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中国形象建构的类型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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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和谐中国形象建构的类型与路径

程勇,周佼,叶伟斐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和谐中国形象建构是当代中国主导文化建设的主题,其根本内涵是对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审美建构,是体现着中国国家转型内在要求的诗性叙事。具体表现为和谐乡村形象、和谐家庭形象、和谐基层形象的建构,而在文化逻辑、符号表意系统、叙事策略诸方面都呈现出新质,不仅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再生产,当其从审美想象、诗性叙事转化为对现实的认知与实践的行为,也就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重建。

和谐中国；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和谐底层；民族国家认同

在民族国家认同视域中,红色记忆叙事与和谐中国形象的建构,是当代中国主导文化建设的两条线索。如果说红色记忆叙事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的宏大背景中,建构了红色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赋予普遍性意义,那么,和谐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就是在后冷战、多元现代性的世界格局中,将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提升为普遍性。这意味着,从“红色中国”到“和谐中国”,既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感知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也是作为对不同时代问题的文化与审美的解决方式的中国想象,呈现为前后相续、彼此相关的历史与逻辑环节,而绝非对立、断裂的关系。相较而言,红色中国形象的建构是以合法性为关键词,而在历时维度展开的中国的族群、制度、文化的认同建构；和谐中国的形象建构则是以优越性为关键词,而在共时维度进行的中国的族群、制度、文化的认同建构。

一、和谐中国的表象与意义

从现实基础看,和谐中国形象是对和谐社会的审美建构,而和谐社会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转型。大致说来,自1978年中国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经过近40年的探索发展,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再游离于世界体系与全球文明之外。“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做一个依凭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诸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等概念已成为中国的新身份标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命题亦成为中国的自我意识,而一个历史与文化传统底蕴深厚而又充满现代活力的中国形象,正愈益广泛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正是在国家身份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而经过十几年的推进,和谐社会正在从一种美好的政治愿景变为现实。用审美的手段诠释和谐社会的概念,论证其合法性与优越性,讲述中国故事,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与参与热情,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也就被提上主导文化建设的议程。

从文化理念看,和谐中国形象是对和谐文化的审美建构,而和谐文化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大致说来,从传统意识形态向当代意识形态的转型,其基本方向是在全球化压力下,以坚持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前提,探索性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和谐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经过上下五千年的生成和发展,不但成为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同时已积淀成为东方文化类型或文化系统,产生了独特而又具有普遍价值的智慧结晶”[3]。以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谐文化的建设,用审美的手段诠释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内涵,论证其合法性与优越性,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向心力,也就清晰化为主导文化建设的主题。

这两个互为支撑的方面,织就了作为理念与愿景的和谐中国的表象与意义,决定了和谐中国形象建构的符号表征、叙事逻辑、文化境界、政治诉求。而在中国传统中,“和”的概念至少可细分为“人人之际”“天人之际”“身心之际”等层面与维度的和谐,因此之故,和谐中国形象建构,也就内在地要求在自然、社会、文化诸层面表现“和”的理念与实践,而这既是中华文明根柢、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开展,又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既体现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折射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绚丽的时代亮色。这样一种中国形象,当其从审美想象、诗性叙事转化为对现实的认知与实践的行为,从想象态、拟态化的生活图景和生活感觉,转化为模仿趋同的愿望,就会激发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对民族文化创造能力的自信心,激发起坚定维护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自觉信念,以及投身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热情。

似乎可以这样说,和谐中国形象的建构,既是认同“和为达道”“协和万邦”的中国智慧的归根想象,也是朝向实现“天下文明”“世界大同”的中国理想的盛世想象,从根本上说则是中国的国家转型要求的中国身份的自我定位。这也就使其必然地成为形塑与维护民族国家认同的主导文化建设的主题,而虽然要将其完美地落实在符号表意系统,以中国话语从事中国表达,创造具有中华民族传统风貌和审美魅力的中国形象,并不能一蹴而就,但以之为文化逻辑、意义生产导向机制,在主导文化的功能场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描述与分析的审美文化景观。

