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要义

褚国建

(浙江省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310012)

2002年11月21日至2007年3月25日，***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省委作出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四位一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实现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谋划和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为新世纪以来浙江法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行动指南，同时也为新时代***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是***同志在领导和推进浙江法治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工作，1996年即提出“依法治省”的目标和任务，2000年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2002年***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以来，法治建设始终是“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实践载体，浙江现代化“四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省委不断深化依法治省、推进浙江法治建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关于法治建设的论述逐步展开。2003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决策部署，法治建设与信用浙江建设、机关效能建设一起被确定为进一步发挥浙江软环境优势的主要举措，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营造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治环境”。2004年省委十一届六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平安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创造“四个环境”的重点内容和维护“六个安全”的工作要求，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省是维护“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同年，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2006年4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表明浙江在“十一五”开局之年率先吹响建设法治浙江的号角，标志着***“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进入发展成熟阶段。

***“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可由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其直接渊源而言，主要体现于***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所作的重要讲话、批示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中，其核心观点已收录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五章和《之江新语》相关篇章(1)《之江新语》直接涉及“法治浙江”建设的内容共7篇，其标题分别为“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除此以外，其余篇章比如“坚持科学维权观”“建法治安村”“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亦有相关论述，参见***：《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根据浙江党史文献部门的权威统计，***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有关“法治浙江”建设的文献总计52篇，其中公开发表在《求是》《人民日报》《浙江日报》《今日浙江》等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有16篇(2)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推进“法治浙江建设”重要文献选编》，内部刊印。。另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查询，获得相关文献有95篇，其中有大量关于民主法治建设的论述。就把握其理论全貌而言，可以2002年纪念现行宪法实施20周年讲话为开篇[1]，以在浙江工作期间代表省委所作全委会报告为核心文献(3)***：《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证》(2006年4月25日)，相关内容参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浙江”建设 》，《法制日报》2006年6月18日第1版。，以前往法治部门调研、出席会议讲话为重点补充，以2006年《中国人大》公开文章为收尾[2]，基本可涵盖其核心内容。

就其间接理论渊源而言，国内学者已有的关于当年浙江法治建设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理解把握其思想的重要参考(4)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按篇名“法治浙江”进行的检索，截至2020年9月30日，相关文章共计223篇，其中，直接涉及***“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文章共5篇，具体参见徐邦友：《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法治建设的心路历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第1期；何显明、陈柳裕：《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浙江日报》2018年7月22日理论版；陈柳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浙江的萌发脉络》，《理论导报》2018年第7期；钱弘道：《“法治浙江”:***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桂海论丛》2015年第6期；王东京：《***法治思想脉络: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理论导报》2015年第4期。。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综述性介绍、政治性解读和学理性分析。综述性介绍是研究整理与“法治浙江”决策实施过程相关的文献资料、重要事件和经验成就，具有纪实性和宣传性的特点，以厉佛灯和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成果最具代表性[3]，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史料和权威数据。政治性解读主要是党政干部依据正式文件并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撰写的理论文章，是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体现，其中尤以当年法治部门领导的研究成果最具权威性与时效性[4-10]，从中可以把握当时决策的现实背景和政治考量。学理性分析主要是学者运用法治一般理论结合浙江具体实践进行的学术研究，此类成果的积累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注重由地方法治的特殊性议题阐发“法治浙江”建设的创新性价值[11-14]；新时代以来则更注重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发展脉络阐发其理论的内在延续性和发展创新性[15]，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思想溯源研究。

二、***“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是否已经形成理论体系是判断一种思想理论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准，而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次展开、逐步深入的过程，其自身的成熟度可由理论层次的清晰、严谨和核心观点的自洽、创新两个维度加以考察，最终，一个科学的理论必然要在自身理论体系的成熟度和理论之于实践的影响性上展现其价值。本研究对***“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分析主要围绕其理论层次和核心观点两个层次展开，从而揭示其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与***法治思想的相互关联问题。

(一)理论层次

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法治思想可由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立场出发，根据党对法治的基本理论认知和党领导法治的三种方式，区分四个理论层次、十二大核心观点[16]，这是一种兼顾政治逻辑和学理自洽要求的研究考量。而***“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层次则更适宜用现实实践的政治逻辑进行提炼，这是由它作为一种地方法治建设思想的理论定位(即主要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结合地方实际推进创新实践提供思想指引)和当时理论观点发展的客观状态所决定的，同时亦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实践发展中呈现出的理论升华脉络。

