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视角下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安全感不仅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据九省九市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矛盾背景下安全感现状以及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支持（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公众参与、信任（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安全感总体偏低。在安全感阶梯分布中，食品安全感最低，其次是生态环境安全感。矛盾遭遇对安全感的负向影响显著，信任（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安全感有较稳定的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在一定条件下能显著影响安全感，矛盾解决和社会支持（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对安全感没有影响。

关键词：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支持;公众参与;信任;安全感

中图分类号：X911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6.013

文章編号：1009-6922（2020）06-61-10

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关于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民众对社会各领域安全状况的主观感知和评价，对人身、财产、利益等各项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综合心理反应。安全感不仅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宏观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还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继而进入风险社会，尤其是“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2]44-55的背景下，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的安全问题凸显，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频发。安全和安全感问题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点之一，亦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理论回顾

（一）安全感的心理学研究视角

心理学视角下的安全感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构成部分，与个体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弗洛伊德用“焦虑”这一概念来描述儿童在早期成长过程中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遭遇无法解决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创伤时出现的心理后果。其后，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者霍尼从社会文化的视角[3]83;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从基本需求的视角[3]40;人际精神分析学家沙利文从人际互动的视角[3]87-88;“新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从心理发展八阶段的视角，分析儿童在早期需要得不到满足，与母亲“原始关联”被切断，与照料者不良互动的经历中产生焦虑、恐惧的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则从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的角度阐述安全需要，他把安全需要看作是紧接着生理需要的第二层级需要，是其他更高层级需要的基础[4]44，并编制《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来测量不同个体安全感的差异。[5]

国内学术界对心理学视角下安全感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网中最早的研究成果[6]出现于1999年。其后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安全感概念的讨论和安全感量表、问卷的编制。国内研究者对安全感的理解吸收了西方心理学安全感的经典理论，认为安全感是面对外部危险的一种主观感受和主观意识，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7]698-699。在此基础上，对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量表进行改编[8]，或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自编[9]，发展出了较丰富的安全感测量工具。二是安全感的实证研究。一部分文献对大学生[10]、留守儿童[11]、农民工[12]等不同群体心理安全感状况和影响因素展开实证调查。更多文献基于西方组织行为理论和职业心理健康，对工作安全感（工作不安全感）的现状、测量及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13]

（二）安全感的犯罪学研究视角

根据概念所指范畴的不同，安全感有两种理解：“一是个体或群体在脱离危险处境，消除恐惧心理，身心不再受到威胁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平安舒畅的感觉;二是指人们对消除违法犯罪分子造成的恐怖情景之后的身心健康有保障，家庭财产不受侵犯的良好的社会气氛的感受。”[14]前一种定义是广义上的安全感，包括食品、环境、财产、信息、社会治安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安全状况在民众心理形成的总体安全感知。后一种安全感主要指向社会治安领域，与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恐惧、不安和焦虑等相联系，是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

犯罪学视角下的安全感作为西方安全感研究的重要主题，是指这种和犯罪相关联的狭义的安全感，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而受到关注。西方学术界对不安全感的表述较多地使用“fear of crime”，即对犯罪的恐惧。由此，安全感被定义为“对周边环境中犯罪评价后的焦虑”[15]“面对犯罪迹象的消极情绪反应”[16]“对正常秩序和社会控制下降的一种反应”[17]等。可以看出，犯罪学视角下的安全感研究大多围绕着犯罪而展开，或从犯罪对人们的危害来讨论安全感与社区[18]、安全感与地域、安全感与群体等，或从犯罪引发的恐惧讨论安全感的心理机制，或从被害人角度讨论安全感受到犯罪侵害后的心理损伤和行为倾向等。

国内学术界对犯罪学视角下安全感的研究始于1988年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进行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实证调查。该调查认为“公众安全感是指公民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对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不法侵害和保护程度的一种综合心态反映”[19]。与西方的安全感概念重点指向对犯罪的恐惧不同，该调查所界定的安全感不仅包含对犯罪的恐惧，还指公众对包括违法犯罪在内的与社会治安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综合心理反应。这一概念为后续研究者理解犯罪学视角下的安全感奠定了基础。此后，学界围绕安全感评价指标的发展[20]，农村居民[21]、女性[22]等不同群体的安全感进行了实证调查，警民信任[23]、城市建成环境[24]等因素对安全感的影响等展开了讨论。

