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近代教育思想探析

王 冬

摘要：薛福成是我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生十分重视教育。通过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体认，特别是出使欧洲悉。考察西方教育，他在研究与对比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分析了薛福成的近代教育目标、宗旨、体制，指出了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前瞻性意义。

关键词：薛福成；教育近代化；教育目标；宗旨；体制

中图分类号：G40-Q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5－0089－07

薛福成(1838-1894)，中国近代杰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作为近代中国人从“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的优秀一员，他亲历战乱，目睹丧权辱国之痛，尤其是后期出使西欧，得以跨出国门放眼世界，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近代改革主张。

教育是薛福成近代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充分认识到了教育与国家富强的关联，国家致富需要经商，需要精工，而工与商的根本，又实在于学。一生以“强国富民”为己任的薛福成，已经意识到，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要治国安邦就必须有拯世之材“出而经纬之”，而教育正是这一切达成的基础。他指出：“谋国之要有三：日安民，日养民，日教民。”在薛福成这里，“教民”意味着传统封建教育模式的改变，中国的教育应跟上西方教育的步伐，培养适合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他在教育的目标、宗旨、体制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富有前瞻性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从一个侧面初步描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目标：实业教育。经世致用

经世，本义为治理世事，即治理天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讲求“修齐治平”乃儒家思想的主旨所在。明末清初，针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空疏浮夸学风，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但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出，只好脱离现实，埋头于诠释故训，从事繁琐的考证，经世致用的精神便渐渐隐而不彰了。嘉道以降，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在官僚和士大夫中又出现了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一大批关心实务、学以致用的杰出人物，顾炎武等人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带有趋势性的社会思潮。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王朝衰落和外国入侵的双重危机，更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从脱离实际的玄学思辨和音韵考据中醒悟过来，寻求维护封建秩序，解救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方案。在这股强大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薛福成从少年时起，就开始对“专以八股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科举致仕道路之于国家富强的功用产生了疑问。薛福成后来回忆了成长过程中这一改弦易辙的变化：“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之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摒弃一切而专力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再次惨败，深重的国难促使青年薛福成经世致用思想最终确立，誓志“济时艰而匡世运”，开始认真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思考的目光，特别关注到教育领域，逐渐形成了实业教育，经世致用的目标。

1.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

鸦片战争后，面对清王朝内外交困的现状，薛福成首先从清朝统治本身寻找原因，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科举制度：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于1864-1873年，连续撰写《选举论》上中下三篇，1865年《上曾侯相书》及1875年《应诏陈言疏》，对中国封建王朝选官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批判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薛福成认为，科举自创制于隋、唐，至今已“逾五百年”，至近代已是百弊丛生。其弊之一是：八股文的内容因循守旧，不合时宜。薛福成对科举取士的标准大胆提出了怀疑：“方今人才之进，取诸制艺。制艺之术，果可以尽人才乎?明初设科。始尊制艺，谓其能阐发圣贤意也，谓其根柢经史，是经学问器识也。迁流既久，文日积日多，法日讲日新，一变趋机局，再变修格调，三变尚辞华。”“至于今陈文委积，剿说相仍，而真意渐旧。”其弊之二是：科举八股取士制度延续至今已经失去了“征实学”的传统，只能引导士子“鹜虚而避实”，学和用脱节。薛福成认为，科举制初创之时，除了甲乙科外，还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而自“明初至今，制艺日重”。“今世以制艺取士，别制艺于实学之外。”正因为这两大弊端，故而“浸淫至今，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敝精惫神于制艺之中，不研经术，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则惊为汉河，讲经世之要务，则诧若望洋。每岁掇巍科，登显第者，大抵取近科程墨，转相剽袭，同其文，不必同其题，有其辞，不必有其意。苟有舍是而别抒心得，高古绝俗者。有司往往摈不录。”翻(噼福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科举考试制度已经蜕变成以“程式”束缚士子的“成格”，士子们拘泥于八股形式，不务实学，互相抄袭，学与用脱节，既妨碍对“经史实学”的钻研，更不能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

其次，除了上述制度上的问题，薛福成还批判了科举取士制度人为因素的弊端一以试帖和蝇头小楷来决定应试士子的进身之路。他指出：“人才所由大用，其在小楷与试帖乎?”薛福成以在太平军面前丢城失地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何桂清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事战守的叶名琛为例，他们“皆专精小楷试帖者也，一出而殃民误国，为世大僇，岂不哀哉!”以“詹詹小技”对坚船利炮，如何御侮，又如何强国?

