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探究——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康 伟 周 润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系列颠覆性影响，不仅推动了政府组织形态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创新，也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互构性，并对传统治理体系响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以及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效率都形成了极大挑战，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先后部署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和数字政府等战略规划。基层既是落实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数字赋能、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场域。近年来，以智慧社区、雪亮工程、自助政务终端为代表的“互联网+基层治理”等创新实践陆续应用实施，数字化赋能赋权下的基层服务效率与质量得以快速提升，但因行政架构与分工等问题导致与数字变革环境不匹配不适应，呈现出基层治理的滞后性和脆弱性，并由此产生了大量新风险新问题，迫切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论为多维风险应对以及治理创新提供有效支撑。

基层治理创新是我国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管理实践的焦点问题。基层治理的变迁逻辑在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由控制到互动，由管理到服务，由单一主体到多元协同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上拓宽了基层治理的创新空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推进了由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建设的变化，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念、职能及技术等方面。理念上，结合整体性政府与数字治理提出“整体智治”[1]，以支持变革型治理目标的实现。职能上，通过数字化治理工具，对社会需求进行精准定位，更为便捷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使服务型政府高效平稳运作[2]。技术上，以“互联网+基层治理”进行创新，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难题[3]。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主体、结构、过程、资源等要素，加强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4]。而创新实践探索则体现了对治理问题的动态呼应，比如基层社会网格化联动治理[5]、网络化治理模式创新[6]，都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的回应。成都市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实现了居民参与的有效性[7]；浙江龙港的“市管社区”模式运用扁平化治理创新，解决了“条块”矛盾[8]；北京市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探索了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新模式[9]。总体上看，基层治理创新通过推进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探究如何实现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变，从静态管理向动态治理变革[10]，并建立与数字化变革环境相适应的治理模式[11]。

与数字化变革背景相伴生的敏捷治理历经“作为工具的敏捷”到“作为价值的敏捷”再到“作为范式的敏捷”的演进过程[12]。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将敏捷治理定义为“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或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13]。同时，其应用领域由企业逐渐拓展到公共部门，在宏观的理论阐释[14]、敏捷和适应行政改革[15]、城市敏捷治理建设[16]、智慧社区敏捷治理[17]、应急管理中的敏捷创新[18]、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捷性机制[19]等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推进数据融合与业务协同；重塑政府内外部管理流程，整合优化多主体资源配置；更快更准地回应公众需求；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实现更敏捷、更透明和分布式的治理等观点。

如果说敏捷治理的兴起源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那么韧性治理的发展则是源于适应外部复杂风险的变化需求。从国家、城市到社区的场域，从经济、社会到制度的领域，从设施、心理到文化等主题都展开了全面的韧性研究。在国家层面，韧性意味着受到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国家治理的弹性和调适能力[20]，体现治理体系的制度生命力、适应力和调试力[21]。在城市层面指系统及其社会生态和社会技术网络面对干扰时保持或迅速恢复功能和适应变化的能力[22]，是一种不同系统韧性组合的稳定状态[23]。目前相关研究通过韧性指标和评估方法判断城市或社区的韧性程度，评估疫情下的城市表现，并反思韧性城市建设[24]。在社区层面，通过整合物质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等系统性构建，全面提升应对风险的适应、重组和发展能力[25]。社区韧性提升一方面要基于灾前、灾中、灾后的防灾、准备、响应、恢复和重建环节[26]，另一方面要在互动与合作中强化治理功能[27]，完善应急体系，加强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制度衔接[28]。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的社区韧性强调具有自适应、网络性和多样性等特征[29]，数字化赋能下的数字韧性则强化了治理的灵敏性、集中性和中心性，提高了系统的整体行动能力[30]。

在敏捷治理、韧性治理与基层治理结合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的动因与逻辑、结构与模式、目标与路径等角度，为基层治理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与主题能够回应社会结构变迁和治理转型的要求，也能够回应大数据、复杂环境提出的基层治理变革需求。但多数研究仍然采用传统治理的单一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理论深入探索及与实践创新结合程度有限，尤其在高风险社会下的基层数字治理问题方面还有较大探索空间，缺乏整合性框架，与基层治理创新目标脱节。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理论将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与政府治理的制度优势有效结合，打通基层治理的痛点和堵点，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突破，是数字赋能下基层治理模式实现适应性创新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敏捷—韧性治理模式为例，探索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的逻辑进路和实现路径，并主要回答以下研究问题：以敏捷—韧性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如何从结构—过程—功能维度实现适应性创新逻辑？在数字技术赋能和行政赋权背景下如何推动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实现？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