（三）安全感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社会学视角下的安全感是一个广义的综合性概念，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理论为主要代表，从自反性现代化角度揭示了风险的结构性来源，描绘了一幅不安全的人类生存图景。风险是现代性的副产品，是技术-经济快速扩张和人类对自然高度侵占的后果，人类在用技术发展的钥匙带来滚滚财富的同时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拉开了风险社会的帷幕。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可以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25]7如果说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与平等的理念相关联，风险社会的动力基础则是安全。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意味着“不安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取代了“不平等”社会的价值体系，人们由极力获取“好”（财富和机会）转变为极力避免“坏”（危险和伤害）。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归结为：我饿！风险社会所触发的运动可以表述为：我怕！[25]48安全成为风险社会的稀缺资源。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分配逻辑与财富分配逻辑存在着系统差别，尽管风险的分配仍然依附着阶级，但是财富在阶级顶层聚集，风险在底层聚集。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颠倒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是这还不是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是风险的全球化。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危险已经脱离了其诞生的场所，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危险的普世主义最终形成了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消解了财富、阶级、种族等一切差别，无论是风险的制造者、风险的受益者还是风险的受害者，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难逃风险的侵害，最终全球风险向所有人展现了其平等化效应的强大威力。如何遏制风险？乌尔里希·贝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必须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开放”[26]，即通过扩大亚政治的影响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来促进政策过程中的协商、参与、谈判、重新解释和可能的抵抗，共同织就一张真正的民主之网。

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学视角下的安全感研究基本是在风险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这类研究成果分为两类：一是对网络安全感、食品安全感等不同领域安全感的研究。卢家银以青年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互联网治理调查（CIGS）的数据发现，安全保护行为、公共事务参与、网络行政治理、媒体使用、经济收入和地域因素对其网络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7]60-67马亮用38座城市的数据揭示了媒体报道对食品安全感的强影响。[28]二是对风险社会下总体安全感的研究。王俊秀用2006年“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城乡、性别、年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对总体安全感的显著影响。[29]总体而言，这一视角下的安全感研究起步较晚，后续研究空间较大。

本文的安全感是社会学视角下的广义的安全感，基于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重点讨论在社会矛盾发生、博弈和解决过程中的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支持、公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对民众总体安全感的影响，以期探寻民众安全感的提升路径。

二、研究假设

从灾难性事件侵害后果的角度研究安全感是安全感研究的传统视角之一。学者们充分注意到，灾难不仅会给人们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还会给心理留下后遗症。[30]个人受害经历是安全感很强的预测指标，[31]亲身经历了违法犯罪者的侵害或目睹他人受到侵害是不安全感产生的重要原因。[32]在风险社会中，除了传统研究所关注的犯罪外，火灾、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食品污染、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健康损伤，失业、劳资冲突、征地拆迁等各类矛盾中的利益受损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宋宝安基于吉林的数据证实，利益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全感最主要的因素。[33]总体而言，“对巨大事故或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向性，强化了风险认知”。[34]基于此，提出假设1：矛盾遭遇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矛盾遭遇越多，安全感越低。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可控制、可预料是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布列茨（Blaze）认为，“安全感背后隐藏着‘控制这种感觉”[35]，“安全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7]698-699。因此，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可辨的是“发疯似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4]49。对于遭遇矛盾的人们而言，如果整个事态是可控的，朝着本人预期的方向发展，并且得到了预料之中的结果，就会产生较强的控制感和能力感，对未来的确定性增强，安全感就会比较高。因此，提出假设2：与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民众相比，矛盾得到解决的民众的安全感更高。

