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李胜清

(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李胜清

(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文革”；中国形象；政治话语；经济范式；文化秩序

晚清以降，建设富强文明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就一直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乌托邦诉求与历史承诺，其间虽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各种关于中国形象的理论设计与实践努力，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具有很强观念示范与社会改良性质的变革实践并未实现中国形象建构的根本转型，迨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关于中国形象建构的全新逻辑框架与提问方式才首次在体制架构的意义上成为现实。很显然，如果没有“文革”十年的政治浩劫，这种新的中国形象就不但能在技术体制层面获得进一步的完善，而且也会在精神内涵方面逐步实现其质性的变革，问题的这种提法就说明，尽管“文革”在主观与形式层面形构了所谓新的中国形象，但是从其所赖以建构的过程手段与现实呈现的客观效果来看，它所形构的中国形象并未获得积极意义的发展完善，相反，它使得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负面化、消极化甚至是倒退化的历史症候，换言之，在中国形象的当代建构史上，“文革”主要是以一种否定性与解构性的形式表征了中国现代形象建构的断裂性与非连续性，作为它的历史批判形式，新时期就是希冀立足于“文革”的断裂处与病灶所在并在承继启蒙理想的基础上接续现代性中国形象的塑造任务，以期从形象谱系史的意义上建构中国形象的当代形态与新的意义域。在这样的语境规定中，廓清“文革”影响并修正其关于中国形象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操作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关于中国形象重构的历史前提与立论基础，就此而言，要重构新的中国形象，文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解构，即对“文革”语境及其所塑造的具有极左倾向的“政治中国”进行解构，历史地说，也正是这种特定的解构活动构成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于中国形象建构的本体论承诺与历史使命。

一 “文革”政治话语的批判

无论是从本土视野抑或是异域视野来进行观照，“文革”语境中的中国形象都呈现出唯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价值取向不但形构了中国形象的现实经验存在与精神轮廓，而且座架了中国形象以及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意义边界，任何试图超逸或拒斥这种意义模式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被视为渎神或僭越而受到无情的惩戒，作为宰制性的国家表情与国家形象建构的“钦定式”意识形态资源，极左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成为了一切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性质，当时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的泛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文革”中国形象的唯政治化性质既体现在其特殊的实体性政治体制与政治话语方面，也体现在其一般意义上的功能化政治层面，即被政治化了的经济、道德、文化生活等方面，它们由于受到政治话语的价值规训和意义编码而在功能意义上变成了政治话语的潜文本或副文本，政治视域规定了它们的绝对视域。解构“文革”中国形象在定性的意义上就是对于极左政治体制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的批判与否定，新时期之初所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所催生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并且正是直接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了中国形象的重构，其基本策略与过程机制就是通过解构来敞显建构，基于建构而解构。

