的对象是谁，得看其前后的语境。第八十五回主要叙述黄凤仙凭借仙术借来一百万两银子，立下大功，但后来黄凤仙在卖弄仙术时，让其丈夫唐状元吹灭了明灯，以致于进了阿丹国库藏的瓶子里；第八十六回的前半回写阿丹国国王带着瓶子去见三宝老爷，黄凤仙被王爷救出来。也就是说，此诗前后主要是围绕黄凤仙叙述，因而可以推测，此诗应是用来写黄凤仙的。由于原诗是杨巨源写给邻家的一个老将的，其与黄凤仙的性别、身份皆不同，故而，此诗用在这里也不大恰当。

《西洋记》回首的32 首唐诗中，也有少量的咏物诗（4 首）、写景诗（3 首）、唱和诗（2 首）、征战诗（2 首）、颂圣诗（1 首），但基本上都不同程度被改写。如第四十回回首诗：“灿烂金舆侧，玲珑玉殿隈。昆池明月满，合浦夜光回。彩逐灵蛇转，形随舞凤来。谁知百零八，压倒泼裙钗。”[6]513这是李峤的《珠》，是一首咏物诗。原诗第一句“灿”作“粲”，“舆”作“琪”；第四句“回”作“开”；末两句作“谁怜被褐者，怀宝自多才”[10]卷下。改后的诗与第三十九回回末情节进行了关联。第三十九回回末叙述了张天师挂在脖颈子底下的一挂数珠儿是“活”的，它把王神姑压倒在地上。这挂数珠儿是金碧峰长老赠予张天师克敌的法宝，刚好是一百零八颗。原诗借咏珠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情，被《西洋记》改写后失去了抒怀的意味，但与上一回的情节进行了关联。

《西洋记》没有回尾诗，正文中属于体制性韵文的也非常少，仅见于第十回。《西洋记》第十回写金碧峰长老到了南京上清河，投双庙儿落下。当时已是三更天，接着便有一首以“正是”领起的诗：“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念身幸无恨，志气方自得。乐哉何所忧，所忧非我力。”[6]130此诗为韩愈的《夜歌》，未被改写。其后接着写道：“却说三更天气长老已自到了上清河双庙儿落下”，这是对前面内容的重复叙述，根据“一首韵文和分回次要标志物（包括问句、对于后续情节的预示以及重复叙述）相结合”便是分回的“复合标志物”[11]，可判断这首诗发挥的是分回的体制功能，属于体制性韵文。韩愈的《夜歌》，除了写夜景，还表达了一种力不从心的失落之情，这明显与金碧峰长老此时的心境不合。不过，体制性韵文原本主要发挥的就是分回的功能，其与散体叙述的故事情节不相容，这是体制性韵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12]。

综上所述，《西洋记》中属于体制性韵文的主要是回首诗，而唐诗约占了回首诗的32%，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体制功能。《西洋记》正文中属于体制性韵文的唐诗只有1 首，这说明它与说话技艺关联不大。这32 首属于体制性韵文的唐诗，绝大多数被罗懋登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写。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唐诗被改写后，水平自然是大不如原作；但是从诗歌与小说的融合度来看，改写的诗歌不再与原诗那样与小说情节毫无关联，而是或多或少将前后情节连接起来，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由此可见，《西洋记》回首的这32 首唐诗，不仅具有文本分回的体制功能，还具有情节上的过渡功能。

二、作为《西洋记》中非体制韵文的唐诗

《西洋记》中还有41 首唐诗，属于非体制性韵文，其主要用来描写人物、景色、场景等。描写人物的唐诗，如第三十二回描写三宝老爷大宴金莲宝象国丞相及南船上将士的情形，其后有一首诗：“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洒酒舞龙泉。莫道词人无胆气，应知尺伍有神仙。火旗云马生光彩，露布飞传到御前。”[6]419此诗是李白的《送羽林陶将军》，是一首赠别诗。原诗第四句中“洒酒”作“拔剑”，第六句作“临行将赠绕朝鞭”，无末两句——这两句显然是罗懋登所增[13]卷十四。原诗是李白写给陶将军的，描写的对象自然是陶将军，罗懋登将其增改后用来描写三宝老爷，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三宝老爷的领袖风范及下西洋过程中迅速征服异域国度的功绩。