大量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陷入困境的人们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个人、组织、社区、国家等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物质援助、情感声援，就能有效地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紧张的精神状态，增强社会适应能力。[36]以血緣、亲缘、业缘、地缘为纽带的非正式支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支持力量。即便在传统家族日渐式微的当下，非正式支持对于个体有效走出困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假设3：非正式支持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正相关，非正式支持度越高，民众的安全感越高。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支持系统越来越完善，加之传统支持力量在现代社会支持结构中逐渐减弱，以国家和各类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正式支持越来越成为个体摆脱困境的重要支持力量。人们在遭遇困境时也越来越多地去寻求正式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帮助。因此，提出假设4：正式支持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正相关，正式支持度越高，民众的安全感越高。

由于社会矛盾影响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公众参与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纳入社会矛盾决策的诸多环节中，成为解决和遏制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还能够推动个人负责任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提升政策的可接受性，尤其是能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实质参与，能有效提升个人对自己生活的确定性，提升单个公民的社会归属感。[37]既有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对青年人群的网络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7]60-67因此，提出假设5：公众参与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正相关，公众参与度越高，民众的安全感越高。

“浓缩的现代化过程”使中国社会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其中主要面临的是信任风险[2]44-55。信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当前矛盾频发的原因，也是矛盾频发的后果。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特性，“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38]23，在现代社会中系统信任与传统的人际信任并存，它们“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38]80。“内在可信任性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38]83，对抽象体系而言，这意味着对其专业知识持怀疑或明显的否定态度;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怀疑或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体现出的诚实性，其结果是“在心中注入了以伤害、困惑、背叛、疑虑和敌意等形式体现的存在性焦虑”[38]86。鉴于现代政府系统是抽象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提出假设6：政府信任与民众安全感显著正相关，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民众安全感越高。假设7：人际信任与民众安全感显著正相关，人际信任水平越高，民众安全感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1）课题组于2016年1—4月在江苏南京、安徽合肥、四川宜宾、湖北恩施、湖南长沙、广东广州、陕西西安、黑龙江哈尔滨、云南昆明九省九市进行的“社会矛盾问卷调查”。每个调查点发放问卷200份，城乡比例为3：2。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和定距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即依据各地行政区划先随机抽取3个县（区）;再在抽中的每个县（区）中随机抽取2个街道（乡镇）;然后从抽中的每个街道（乡镇）中随机各抽取1个社区（村），兼顾社区类型的差异（主要是经济条件的差异）;最后，在每个社区（村）中按总户数和问卷数量等距抽样确定调查户，每一户的后一户为备选调查户，如果此备选调查户因各种原因无法参与调查，则调查下一户，依次往下。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调查的形式，实际回收问卷1838份，有效问卷1717份，回收率93.42%。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二）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测量了食品、生态环境、总体经济形势、社会治安、个人信息、财产、职业稳定七个方面的安全感。每个变量的选项按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设计为5个等级，分别是“不安全”“不太安全”“一般”“比较安全”“安全”，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这七个变量为定序变量，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7。运用主成分法对七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3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提取一个公因子，为“安全感因子”，七个变量的因子负荷分别为0.653、0.727、0.736、0.726、0.714、0.757和0.604，此变量为连续变量。

2.自变量。

（1）矛盾遭遇变量。矛盾遭遇变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遭遇过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社会保障、就业失业、官员贪腐、医患矛盾、子女教育问题、司法公平、历史遗留矛盾、社会治安、国有（集体）资产处置、国企改制、城市综合治理、干部民主选举、干群关系、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共19项社会矛盾纠纷（有=1，无=0）来测量被调查者社会矛盾的遭遇情况。将每位被调查者对每一项社会矛盾遭遇情况的选择得分相加，生成一个取值在0—19之间的矛盾遭遇的新变量，取值越大说明被调查者遭遇到的社会矛盾越多。

（2）矛盾解决。问卷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最近一次您和您家人所遭遇的矛盾是否得到解决”？选项分别是“是”和“否”（1=是，2=否），以此来测量被调查者遭遇矛盾得到解决的情况，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3）社会支持变量。社会支持分为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是指通过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以及私人关系获得的支持，该变量通过询问被调查者遭遇社会矛盾时是否得到过亲朋好友、熟人老乡的支持而获得，是一个二分类变量，以哑变量形式纳入模型;正式支持是指由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市场提供的支持。该变量是将遭遇矛盾时“是否获得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媒体、律师、记者等）支持”“是否获得村（居）委会支持”“是否获得工作单位支持”（是=1，否=0）三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获得。

