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母婴健康队列的早产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彭朴仙 ，王丽苹 ，李 宏 ，张 瑗 ，唐松源 ，邓星梅

（1）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云南 曲靖 655002）

早产是一种常见的不良妊娠结局，其发生率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处于较高状态，据2019 年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产率为 5%～10%[1]；既往研究也显示，我国2014 年的早产发生数占全球早产发生数的 12.0%，仅次于印度（18.5%），高居全球第2[2]；我国不同地区早产发生率在4.49%～9.90%[3]，且国内外早产率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4−5]。随着国家“三孩”政策的开放、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双胎妊娠数量的增加、孕产妇生育年龄的延后等，我国早产儿的数量进一步增多[6]。有研究表明大多数早产儿的生存结局不容乐观，即便存活下来，其部分组织和器官功能发育尚不完善、适应能力较差，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如呼吸窘迫综合征、脑瘫、听力和视力损害、神经功能发育损害等[7]，这不仅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会对早产儿远期健康产生不利影响[8]。因此，本研究以曲靖市妇幼保健院为现场，构建孕早期队列，随访孕妇各个孕期的基本情况及分娩结局相关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以了解云南省曲靖市早产发生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早产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早产的更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曲靖市妇幼保健院为依托，选取2020 年9月1 日至2021 年10 月31 日符合纳入标准的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开展前瞻性研究队列（以下简称母婴队列），随访研究人群孕早、孕中、孕晚期基本信息，直至出现分娩结局。剔除数据不完整或数据明显错误者，最终纳入7302 例孕妇，平均年龄为（28.27±4.94）岁。

1.2 研究方法

1.2.1 纳入/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1）首次产检孕周≤12 周；2）孕早、中、晚期及分娩结局信息完整；3）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者；4）研究地点的常住居民（居住时间≥6 个月）。（2）排除标准：1）分娩结局或产检信息记录不完整者；2）有严重慢性病或精神病史者；3）分娩孕周 <28周；4）流动人口（居住时间 <6 个月）。

1.2.2 研究内容本研究利用孕前、孕期以及产期相关的门诊信息、住院信息等数据系统，通过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将孕产妇信息链接形成母婴健康前瞻性队列，并基于此队列收集孕妇的出生日期、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户籍所在地、身高（cm）、孕前体重（kg）、家族史、孕产史、既往个人史等基线信息；并随访本次妊娠孕妇的基本情况（妊娠期并发症、产前检查次数、孕周等信息），直至出现分娩结局。

1.2.3 研究指标及定义早产[9]指妊娠达到28 周但不足37 周（196～258 d）分娩者，此时娩出的新生儿称为早产儿。计算公式：早产率=（早产产妇人数/同期分娩产妇人数）×100%。根据新生儿出生孕周[9]，将早产分为以下3 类：（1）早期早产：妊娠在 28～31+6周（196～223 d）发生终止者；（2）中期早产：妊娠在 32～33+6周（224～237 d）发生终止者；（3）晚期早产：妊娠在34～36+6周（238～258 d）发生终止者。

1.3 统计学处理

从医院信息系统导出数据，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将整理好的数据导入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来描述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用[n（%）]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 精确概率法，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用于早产的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均为α=0.05。

2 结果

2.1 孕妇的人口学特征与早产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7302 例孕妇中有477 例发生早产，发生率为6.53%。孕妇平均年龄为（28.27±4.94）岁，其中高龄产妇（≥35 岁）有806 例，占11.04%；汉族占94.96%；77.13%的孕妇处于无业状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孕妇占比最多，为39.85%；孕前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孕妇占64.1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户籍所在地、职业、文化程度均是早产的影响因素（P<0.05）；民族和孕前BMI 对早产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孕妇的孕产史和妊娠期并发症与早产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在7302 例孕妇的孕产史中，孕次≥3 次、产次≥3 次、有剖宫产史、早产史、流产史的比例分别为34.87%、11.72%、17.54%、3.36%和0.45%；本次妊娠过程中，产检次数≤8 次、辅助生殖、双胎/多胎妊娠的孕妇分别占21.51%、3.78%和2.30%；妊娠期并发症中，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和胎膜早破的发病率较高，分别为5.52%、7.20%、8.55%和15.9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孕次、产次、剖宫产史、早产史、产检次数、辅助生殖、双胎/多胎妊娠、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前置胎盘、胎膜早破、胎儿/子宫畸形的早产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早产儿分布情况

477 例早产儿中，男婴260 例（54.51%），女婴217 例（45.49%）；早产儿的平均胎龄为（34.5±1.96）周，平均出生体重为（2378±781.13）g。其中，早期早产48 例（10.06%），中期早产61（12.79%）例，晚期早产368（77.14%）例；顺产的早产儿占43.61%，双胎/多胎妊娠的早产儿占16.77%，见表3。