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化审美思潮与文学实践中，“文革”中国形象的政治之维是作为一种应该被克服和超越的消极形象而纳入人们的批判视野的。“文革”结束与“四人帮”倒台以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催生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批判“文革”中国形象并重新审视其建构问题提供了语境基础，而文学作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及观念表征则率先对极左政治体制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进行了质询与批判。在“文革”语境中，中国形象所赖以建构的政治资源主要表征为一系列被人为夸大了的狭隘的政治标语和政治符号，人们在国家形象及其自我形象的认识与理解上主要也是从政治尤其是极左政治方面获得感性体认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右派”、对于革命前辈的狂热政治批斗、对于知识分子和学术权威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排挤、以血统论和家庭出身论划分阶级成分与阶级立场等等做法使得中国形象鲜明地呈现出一种狂热与恐怖的“红色”专制主义表情，在“文革”结束与“四人帮”被打倒之后，这些政治伤害依然以思想残余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的这种性质就意味着，要实现中国形象以及新时期语境中人们自我形象的结构性重塑与意义更新，准确厘定并廓清“文革”与“四人帮”的历史谬误就成为新时期文学表意的逻辑基点与价值初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遍及各种艺术领域的具有商品性特征的通俗文化与世俗审美思潮在对待“文革”问题以及关于未来中国形象的建构方面存在着不尽一致的诉求，但就当时的总体目的而言，它们却又处于一种价值结盟的关系状态，以期从不同面向实现对于“文革”中国形象的解构。新时期文学及其审美思潮对于“文革”中国形象的解构主要表现为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意义上祛除其所具有的极左政治化倾向，在类比的意义上，这是一种直接针对“文革”所酿成的准宗教性与神话性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所实施的文学祛魅行动，有论者以通俗文学思潮对于“文革”的解构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中国文化注重人世事物，因而在中国，世俗化也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简言之，它所消解的不是制度性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以及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1]针对“文革”期间中国形象建构与社会关系结构性质的阶级斗争认同模式与所谓的“阴谋论”政治生态，新时期文学一方面揭批了这种倾向的极端非理性与偏激性，另一方面则还原性地抒写了“文革”语境中普通人们之间那种难能可贵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同情，以此凸显中国形象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虽然处于潜藏状态但又现实存在的温情性质，这实际上说明，尽管“文革”期间的中国因为在“四人帮”的宰制下被建构为一种前景性的并具有强势话语性质的极左政治化的专制形象，但是在民间与广大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中却被想象和体认为一种虽则苦难但又不乏人间温情的民族共同体。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实践层面，新时期文学以拨乱反正的政治情怀尖锐地揭示了极左政治所造成的社会伤痕与文化灾难，“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各级报刊一方面围绕着‘阴谋文学’及其理论与实践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另一方面为受到‘四人帮’诬陷的作家作品发表了大量翻案文章，《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红岩》等优秀作品得到重新评价，并为30年代文学翻了案。”[2]伤痕文学从个体人性与总体社会生活的苦难遭遇角度揭示了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浩劫，以真实的笔触书写了“文革”苦难中国的形象，表达了回归正常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内在诉求；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也是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为基本的意义基点，它们不但致力反思和检省“文革”所由造成的深层历史原因，而且从审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了如何走出“文革”并建构新的中国形象以及新的主体形象的问题，以此来宣示“文革”中国政治化形象存在的非法性与非人道主义偏向，知青文学虽则记录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青春激情岁月，但是其中也不乏检视和批判“文革”的理性思索，其基本意义基调依然没有逸出解构“文革”的价值边界。就总体情势而言，“文革”极左政治化中国形象及其文学表意与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化实践及其试图建构的非政治化中国形象处于一种鲜明的价值对立关系状态，“文革”极左政治化的中国形象及其具体经验表征不但构成新时期文学关于新的国家形象与社会关系建构的价值初衷，也构成其价值表意的历史性旨归，具体到文学实践层面，新时期文学正是通过致力于祛除“文革”极左政治化中国形象与偏狭虚假的政治意识在社会生活与文学审美中的伤痕性影响以达到解构这种国家形象本身的目的，“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最高典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3]很显然，新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文革”极左政治话语的批判解构实现了其对于“文革”中国形象的解构与超越。

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关于新的中国形象与社会关系的建构虽然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的文学修辞学形式与政治潜文本，但是作为对某种以往不合理政治话语与歪曲国家形象的批判性叙事，这些拨乱反正的举措至少从文学本身的角度言说了“文革”极端政治化中国形象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非法性与新时期国家想象与政治秩序的合理性，申言了对于中国形象进行意义重构的时代诉求。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形势之于新时期文学的间接但又积极的意义就在于，一旦批判和解构了“文革”政治话语以所谓“神圣”之名所呈现的政治专制主义与伪崇高意向，一种关于新的中国形象的提问方式就获得了历史性的澄明，同时也绽放了新的中国形象建构的价值意向与基本向度及其所内含的新的生活方式、言说方式与实践方式，新的主体结构与国家架构需要新的在世方式，一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种过程需要新时期文学“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4]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一旦超越出“文革”国家形象框架，“意识形态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表达主题，国家权力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内容被囊括进了艺术视野。”[5]27而在这种新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支撑下，新的中国形象就会成为新时期文学言说的自觉价值认同与历史选择。