（4）公众参与变量。本研究的公众参与变量是对“您参与过村（居）委会民主选举吗”“您参与过村（居）委会行为监督吗”“您参与过政府公开征求意见或调查活动吗”“您参与过民意听证会吗”“您参与过社区、单位的矛盾调解吗”（是=1，否=0）五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获得。

（5）信任变量。本研究在问卷中分别询问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级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的信任程度，对这五个五分类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一個公因子作为政府信任变量。人际信任变量是通过询问“您相信周围的人吗”而获得，这是一个五分类变量，以哑变量形式纳入模型。

（6）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户籍、居住社区、地区、教育程度、单位性质、收入、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主观社会阶层。年龄是被访者的实际年龄，为连续变量。性别为二分类变量，“1=男、2=女”。婚姻变量为“1=在婚（有配偶）、2=非在婚（无配偶）（包括未婚、同居、离婚、丧偶）”。户籍变量重新编码为“1=农村户籍、2=非农村户籍”。居住社区为“1=农村社区、2=城市社区”。地区重新编码为三分类变量，“1=西部（云南昆明、四川宜宾和陕西西安）、2=中部（黑龙江哈尔滨、湖北恩施、湖南长沙、安徽合肥）、3=东部地区（江苏南京和广东广州）”。教育程度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单位性质是“1=体制内、2=非体制内”。收入以“个人上月总收入”为测量标准，重新编码为四分类变量：“1=低收入（2000元以下）、2=中低收入（2001—4000元）、3=中等收入（4001—7000元）、4=中高以上收入（包括7001元以上）”。政治面貌为“1=共产党员、2=非共产党员”。宗教信仰为“1=有、2=无”。主观社会地位编码为“1=底层、2=中下层、3=中层、4=中上及上层”。

（三）模型

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模型来考察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纳入模型，模型一仅引入控制变量，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到模型六分别在前一个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引入矛盾遭遇变量、矛盾解决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社会支持变量、公众参与变量、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信任变量。模型七显示了删除没有统计学意义的矛盾解决变量和两个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状况。

四、研究发现

（一）不同领域的安全感状况

从表2可知，各领域安全感水平总体偏低，食品、生态环境、个人信息和经济形势四个领域的安全感水平均低于中间值3，处于一般和不太安全之间;财产、治安以及职业三领域的安全感略高于中间值3，处于一般和比较安全之间。为了检验各领域安全感均值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对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进行了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0.001）。齐性子集的分析给出了两两比较信息，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被分为5个子集，财产安全感最高，其次是治安状况安全感和职业安全感，再次是经济形势安全感和个人信息安全感，第四是生态环境安全感，最低的是食品安全感，形成了不同领域安全感的阶梯分布格局。

（二）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状况

表3中模型二的结果表明，矛盾遭遇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负相关，即矛盾遭遇越多，安全感越低。这种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在模型三到模型七的五个模型中持续保持稳定。假设1得以验证。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引入了矛盾解决变量后显示，矛盾解决变量与民众的安全感不相关，即矛盾的解决与否并不影响民众的安全感。校正的R方减少，说明矛盾解决变量对因变量安全感的解释力较低，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有研究者在探讨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治安领域的安全感）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体社会安全感有显著影响，表现为个体的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获得的实际帮助越多时，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39]但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验证。模型四显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变量对民众的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即在社会矛盾的语境下，无论是亲戚朋友、熟人老乡的支持还是社会力量、村委会、工作单位的支持并不能有效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假设3和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

模型五增加了公众参与变量后显示，公众参与变量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正相关，即公众参与度越高，民众的安全感越高。但在引入了“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变量后，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影响的显著性消失了（模型六）。在剔除无统计学意义的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后，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影响的显著性重新出现（模型七），但与模型四相比，其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综合来看，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的显著影响是存在的，假设5得以验证。如果结合已有的“公众参与显著促进政府信任”[40]的研究结论，也许可以初步假设，“政府信任”是“公众参与”与“安全感”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当然这一影响路径还有待后续研究做进一步的验证。