《西洋记》中包含一部分前朝人物，如关公、周仓、玄微先生，其中有些人物恰好是唐诗书写的对象，于是，唐诗在《西洋记》中便被成为自报家门的“法器”。如第八十二回叙述张天师与帮助银眼国的引蟾仙师对阵时，询问引蟾仙师的姓名，这时引蟾仙师把铁笛一摆，道出一首诗：“仙翁无定数，时入一壶藏。夜夜桂露湿，村村桃水香。醉中抛浩劫，宿处有神光。药裹丹山凤，棋函白玉郎。弄河移砥石，吞日傍扶桑。龙竹裁轻菜，鲛丝熨短裳。树栽嗤汉帝，桥板笑秦皇。径欲随关令，龙沙万里强。”[6]1060此诗为李商隐的《玄微先生》，原诗“有”作“起”，“玉”作“石”，“石”作“柱”，“傍”作“倚”，“菜”作“策”，“短”作“下”[14]卷四。《西洋记》写引蟾仙师说完这首诗后，张天师立即辨识出引蟾仙师就是玄微先生，这首诗成为引蟾仙师的自述诗，凸显其高超的导引之术。虽然《西洋记》中描写人物的唐诗大多还不能与小说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完全契合，内容上难免有龃龉之处，但由于罗懋登援引的唐诗指涉的对象往往与小说中要描写的人物有相似之处，再加上唐诗内涵的丰富性与含蓄性，故而在罗懋登加以改写之后，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凸显人物性格某一方面的特征，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西洋记》中描写景色的唐诗，由于与小说描写的风景完全契合，故而文本几乎没什么改动。如第二回叙述燃灯古佛来到杭州城里见到了秀美的西湖，便以“有诗为证”引出了白居易的《春题湖上》；同回写燃灯古佛看到孤山时，又以“有诗为证”引出了张祜的《孤山寺》。由于这两处描写的对象与援引的唐诗完全契合，故而罗懋登并未改写原诗。又如第六回叙述金碧峰问徒弟飞唤在西岳看见山是什么样的，飞唤回答道：“这个山：西入秦关口，南瞻驿路连。彩云生阙下，松树到祠边。作镇当官道，雄都俯大川。莲峰径上处，仿佛有神仙。”[6]70此诗为祖咏的《观华岳》，华岳就是西岳，罗懋登一字不改地援引过来，与小说的内容正好契合。

不过，《西洋记》援引唐诗时也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如第四十三回叙述三宝老爷形容爪哇国的漫天水势时，引用了一首诗：“海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风吹地紧，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归去便，吾道付沧州。”[6]562从第一句可知，此诗描写的是大海的水势，而原诗是杜甫的《江涨》，描写的是江水涨潮的情景。正因为描写对象的不同，所以罗懋登对此诗有改写，原诗“海”作“江”，“风”作“声”，“紧”作“转”，“归”作“好”，“州”作“洲”[15]卷十一。将一首描写江水的唐诗用来描写海水，虽然对文本进行了局部的修改，但这种个别字词的微调，难以弥缝由对象变化而产生的文本缝隙。

由此可见，《西洋记》往往会根据所要描写的景物选择对应或邻近的唐诗。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援引的唐诗与小说语境是相吻合的，文本也基本未作改动；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对象的差异，即便对文本进行了局部的调适，也一样存在方枘圆凿的弊病。