二 “文革”经济范式的解构

尽管“文革”语境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角色主要表征为一种极左政治化的意义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仅仅具有单一的政治化色彩，就其现实性而言，“文革”国家形象还具有政治维度之外的表情与角色，因为在其总体性上，任何国家形象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形态，除却政治因素而外，该总体性历史语境中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也是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因素，唯有在这些互文性因素的综合性建构视域中，一种较为完整的国家形象才可能获得现实性的对象化存在。问题的这种提法就说明，“文革”中国形象的“文革”性质不但关乎当时的政治关系，而且也指涉着与这种政治关系具有同构性的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具体来说，“文革”中国形象的结构性特点是极左政治化的，因为当时的极左政治关系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居于统治地位，起着价值定性的作用，但作为这种国家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的经济关系也从定量的维度规定着这种国家形象的政治化走向的程度与方式，因此，设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及其极左政治化的国家表情，新时期文学就势必在对“文革”政治形态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对“文革”语境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形态进行关联性的解构，唯此，“文革”中国形象才能从一种基础性的层面丧失其合法性依据。

如果说解构唯阶级斗争论与极左政治构成新时期文学解构“文革”中国形象在政治层面的意义对象，那么相应地，它在经济层面对于“文革”中国形象进行解构的直接对象与任务就是与高度政治化呈现一种同构关系的单一计划主义经济范式。在新时期的文学版图中，以发展商品经济为核心价值诉求的商品文学、通俗文学以及文学消费主义思潮成为解构“文革”经济范式的基本力量与主体性文学形态。文学消费主义一方面确证了社会发展世俗化与商品化转型的合法性、合理性，同时也从文学审美的视域反向地言说了“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不合理性。文学消费主义以及由之所建构的社会语境对于社会发展的设计不再仅仅耽于某种抽象社会主义的制度层面与观念层面，而是谋求社会主义在物质财富与商品消费获得极大的发展与丰富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物质层面的需要，但是“文革”时期的现实生活却恰成相反，作为一个强调阶级斗争观念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远胜于物质财富的历史阶段，“文革”显然是轻视甚至是敌视物质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文革”的标语总体上都是政治性的和思想性的，即便是涉及到物质生产与经济建设的也概莫能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所有沾染世俗物质享受与物质性的经济行为都被严格抑制，人们处于一种物质普遍匮乏与基本需要难以满足的状态。文学消费主义所要解构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态，其理据就在于，“一种观念(或思想)如果始终不能转化为粗鄙化的真实存在(或转化为一种世俗化的社会实践)，其精神的持久性就很容易使人怀疑，一场思想运动的存在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短促。”[6]很显然，“文革”历史就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以追求实体性物质财富为价值归依的文学消费主义则昭示着，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不但应该依靠某些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观念来维系，而且也应该生产出与此相匹配的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性的生活资料与社会财富，这个问题对于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国度而言意义尤其重大。在改革文学与农村题材的小说中，那种僵化的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日益显示出历史的不合理性，而以反映和表达国有企业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大力发商品生产的题材却日益获得历史的合法性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存在事实为新时期文学解构“文革”经济范式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学基础与语境支撑，各种具有世俗性倾向和商品意识的文学形式尽管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从文学审美层面表征了新时期初期人们对于多元生活方式与生活需要的价值期望与想象，但是在间接的意义上却言说了以往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生态的不合理性，换言之，就经济层面而言，“文革”中国形象也呈现一种否定性与负面的症候特点。

文学消费主义及其所要建构的经济范式是直接以“文革”极左政治及其单一计划经济模式的断裂形态而表明自己的公共身份的，自由的商品交换、市场流通以及满足人的世俗感性需要等都是文学消费主义所内涵的经济学意义，也是它用以解构“文革”经济范式并建构市场经济范式所倚重的主要符号学资源与技术指标。从严格意义上讲，“文革”的经济范式以及人们的世俗感性需求并不构成社会生活的主导关切，它相形于政治斗争生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废而言仅仅显示了极其次要而边缘的意义，其本质就是一种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使得“文革”语境中的人性状态呈现出一种自我分裂和二重化的困境，即精神上的高蹈状态与物质层面的生物学生存状态的矛盾，基于政治狂热与意识形态的推论悬设，在精神意识上显得是超越而无限的人，实际上却因为受制于生物学需要的无法满足而被迫沦为粗陋性与有限性的存在物，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这无疑是人的一种非本质性的存在状态或人生的残缺样式，相应地，由这种经济范式所建构的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形象，而是一种残缺的国家形象。

