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革命因素探析

王亚杰

自现代性首先在欧洲拉开帷幕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以自身的现代化历程，构建了一套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学术界关于现代性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它在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形成了各自的言说路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现代性指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是在总体上关于现代社会制度与精神的抽象概括。然而，鉴于世界各民族国家开启现代化运动的时间、方式不一，西方现代性并非现代性唯一的构建或者言说路径，中国现代性就是在总体上关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与建设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与反思[1]，并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中国现代性的开启与构建直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以及由此引发的回应，因此，革命成为考察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因素。汪晖认为，20 世纪是一个对19 世纪的反动、冲击、改造，寻找突破19世纪的出路，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种各样形成网络的理论、实践的努力[2]。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冲突与危机不断加深，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理性反思与实践反抗。在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最初开启并非自身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自主发展的产物，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殖民入侵将中国裹挟进现代性浪潮的后果。因此，革命在中国现代性构建中除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以外，还肩负走向与超越现代性的重要任务。

一、开启中国现代性的革命语境

现代性作为概念来讲，是对以工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抽象概括，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无载体的抽象概念。在不同的现代性言说路径中，不管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3]，抑或是发源于西方启蒙运动中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的特质，或者是一种碎片化的个人心理体验与生存情境，对现代性本质的追问都不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4]。马克思将现代性理解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总体性”存在，并以此为基点深度揭示了现代性的生成、布展、悖论以及终结。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具有向全球扩张的本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不断外溢，突破空间的束缚，同时对该空间的地理、社会关系等进行革命与重构，但该过程常常以殖民的方式展开，即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必然在某一阶段为解决自身的内部危机或矛盾而走向殖民扩张。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一节中就曾经指认“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即成熟的市民社会必然会通过海外殖民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问题——贫困。在此境遇下，落后国家主要以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身份被世界性的现代性浪潮裹挟。

第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殖民主义同谋对落后地区的入侵与同化进行经典分析。“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35-36与黑格尔相似，马克思以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殖民主义是资本的一体两面。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困境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得到缓解，从而实现其幸存；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对国内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压榨，而是力图将剩余价值的获取扩展到世界范围，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等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由此，资本的全球布展对其所到之处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进行逐一瓦解。在社会制度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与布展促使落后国家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日益增长；在社会生产方式上，逐渐以现代大工业代替“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6]32来实现社会生产的变革；在社会文化上，以世界的、统一的文学取代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利害和利己主义取代田园诗般的关系；在个人的心理体验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6]34。一切关系都处在恒定的动态变化之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即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7]。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合谋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出欧洲范围向全球拓展，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导致落后的、半开化的国家内部前现代结构的逐步瓦解，开始效仿并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

第二，殖民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中国“出场”的最初形式与显著特征。相较于封建小农经济的稳固性而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在寻找、摧毁与重构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剥削模式，由此也在不断地对开辟的空间进行客观定义。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视角下经历了由受尊重到封闭、愚昧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冲突。资本在一定阶段为实现自身局限性的突破而向全球布展的结果是演变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逐渐蜕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殖民主义也逐渐遮蔽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由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殖民主义联合对落后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更多的是对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冲击。自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前现代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锋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由“天朝大国”到“东亚病夫”的衰落，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瓜分使近代仁人志士开始对长久以来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基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开始以效仿与学习西方的方式开启了对这一冲击的回应。

第三，近代中国现代性意识的最初出现直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以被动的姿态在资本逻辑法则的支配下被裹挟进现代性的全球进程中。曾有学者从现代性的来源将其划分为西方本土的现代性与“作为全球进程的现代性”。前者指西方启蒙运动产生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后者指现代性从欧洲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与民族散播的过程并由此而产生的现代性新景观[8]。中国现代性的启动就是后者的表现。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恢复与重构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交锋与冲突中失掉的民族主权以及民族主体性和认同。在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现代性最初构建中，近代中国也曾试图以革命或改革的方式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学习与“模拟”。包括从器物层面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从政治制度出发，戊戌变法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近代中国社会嫁接；提倡“民主”“科学”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这些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制度、经济、文化层面的效仿与模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处境，也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现代性的构建并非是对已有现代性范式的简单嫁接或复制，而是在基于本民族特殊状况与世界客观形势下的具体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建构。

革命成为20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力话语。从世界革命图景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现代现象”，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19 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勃兴正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与校正，同步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与问题的外部呈现。以推翻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中国革命正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普遍意识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构建。由此，它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构成。从国内来看，一方面，封建统治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历史、现代社会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对封建文明产生强大冲击，威胁到民众对整个国家、社会与价值的认同。因此，中国需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制度，包括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和自身的觉醒。通过革命方式彻底推翻国内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制度与组织，结束封建传统统治与社会组织模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主权国家，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开始，也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