（一）复杂适应系统与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

基层治理从系统科学视角看，具有典型的复杂适应性特征，各级政府与行政组织作为组成系统的适应性主体，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中，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以增强环境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看，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数字化治理等理论的交替发展与更迭，不仅为基层创新治理方案提供了理论工具，也契合了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网络和数字治理的适应性演进逻辑。因此，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实质是基于复杂系统科学视角下的适应性治理问题。

作为第三代系统观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简称CAS），是从系统主体与环境的互动作用视角去研究复杂系统适应性的理论范式。CAS 理论由约翰·霍兰德提出，引进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概念，主体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进行博弈和信息交换，这称之为“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最终达成对系统外界环境以及其他主体的适应[31]。CAS 在管理领域的应用重点关注组织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和演化，即探讨主体是如何通过合作和交互管理等行为方式适应环境变化而实现创新的，强调组织过程中学习、整合和创新的重要性。

“适应性创新”由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提出，其核心是组织通过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对外界环境进行感知和探测，不断调整和优化目标、管理或服务，以更强大的生存力去适应多变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数字技术驱动的复杂风险社会下，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换，必然对传统行政体系和规则形成新的挑战，行政组织需要在适应变革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增强应对新环境多维风险和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来接受不确定性的挑战，其制度设计也需要随组织规模、自然环境、社会系统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32]。因此，本研究从交叉学科视角界定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的内涵：在新兴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环境下，基层政府和组织等多主体主动采取治理模式革新，通过增强治理的韧性和敏捷性实现组织对复杂风险及技术环境动态适应力的提升，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等公共价值目标。

（二）基于适应性创新的基层敏捷—韧性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承担了包括激发活力、缓冲震荡和化解风险等要求的多重功能。要将这些性质不同，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的治理目标有机和内在地整合在一起，要求基层治理随环境迅速转型创新，形成具备动员多种治理资源，应对复杂治理情境，完成多重治理目标的整体性治理能力以及更强的适应能力和修复能力。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基层治理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间的持续互动,可以使基层整体呈现出非线性动态变化的复杂状态。在此状态下主体不断调整行为规则、改变组织结构，由简单到复杂，进而演化为多层次、多元化、自我调节能力强的韧性系统[33]。本研究根据分析需要对以上观点加以整合，将其应用于基层治理，提出了数字化赋能视角下的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模式：敏捷—韧性治理模式。

敏捷治理是针对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新社会风险开展治理，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公共政策与服务项目的产生、分析、决策及执行，是所有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的、一种适应性的、以人为本的包容及可持续的创新型治理模式。敏捷治理既继承了适合敏捷和精益能力的敏捷范式中的混乱元素，也从治理范式中获得了有序元素，包括法律和监管等方面。敏捷治理的应用，可以理解为强调在情境的变化下超越官僚层级的程序，快速迭代，持续交互以及持续的自我反思与学习[34]，注重合作和互动[16]，敏捷治理支持更具适应性的治理方法。适应性政府可以使用敏捷方法来增加其响应变化的灵活性，提供成本更低的创新[35]。由此可见，敏捷治理的特性决定了其能够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数字化技术。

数字技术一方面要求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限制，形成敏捷治理政策和程序，另一方面也为基层提供了韧性治理的联结，带来了韧性治理的数字维度。数字赋能基层治理需要在治理的柔性与技术的刚性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一方面，有效运用数字化新技术提升基层治理的便捷性、智能性的功能韧性，另一方面，需要防止技术异化的风险。总之，在基层治理中运用韧性治理和数字化赋能的目标是提升治理主体和系统对于复合型风险冲击的适应能力。

根据理论基础分析，敏捷治理与韧性治理二者在基层治理中相互关联、相互嵌套。一方面，敏捷治理通过技术嵌入、信息反馈变革治理理念，创新治理工具，能够在不同情境下做到快速响应，不断提升治理韧性；另一方面，韧性治理是敏捷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为应急态的敏捷响应以及新风险的应对提供了基础保障，应急态下的敏捷政策和程序通过核心韧性系统支持，与后常态下的危机恢复及学习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往复循环状态，共同实现基层治理的适应性创新。汲取敏捷治理与韧性治理的合理内核，整合形成适应不同情境和不同阶段的敏捷—韧性治理模式。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设计是一种广义上的平战结合，即在增强常态的韧性规划和建设基础上，实现以重大突发事件为标识的应急态下的敏捷治理，同时根据危机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等指标切换为韧性治理和敏捷治理并重的后常态。本研究根据敏捷—韧性治理的概念内涵，结合基层治理的特征，构建基于“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的适应性创新分析框架（见图1），并从逻辑进路和实现路径两部分进行解析和解构。