三 “文革”文学秩序的否弃

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压抑机制，“文革”中国形象对于社会生活的宰制不是局部和零碎的，而是全方位的，它不但从技术层面形构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形态，而且从精神实质上座架了社会生活与人性发展的残缺状态。后“文革”语境之初，尽管实体意义上的“文革”社会形态已然被超越，但是社会生活的价值逻辑与人们的思维方式依然沾染着挥之不去的“文革”元素。问题的这种性质就表明，要真正彻底地消弭“文革”的消极意义影响，仅仅属意于单纯政治维度或者经济维度的解构显然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问题的全部解决只能诉诸全部的解决问题，一如卢卡奇所说，“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7]它意味着，“文革”作为一个总的问题，其相关的问题域总是由具体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等一些互文共在的次级问题及其互动关系所建构起来的，一俟各该具体问题获得解决，“文革”中国形象作为一个总问题便自然获得解决。

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叙事形态，“文革”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发展的异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除却仍然保留了文学的形式命名之外，它的基本精神实质和价值身份已然被非文学因素所篡改了。极端的阶级政治意识书写成为了当时文学的根本存在理由与合法化依据，迎候狭隘的阶级政治需要被确立为文学表意的核心旨归。受制于这样的逻辑框架与价值规约，“文革”文学在主题思想、题材选择以及表意机制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异常强烈的简单化与仪式化的倾向，政治权威崇拜、宏大革命叙事、阶级斗争话语、主题先行模式、传声筒与概念化的结构方式、“样板戏”题材论、“三突出”创作论等等成为了“文革”文学的鲜明文本特征。在这样的文学座架中，感性化、个人化与世俗化的生活趣味或者被褫夺了言说的正当性，或者被迫转入地下成为某种社会的潜文本，有论者以《金光大道》为个案揭橥了“文革”文学的基本叙事规制，“压抑肉体以突出精神，压抑个人以突出集体，压抑人性以突出党性，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得以建立起来的‘突出’叙述模式。”[8]人性的复杂性与有限性、爱情生活与世俗经验被体制性地宣布为文学言说的禁区，导致文学陷入一种单边主义与千篇一律的泥淖。很显然，新时期文学不但显示了它对于“文革”范式解构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9]而且就其本位身份而言，它也显示了对于“文革”文学范式与美学规制的针对性的解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新时期文学正是以“文革”文学的主题禁区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的，关于爱情的体验、正当的物质诉求、世俗化的人生趣味、个人化的日常经验与娱乐化的时尚生活等等都渐次进入了文学表现的苑囿，成为一道久违了的审美风景线。“金庸热”“琼瑶热”“三毛热”等等一时蔚为大观，曾经被“文革”美学规制定性为“黄色小说”的消遣娱乐文学现象以及被冠以“封、资、修”标签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与商业题材文学或者呈现某种复兴之势，或者由某种曾经的地下潜流状态转变为公开状态，合法性的存在已然成为一种事实。在这样的情势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课题组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一文，主张“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文艺功能重新审视”。该文在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教育作用的前提下，承认了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和通俗文学的合法存在。在一种论辩的意义上，流行艺术、通俗文学与世俗书写等具有文学消费主义审美趣味的审美风尚一旦成为某种合法性的事实，那在另外的意义上就意味着“文革”极左政治文学范式及其对于所确立的美学规则的合法化危机，“文革”极左政治的文学形态已然成为了一种症候性的文化现象。新时期文学通过对普通人性人情以及人们世俗生活的“轻拢慢捻”式软性言说宣示了一种人性丰富性、复杂性的归来以及一个有日常喜怒哀乐与世俗欲求的正常人形象的重构，以往那种按照阶级政治单维度所建构的“高大全”式的抽象而片面的人物形象轰然倒塌，真正地沦为“假大空”的否定性人性镜像。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并非某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深刻地指涉着一个不同于“文革”文化语境的新的文化语境与问题框架的出现，它作为一个因素的在世事实上敞显了一种新的审美视域，即文学多样化表意范式的出现。在直接的意义上，新时期文学的出现是对 “文革”极左政治文学观的解构，而在一种间接的意义上则意味着事关文学的多种可能性的萌生，身体意向在祛除“文革”的规训之后成为文学既具必要性又具可能性的言说对象，“在当前，一直隐藏于私人领域的身体伴随着私人领域的合法化也粉墨登场了，其结果就是当前审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身体化倾向。”直接针对“文革”的公共性解构意义就在于，“当理性变得可疑，传统失去了说服力，国家权力也被缓冲、搁置之后，当下的身体感觉和感性体验也就成了人们与外界相连的可靠纽带与信息回路。”[5]51文学娱乐功能与商业价值的初步张目直接宣示了“文革”文学唯政治化倾向的非法性，港台流行音乐、武侠小说与影视和言情小说关于世俗情感的叙事直接架空了“文革”的极端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对于情感本位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自律意识与独立品格重新成为文学的本体论承诺。