2.4 早产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早产的发生与否为因变量（早产为1，非早产为0），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即年龄、户籍所在地、职业、文化程度、孕次、产次、剖宫产史、早产史、产检次数、辅助生殖、双胎/多胎妊娠、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前置胎盘、胎膜早破、胎儿/子宫畸形等17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RR=1.685，95%CI=1.226～2.315）、初中（RR=1.854，95%CI=1.249～2.752）、高中（RR=1.667，95%CI=1.197～2.320）、孕次≥3 次（RR=1.498，95%CI=1.007～2.228）、生产次数≥3 次（RR=1.760，95%CI=1.137～2.724）、有剖宫产史（RR=2.196，95%CI=1.663～2.899）、有流产史（RR=2.242，95%CI=1.422～3.532）的孕妇发生早产的风险增加；产检次数≤8 次（RR=2.388，95%CI=1.927～2.960）、妊娠期高血压（RR=2.160，95%CI=1.544～3.023）、妊娠期糖尿病（RR=1.558，95%CI=1.124～2.160）、前置胎盘（RR=11.147，95%CI=7.077～17.558）、胎膜早破（RR=2.958，95%CI=2.313～3.781）、胎儿或子宫畸形（RR=3.959，95%CI=1.507～10.400）、双胎或多胎妊娠（RR=21.073，95%CI=14.862～29.878）也均为早产的危险因素，见表4。

表4 影响早产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Tab.4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ffecting premature delivery

3 讨论

本研究数据仅来源于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尚不能代表曲靖市孕妇早产发生的整体情况，但作为市级医院，该调查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曲靖市孕妇早产的发生情况。且本研究基于曲靖市妇幼保健院的母婴健康队列，与既往横断面研究相比，本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可靠性较高，大大降低了回忆偏倚；并遵循前因后果原则，因果论证能力较强。

本研究结果表明，曲靖市妇幼保健院早产发生率为6.53%，与全国早产率（6.70%）[10]相当；石英杰等[11]对我国15 个省24 家医院报道的早产率为4.2%；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数据显示[12]2014年至2016 年早产发生率平均为 5.11%；早产危险因素的研究十分必要。其中早期早产、中期早产、晚期早产占比分别为10.06%、12.79%、77.15%，也与国内外研究一致[13−14]；早期和中期早产的发生率低于晚期早产，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孕产妇健康管理项目”等服务项目的开展加强了对孕产妇的管理及高危孕产妇的监护得到不断加强，早期及中期早产的发生得到有效控制，但晚期早产的不断增加应引起重视。

本研究中，孕产妇文化程度越低发生早产的危险性就越大，与叶长翔等[15]和徐蓉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文化水平高的孕妇孕期保健意识较强，孕前会有意识地注重自己的生活饮食，同时能够有效利用各种医疗卫生资源，积极主动去寻求围产期保健服务，因此能及时发现妊娠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并进行干预。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不易改变，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孕妇，可在孕初期加强孕期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来提高她们的保健意识，从而有效降低因为孕妇文化水平而影响早产的发生。孕次≥3 次易发生早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5，17]。有剖宫产史、流产史是早产的危险因素，有研究提示[18]这与既往发生不良孕产或子宫手术时引起子宫内组织感染、受损、组织增生有关。因此，应对孕期产妇开展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孕期保健宣传，建立良好的孕产习惯，围生期积极预防感染，降低早产的发生率。产检次数 >8 次的孕妇发生早产的危险性远大于产检次数≤8 次的孕妇，但张风玲的研究结果[19]显示，产检次数 <4次会增加早产的发生率；而徐鑫[20]的研究表明，产检次数 <6次是早产的危险因素，且检查次数越少，早产的发生风险越高。

妊娠期合并症尤其容易造成早产，本研究显示前置胎盘（RR=11.147）和双胎/多胎妊娠（RR=21.073）是早产的主要危险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1−22]。这是因为部分前置胎盘的孕妇容易导致胎盘自发性分离，致使阴道大量流血，从而诱发早产[21]；双胎/多胎妊娠的孕产妇随着孕周增长，羊膜腔压力增大，子宫过度膨胀，存在供血不足等，容易发生自发性早产[22]。胎膜早破也是早产的重要危险因素，本研究显示胎膜早破早产的发生率为10.45%，其早产的危险是未发生胎膜早破的2.972 倍；胎膜早破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病因比较复杂，如下生殖道感染、宫腔压力大、胎膜受力不均匀等[23]。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子宫畸形是早产的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畸形子宫发生早产的风险比正常子宫高13 倍[24]。近年来，我国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体内的高血糖会通过胎盘运输至胎儿体内，导致胎儿血糖升高，诱发高渗性利尿，使孕产妇羊水增多，增加早产的风险[25]。也有研究[26−27]表明妊娠期高血压显著增加了早产发生的风险，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20 周以后发生的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候群，是一种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其严重时可发生抽搐、昏迷，是孕产妇和围生儿发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28−30]。我国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治疗方式主要采用终止妊娠和对症治疗[27]，因而增加了医源性早产的发生。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产次≥3 次（RR=1.760，95%CI=1.137～2.724）是早产的危险因素，有研究[28]提示可能是因为产次增多会增加妊娠并发症发生的风险，从而导致早产。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早产的发生率较高，可能受孕妇的文化程度、孕期前置胎盘、双胎或多胎妊娠、产检次数、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胎儿或子宫畸形以及既往有剖宫产史、流产史等影响。对于这些影响因素，应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加强孕期保健及孕期健康教育，加强早期准确识别早产高危因素的能力，提高产检质量，及时排查危险因素，真正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轻其带来的母胎影响，促进母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