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研究、决策和部署落实一项重要工作的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会围绕这项工作的现实形势、理论内涵、核心理念、发展战略、实践关系、政治要求、未来愿景等问题展开论述。其中，除了关于现实形势的论述主要是一种事实分析外，理论内涵(主要涉及基本概念、重大意义等)、核心理念(主要阐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发展战略(主要讨论战略地位、目标任务、工作格局、实现路径等)、实践关系(主要涉及需要处理好的各种关系)、政治要求(主要涉及组织保障、队伍建设等)、未来愿景(主要涉及远期目标、理想图景)等议题均具有鲜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是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基本关注点[17]。同时，领导人所处的政治层级决定了其所能发挥的理论议题创设和理论观点创新的基本空间。因此，就准确把握***“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要义而言，理论内涵、核心理念、发展战略、实践关系、政治要求、未来愿景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方面，由此出发考察其理论层次和核心观点，可以更好地展现其思想的体系性和创新性特点。具体而言，***“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观点可提炼为民主法治论、法治为民论、环境优势论/“四位一体”论、法治社会论、系统工程论、基层基础论、统筹兼顾论、党的领导论、法治能力论、法治文化论等。

(二)核心观点

1.民主法治论。民主法治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表明理论内涵的核心观点。他多次强调，“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推进我省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全面纳入法治化的轨道”[18]。同时，在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的浙江“四位一体”提前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中，“法治浙江”建设亦被定位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载体。民主法治论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经典观点之一，又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核心政治共识(5)就前者而言，社会主义法治自始即突出保障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立场，与资本主义法治强调个体自由和竞争效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新时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政治共识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新中国前期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意义，强调必须扩大民主、健全法制，推动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这一核心理论内涵被我党历届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认为，“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在坚持国家各项制度的前提下，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公民的民主既能够在具体的制度上得到保障，又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逐步扩大”[18]，体现了对法治建设之民主内涵的深刻认知。

2.法治为民论。法治为民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法治理念的核心观点。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重要政治要求。***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浙江”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五方面要求。就其关于法治理念的整体论述而言，法治为民论可以说是最能反映他个人观点创新的方面。他强调，“法以民为本，法为民所立”“法治浙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思想，从群众最关心的具体事项入手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法治为民的要求，保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8]。就“法治浙江”的实践展开而言，又可进一步由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大力发展民生事业、扩大民主政治和维护和谐稳定(民安)四个维度把握其具体决策部署，法治为民论为法治浙江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念支撑。

3.环境优势论/“四位一体”论。环境优势论和“四位一体”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有关战略定位(地位)的核心观点，是运用“八八战略”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方法谋划浙江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他认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就是发展环境的竞争，环境就是竞争力”“……主要是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硬环境’和包括政策、服务、金融、社会信用和法治建设等在内的‘软环境’”[18]。“法治浙江”作为增强环境优势的重要举措，增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作为谋划浙江法治建设的思维方法，体现了***“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底蕴。同时，“法治浙江”建设又构成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法治浙江”建设必须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统筹考虑、一体谋划，强调“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其中，“‘八八战略’‘平安浙江’和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建设‘法治浙江’创造基础和条件，建设‘法治浙江’为其他方面提供支持和保证”，四者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和科学发展的整体性[18]。“四位一体”和环境优势论体现了***同志善于从战略高度、全局视野谋划推动法治工作，为“法治浙江”建设厘定了战略地位、明确了战略定位。

4.法治社会论。法治社会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目标任务的核心观点，体现了坚持依法治国、法制统一和结合浙江实际、创新理论观点的有机统一。2004年10月，***在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就提出要“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努力建设办事有法可依、公民知法守礼、各方依法办事的法治社会”。2005年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上，他又强调要“大力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建设民主健全、法治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法治社会”。当年年末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这一概念，要求着力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2006年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正式明确了“法治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强调要紧紧围绕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扎实推进(6)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社会，使我省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国前列”。可见，法治社会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与“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起构成“法治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主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他善于结合地方法治建设实际提炼核心概念的深厚理论功底。