模型六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即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安全感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安全感也越高。从模型六和模型七的比较来看，无论是否剔除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政府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都非常稳定。而在剔除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后，人际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显著性水平明显地提升。假设6和假设7得以验证。

（三）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状况

就控制变量来说，模型一到模型六显示，年龄与安全感显著正相关，年龄越长安全感越高;在婚人士的安全感显著低于非在婚人士;农村户籍居民的安全感高于非农村户籍居民，居住于农村社区的居民安全感高于居住于城市社区的居民;教育程度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负相关，教育年限越长，安全感越低。在模型一中，性别对民众的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但模型七显示性别显著影响安全感，男性的安全感显著高于女性。模型一到模型六显示，地区变量对安全感有显著影响，中部地区居民的安全感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但在模型七中，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安全感的差异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安全感有显著差异，即西部地区居民的安全感显著低于东部地区。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九省九市的数据，讨论在社会矛盾的背景下民众安全感的现状以及矛盾的发生、解决、社会支持、公众参与、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在安全感阶梯分布中食品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感现状堪忧

人们对于不同领域的安全现状有不同的感知，从而形成了不同领域安全感的阶梯分布。处于这一梯度分布格局最底端的是食品安全感和生态环境安全感。显然，人们对食品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有着更迫切的需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生理需求作为人类需求层次的起始端，只有在满足了这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安全需求。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大幅提升，人们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安全需求随之出现。结果显示，在安全需求中如食品、空气、水等属于基本生理需求上的安全需求最强烈。事实上，食品匮乏和食品污染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并没有本质不同，也因此，民众对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尤为敏感，所以与食品和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社会矛盾多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幸福感是核心和目标，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前提。未来的中国要营造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大环境应首先以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为重点，下决心、下狠心、下大力气从政策、制度、体制、标准等各方面打造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大环境，如此，才能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安全感。

（二）矛盾遭遇對安全感有决定性的负向影响，且不因矛盾解决和社会支持而缓解

在既有研究中用同样的九省九市数据讨论矛盾遭遇和矛盾解决对司法信任的影响时发现，显著影响司法信任的是矛盾解决，而不是矛盾遭遇[41]。安全感却与此相反，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的是矛盾遭遇，而不是矛盾解决，也不是来自外部的各种社会支持。换句话说，只要遭遇到矛盾就能显著降低民众的安全感，不管这一矛盾是否得到了解决，也不管在遭遇矛盾的过程中是否获得外部社会支持。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在最本源的意义上，与个人经历密切有关。处于矛盾和冲突中的人们面临着利益受损、健康受损，或者尊严受损，这些不愉快的个体经历直接引起恐惧、愤怒、焦虑，这是影响民众安全感最直接的路径，且这种影响并不因后续的一些挽救措施（解决矛盾和给予支持）而有所缓解。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尽管妥善解决已发生的矛盾对缓解社会压力、提升政府信任非常重要，但从提高民众安全感的角度说，防患于未然是根本，即大力扭转“轻事前预防，重事后处置”的思维，从根本上树立矛盾预防观念，将社会治理前移至矛盾未形成之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社会协同预防的合力，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预防矛盾从无到有;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率，预防矛盾从小到大;缩小矛盾的涉及范围，降低矛盾强度。着力降低民众的矛盾遭遇率是提高安全感的一个有效且直接的途径。