《西洋记》中还有一部分描写早朝、宴会、出征等场景的唐诗。《西洋记》中描写早朝场景较多，其最能体现大明王朝的威严与气派。如第九回描写万岁爷升殿、文武百官进朝，接着便是一首以“正是”领起的诗：“临轩启扇似云收，率土朝天极水流。瑞色含春当正殿，香烟捧日在高楼。三朝气早迎恩泽，万岁声长绕冕旒。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6]118此诗为杨巨源的《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上门下相公》，原本是对元日朝会皇帝宣赦活动的一次记录，罗懋登借来形容万岁爷早朝的场景，倒也比较合适，其写出了大明天子的广施恩泽及大明王朝的庄严气派。此外，《西洋记》第十回征引杨巨源的《早朝》，第十六回征引了盛唐诗人窦叔向的《春日早朝应制》，第五十七回征引了初唐魏征的《奉和正日临朝》，这些诗作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大明王朝的宏大气魄与恩泽广施。

《西洋记》中还有将写给友人以及唱和的唐诗略作改写后用来描写早朝的情况。如第十一回写黄门官押着金碧峰长老进朝请旨定夺，此时已是早朝时分，便以“只见”领起一首诗：“大明宫殿郁苍苍，紫禁龙烟直署香。九陌华轩争道路，一投寒玉任烟霜。须听瑞雪传心语，更喜文鸳续鹭行。共说圣朝容直气，期君此日奉恩光。”[6]143此诗是杨巨源的《奉寄通州元九侍御》，显然是写给其友元稹的。原诗“烟”作“钟”，第六句作“莫被啼猿续泪行”，“此日”作“新岁”[9]卷八十七。罗懋登把一首寄友诗改成了早朝诗，虽然部分诗句于语境不谐和，但“大明宫殿郁苍苍，紫禁龙烟直署香”“九陌华轩争道路”“共说圣朝容直气”等诗句倒也体现了大明宫殿的威武雄壮以及大明王朝海纳百川的宏伟气象。

《西洋记》中还有一些宴会诗，也能体现大明天子的八面威风及大明君臣的融洽雍睦。如第十八回写永乐皇帝大摆宴席款待即将下西洋的张天师、金碧峰长老等众人，接着便以“正是”领起一首诗：“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树满，丹墀衮绂连。九夷簉瑶席，五服列琼筵。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大明君万国，书文混八埏。金瓯保巩固，神圣厉求贤。”[6]235此为唐太宗的《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原诗“服”作“秋”，“尊”作“樽”，“大明”作“粤余”，“书文混”作“还惭抚”，末两句作“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9]卷一。唐太宗此诗记叙了宴会上群臣毕集、九夷皆至的盛大场面，尽显天朝上国的宽容大度。罗懋登将原诗略作改动，尤其是将“粤余”改为“大明”，去除诗中第一人称的口吻，突出宴席的当下时空场域，成为第三人称视角下客观的宴会描述，恰到好处地写出了这一场宴会的盛况，尽显大明朝的雍容气度。

《西洋记》中也有少数描写出征场景的唐诗，它们用来描写三宝老爷带领的大明军队，亦能体现其声势浩大、所向披靡的气概。如第十六回写永乐皇帝为挥师西洋，令兵部招了十万雄兵，每日在教场分班操演，接着便引用了初唐诗人崔融的《从军行》：“穹庐杂种乱金方，武将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关头落月横西裔，塞下凝云断北荒。漠漠边尘飞众鸟，昏昏朔气聚群羊。依稀蜀仗迷新竹，仿佛胡床识故桑。临海旧来闻骠骑，寻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战壁为平土，近侍军营作破羌。”[6]204原诗“裔”作“岭”，“侍”作“待”。虽然《从军行》出征的对象是西北匈奴等边疆地区，而《西洋记》出征的对象是西洋各国，因而内容上不是十分贴切，但原诗对军队强大气势及必胜信心的描写，多少亦能沾溉《西洋记》对大明军队的描写。

罗懋登是在“东事倥偬”的背景下，有感于当时中国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倭患日亟的情形而作《西洋记》的，其目的是借叙述郑和下西洋来“为圣明揄扬万一”[6]卷首。正因为如此，《西洋记》中不管是描写早朝的唐诗，还是描写宴会、出征的唐诗，都有助于揄扬圣明，体现作为天朝上国之大明王朝的非凡气势，以及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三、《西洋记》中唐诗的小说史意义