5.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战略格局和实现路径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依法治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多个环节”，强调“法治浙江建设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基础是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关键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办事，载体是基层依法治理”。关于立法工作，他提出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证立法工作的政治方向；立法要从实际出发，要为发展服务、要有地方特色、要为人民所用、要体现时代性；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要求，加快地方立法步伐，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稳定性与变动性、前瞻性与阶段性等重要关系等。关于依法行政，他认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关于公正司法，他提出要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规范司法行为和检察执法行为，增强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关于普法工作，他指出普法教育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作用，要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构建全方位的法制教育体系，建立完善法制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要突出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等等[18]。

6.基层基础论。基层基础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又一创新观点，是在战略格局和实现路径问题上对系统工程论的重要补充。2006年2月8日，***在余杭调研时强调:基层法治建设是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把基础放在基层、重点放在基层、关爱送到基层，从基层扎扎实实抓起。他认为，基层依法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用法治的理念来处理各方面工作。他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发展民主政治；要加强社会治理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非常重视抓法治基础工作，尤其是高度注重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他科学概括了“枫桥经验”的五个特点，即“坚持统筹发展，治本抓源；坚持依法治省，以德治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同时，又提出创新“枫桥经验”要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着眼于工作大局，在统筹发展中丰富新内涵；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必须相信依靠群众，在执政为民中践行根本宗旨；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在完善制度中实现长治久安”[19]。

7.统筹兼顾论。统筹兼顾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有关正确把握法治实践关系的核心观点，是在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党的思想领导的重要体现。他在多个场合提出了需要在“法治浙江”实践中注意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并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比如关于国家法制统一和地方具体实践的关系上，强调既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推进地方法治建设，同时又要努力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客观需要，在法治建设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关于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强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推动法治建设就是要“反映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要“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实施监督，……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关于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强调“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出“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坚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等等[20]。正是因为当年***十分注意要求统筹兼顾好这些重大法治实践关系，才能为“法治浙江”建设统一思想认识，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8.党的领导论。党的领导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政治要求问题的核心观点，是贯穿其重要论述始终的一条政治主线，是推进浙江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他一方面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认为“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建设法治浙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加强党的领导、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法治浙江’建设的全过程”[21]。***不仅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纳入党委工作全局，同时又多次就党领导法治的工作方法作了深刻揭示，特别是2006年在省委“法治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他强调“要突出抓重点，着力提高各级党组织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公正司法，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突出抓机制，建立健全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的工作机制，任务明确、分级负责的组织实施机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机制，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支持、监督和保障机制，以及考评、激励机制。要突出抓合力，明确部门职责，加强部门协作，统筹做好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9.法治能力论。法治能力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有关干部和公民法治要求的核心观点，同时也体现了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组织领导的基本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着力提升法治能力的全新要求，提出“法治浙江”建设要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法办事、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学法、懂法、用法，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法、秉公执法。他强调，要提高社会各方面人员依法维权、依法处置矛盾纠纷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社会风尚。要教育引导群众依法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权工作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要坚持依法办事，把维权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而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都提出了明确的法治能力提升要求。

10.法治文化论。法治文化论是***“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有关法治未来愿景的核心观点，反映出他对于法治的文化深层结构具有敏锐而深刻的认知。一般认为，法治具有多维表现形态，我们只有通过理念、制度、组织多视域地观察才能完整地把握其内涵。***认为，“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提出“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的科学论断[22]。同时，他又强调，法治浙江建设必须弘扬法治文化，要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日常行为当中，从而为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形成全社会法治风尚[23]。法治文化论实质上蕴含着关于法治理想图景的思想内涵，法治建设不仅是一个追求制度体系完善和制度有效实施的过程，更是一种制度内含的文化价值被社会成员不断认同，并逐步内化深化为一种全民法治信仰的过程，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三、***“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升华

***“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产生于谋划和推进浙江法治建设的历史实践之中，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严谨的理论体系特征。***在浙江工作的五年，我省持续深入推进依法治省，全面开启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历史新征程。全省上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推动我省法治建设在党委依法执政、政权机关依法履职、干部群众依法办事、全社会法治化水平提升等各个方面，在人民民主、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律服务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实践进展，有效保障了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推动浙江法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进入新时代，***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不断深化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系统思考，逐步形成了***法治思想。***“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为***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从更高的站位、以更宽的视野、用更新的理念实现了一次系统的理论升华，所呈现的理论层次更为清晰，所表达的核心观点更为均衡，所产生的实践影响更为深远，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行动指南。