中国现代性的原始发生虽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仍是引发近代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主导因素。这一核心问题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重构民族主体性及对国家、社会的认同。由此，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民族独立为主旨的话语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历史性地引导中华民族冲破西方现代性的殖民入侵，获得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以走向现代性与超越西方现代性为目标，唤起了民族觉醒与认同，成为中国现代性构建的起点。

二、以革命为载体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在西方思想史中，“革命”的概念意含暴力，并兼具现代性的维度。社会革命在马克思那里兼具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双重意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提出“双元革命”：激烈政治变革属性的法国革命与工业化社会变革的英国工业革命，这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包含了两种基本的历史运动模式。且这两种革命从根本上都直接指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维度。因此，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具有逻辑同构性：都意味着与传统主义的决裂。革命运动中所表征的关于社会组织模式、价值观念等在内的整体性、根本性变革，是现代性所特有的东西。现代性过程中对前现代制度的推翻、信仰体系的重构也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革命作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且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性的原初语境，也承载了20 世纪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体记忆。

（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尤其重视国家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其原因是基于英、法的现代社会发展经验，黑格尔认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前提。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以“革命”与“民族”为内核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旨在实现建构独立的、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一场具有现代性探索意义的革命。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十月革命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抗争与探索注入了一种既反对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资源。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裹挟之后，面临的困境与任务是以落后的、不发达的经济体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反抗，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与反叛。因此，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的中国革命，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殖民的抵抗而对另一种现代性——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性道路的探索。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走向现代性构成了中国必然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客观判断的结果。

西方现代性以暴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裹挟进世界现代性浪潮之中，但无法强制规定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结构与内容。与西方现代性不同，中国现代化性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标志的整个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抵抗与超越，一方面，实现了完整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整个民族接受革命的洗礼，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宗法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信仰价值体系，重构起对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与民族主体性意识。但这种民族主体性意识并非西方社会崇尚的个体化与自主意识，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环境中生发出的对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集体性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否定与超越，它改写了世界现代化历史的结构，也标志着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开启，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

（二）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载体的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统治制度的推翻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扫清了政治障碍，但仍面临着挑战和困境。这种挑战与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两难选择问题；其次，从经济发展与现代性密切关系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现有经济的凋敝状况无法支撑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诉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推翻使其自身具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带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性。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是中国共产党书写的民主革命现代性，又为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现代性扫清了障碍。在1953 年至1956 年中，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直接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保证了中国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根本属性。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客观上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健进行，中华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在革命中的锤炼与恢复在理论上能最大化调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性。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面貌通过革命辩证法与革命能动性的结合被逆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巨大优势。

（三）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中国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9]***总书记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0]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生产力变革的维度上，工业革命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属于革命的范畴。同时，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的经济增长，而是以生产力为根本驱动并带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变革，是关于现代性全方位生成的问题，这也是对仅仅将改革开放视为经济革命观点的批驳。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中经历自我边缘化之后的反思自觉：即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对束缚生产力体制的破除，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正名，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对资本的接纳与驾驭等理论创新和改革举措，在理论维度实现了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认识，在实践维度则推动中国实现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总书记从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高度作出深刻阐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现代性作为一种关涉社会各领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总体性”存在，作为一种外化的方式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性已经脱离了西方现代性中的狭隘规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定了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扭转了资本逻辑统治下人处于单向度发展的困境。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载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实现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以自由、民主、平等之名而行帝国主义扩张之实。此外，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也是新时代革命的重要内容。与社会革命不同，它将革命对象聚焦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体自身，旨在激发与保持建设主体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动性，坚决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确保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革命”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集体记忆。它既带领中华民族冲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与民族主体性恢复，也曾因革命范式对生产力范式的替代而导致社会主义困境出现。因此，要避开它、无视它，都是不现实的[12]。对革命在社会主义现代性中的辩证理解，不仅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需要从世界革命历史、现代史与中国具体革命中汲取丰厚的革命文化资源，这是我们重新构筑中国现代性和世界历史的重要途径。革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起点，当下，对它最好的继承便是继续以改革开放的方式将革命动能转换到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具体构建中。

三、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超越与当代启示

中国现代性的启动并非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产物，而是一个被迫启动的过程。但它在建构中又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对现代性的话语阐释霸权，并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走向自我立法与自主建构，现代性也由此跳出西方的垄断，朝向多元路径展开，并成功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与西方现代性相比较，中国由于近代曾被资本殖民以及自身民族发展的客观因素，现代性的建构呈现出复调式特征。首先，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性，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从根基上决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地建构自身现代性的合法性问题；其次，在世界历史的链条上，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呈现出相对有序历史生成的特性，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呈现出“时空压缩”的特征，即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交错、交织无序的共在。这种复调式特性决定了须用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将中国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通过对具体历史环境的命运抗争，完成了对前现代、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同时也对当下流行的后现代、后殖民等话语具有一定的批判作用。