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云：“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16]可见对于说书人而言，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的名篇是其必备的储备。

宋元话本小说中也确实有一些唐诗，如《清平山堂话本》之《简帖和尚》就含有杜羔夫人赵氏所作《闻夫杜羔登第》（“长安此去无多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含有刘梦得《九日登高》（“世路山河险”），《刎颈鸳鸯会》含有韩偓的《青春》（“眼意心期卒未休”）。不过，《清平山堂话本》共含220 首诗歌，袭旧诗有24 首，其中只有8 首唐诗。

元代的讲史平话唐诗数量多了一些，如《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共173 首诗，袭旧诗30 首，其中有24 首唐诗，唐诗占了袭旧诗的绝大多数。然而，这24 首唐诗中有20 首是胡曾的咏史诗，其余4 首分别为周昙的《孙膑》、章碣的《焚书坑》、杜甫的《蜀相》、王瀚的《饮马长城窟行》，前3首也是咏史诗。可见，元代讲史平话中的唐诗，基本上是咏史诗。

作为明代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含有364 首诗歌，其中17 首唐诗中有15 首是咏史诗。也就是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继承了元代讲史平话中的唐诗以咏史诗为主的传统。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构成明初“双子星座”的另一部章回小说便是《水浒传》，其含538 首诗，其中只有7 首唐诗。大概是题材的不同，这7 首唐诗没有咏史诗，倒以写景为主（3 首），也包含早朝诗（1 首）、道教诗（1 首）、说理诗（1 首）、叙事诗（1 首）。到了明中后期，章回小说中征引的唐诗情况又有不同。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前的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17]，含诗380 首，其中8 首唐诗，按题材分别为写景诗（2 首）、咏史诗（1 首）、悼古诗（1 首）、咏物诗（1 首）、唱和诗（1 首）、记事诗（1 首），分布比较均匀。作为神魔小说代表作，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西游记》中没有征引唐诗，但刊于其后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有7 首唐诗，其以道教诗为主（4 首），另有2 首早朝诗、1 首咏史诗。

《西洋记》刊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含诗歌343 首，其中袭旧诗184 首，唐诗有73 首。如果按这些诗原本所隶属的题材来统计《西洋记》中的唐诗，会发现其以写景诗最多（15 首），写人诗次之（14 首），赠别诗又次之（13 首）；但如果以《西洋记》中运用唐诗的实际情况来看，如前所述，罗懋登基本上将其中的赠别诗全部用来描写小说中的人物。也就是说，《西洋记》中实际用来写人的唐诗达27 首，远超过了写景的唐诗。可见唐诗在《西洋记》中，除了体制性功能，主要发挥的是塑造人物的作用。

唐诗如此密集地进入章回小说，除了在《西洋记》中发挥了分回的体制功能，以及写景咏物、塑造人物、描写场景等作用外，在小说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西洋记》大量引入唐诗，尤其是名家名作，可以提高章回小说的文化地位。在古代，小说地位十分卑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一直到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基本上都是持轻视的态度，而章回小说更是在古代官方目录学著作中无一席之地。嘉靖壬午年（1522）修髯子（即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说：“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18]卷首修髯子表面上是在替稗官小说的价值进行辩护，但其将《三国演义》之类的章回小说比喻为“牛溲马勃”，亦体现了其对历史演义这一新兴的章回小说文体的轻视。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十二月禁以小说语入奏议[19]16，而被王世贞、皇甫汸等称扬的文人莫是龙（1537—1587），亦大致在万历年间说：“第如鬼物妖魅之说，如今之《燃犀录》《幽怪录》等书；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19]205由此可见，即便到了万历年间，章回小说仍是统治者禁毁、正统文人瞧不起的对象。正如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鸠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20]而诗歌在古代文学中具有正统地位，唐诗更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章回小说的作者之所以在小说中掺入诗词，主要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而‘文学’才能恰是当时人衡量其作品最为重要的标准”[21]。将语言通俗化，将人物、故事传奇化，可以赢得普通读者的认可，但诗词可更直接表现小说作者的文才，获得当时文人的首肯。正因为如此，号称江南散人的李大年在为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作序时虽不满于其“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但还是称赞此书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22]卷首。可见，在李大年看来，《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的“诗词檄书”是很有价值的。而清代评点家毛宗岗父子在《三国志演义·凡例》中说，“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之处”[23]卷首，可见，在毛氏父子看来，章回小说中诗词是很有价值的，故“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23]卷首，增入唐宋名人的诗词。李大年肯定《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的“诗词檄书”，毛氏父子增入唐宋名人诗词，都有借诗词来提高章回小说地位的目的。罗懋登在《西洋记》中大量引入唐诗、宋诗乃至当朝诗作，自然也有借诗词提高章回小说地位的考量。

