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测算

倪新生 梅丽

摘 要：公共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最优公共支出规模的研究，更是实现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提升公共支出效益的重要前提。本文在确定Barro模型为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1978—2015年的数据，经过模型构建、回归分析以及各项计量检验，最终得到了我国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为29.15%。得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是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而非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支出;最优公共支出规模;Barro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6-0181-03

一、 研究背景

公共支出是政府开展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其实现职能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支出相对规模逐年上升。公共支出规模上升这一现象逐渐成为社科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比以往更加重视公共支出规模的控制。

而中国经济实力不及发达国家，遭遇着赤字和负债的困扰。由此可见，我国更加有重视与合理控制公共支出规模的必要。我们选取1978—2015年的数据，通过构建Barro模型，来测算我国最优公共支出规模。当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达到这个数值时，能够使政府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更有利于稳固和发展我国的经济。

二、 我国最优公共支出测算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Barro在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AK”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建立了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一个最优公共支出规模。

假定生产函数形式如以下公式所示：

（二）数据选取

运用巴罗模型，本文涉及的变量有GDP、政府公共支出G、就业人数N、资本存量K四项数据。其中，GDP、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就业人数可以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官方数据汇总整理得到。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文献研究资本存量K的估算，常用的生产性资本存量估算公式为Kt=Kt-1（1-δ）+It。此公式中提及以下3个变量：基期资本存量K0的确定;每年投资额It的确定;折旧率δ的确定。

对于变量每年投资额It，我们采用了单豪杰的做法，采用中国统计局在支出法名义GDP 中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项数据可以在统计年鉴中轻易找到;对于变量折旧率δ和基期1978年的资本存量，我们简单采用单豪杰在《中国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所做的估算，资本存量为14020.6亿元（当年价格），折旧率δ恒定为10.96%。

以1987年的数据为例，我们计算其资本存量的过程如下：

根据以上的算法，我们估算出中国1986—2015年的资本存量。

（三）模型的检验和回归分析

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检验各个被考察变量之间的互相依存性，再通过OLS模型的估计，得到各变量间长期均衡的方程。

1. 平稳性检验

分析中选择的经济变量均属于时间序列，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变量很少是平稳的，如果假设经济稳定进行回归检测，则可能出现“伪回归”，使分析结果失去价值。所以需要对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变量的平稳性。本文使用eviews软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可知，除lnN外，其余变量对数值的ADF统计量都不小于临界值，变量存在单位根，lnY、lnK、lnG在时间序列上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可能存在伪回归。但如果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仍然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在对变量的对数值进行一阶差分后，DlnY、DlnK、DlnN、DlnG的ADF统计量都分别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所以lnY、lnK、lnN、lnG同属于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条件，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有些时间序列本身是不平稳的，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这就是协整关系。对多变量的协整检验，一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使用eviews软件对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

表2共有4列，其中第一列是原假设，第二列是特征值，第三列是T统计量，第四列是5%的临界值，依次列举了三个检验原假设结果，并且用“*”号表示可以拒绝原假设的检验，“*”号表示置信水平为95%。

第1行T值=97.58281>47.85613，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也即是三变量存在协整方程;

第2行T值=46.25757>29.79707，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第3行T值=20.96963>15.49471，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设（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中提到的四个变量至少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这表示我国GDP和就业人数、政府支出及资本存量有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3. OLS回归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只可以验证各个被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联系，需要通过使用OLS模型进行量化能得到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所以，由各变量的OLS估计结果可得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由（8）式我们可以得出，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为29.15%。我们将测算出的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与近年来我国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相对比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目前我们国家的公共支出所占比偏小，但是相比前几年，已经趋于最优化。

4. 结果分析

我们将测算的29.15%的数据与国内学者测算的进行对比：王君萍，孔祥利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基于1978—2003的样本数据实证测算出我国的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是22.97%;殷强通过Barro模型基于1981—2004的数据测算出我国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为29.74%;马树才，孙长清以巴罗的单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进行扩展，构造了一个具有公共物品拥挤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1978—200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我国的综合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约为占GDP的24%。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7.9%。张治觉，侯奔，姚传飞研究在家庭和政府资源约束情况下，根据“巴罗法则”进行经验研究，研究认为我国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30.2%。这些与我们测算的结果相差不大。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根据Barro模型将公共支出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采用1978—2015年的数据，构建出“AK”生产函数模型对最优公共支出规模进行简单估计，并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以及OLS模型估计，得到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使研究得到更加稳健的分析结果。经过模型构建以及回归分析，本文得出我国1978—2015年最优公共支出规模为29.15%。对照我国实际公共支出占比，相对于计算结果，我国公共支出存在比例过大的问题，因此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是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而非进一步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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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新生，男，山东东明人，高级经济师，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方向：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

梅丽，女，湖北黄冈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宏观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