（一）对革命的继承

中国现代性的启动与建构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救亡图存任务而言，革命并不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反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民族主权的丧失亟须以革命为手段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主权，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认同、民族主体重建、价值体系更新等对于构建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具有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直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但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无差别延续也表明：要想创造出一套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逻辑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并不能完全依赖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范式为未来社会设计出所谓合乎必然性的理想蓝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的形成主要源于对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构建。因此，对未来社会的创建与探索也必然通过根植于现实的实践来解决。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需要从以阶级斗争范式为核心的民族革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时，脱离实践对未来社会理想主义的“顶层设计”或者革命热情的道德理想设定都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革命不可能因为我们排斥它、无视它而消失，其历史记忆和心理负荷，通过诠释实践是获得医愈的一种方式[12]。因此，对革命最好的继承并非固守其传统范式，而是汲取革命、建设、改革阶段中国现代性建构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需拓展和重构“革命”话语。

（二）中国现代性的超越

首先，对前现代的超越。现代性虽然在不同领域形成了各自的话语，但其共同点在于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性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其初衷是走向现代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层面完成了对旧制度的根本革命，以社会主义制度彻底结束了中国的传统封建统治。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实现了社会系统运行层面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是现代性的重要载体，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机械复制与促进经济增长，而意味着现代性的全方位生成，即马克思眼中的“总体性”。社会制度与社会系统的现代生成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日常行为、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来实现，即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在革命、建设、改革阶段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具体构建中，个体逐渐摆脱对传统封建、宗法等关系的依附，达到对自身主体的认同。

其次，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超越。苏联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建构现代性的国家，它在结构与内涵上对现代性做出了新的规定。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注入了兼具抵抗、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二重性特征的哲学资源。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苏联并未回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以及如何实现现代性的难题[13]。在这种意义上，苏联的解体证实了对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失败，但它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停滞。现代性所表征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非机械的经济增长。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与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书写了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科学回答。

最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核心直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它不仅导致中国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丧失，也瓦解了中华民族对自身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的认同，使中国陷入不自信的危机中，这决定了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斥与抵抗。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来看，资本对人的劳动的占有、物对人的统治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决定它要不断地对空间进行毁灭与重构。阿里夫·德里克认为，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以“全球现代性”[14]的面目再度出场，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其实质仍是资本通过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并未脱离殖民主义的范畴。由此，从价值层面看，中国的近代历史经验与资本自身特性决定了中国要构建出不同且超越于西方的现代性路径；就事实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规避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正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三）对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的消解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有力地抨击着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言说，形成了对现代性进步观念的系统反思。后现代主义倡导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社会制度，与历史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寻求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相反，后现代主义在一般意义上拒绝宏观历史逻辑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试图彻底瓦解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总体性进步观念，希冀通过对事物本质的信仰和服从的摧毁，进入一个差异的多元化世界，从而宣布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对启蒙理性的质疑、批判和超越始终贯穿后现代主义的论述。美国神学家格里芬认为，必须抛弃现代性，否则，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15]。但纵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它更多是一种矫枉过正。戴维·哈维认为，后现代实际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因为它丧失了历史方向感与总体的社会本质批判能力[16]。现代性中的矛盾与问题的客观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这并非能抽象讨论或取舍的问题。对于它所涉及的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哈贝马斯曾强调，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17]，它仍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是基于对具体历史环境的抗争、遵循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建构于自身活动的造就。它的出现是对后现代主义，包括后殖民主义话语、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碎片化主张的有力消解与批判。

我们仍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17]。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性呈现出明显的双重特征：首先，在尚未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时，就遭遇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话语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在尚未享受与实现现代性的解放潜能时，就已经遭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其次，“传统性”因素在中国现代性中的辩证接受，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警惕、开放和超越，一方面，植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中的“革命”旨在实现现代性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其中蕴含的反殖、反霸，实现人类解放目标的本质不管是在中国谋求民族独立的革命时期，还是处于全球现代化复杂多变中的中华民族复兴阶段，其批判性并未过时；另一方面，对中国现代性中的“革命”因素研究则有利于消解由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长驱直入而形成某种简单化或片面性，从而对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现状能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12]。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现代性作为“一种未完成的设计”，它在空间上经历了从欧洲到全球的扩展，在时间上从民族历史游历到世界历史，在形态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它不可能也并没有停留在西方资本主义对现代性原初的规定之中，各民族与文化在实现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对现代性原有规范作出新的解释和补充的可能，中国现代性版本的成功就是现代性新的理念和规范生成的典范。

注释：

①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开篇就将双元革命指认为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