其次，《西洋记》引入大量唐诗，使小说向雅的方向发展，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早期的章回小说，处于世代累积型阶段，受说话技艺的影响，其中的诗词大多是书会才人的作品，通常都浅显易懂。如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以“但见”领起的一首诗：“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就树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24]707此诗既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之《洛阳三怪记》，亦见于《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西湖二集》卷十一，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因袭的关系，但更可能是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说话技艺的现场表演[12]。这首诗描述的是一阵狂风，其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水浒传》中即便是不见于话本小说及其他章回小说中的诗歌，也大多是通俗的诗歌，如《水浒传》第十回写李小二夫妻款待此时身为罪囚的林冲，有一首以“有诗为证”领起的诗歌：“才离寂寞神堂路，又守萧条草料场。李二夫妻能爱客，供茶送酒意偏长。”[24]307这首诗敷叙林冲因得罪高太尉而被发配沧州牢城看守天王堂草料场，遇到了曾经救过的李小二，并受到他们的款待。该诗与小说情节紧密相连，应是小说编撰者所作。其实，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说中的诗歌，除了引自史传、总集、类书、别集等的诗歌外，通俗是它们的本色。即便是用浅近文言写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中的原创诗也是以通俗为本色，如卷一“曹操起兵伐董卓”在孙坚去世后有一首赞诗：“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欲诛董卓安天下，为首长沙太守来。”[18]71这首诗赞美了孙坚在诛董卓这件事上的功劳，语言浅显，通俗易懂。放眼《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些原创的描写人物的诗歌以及评论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而唐诗，尤其是杜甫、李白等名家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风骨与兴寄，在形式上具有声律与辞章，整体上具有兴象与韵味的特点[25]。《西洋记》中有73 首唐诗，其中以杜甫的诗最多（9 首），吕岩的诗次之（5 首），李白、杨巨源、李峤又次之（各4 首）。这些诗歌虽然水平也有高下之分，但大多数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性，给人以回味的空间与无穷的想象。如《西洋记》第三十六回引用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虽然只是节录了前半部分，但也具有“浏漓顿挫”的气势节奏、“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篇幅虽然不太长，包容却相当广大”[26]。这类唐诗的引入，显然可以“提升小说的抒情效果和审美境界”[27]，也可以“使小说叙事之中出现一个更高的、也更抽象的层次”[28]，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使原本通俗的小说变得更加文雅。