科举制艺如何“变”?薛福成依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变易思想，指出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需要“变革”。薛福成早年提出的救弊之法主要是“征辟与科举并用”，常科(科举)之外开特科(征辟)。他说：“欲救科举之弊而收遗逸、养人才，莫如征辟与科举并用。”他认为，如此则“贤才无遗逸之患，可以辅科举所不及。”应开“特科以待隐逸之士，不羁之士，及才行素著，久困场屋之士。”针对科举取士以试帖和小楷来决定士子的进身之路，薛福成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以策论、掌故、律令代制艺、律赋、试帖，以糊名易书代小楷”，断言：“如是真才不出，吾不信也。”客观地说，薛福成因其早期视野的局限性，提出的对策只是着眼于对祖宗成法进行弥补性的批判和革新，既未对科举制度进行革命性的否定，也没有从形式上、内容上加以根本性的改革，没有超出传统的经世旧术的范围。治标却难以治本。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西学的大规模传播，薛福成逐渐把研习西学与改革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传统教育联系起来。薛福成进一步认识到，科举制度不仅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阻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引入和传播。1879年，他在《筹洋刍议》中指出，今日之天下已是“中外联署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应该“夺彼所长，益吾之短，

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学习西方以自强。

2.积极倡导“实用”之学，主张实业教育，经世致用

19世纪甲午战争以前，以农业、工业、商业、矿业为主要内容的实业概念已经产生。实业教育是指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中国为农业、工业、商业、矿业、铁路等物质生产部门培养专门应用人才的学校或教育。这里所说的实业教育思想，其基本含义是教育与社会紧密联系，培养各类专门应用型人才。作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薛福成的实业教育思想非常鲜明。他说：“君子之为学也，期于有用而不托空言”，“今欲人才之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薛福成认为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人才辈出，而方今的人才应该是合乎时代需要、洞悉洋务、务实求新的明达之士。读书通经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致用，最大的致用就是保国强国。而要致用就一定要熟知“时务”，全社会都应“捐除故见，务为有用之学。”此“时务”和“有用之学”即是研求洋务，特别是先进的西学。薛福成在继承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同时，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1879年，他在《筹洋刍议》中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其中在论述实行全面变法之必要性时，更提出：“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对峙，商政矿物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向西方学习的范围由单纯的器物层面开始转向制度层面。

1890－1894年，薛福成奉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切身体会到实业教育在富国强民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主张建立为农工商矿等实业部门培养应用人才的教育制度。他详细考察了西方的大中小学教育，看到“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为此，他建议仿照西方，在中国开设“兵工学校”、“水师学校”、“制造学校”、“农桑学校”等新式专门学校，以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促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再以薛福成对日本的考察为例，早在李鸿章幕府期间，薛福成就悉心研究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出使后，薛福成将中日30年的近况作了对比，指出日本勃兴之根源不在“国之大小”，而在于“人才之奋兴”。他特别指出日本的教育与社会需要紧密相联，教育改革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所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时期的学校，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教育机构，其教育内容以儒学为主，教育对象皆为武士。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通过改革教育，为日本现代化培养有文化科学技术新人的重要性。为此，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特别是为确保各级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是努力建设自成体系的实业教育制度，兴办教授各种工艺技术的高等工业学校，且特别注意聘请外籍教师，课程多为西学。薛福成的日记记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的变革：“日本通国肆习洋学者，几于十居四五；往泰西读书学艺者，络绎不绝，选取医学、矿学、律学等皆有其人。”“日本自设工艺学塾以来，仅十有七年，其工艺大学院之仅设十年，造就人材已不少。大学院中董劝之人……有二西人赞襄其间。”故而日本“三十年来，外交之道，日益讲求，措注得宜；工艺益兴，商务益旺，有蒸蒸日上之势。”在这里，薛福成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后实业教育的倾向表露无遗。