图1 基于适应性创新的敏捷—韧性治理模式

三、基于适应性创新的基层敏捷—韧性治理模式逻辑进路

（一）适应性结构维度

组织的发展在于通过战略变革适应甚至引领外部环境的秩序，秉承钱德勒范式，以Stopford＆Wells 的开创性研究为代表，从组织结构的战略适应性角度看，基层治理创新首先是塑造更具弹性、灵活性和敏捷性的智能治理结构，实现组织维度的适应性调适。敏捷—韧性治理模式下要求将传统的“中心化结构”转变为内部融合、外部协同的“多中心结构”，以此为基础进行业务事项标准化和治理业务平台化，实现结构之于环境的适应性创新。

治理结构多元化是指内外部结构双向优化，对内探索跨层级、跨部门、跨事权的多元融合治理机制，对外依托党政组织，协同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公民形成网络化结构。建立以事件和项目为导向，连接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的线下实体、线上虚拟的整体数智型政府。由于科层制政府具有强等级化、刚制度化、权责明晰的特征，其治理结构往往滞后于治理场景和环境的变化，无法适应数字政府治理目标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与职能转变要求。敏捷—韧性治理模式将通过压缩纵向治理层级，打破横向部门壁垒，提升治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形成跨层级联动、跨部门沟通、跨事权集成的政府内部优化结构。对外引入多元主体参与，鼓励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通过平台、微博、微信等数字化载体，实时、动态参与治理过程，形成网络化结构，各级政府通过形成规范、明晰的规制系统，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过程，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基于信任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

业务事项标准化是指以治理业务平台为基础，将基层治理的常态化业务、应急态的非常态化业务事项进行标准化改革。具体包括：其一，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提高业务标准化程度。根据岗位和标准化要求重新梳理上下级部门的职责权限，改变决策与执行层级控制的关系。其二，对重点业务开展线上治理标准化改革。将各部门的业务进行虚拟化改造，使得多部门在一个共同的虚拟平台上开展管理和服务工作。其三，从实际出发，根据数据标准体系框架和分类，进行数据标准的编制，保证各类数据标准之间科学合理，并不断进行整改迭代，对业务场景进行梳理和提炼，为不同形态下的组织结构提供统一的业务沟通依据，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36]。

治理业务平台化指依托于标准化服务接口，将基层治理涉及的业务纳入统一平台的“一张网”中。在不同层次上,为不同的应用主体共享可以反复使用的业务功能模块[37]。治理业务平台化改变了传统信息系统林立，人、财、物重复投入的现象。一方面，通过统一平台，将分散在各部门的信息机构、业务事项统一管理，实现人员、资源和业务事项的有机整合，形成合力并提升敏捷—韧性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以整体性治理体系的“平台化”促进治理业务协同，减少决策和操作流程的中间层级。构建高效的平台信息传递与沟通渠道，促进信息、数据和政策等治理要素顺畅高速流动，对风险事件和服务需求进行快速感知及态势分析，匹配数据与资源，生成基层风险治理应对策略库，形成灵敏感知和科学引导公众诉求的敏捷响应机制。

（二）适应性过程维度

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适应性过程维度设计，以恰适性和满意度为标准，协调治理行为效率和社会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平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在系统性风险和复杂性环境中实现适时、适度、合理切分常态和非常态，追求每次由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敏感性、效率和精准度，降低决策和管理成本，减少风险危机对经济社会的综合损害程度[38]。由于复杂风险具有时间反复性和空间扩散性，本研究将非常态分为应急态和后常态，应急态的风险和威胁程度持续时间长、影响大以至于无法恢复常态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时进入后常态（见图2）。第一阶段是应急态的敏捷应对；第二阶段是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第三阶段是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建设。各阶段相互衔接，彼此依存，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动态变化，经过不同阶段的建设、调适及成长等过程进行系统复原、更新。

图2 敏捷—韧性治理模式过程示意图

阶段一：应急态的敏捷应对。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治理过程将常态化阶段视为一个循环状态开始的初始和结束的叠合点。初始状态的常态化由于突发事件的触发进入应急态。应急态是一种混乱的失序阶段，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变无序为有序，该阶段的治理要点是敏捷性为主，韧性为辅。一方面，迅速研判危机程度，快速做出适应性决策，进行合理容错和渐进迭代式决策优化，以缓解或者改变风险状态。另一方面，加强敏捷创新。应急态面临着严峻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在快速响应基础上进行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敏捷适应性创新。在形势严峻、资源有限、时间紧迫的应急状态下，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及路径依赖，简化组织流程，立足于基层，赋予基层更多自主事权，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吸纳科技企业提升技术支撑，快速匹配资源，协同全社会共同控制风险升级，降低危机损失。

