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王锡森

2022 年7 月26 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选择、融入世界等一系列难题，从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提供了参考借鉴和全新选择。

一、打破“历史终结”谬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历史终结论”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这一理论宣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终结论”同时也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用资本主义“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历史势必谋求对人类现代化模式的“终结”，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阻碍后发民族国家多元现代化转型道路的求索[2]。福山认为，苏东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最致命的弱点是经济问题[3]34，经济长期停滞瓦解了这些国家的信仰体系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在福山看来，当前人类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信息、科技知识和服务取代重工业成为经济发展支柱，导致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高度复杂化，产品和服务日益多样化，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劳动方式，全球性劳动分工不断扩大。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要求经济发展向决策权下放和市场化方向转变。因此，福山得出结论：现代自然科学中所蕴含的技术理性天然要求经济自由化，即建立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中央计划经济能紧跟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煤、铁和重工业时代，但它们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高度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后工业经济世界就是它们的滑铁卢”[3]105。

福山的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其将经济自由和市场制度推崇到绝对化的地步，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仿佛只要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交给市场和私有企业处理，那么包括创新、效率、公平、资源配置等在内的所有经济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现代化也会自然实现。许多亚非拉国家和苏东国家接受了这些鼓吹和宣传，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纲领进行转型，推动国民经济走向彻底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盲目的改革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遭受重大挫折，20 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苏东国家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债务危机，都与新自由主义泛滥有着深刻关系。事实上，福山严重夸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作用。市场无疑是配置资源和激励劳动的有效机制，但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着逐利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的隐患，如果任由市场逻辑发挥作用，就会时常出现市场失灵现象，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公有制也并非是现代化的阻碍，国有企业规模、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4]。在日本、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企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市场体制对于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开始推动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完全市场化模式，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和政府零和博弈思维，在发挥出市场体制优越性的同时规避了市场可能带来的风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之间的协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体系中平等竞争、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凝聚成经济发展的合力。其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要布局能源、交通、水电、重型机器设备、国防等资本规模大、风险高、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周期较长，私人资本不愿或者无力涉足，但是又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廉价的能源、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支持。国有经济还自觉承担起为非公有制经济化解资金、技术困境，抵御国际市场风险冲击的任务。多种所有制经济负责为社会提供多样化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起着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促进创新、提供就业和增强税收的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较强的自主性、竞争性和开放性也为促进国有企业观念改革、制度改革、人员分流提供了参照，推动了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两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共同发展，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多层次和不平衡的现实情况，调动起各方面积极因素，实现了双赢和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内在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从“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让市场机制逐渐贯彻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成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主导性因素。市场根据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推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自发流动。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反馈信息来调整自身生产规模和结构，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形成了百舸争流的竞争格局，从而“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5]117。同时，市场调控作用越大、范围越广，也意味着政府所担负的职责越大。***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积极作用，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6]172。 针对市场体制的先天性缺陷，党和政府不断调整职能范围来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通过制定五年规划、产业战略、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等，推动国民经济有规划按比例发展，弥补市场调节资源的短期性和局部性；主动承担制度供给、生产引导、市场监管、公共服务、部分外汇管制、环境保护与治理等职责，为市场良性运转提供外部环境和条件，及时纠正市场失灵；掌握部分国有企业产权以及重大项目的审批权，积极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从而把控国民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方向，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既遵循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解决了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的功能缺陷，推动经济快速稳健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解了将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绑定的偏见，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两方面的优越性，既实现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使得所谓“历史终结”不攻自破。以福山强调的创新问题为例，我国由政府主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攻关，同时发挥市场对技术创新、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形成涵盖科研院所、高校、各类企业等在内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攻坚举国体制”，取得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决定性成就。

二、打破“亨廷顿悖论”，实现现代化腾飞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机结合

“亨廷顿悖论”是由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 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指出，传统观念习惯性认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先发展经济，再进行社会改革，这两步成功了，政治稳定便会水到渠成”[7]5。但事实却是，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许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被政变和叛乱、种族冲突、政权崩溃等问题所困扰。对此，亨廷顿强调，虽然现代性与稳定性形影不离，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社会的确要更加稳定和太平，可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却会导致政治秩序的失控，也就是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38。动乱与暴力往往不在贫穷与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发生，而是在致富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过渡性社会中发生，动乱的程度与现代化的速度也呈现出正比关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亨廷顿悖论”仍然不断显示出其预见性，近些年来的“阿拉伯之春”、拉美和非洲国家持续发生的政变都在验证这一理论。

对于如何破解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矛盾，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作为人具有的强烈目的性的活动，天然要求具有变革性的权威来领导，否则就会因为众多利益集团的争斗而使得任何有效的集体行动、共同意志都难以执行。因此，发展中国家为避免因政治动荡中断现代化，“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7]7，实现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而强有力的政党是政治集中的最理想选择，对于“那些摆脱殖民主义之后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继承到政治制度的新生国家里，政体的稳定直接依靠政党的力量”[7]85。因此，亨廷顿认为，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对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是比较可靠的。他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将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集中起来，就盲目移植欧美的多党制、多元化，导致无序政治参与党派之争，使政权极度脆弱和软弱，无法为现代化提供健康的政治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现代化，却未被所谓“亨廷顿悖论”所困扰，“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但仅仅将中国的繁荣稳定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不够全面，许多一党执政的国家仍然会被动乱所困扰。相对于一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独特政治优势、科学施政策略、崇高价值追求，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平稳推进的定海神针。