二、宗旨：教育立国。普及全民

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既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发达的物质文明，也看到了“西洋诸国武备日新，文教亦蒸蒸日上”，西方各国的强盛与其普及而发达的教育息息相关。这促使薛福成对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传统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向西方学习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进而提出教育立国、普及全民的思想。成为探索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人物。

薛福成在海外曾多次考察西方的基础教育。经过考察研究发现，西方的教育乃是全民教育。他在日记中详细叙述了当时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哑之人，亦无不学。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他还以学校教育在欧洲“极一时之盛”的荷兰为典型，考察到荷兰当时的本土人口仅有456万，而“公私幼学各塾一千四百三十所，学生十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公塾初学馆二千九百二十三所，四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八人；私塾中等学各馆一千二百九十四所，十八万百九十七人。弦歌之声，达乎里巷矣。”全国平均800多人就拥有一座中学或小学，可见教育之普及程度。即使是英国一所毫不起眼的“贫孩院”里，孩子们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妥帖照顾和良好的教养。“院中男女孩凡三百余人，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有读书堂，有讲经堂，有做工所，有演艺场，有洗衣所，有男孩卧室，有女孩卧室，秩然有序。养牛二十五头，日取其乳以供院中之用。凡贫孩两岁以上，即可送入院中，迨二十岁左右，皆成一艺以去，俾能自给衣食，无饥寒之虑焉。”形成一种全民皆受教育的社会教育制度。反观中国，官学几乎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私塾也大多是为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设置的，义塾则少之又少。通过两相比较，薛福成得出结论：“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何谓教民?即西方国家普遍很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的社会化、全民化和专业化，将教育视为国家兴废盛衰之根本，而中国为何不可以呢?

由此，薛福成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西方国家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日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学习西方，只引进工艺制造、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物质文明，是舍本逐末；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才是抓住了“本”，抓住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源”，“致治之要”。

通过对教育发展与国家富强的关联研究，薛福成初步认识到了西方器物文明背后的制度文明的重要地位，学习西方更应该深入理解其制度层面的内涵。薛福成提出，中国欲图强求富，应该将教育视为一种根本的国策，像西方那样广设学校，普及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由此可以看出他殷切期望清政府能以教育立国、使教育普及全民的心情。

三、体制：除旧布新，教育体制近代化

1.改革传统学制，倡导新式教育

薛福成积极倡导传统学制近代化。他认为，教育攸关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中国传统科举取士的旧学制不仅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而且摧残人才压抑人才，应该正视西方各国教育发达而国富民强的不争事实。如何培养造就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薛福成主张向西方学习，“变革”传统旧学制，并着眼于新学制的探求与建构。

其一，设立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制度的确立和建设并逐步取代旧式科举和书院的过程，是传统学制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出使后，薛福成详细记录了西方完备的人才培养体制，“泰西各国选将练兵，以及百工技艺，无不出于学校。”“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西方学校教育内容全面，学科齐全，“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养蚕有养蚕学堂，“各国设有养蚕学堂，讲求日益精微”。瑞典有学堂“九千七百所，生徒六十三万人”，法国设立有技艺学堂，英国有基督慈善学校、约瑟夫学院、多米尼图书馆，等等。通过考察，薛福成认为，只读儒家圣贤之书，主要为科举制艺服务的官学、旧式书院或私塾已远远脱离了现实的需要，只有破除“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近代教育模式才是国家御侮自强的根本。参照西方及日本教育的发展现状，薛福成主张效法西洋诸国，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培养“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大、中、小学堂，建立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各种人才。不仅要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兵工学校”，“拟由北洋设一水师学堂”，还要兴办中国的“制造学堂”、“农桑学校”、“艺术学堂”等各种专业技术学校，“以教学生而谋富强，收回洋人所夺之利者。”