二、后乡土中国时代的和谐乡村形象建构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针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农村提出的概念,“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独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4]。中国的广袤国土上分布着众多零散的农村,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而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和农民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乃至牺牲。因此之故,在很长时间内,乡土中国的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的方式,也是中国理解自我的途径。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就不了解中国文明的根柢；不理解中国的农村,也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不熟悉中国的农民,也就不能把握中国人的性格。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支撑了古代中国的长期存在,以自我解放的勇气支撑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又在当代中国国家转型中扮演了改革先锋的角色。另一方面,它顽固的自我复制的生命习性,又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民主化社会的阻碍。

农村在中国国家存在与转型及其自我理解上的重要性,使其必然成为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维度。但对农村形象的审美文化建构,却因时代和建构者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形态：(1)对传统士大夫来说,它是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回归自然人性的诗意田园,躬耕陇亩意象的反复呈现,映射着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人生理想,虽然有时也会表现对农人辛劳的同情与慨叹；(2)在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的笔下,它既是残存中国人的脉脉温情和美好人性的记忆之地,也显露其落后、愚昧、凋敝、僵化的反现代性的面貌,这种自我矛盾的形象建构映射着转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3)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家的视野中,中国的乡村是孕育革命萌芽的肥沃土壤,一旦被植入革命、解放、阶级斗争的种子,就会激发巨大的能量,而山乡巨变又必然会对革命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这三种形象构成了理解乡土中国的多重维度,既触及其真实存在的面相,但更是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建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推进同步,用革命、解放、阶级斗争的观念与叙事框架建构农村与农民的形象,最终被确定为主导乃至唯一的方案,尽管也会在某些时期根据政策甚至政治运动的需要,强调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和谐解决。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农村逐渐进入一个后乡土中国的时代。这一方面指在经历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已基本解体；另一方面是指,在建设美丽中国、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整体框架内重建乡土社会,逐渐清晰化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从前一个方面发展出以反思、启蒙、怀旧为意义指向的乡土叙事,从后一个方面发展出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意义指向的乡土叙事,从而建构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象。大致说来,在大量的新农村影视作品中,和谐有三个维度的表现：一是在绿色农业经济理念引领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在共同富裕社会理念引领下的人与人的和谐；三是在乡风文明文化理念引领下的人与自我的和谐。更深层的则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这就是在和谐文化的框架内恢复传统道德、民族文化符号的生机,并将其展开于经济、社会、文化维度。

这样一个和谐乡村形象,既是对正在发生的中国农村巨变的艺术再现,更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理念与愿景的审美建构,而这一理念与愿景又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从叙事策略说,它并不回避矛盾,或者用某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承诺、某种堂皇话语掩盖矛盾,不再用阶级分析的解释框架看待矛盾,并通过重大事件的设置展示矛盾,而是用基于共享利益、生活理想、节庆礼俗、文化符号乃至血缘地缘的命运共同体概念,通过日常生活叙事表现矛盾的发生与化解,从而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注入时代内涵。与之相应,在叙事美学风格上,对于地域文化元素、民族文化元素、通俗文化元素、喜剧元素的大量、正面的运用,也呈现出多样化和谐的审美图景。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支撑起和谐农村形象的建构,不仅生动地诠释了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内涵,而且二者合力营造出的轻松愉快的审美氛围,对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受众而言也更具有召唤性,更易于创造指向民族与国家的想象性认同。

三、后革命时代的和谐家庭形象建构

对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建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家庭都是最基本、最基础的构成单位。而对中国、中国人而言,家庭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家庭、家族、宗族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演进中,可以说一直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形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社会道德,社会礼制,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以家庭伦理、家族伦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逐步向外扩展”[5]。这不仅造就了中国文化家国同构的文化规范,也孕育了中国人家国一体的文化心理,外现为“家国通喻”的审美原型或审美原则：“家族形象或家庭形象,也往往是更为庞大和繁复的国家形象,乃至整个文化形象的‘凝缩模式’”[6]。可以说,不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的特殊感情,亦即在对“家”的眷恋与守护中寄寓的对“国”乃至“天下”的情怀,也就不能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特质。