(一)在理论内涵上实现了从民主法治论向治理法治论的理论升华

***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史上第一位主要运用“治理”的概念和理念来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政治领袖。进入新时代以来，***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主题，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观点，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12]，系统阐发了法治与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凸显了法治的治理论内涵。这与新时代之前我们党主要由民主的视角和政治建设的范畴定义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内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视野和工作格局，深化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内涵的认知。2017年以来，无论是党的十九大系统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基本方略，还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步走”“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全面依法治国均作为独立的理论条目单列出来，确立了治理法治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在核心理念上实现了从法治为民论向人民中心论的理论升华

***法治思想最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理念主张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他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要求，比如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引导公民既要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要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立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等等[24]。从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突出法治为民的价值导向，到新时代以来全面系统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哲学价值论和实践方法论，体现了***关于法治建设之核心理念的理论升华。

(三)在发展战略上实现了地位目标格局路径的全面理论升华

***法治思想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的内容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新时代的形势发展要求，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全新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全面深化了“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法治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首先，在战略地位上，由“四位一体”论发展为“四个全面”论。***法治思想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这与“法治浙江”建设时期“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有论证方法上的一致性，又极大地拉高抬升了法治的战略地位。其次，在战略目标任务上，由法治社会论发展为法治体系论。***法治思想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抓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极大深化了“法治浙江”建设时期关于推进“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任务认知。最后，在战略格局和实现路径上实现了由系统工程论向“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论的发展。***法治思想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协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与“法治浙江”建设时期强调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协调推进立法、行政、司法、普法等各项工作，同时又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工作，既有精神上的契合延续，又有外延上的要素拓展。

(四)在实践关系上实现了由外部关系论向综合关系论的理论升华

***法治思想一方面重申了我们党在处理民主和法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和谐社会与法治等重大实践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又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若干新的重大实践关系命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处理改革与法治、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等关系的深刻论述。***“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法治实践关系的论述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法治精神、加强“法治浙江”的思想领导的重要体现，主要是从依法治国工作与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外部关系和凸显法治相对于中心工作的外部价值视角进行的理论论证。新时代以来***关于法治实践关系的论述则主要着眼于阐明法治建设的内在关系和内在价值问题，比如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回答了法治建设的动力和素材来源问题，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深化改革以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将改革成果固化提升为制度，从而为法治提供动力支撑和素材来源等等，既有力回应了世界各国法治建设中都需要面临的动力机制、领导力量、价值认同等普遍性问题，又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改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立场和观点，开拓了理论的新境界。

(五)在法治要求上实现了由法治能力论向法治思维论的理论升华

***法治思想中有关落实法治的政治要求论述是非常全面的。对各级党员干部，他提出了不断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要求，同时强调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四个模范”。对各级党委，他提出了“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全面要求，尤其“支持司法”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最新的政治要求。对各级政权机关，他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新要求，对新时期以来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作了新的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中主要突出党员干部的法治能力和公民的法治素养要求相比，新时代的要求有了内容上的重大发展。就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而言，***法治思想提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全过程”的系统观点，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大法大的伪命题，解决好权大法大的真命题”[24]，这与“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相关要求既一脉相承，又更加丰富深刻。

(六)在未来愿景上实现了由法治文化论向治理效能论的理论升华

***法治思想不仅系统谋划了我国推进治理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发展步骤，明确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全面依法治国远期目标，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定型，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能力”的理想图景，将全面依法治国与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紧密关联起来，为中国人民奋力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坚定了信念、增强了信心。这与“法治浙江”建设时期作为地方法治建设必须与中央保持同步，因而主要用法治文化论来展现浙江法治社会建设的未来愿景形成了一定区别，同时也对新时代之前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主要强调“坚持、发展和完善”的理论观点实现了重大发展，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新方位。

综上所述，***“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是地方法治建设中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结合地区实际的成功实践范例，为浙江法治建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同时，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实践发展，体现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全面升华理论观点的不懈追求，为***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