其二，派遣留学生。早在《上曾侯相书》中，薛福成就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提出留学之目的在于“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察洋人之所短也。”1893年在《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中更提出“多选学生，出洋肄业，亦皆储才之要端也。”同时派出各种专业人才出国做短期考察，让他们“遍游各厂以窥奥窍”。“将来仍须多选巧匠，俾往游外国各厂，查其制造之精意，转相传习。”

其三，引进外国技术人才。薛福成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在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作用。1865年，他在《上曾侯相书》中就提出“聘西人为教习”。1875年《应诏陈言疏》“海防密议十条”之“水师宜练”中，薛福成实事求是地比较了中西海军及其配备，认为，西方舰队以船主(舰长)“为全船纲领”，上下分工既明且细，“职司有定位，作息有定时，习之既专且久，所以能纵横无敌。今中国轮船，亦颇仿效西法，参用洋人，究未造其深际。无他，学习不如阅历之精，而所用洋人无上选也。”为弥补这一不足，薛福成建议朝廷“借才异国”，奏请政府饬出访官员，留心物色“挟高才而愿游中国者”，縻以厚禄，来训练中国海军。1893年，他又专门上呈《附陈密保洋员片》，以褒奖在中国驻英使馆工作了20多年之久的英国人马格里为例，再次阐述“借才异国”这一新的人才理论。建议在当前中国“交涉要务需人才之际”，大胆聘请外国人才，为我所用，并明确指出，“用其所长，必有明效可睹。”

2.改革教育内容，注重科学技术

出使四国期间，薛福成亲身感受了西方先进文明，悉心考察了泰西各国轮船、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先进科技产物。薛福成认为：“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其根源非有殊也。”尔后，他在考察英、德等国后进一步认识到：“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坐致富强”，关键在于其发达的自然科学与先进技术。

基于此，薛福成建议办学要与时俱进，改革教学内容。第一，希望有识之士开学习自然科学之新风气，融会贯通中西学理。如他所说：“迄于今造化之机日泄，而泰西诸国之人，研之愈精，于是有农织之机器，有火轮之舟车，有铜铁之枪炮。时势之相推移，虽圣人莫之能违，夫今之不能不用机器、轮船、枪炮，犹神农氏之不能不制耒耨，黄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薛福成指出，中国并不是没有格致的传统，只是“第自《周礼·冬官》一书既佚，而操艺者师心自用，擅其片长以眩于世；学士大夫又鄙弃工艺而不屑道，而古先圣哲所作述之绝学遂亡”，所以西学“未尝不可攻而能也。”第二，薛福成针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需要，提出将从西方引进的新科学和实用技术等作为新式科举的内容科目：“……乃十数年来，地球绕日之说，电气致用之宜，汽力运动之故，以及照影、石印、水电、铁路诸大端，几于无人不讲。如乡、会试兼考算学，则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光学、声学等，皆可旁及，而总以算学为归。算学书以《几何原本》为最要.……似于大局必有裨益。”

3.改革教育模式，人才培养专业化

薛福成在出使考察中发现，中西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存在着重大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通过对古今中外培养、使用人才的历史和现状的比较研究，薛福成明确提出了教育专业化的思想和人才培养框架。

他注意到西方国家用人制度是：“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

他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各自的严密专业分工：“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禅其业焉。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工、攻石、攻皮、攻骨角、攻毛羽及设色博埴，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各有专业而不相混焉，……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

在薛福成看来，西方国家不论是“治术”还是“学术”，不但都有明确严格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培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都能“久其任”和“世其业”，各人专精一门，因此才会人才辈出，这正是西洋诸国所以能“骤致富强”的奥秘所在。

反观中国，薛福成认为中国古史上虽有“专、精”的传统，但此教民之法自宋明以来却“渐失此意”，不仅同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也成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极大障碍。“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职；仕于外者，忽齐鲁，忽吴楚，忽蜀粤，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者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传统的科举取士本就无所谓专业，“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是这种教育最大的弊端。薛福成认为通过这种“正途”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如叶明

琛、何桂清之流的朽儒。看似满腹经纶，几乎“无所不能”，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是毫无经世致用实际才干的“一无所能”的碌碌庸才，加之在人才任用上“官无定职”且“迄无定官”，于事不专，致使官员疲于奔波，无暇积累。“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导致“中国乘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