首先，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社会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它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独特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善于用社会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在现代化进程中回应他们各自的核心关切，消除社会潜在的不满与撕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党也善于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各民族的独特民族意识，引导各民族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确保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由此成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将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凝聚到自身周围，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协调行动，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其次，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米格代尔曾指出，绝大多数后发型国家的执政党都面临着无法掌控社会的问题，即使这些政党在竞选中获得了民众的授权，也因各种团体、地方势力的阻碍导致“无力贯彻国家制订的标准和规范”[9]。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严密组织体系，成功实现对社会的组织、整合和引领。从纵向上来说，党形成了包括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在内的垂直性党内组织结构，组织内部权责明确、上下贯通；从横向上来说，党组织嵌入到人大、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企业等各种系统中，将党的领导在社会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中全面细致体现出来。可以说，党的组织体系支撑起中国社会，塑造出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格局。在这个体系中，党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拥有最高的权威，负责总体谋划、系统部署现代化各项事业，各级各类党组织自觉向党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看齐，按照分工负责将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到实处，保证了现代化政策的广泛认知和有效执行，避免了西式制度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治理困境。

再次，中国共产党具有科学的施政方针。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是党的独特优势，使党能够用辩证的眼光分析和处理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党始终从整体性上谋划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将稳定作为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一环来看待，强调“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6]189。在涉及重大改革事项如产权制度改革、金融政策改革、企事业单位改制等问题时坚持渐进性原则，推行先局部试点再全面开展的策略，防止因大规模突发性改革而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党始终扎根中国实际，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许多国家的现代化遭受挫折，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期望找到普世化的现代化方案来复刻到本国，却忽略了本国实际与他国模式的适配性。而中国共产党强调虽然要学习人类现代化中有益成果和先进经验，但根本还是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出发，“走自己的路”，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确保“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10]474。第三，党始终以建设学习型政党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现代化是个持续性的历史过程，其间伴随着复杂、深刻而又多面的不间断转型，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的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都要相应改变。为此，党把建设学习型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全面广泛的学习，使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成功应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增强政权的韧性和张力，始终立于时代潮头。

最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0]479中国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是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也是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从前者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吸纳不断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给予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途径参与决策现代化相关事务的权利，发挥出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让人民的意志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这样，人民是以主人翁而不是以被动执行者的身份参加现代化建设，将有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后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1]。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收入、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扶幼等民生问题，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红利，获得与国家、社会共同成长的机会，避免因“差距假设”、社会分配不平等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三、破解“文化危机”困境，实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守正创新的有机结合

所谓文化危机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与社会原有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从而使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精神上陷入困惑与迷茫，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与丧失信心，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一种表现”[12]。从理论上说，所有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都会被这种危机所困扰，但早发型国家和后发型国家的文化危机在表现方式、应对策略上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早发型国家的现代化是自生自发的历史过程，其文化危机相应地表现为“内生性”危机，主要是借助社会内部自我反省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来度过。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型国家则是被迫卷入现代化的，其文化危机是一种“输入性”危机，即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与入侵，所以，后发型国家文化重建的核心任务在于要正确处理本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在这个问题上迷失了自我。

西方国家完成人类最早的现代化以后，就有西方学者自问自答式地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答案最终落脚于西方独特的文化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推动“科学的发展以及基于科学发展的技术进步应用于经济实践”[13]11，而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最先确立，“都可归结为西方文化中独有的理性主义”[13]13。这样韦伯将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完成了绑定，其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分歧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暗示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与现代化相抵触的，这些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输入和引进异质的西方文化，并将西方文化转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来取代原有的传统文化。后来在20 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大都延续了韦伯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最终将呈现出一种线性的发展轨迹，即都将趋同于西方文化，因为只有西方文化环境才能孕育出现代化,面对挟现代化以自重的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后发国家主要采取了三种应对方式：全盘西化、固守本民族文化和文化调和。但这些方式都无法准确地定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近代中国也曾长期被这一问题所困扰，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凭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中国才找到了文化价值体系重建与复兴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4]。

中国共产党确立起对传统文化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科学认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一角度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改革开放时期，党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础”[16]，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7]。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将优秀传统文化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18]313，“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5]64，“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6]379，“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5]164。可见，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党也不断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定位推向新的高度，肯定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对于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对于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把传统文化视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民族特色和保存民族精神命脉的根基，从而跳出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窠臼，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标识。