这也使得家庭形象的建构成为感知与想象中国的方法,或者也可以说,建构怎样的家庭以及扩大了的家族形象,也就象征性地表达了对于怎样的中国形象的建构。大致说来,在20世纪中国家庭形象序列中,有三种类型的建构思路：一是启蒙现代性的思路,这就是将中国家庭、家族与封建主义等一切阻滞中国现代转型的因素进行一体化叙述,因而不遗余力地展示其黑暗、阴险、腐朽、抵制进步、压制人性的面相；二是革命现代性的思路,这就是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将中国家庭、家族描述为出身与革命、血缘亲情与阶级感情相冲突、斗争的场所；三是反思现代性的思路,这就是针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病,正面展示中国家庭、家族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伦理的优越性,以之中和所谓“现代性的酸”。这三种思路、三种家庭形象,也大致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自我反思的逻辑环节,也反过来对此进程与反思的推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导文化的家庭叙事中,革命现代性的思路无疑是主导性的,但也部分地将启蒙现代性的思路融入其中,而将其改造为指向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合法性的叙事,在文革文艺作品中更是将其极端化,将“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领袖话语确立为家庭形象建构的唯一原则。于是,家庭中事实存在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诸种关系,最终都被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而家庭生活蕴含的多维面向,也最终被简化为不断改造旧思想、继续革命的单线条叙事。这种建基于革命、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等意识形态话语的革命家庭形象的建构,既是对革命时代中国的社会事实特别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因而有其作为艺术真实成立的根据,但也确实带有浓郁的政治动员色彩。极端化了的革命家庭形象与极端化了的红色中国形象,在逻辑上形成了彼此映射的关系,而在文化功能上更是互为支撑,这也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构、家国通喻的传统审美原则在革命时代的体现。

新时期以来,在破除了极左思潮、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后,中国的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也逐步回归其正常轨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面展开,又出现了以地位、享受、名利等往往打着个体解放、自由旗号的追求瓦解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社会乱象。因此,重建中国家庭就不仅是实现个人幸福、家庭稳定的私事,而是在根本上事关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团结,其基本方向就是在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框架内,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导向的前提下,弘扬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寻求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既尊重家庭所有成员的个性要求,更强调家庭和谐的意义。和谐家庭形象的建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主导文化建设的重要维度和面向。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和谐家庭形象的建构,是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这是一个以和谐共处而非生死对决为主题的时代,是以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是以发展话语而非革命话语为指引的时代,从而为和谐家庭赋予新的内涵。这在和谐家庭形象建构上的表现就是,不再将视野投注在那些具有卡里斯玛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的革命家庭生活叙事,而是“高度关注当代中国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高度关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经验,用平视的眼光去注视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期待”,“描绘了一幅父慈子孝、母女情深、夫唱妇随的人生图景”[7]。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中的日常化的生活事件与生活场景,在生动细腻乃至富裕的艺术呈示中显现出自身的诗意,而他们尽管才能平庸且历经挫折却始终保持乐观心态、热爱生活、相濡以沫的人生经历,也呈现出不同于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叙事的浪漫情调。而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当代中国的家庭形象建构更是抛弃了阶级、革命的区分标准,转而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处理夫妻、父子、母女、婆媳等关系,但又扬弃了家长制、等级制的糟粕,将尊重个性发展与人性需要适度融入,以此实现对于家庭生活内部多样性和谐的诗性叙事。

这样一个和谐家庭形象的建构,也不回避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家庭与社会的矛盾,但一方面,它将这些方面的矛盾设置为家庭生活叙事的背景或动力,而不是直接展示乃至刻意渲染；另一方面,这些矛盾最终都在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被成功化解,或者暗示出化解矛盾、走向和谐的光明未来,从而给人以希望。这也构成和谐家庭形象的叙事策略,而背景的沉重不仅不会遮掩和谐的亮色,反倒更衬托出那些平民主人公身上蕴含的平凡中的伟大、那些看似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的超越性价值。这也使其既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例如经过一波三折最终化解矛盾、皆大欢喜符合大团圆的民族叙事传统,同时也体现出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而非如曾经作为审美文化创作模板的对于虚假和谐的虚假歌颂。