再次，《西洋记》引入的大量唐诗，它们与小说内容逐渐融合，标志着章回小说体制由早期的韵散分离开始走向韵散融合。明代前中期的章回小说，受说话技艺的影响，其中属于体制性的韵文通常与小说情节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其引用的韵文更是如此，而且它们主要以说理为主。如《水浒传》第三十回的回首诗：“诗曰：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佛语戒无论，儒书贵莫争。好条快活路，只是少人行。”[24]933这首诗无非是劝人多容忍、有耐性、莫相争，是一首说理诗。此诗与该回的故事情节没什么关联，似乎可以置于任何一回的回首。此诗仅见于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之《戒性篇》，应是引自于此书。除了第三十回回首诗，《水浒传》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四十五、五十三、七十五等八回的回首诗，都是一些劝善惩恶的说理诗，都与小说情节若即若离，且都是引自相当于格言汇编的类书《明心宝鉴》。《金瓶梅词话》第十九、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三十、四十、四十九、六十二、九十、九十四等十回的回首诗，也是宣扬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说理诗，与小说内容也没什么关系，而且也都见于《明心宝鉴》。《西游记》第十一、十四回的回首诗，前者见于《勿药玄诠》（不分卷），后者见于《金刚经集注》持经功德分第十五、《全宋诗》卷四百八十五，也是劝人修积功德、宣扬佛理的说理诗，与小说情节的关系比较疏远。而《西洋记》中作为体制性韵文的唐诗，它们在回首不仅发挥着分回的作用，而且在作者有意识的改写之下，与该回的某个重要人物进行了关联，并且与上下文的情节进行了勾连——尽管这种改写还不能很好地与情节完全吻合，但这些韵文与散文叙述毕竟开始部分融合，与《水浒传》《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等体制性韵文与散文叙述相脱离相比，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明末以后，随着小说观念的进步，诗词韵文在章回小说中一方面数量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与故事情节联系越来越紧密，叙述者诗词逐渐变为人物诗词。不过，章回小说韵散的水乳交融，要到17世纪中叶《红楼梦》的诞生时才算真正完成。

最后，《西洋记》对唐诗的大量采用，显示了章回小说中韵文创作的另一种路向，即不是依赖说话技艺与话本小说，而是从唐诗、宋诗乃至明诗中选取主题相似的诗歌来写人、写景、咏物、描写场景，诗歌的来源由民间的说书表演及话本小说转向文人的诗歌总集（如高棅编的《唐诗品汇》）、别集（如李峤的《杂咏百二十首》），是章回小说文人化的一种表现。作为下层文人的罗懋登，在《西洋记》中大量采用唐诗等现成诗作，一方面是受叙述题材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其小说观念的规约。《西洋记》叙述的是当朝事件，虽然郑和下西洋之事有历史依据，金碧峰、非幻等人也确实存在，但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世代累积型小说有丰富的话本小说及传说等资料可资采用，其大部分情节需要自己去构撰。廖可斌先生在考辨主人公金碧峰的本事后指出：“罗懋登可以利用的材料总的来说并不多，他要写这样一部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就不得不主要依赖自己构撰情节。因此，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属于作家个人创作，而不同于《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西洋记》乃是现存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实可信的最早主要由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之一。”[29]《西洋记》缺乏民间说唱、话本小说等材料的世代累积，故而无法像《水浒传》《金瓶梅词话》那样采纳或改写说话技艺留存下来的体制性韵文；而韵散结合是章回小说自诞生起就形成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韵文是古代章回小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提下，罗懋登也可以根据故事情节而自撰诗词。不过，从《西洋记》中对唐诗的采纳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罗懋登宁愿征引现成的诗词，也不愿自己去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唐诗代表了诗歌的艺术巅峰，远远超过了自己创作诗歌的水平，故而不管是在回首，还是写人、写景、咏物等地方，他都广泛“拿来”唐诗。不过，这条路最后证明是走不通的。一方面唐诗有其自身的语境，与小说语境毕竟迥然有别，直接引过来，虽然做了部分的改写，但还是难以弥缝其间的间隙；另一方面，随着小说观念的进步，韵文逐步淡出章回小说，即便是存在的少量诗词，也是与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紧密相连的。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主要由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之一”，《西洋记》在艺术上并不成功，但它征引的大量唐诗，却有一定的价值：一方面，对于《西洋记》而言，这些唐诗担负起分回的体制功能、承上启下的结构功能，以及写人、写景、咏物等功能；另一方面，对于章回小说而言，它们具有提高小说地位、丰富小说的审美内涵的意义，标志着章回小说的体制由韵散分离走向韵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