坚持和发展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或故步自封，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提高传统文化助力和服务现代化的功效。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为标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在长时间内发起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文化批判，清理社会各领域封建思想的残余，倡导移风易俗，将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糟粕予以剔除。同时又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先后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进行了集中阐释，明确了文化传承的主要对象、重点任务、方法途径，使传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传统文化有了制度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将伟大的革命斗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人民萃取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发展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和源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激活、改造和提升了优秀传统文化，使古老的精神品质和智慧在时空转换中焕发出现实性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也与现代化协力同行，不断提升与现代化要求的契合性，成为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如“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理想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结合，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与自然和解”思想相结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追求；“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理念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情怀相结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格局等等，“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8]340。

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文明冲突”的狭隘眼界，以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的态度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9]***总书记同样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20]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并不意味着要“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而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要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鉴别，选择适合自身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内容，同时将外来文化的积极合理因素与中华文化有机结合，使其从形式到内容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即使对于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找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以富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方式表现出来，适应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从而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发挥出指导实践的巨大作用。

四、解决“依附发展”难题，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依附理论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用于解释和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在当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掌握资本、技术、管理以及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主导地位，而那些没有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边缘地位，形成了对发达国家从“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到“金融—工业依附”再到“技术—工业依附”[22]全方位依附。依附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极端矛盾状态：普遍建立起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下游，沦为原材料和低端产品的补充供应地；通过引进外国投资建立起部分现代工业，但往往局限于某几个专业化部门，并且这些部门主要是针对出口，担任发达国家的经济外延角色；进口替代战略取得一定成效，但民族资本集中程度依然不足，没有能力与国际垄断资本进行竞争，只能选择进入那些非竞争性的补充部门，如买办贸易或者传统的消费品部门；以牺牲资源环境、极度剥削本国劳动力为代价创造的经济盈余只有少量被用于当地再投资，其他巨额利润则通过支付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等名义返回到中心国家，导致经济盈余无法带来乘数效应。这些矛盾长期积累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动力不足、国际收支失衡、债务负担沉重、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问题，陷入了“不发达的发展”的陷阱。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打破“中心—外围”结构，真正实现自我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发展，依附理论提出了两种思路。激进依附论者提出了“脱钩”，即鼓励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以“民族的基础和民众的内容”为标准制定现代化战略。所谓“脱钩”或“决裂”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萨米尔·阿明指出，脱钩是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自身资源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优先考虑后发型国家内部的合作与交流，从而迫使垄断资本主义重新调整世界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3]，但是这种设想的可操作性有待商榷。发展中国家内部工业水平决定它们之间没有多少东西可供交换，参与国际大分工仍然是必然之选。资源不足、技术差距等问题也导致发展中国家还需要依赖发达国家，这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带来依附。改良依附论者提出了“依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只要具备某些条件，依附状态下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卡尔多索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三个部门——民族资本、国际资本和国有资本——能够结成三者联盟，并且都在同时进行分化的扩张，那么就会有资本积累和某种程度的工业化[24]。随着自身发展程度提升，依附性就会不断减弱，最终完成生产体系改造，过渡到独立发展。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完成从依赖到自主的转化，而且这些通过依附实现发展的国家，仍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依附。

可见，不管是“脱钩”还是“依附发展”都无法真正破解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把顺应全球化潮流和掌握发展自主权相结合，成功化解了对外开放与陷入依附的矛盾，在积极融入世界、获得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发展策略。其中，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立足点。***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5]29党的领导人不断强调，现代化建设中外援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因此，党始终把建立健全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运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工业，谋划工业发展战略和路线图，完善工业发展所需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为我国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党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工业化朝高质量方向发展，形成基于高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的工业竞争优势，逐步摆脱发达国家“卡脖子”问题，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掌握到自己手中，增强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阿明称赞道：“中国的成功崛起完全是这个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崛起的国家。”[25]

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26]117，需要实施对外开放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引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并通过扩大出口来加速资本积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中国的对外开放拥有自身独特性。首先，中国的对外开放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之上。党和政府要求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偿还能力以及切实需要有计划、有选择地使用外援，保持适当的规模和结构，着重引导外资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展，并通过多种政策如市场换技术、中外合资、供应链本土化、进口替代等将引进的技术、资本消化吸收，转为自身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和发展条件，推动民族工业优化升级。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鼓励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利用自身的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积极介入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打造平衡普惠的合作模式，构建了如“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等经济发展共同体，让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中国破解了依附困境，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除了有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等客观因素外，中国的政治独立和思想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在分析后发国家的发展困境时威尔伯指出：“使发展计划成为泡影的严酷事实，是当权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结构。”[27]有些发展中国家表面上完成了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向主权国家的转变，但其政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相对的。其国内的政客、官僚阶层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明显的从属或者代理人的性质。他们依赖于外国的经济援助甚至军事援助，因此，很多经济社会政策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制定的，而是要服从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而中国作为政治上彻底独立的国家，拥有自主决定本民族命运的权力，能够始终基于民族发展的正当需要制定对内对外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绝不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实现自我本位的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此外，中国共产党也特别重视培育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6]331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同样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5]29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使中国人民不卑不亢地参与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既正视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坚信自己民族的智慧与能力；既努力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不接受颐指气使的说教，不屈从于外部压力对自身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指责和质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持之以恒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