（三）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能够大幅度且稳定地提升安全感

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安全感影响强度最大，显著性水平最高。精神分析心理学从儿童早期经历分析焦虑的理论路径中就隐含了“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信任是儿童安全感源头”的观点。因为“信任是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42]，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不安全感。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境遇下，除了传统人际信任外，高水平的政府信任也是人们摆脱焦虑和恐惧的主要情感支撑。乌尔里希·贝克在谈到中国社会风险时认为，城市容纳、不平衡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是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主要部分是信任风险。[2]44-55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正处于变革之中，传统的人际信任随着传统家族家庭结构的变迁日渐衰微，现代化的系统信任还未能完全形成，这导致社会信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信任缺失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本身就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同时还与其他矛盾相互交织，激化社会矛盾，阻碍社会矛盾的顺利解决。“信任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38]106在这个自我开放的过程中，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全力促进人际信任和以政府信任为代表的系统信任是提高民众安全感的另一个有效且直接的途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一项横向研究，不能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虽然数据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安全感有显著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并不能确定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是因、安全感是果。不能就此推断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安全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要明确探求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后续基于不同时间节点数据的纵向研究。

参考文献：

[1]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M].李伯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65.

[2]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3]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A.H.Maslow，Elisa Hirsh，Marcella Stein，Irma Honigmann.A Clinically Derived Test for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J].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2，33（1）：21-41.

[6]沈学武，赵长银，顾克健，黄振英，段泉泉，耿德勤.神经症不安全感心理特点初步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9（2）：193-194.

[7]安莉娟，丛中.安全感研究述评[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6）：698-699.

[8]曹中平，黄月胜，杨元花.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在初中生中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2）：171-173.

[9]丛中，安莉娟.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2）：97-99.

[10]刁静，黄佳，刘璐.上海市重点大学学生心理安全感的调查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3（2）：86-88.

[11]黄月胜，郑希付，万晓红.初中留守儿童的安全感、行为问题及其关系的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0（3）：82-87.

[12]李晓玉，高冬东，乔红晓.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的结构探索及问卷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1）：104-108.

[13]凌斌，段锦云，朱月龙.工作场所中的心理安全：概念构思、影响因素和结果[J].心理科学进展，2010（10）：1580-1589.

[14]吴宗宪.法律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8.

[15]James Garofalo.The fear of crime：causes and consequences[J].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1981，72（2）：839-857.

[16]Kenneth F.Ferraro，Randy L.Grange.The measurement of fear of crime[J].Sociological Inquiry，1987，57（1）：70-97.

[17]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编著.你感觉安全吗？[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8.

[18]Lisa Wood，Tya Shannon，Max Bulsara，et al.The anatomy of the safe and social suburb：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social capital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safety[J].Health & Place，2008，14（1）：15-31.

[19]王智民.我国青少年安全感现状浅析[J].青年研究，1989（10）：11-17.

[20]林荫茂.公众安全感及指标体系的建构[J].社会科学，2007（7）：61-68.

[21]谢娅婷，靳小怡，杜海峰.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32-139.

[22]王智民.我国女性群体安全感比较分析[J].犯罪与改造研究，1992（1）：49-54.

[23]邹湘江，齐永鑫.警民信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影响——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3-130.

[24]张延吉，秦波，朱春武.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J].地理学报，2019（2）：238-252.

[2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26]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8-231，246.

[27]卢家银.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网络安全感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5）：60-67.

[28]马亮.新闻媒体披露与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中国大城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9）：70-77.

[29]王俊秀.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J].社会，2008（4）：206-221.

[30]Erich Lindemann.Symptomatology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Grief[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44，101（2）：141-148.

[31]Richard A.Sundeen，James T.Mathieu.The fear of crime and its consequences Among elderly in three urban communities[J].The Gerontologist，1976，16（03）：211-219.

[32]王大為，张潘仕，王俊秀.中国居民社会安全感调查[J].统计研究，2002（9）：23-29.

[33]宋宝安，王一.利益均衡机制与社会安全——基于吉林省城乡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0（3）：106-112.

[34]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M].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88.

[35]姚本先.整合视角下安全感概念的探究[J].江淮论坛，2011（5）：149-153.

[36]赵凤.社会支持与健康——一个系统性回顾[J].西北人口，2018（5）：21-29.

[37]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24-26.

[3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9]谢娅婷.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4（5）：173-176.

[40]芮国强，宋典.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批判性公民”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5（4）：219-226，239.

[41]朱志玲.社会矛盾视野下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九省九市数据的实证研究[J].长白学刊，2017（4）：78-87.

[4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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