阶段二：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在风险集中爆发或者标志性突发事件之后，危机所蕴含的负能量并不会迅速消失，如果危机的影响和风险威胁持续存在相当长时间，意味着进入后常态。后常态化阶段既要兼顾总体安全目标也要为常态化的发展目标作过渡。因此，敏捷治理和韧性治理并重，主要任务是危机恢复和调试学习。一方面，在接纳风险共存的状态下进行运行秩序恢复。采取多种措施、调动多方资源进行恢复和重建，重点关注修复基础设施韧性，将主要社会生产运营状态基本恢复至常态，同时制定相关风险治理与常态化发展并存的政策，明晰后常态基层治理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反思学习进行韧性提升，在消除主要风险威胁的同时对危机过程进行复盘，获取知识信息，吸取教训，优化决策机制、行为方式，预防危机再次发生，探索更适合的后常态治理。提倡包括政府部门、公民、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共同学习。通过反思学习迅速恢复秩序，同时迈向更高层次的新常态，实现治理的变革。

阶段三：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风险和威胁消退，由后常态进入以韧性治理为主的常态化阶段，主要任务是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优化风险应对程序或制度性准备，覆盖预警、应急触发、应对、恢复、迭代升级等具体过程[39]。通过整合不同阶段的治理措施，将韧性评估、韧性提升、监督完善等多个方面与基层治理结合，提升基层治理韧性。按照韧性规划进行韧性建设，通过应急设施、组织体系、治理制度、技术支持等建设，增强防御能力、恢复能力、变革能力。加强风险分析和预案演练，为提升风险状态的适应性奠定基础。在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外力冲击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时，能够化被动处置为主动控制，确保各项核心功能、人民生活正常运转。

（三）适应性功能维度

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功能维度，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精细化智慧服务功能回应民众服务质量需求和风险防控，整合治理的韧性与敏捷属性，实现基层治理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下的抗干扰性、恢复性、快速迭代性、参与性之间的动态适应平衡。主要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

以治理理念的适应性创新，实现引领发展功能。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敏捷—韧性治理模式下，政府以“公共价值共创”理念引领基层组织变革。秉承常态与非常态无缝衔接的“整体数智”理念，通过韧性结构支撑、敏捷流程回应等方式，将战时应急状态的敏捷治理与常态化风险状态的韧性治理相结合，构成基层治理的平战结合设计，实现超时空风险研判，共同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下的高风险社会治理变革。

以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创新，实现监管规制功能。适应性治理主张根据社会系统环境和组织规模等客观因素，动态调整制度安排。在敏捷—韧性治理模式下，既是指制度创新要实现重塑基层治理秩序,建构具有适应风险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等复合型任务要求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目标[40]，也是指不同的制度设计应遵循内在治理逻辑，形成规制合力，激发多元主体的监管意识，防范新技术风险，实现智慧监管。

以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实现精准智能化功能。敏捷—韧性治理将新技术植入基层治理，能够运用数据全面感知社会事项及公众需求，及时精准地发现问题、开展用户导向的定制化服务，实现精准治理。提升治理的时效和精准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标准化数据和治理事项，降低信息损耗，打通数据壁垒，使实现政府各部门横向信息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各类数据的汇聚与挖掘有助于获得服务对象的精准画像，从而实现政策资源的精准投放，进一步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此外，数据不仅可以在风险发生前一阶段通过建模精准识别、预测危机信息，还可以追踪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风险后的恢复、学习进展，提高全过程治理的精准性。

四、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治理能力是基层政府、公共部门、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组织进行治理和有效运行的“软件”，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和风险防范的效率和效果，并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满意度。以适应性创新为核心的基层敏捷—韧性模式运行载体是治理主体。因此，提升治理主体能力才能有效支持适应性功能的实现。从政府治理主体视角看，应重点提升精准智慧服务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等。