四、后启蒙时代的和谐基层民众形象建构

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存在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以及由众多基层人物构成的基层社会,而在全社会实现普遍的富裕、民主、文明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之前,基层的存在都是无法避免因而必须正视的现象。而如何看待基层社会与基层人群,解决基层存在问题,则成为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力的视角,也是显示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与政权合法性的维度。进而,“透过一个民族的底层生存状况与底层意识理念,可以洞察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如何有效的讲述底层经验、构建底层意识、塑造底层形象,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观,便成为主旋律基调下的底层叙事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8]。基层形象建构因此必然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组成部分,是藉以再现国家现实的方式,更是以审美手段象征性地解决社会症状与问题的方式。

19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落实,市场经济及其原则在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的同时,也将中国社会带入急剧分化的状态,而意识形态转型与制度转轨的相对滞后,又未能及时将那些冲决动荡、严重冲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进行化解与引导,因此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的井喷式的显现。从社会阶层分化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造就了大量经济富庶、生活安定的中产阶层,而制度改革的滞后则造成了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9],他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基层就是在此背景中凸显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词与问题,而用审美方式再现基层社会的生活景观,讲述基层人群的故事,传达他们的诉求,表现他们的生存经验、生存意识,亦即建构基层形象,也因此被纳入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景观。

历史地看,基层形象建构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基层的自我叙事,是基层人群对自己的艰辛生存状况与平凡生活理想的展示,寓含着对政治黑暗、社会不公的控诉；二是基层的文人叙事,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古代文人对基层人群的苦难与挣扎的呈现,表达了对基层人群的同情与怜悯,以及改良社会的期盼；三是基层的革命叙事,是革命文艺家运用革命话语对基层生活图景、基层人群意志的塑型,揭示基层从受难到反抗的必然性；四是基层的零度叙事,是拒斥宏大叙事的文艺家对基层社会、基层生活的冷静甚至冷漠的写实。

毋庸置疑,这些基层叙事展现出基层真实的多个维度与面相,隐含着叙事者的政治、文化与审美的多种诉求与想象,也构成了基层形象的历史与逻辑的开展。以至于可以说,在本质意义上,基层被浮上社会意识的表层,本就是在历史形成的多种话语权力的制衡关系中成型的形象建构,而无论是本质主义叙述还是反本质主义叙述,基层形象都会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存在裂隙,而这恰恰是显示其文化张力的空间。而和谐基层形象建构,则是在这些维度、诉求、想象之外,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重构基层。这就是化解基层明显表现出的针对现代性、文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积极的正面的价值的不和谐因素,通过叙事策略与表意系统的转换/置换,将其转化为建构和谐中国、实现中国梦的环节。它体现的是后启蒙时代的文化逻辑与叙事策略,意谓不再用所谓启蒙者的立场面对基层,将其描绘为一个因启蒙的匮乏而造成的黑暗角落,因此而需要启蒙之光的照亮,而是用血浓于水的袍泽情谊为基层代言,用民族伦理与道德叙事渲染基层的温馨,这又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的反思。

这也就是说,和谐基层形象建构虽然也旨在实现对基层的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叙事,但既不是用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审美幻象,去遮蔽基层生活的真实图景,特别是对因为国家政策、制度的缺陷或者是在执行上的错误,而造成的基层人民生活苦难的叙述,也不是用一种似乎永远延迟的虚幻的乌托邦承诺,消除基层与现代文明间的冲突,而是在民族文化再造的信念基础上,将基层人群、基层社会描述为物质贫困但精神富有、地位低下但品德高尚、生活艰辛但坚韧不拔的生活世界。所以和谐基层形象建构不是要通过生活艰辛与阶层矛盾的遮蔽或取消而显示和谐,而毋宁说是将其设置为基层人物自强不息的生命史展开的背景,以道德叙事、成功叙事、清官叙事的叙事模型——这也就构成一种审美地解决政治文化问题的方式,去化解或转化基层的不和谐因素,当中隐含的语义指向是,如果接受者认同于这种叙事模型,也就会认同其叙事图景,形成符合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看待基层的感觉结构,因而必定会对接受者发生积极的认同建构作用——这种感觉共同体的力量甚至会超过政治、经济的组织力量。