薛福成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他提出人才培养“学术专精”的教育新理念，关键就是师法西方国家，主张治学的专业化，积极培养和充分使用具有各种专门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由博而专，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是对封建科举教育人才模式的彻底否定。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用，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薛福成较早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

4.注重人才宏观管理

薛福成在其近代教育思想中，还涉及到了今天我们非常重视的人才宏观管理问题，提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些新见解。

第一，合理的选才与用才相结合。薛福成将人才视为“立国之本”，面对列强环伺，外患频仍，他发出了“人才既敝，祸败随之”的警世名言。在人才选拔上，他指出当今之弊在于“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弊在不能删成例以修改，破资格以求才”。薛福成提出的选才原则是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选才制度，做到“超卓者不次擢用”。他认为，凡有真才实学之士，应该不讲资格、不论出身，才具无论大小，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应受到重用：“若德行纯懿，若经术精深，若吏治明娴，……其它茂才异等，有一长一艺，堪施实用者，不拘一格……量才录用。”在人才的使用上，薛福成主张“倚其专长，各尽所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如胆识兼优，才辩锋生者，宜出使，熟谙条约，操守廉洁者，宜税务，才犹练者，风骨峻整者，宜海疆州县”。

第二，国家立法与人才奖励相结合。通过出使考察，薛福成对西方国家的专利法给予了高度肯定：“国家定例，凡创一器者，得报官核给凭单，专享其利”。国家对于发明创造者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其用费则虽作私财、贷巨债而不借也，其用力则虽积祖孙父子之创述而不倦也”。这使得西方能有大批人长期致力于科学研究。对于专利转让法。薛福成也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西俗又有创一良法，翻于他人者，则必先报其法于官，官为核定其价，卖者获价后，概不昔省。买者鸠资经营，专享其息，……此其所以能率数十百万人之心思才力以网造化之圣机，而尚无穷期也。”他进而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实施这一政策：“有能于洋人成法外，自出心裁者，优给奖叙；或仿西人之法，俾获世享其利，庶巧工日出，足与西国争长矣。”以此激励人才不断成长。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会，能提出这样的人才奖励思想，是一种超前思维，实为难能可贵。

第三，顺应时代要求，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和储备什么样的人才，应该与时代要求紧密契合，人才结构的优化是人才宏观管理中的重要内容。薛福成已经较早地关注到了这个层面。例如，面对“强邻环伺，世变方殷”的危局，他批判了历代相袭的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观念，呼吁应彻底转变商人为“四民之殿”的陈腐观念，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的崭新思想。主张国家应立商部，开商局，办商学，培养和延揽通晓工商业的人才。出使后，他更明确指出当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各种人才，群才聚集，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其标准是：“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包括了政府官员、科技人员、海陆军将领和驻外使节，体现了时代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薛福成还特别针对中西双方“交涉之端日益广，需才之事日益多”，“使才关系颇巨”的现状，于1892年提出了“使才与将相并重”的著名观点，对使节的重要性做了深刻的阐述，指明“无贤相之识与度，不可以为使臣；无贤将之胆与智，亦不可以为使臣”，并对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即总理事务衙门的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三、结语

晚清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是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转折时期。作为历经洋务运动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初出国门的外交使臣，薛福成的近代教育主义思想是伴随着他对内忧外患体认的深化和视野的开阔而逐步形成的，也是他一生对西学不断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想结晶。

陈旭麓先生在谈到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时，说明了两派的真正差异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薛福成的近代化教育思想充分地体现了这一除旧布新的精神。他已经开始超越简单的向西方学习的器物层面，更加重视西方的制度文明，因此，薛福成的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近代色彩，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自强求富”道路的比较全面的把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初步描绘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路向，为中国教育尽快融人世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虽然薛福成壮年早逝，没有亲身实践他的教育思想，然而，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探索者，他关于近代教育变革，培养近代化人才的理念，则被其后的维新派所接受，逐步纳入教育实践并得到检验，充分体现了薛福成近代教育思想的启蒙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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