一是借助智能科技创新工具，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智慧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服务能力，推动各类信息交换共享，增加“基层数字政府”透明度。进一步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基层高效执行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二是通过组织内外部学习机制的建立，提升治理主体的学习能力。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复杂适应组织发展的动力，基层治理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复合状态下，急需提升常态化和持续学习能力，以适应风险和变革挑战。通过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不断进行信息获取与分享、知识反思与整合、激活组织中的个体和团队自主学习能力，形成制度化的学习机制，并及时向组织外部学习，通过学习提升数据使用与管理新技术的应用能力，提升风险的灵敏感知和快速反应水平。三是提升组织动员能力，包括组织内部的行政动员和外部社会动员。前者如区街对社区居委会的动员，依靠行政自上而下的指令进行动员，从而完成自上而下设定的目标任务，此种动员具有权威性；后者如危机中的志愿服务动员，主要通过价值引导、社会传媒和情感激发来推进。新时代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广泛动员，增强社会动员的组织力，保证动员的力度和执行力。四是政府作为协同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应提升协同能力。政府要树立多元主体相互嵌入合作的协同治理新观念，为社会力量提供参与平台，共同打造线上线下、常态与非常态等多维度的协调平衡机制。以创新型治理逻辑提升政府引导下的全网协同治理能力，增强基层治理的韧性和敏捷性。

（二）整合性资源与平台路径

任何战略变革与治理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资源和技术的支持保障。迅捷的资源整合及调配速度是应对环境变化和控制风险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源维度，敏捷—韧性治理模式运行的重点是根据需求进行分析和机制设计，从人、财、物等方面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依托“一网通管”“城市大脑”等数字治理平台进行现有资源核查与需求比对，进行统一的资源整合与供给。人力和人才资源是治理机制运行的最重要实现路径保障，需加大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应急人员等专业化人才培养力度，吸纳社区志愿者、居民及社会专业人才，整合人力资源力量高效参与治理。资金保障方面，设立基层数字化建设专项财政资金，建立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的思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金融支持的多渠道资金来源。物资资源方面，通过挖掘相关信息、细分民众需求、探测需求热点，保障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充分考虑信息化设备资源，保证相关基础设备设施的购置与建设。建立物资供应的联防联控机制，保障应急物资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域间的高效配置，同时搭建物资生产调配的全链条信息监测系统。构建资源调配的网络系统，通过统一指挥调度和无缝隙式物质转运，提高应急治理过程中的资源协同。

平台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现象，本质上是一个由多主体交互作用、数据与技术驱动的复杂适应性生态网络系统[41]。敏捷—韧性治理模式需要依托数字治理平台为基层治理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强大支撑。首先，助力应急状态的敏捷治理。通过平台的多功能集成，全过程技术驱动，快速响应风险，做好风险决策、信息发布、快速反馈。其次，助力后常态的学习提升。通过平台技术赋能，提供应急态知识，科学分析危机预案、应急流程等信息，加强学习的针对性、有效性，提升治理的适应性。最后，在常态化的韧性建设中，将基层琐碎日常业务中产生的数据沉淀，通过智能化多渠道数据采集，组建数据关联网络，加强数据治理和共享开放等功能，为识别和分析风险奠定基础。同时梳理各项任务，强化基层事务统筹管理、流程优化再造、数据智能服务，有效推进基层服务与治理现代化。

（三）组织文化变革路径

组织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认同、道德规范、文化观念、传统和习惯等。组织文化不仅是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决定组织结构设计和更新[42]。因此，组织文化变革是推动组织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原动力。敏捷—韧性治理模式是在数字化赋能下进行的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涉及治理结构、治理流程和行为逻辑等全面调适，需要借助组织文化变革去影响基层治理主体的行为、忠诚度、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度[43]，达到提高组织及其成员对复杂风险和新技术环境动态的适应能力和治理绩效。

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下，组织文化变革主要是培育能够与数字化治理及其伴生风险相适应的基层治理文化，即创新型组织文化，其核心是强化治理主体的适应性创新思维[44]。其一，重视理性风险文化。新兴技术的运用，带来了更加多样化、复杂性的社会风险，发生频率增多，影响愈发广泛。这一现实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公民等适应新兴技术风险的具体特征，形成对风险的科学理性认知，提升风险防控意识和治理意识。其二，强调尊重数据文化。接纳新兴技术，形成数据参与治理的思维。加快政府部门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形成依数据决策、数据监督、数据反馈的治理思维，将数字技术融入治理过程，保证数据参与风险治理全周期。提升公民数据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丰富数字化参与渠道。其三，营造接纳失败文化。重大变革的数字化转型，与任何其他重大转型一样，需要引导组织全员支持转型变革的文化，需要凝聚变革共识、学习变革方法，用不断进化的、迭代的和动态的方式来认知可能的失败，接纳失败才能鼓励创新和超越，才能将敏捷—韧性思维渗透到多级部门中，形成敏捷—韧性型组织，才能避免故步自封地陷入数字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