任何文学秩序的维系都有赖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思想与一套相应的物化设施的存在，即特定形式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制度与相关机构。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指涉的对象就是这些事关文学活动的制度体系与技术设施。“文革”极左政治文学形态之所以能够取得绝对性的话语霸权，除却仰赖于某种专制性的文学观念之外，它所直接立基于其上的那些体制、机制和技术设施也显示了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于那些被“文革”极左文学秩序判定为所谓“异端”的文学形态来说，正是这些具体的物化设施、体制规则与技术机构实施了严苛的规训与惩罚，它直接从现实性上褫夺了其他文学形态的存在可能性。问题的这种性质就说明，就新时期文学来说，解构“文革”极左政治文学的体制场域与技术设施至少就与解构其专制型的文学观念具有了等价性，因为在事实上，这本身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文学场域与制度技术的变化本质上反映了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文革”极左形态的生产方式、文学秩序与话语模式正是由一套相应的观念系统与操作机制所共同维系的，一旦这些观念系统和操作机制被解构，就意味着它们所表征的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作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与逻辑范式，新时期文学以新的价值范式重构了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体制机制，重新确立了文学表意的现实边界与存在方式，而在这种新的文学表情中，“文革”中国形象借以自我建构与想象的审美镜像就被遭到了改写与重构。

一旦“文革”语境所赖以维系的三种结构元素或文化表情都被加以解构，作为系统性功能形态的国家形象或国家角色便自然遭到结构性的解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超越“文革”并解构“文革”的意义残余成为中国历史发展拨乱反正的主要内涵，而作为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化表征与观念先导的新时期文学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其中并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承诺，就此而言，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在其象征意义上，它还意味着“文革”中国形象的历史终结与新的中国形象与国家角色的历史在世。

[1]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69.

[2]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43.

[3] 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4] 汪 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

[5] 陈 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6] 蔡 翔.主体性的衰落[J].文艺争鸣,1994(6):55.

[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 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5.

[8]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45.

[9] 胡 艳.新时期身体写作研究[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3):36.

责任编辑：黄声波

Literary Disenchantment of the Chinese Imag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 Shengqing

(The Research Base of Hunan Dialect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hold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imag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s specific deconstruction lies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For politics,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criticizes the extreme leftism political discourse; For economics, it deconstructs the rigid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For culture, it deconstructs the narrow literature view and culture system of tool theory.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deconstructs the Chinese imag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image; political discourse; economic paradigm; cultural order

10.3969/j.issn.1674-117X.2016.05.014

2016-03-22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形象’的文学建构研究”( 12YBA144)

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西文化。

I207.42

A

1674-117X(2016)05-007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