所谓道德叙事模型,就是将基层人物及其故事塑造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象化展示。具体表现就是,虽然基层叙事中的主人公的家庭乃至家族都处在生存危机的临界态,他们被迫放弃个人意志与理想,离开熟悉的生活与职业环境,或者离乡背井,或者存身市井,但在他们为了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与命运、社会体制抗争却无可奈何的琐碎生活细节的展示中,却富有诗意地展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仁爱、孝悌、诚信、互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等美好品德,这些美德更多地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塑造。这就构成了基层叙事的意义翻转或者说意义置换,亦即将基层生存的苦难叙事置于后景,而将维系基层社会存在的道德叙事置于前景,二者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关系：对基层生存苦难的展示越细致,对基层社会美德的表现也就越感人。不仅如此,支撑基层社会存在的传统美德,也被诗意地想象为基层人物摆脱困境、获得幸福的根源,他们最终藉以回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状态。而为了有力地实现这一叙事意图,叙事者还会设置与作为传统美德化身的主人公相反的人物形象,他们不仅是推进戏剧冲突、衬托主人公形象的手段和角色,更以其自身的不幸反衬着主人公的幸福结局,诠释着道德叙事的合法性。

所谓成功叙事模型,就是将基层人物塑造为历经磨难但最终走向成功的形象。同样地,基层生存苦难也被设置为背景,而主人公则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们不怨天尤人,不逆来顺受,而是用素朴的生活信念，勤劳、质实、拼搏的精神,再加上辛勤的努力,最终成为所在行业领域的佼佼者,不仅改善了个人物质生活处境,而且还得到了社会荣誉,甚至收获了爱情。当基层人物的成功叙事被置于前景,而将基层生存的苦难叙事置于后景,也就完成了基层叙事的意义翻转或者说意义置换,二者也构成了对比关系：对基层生存苦难的展示越细致,基层人物的成功故事也就越具有传奇性,从中显现的道德品质也就越具有感染性,这不但会强化成功故事的示范性,而且也有助于成功叙事的审美效果的实现。而为更好地达成目标,成功叙事还运用诗性叙事手段,展示成功者在物质追求之外的诗意理想,以及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得到的全社会的关爱,不仅提升了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将其与暴发户形象区分开来,也为基层形象注入诗意、和谐的亮色,从而祛除了基层社会的阴暗面和戾气,而作为现代社会创伤性疤痕的基层苦难,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稀释、淡化。

所谓清官叙事模型,就是塑造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关心人民疾苦的基层国家干部形象。为了拯救陷入生存困境的基层人群,他们不惧丢官罢职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与各种黑社会势力以及不法官员斗智斗勇,最终以信仰、正义战胜了邪恶。这些符合基层社会伦理诉求的新时代的清官,是化解基层苦难,将其融入和谐社会的宏大叙事的根本力量。而从叙事策略看,当拯救基层的清官叙事被置于前景,而将基层生存的苦难叙事置于后景,也就实现了基层叙事的意义翻转或者说意义置换,二者也构成了对比关系：对基层生存苦难的展示越细致,越能凸显清官的道德品质与智慧才能。而以“苦难”始而以“和谐”终的情节设置,也因此产生了象征意义,暗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基层人群终将走出生存困境,他们也从因为感觉自己被抛弃而产生对国家、政府漠然不理的心态,最终因为生存苦难的结束而重新建立起对国家、政府的信任,以及在国家各种政策的扶持下走向小康的信心。

这三种叙事模型,当其成功地实现了基层叙事的意义翻转、意义置换,也就成功地建构起和谐基层形象。其文化象征意义是：基层苦难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暂时现象,而和谐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

和谐中国形象建构的大致类型与路径概如上述。必须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和谐中国形象建构还没有贡献出具有典范性的精品之作——尽管数量已然可观,这也使得我们只好采取哲学的方法,分析其中寓含的文化理念与审美空间。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进行时态,还没有完全展现出其全部可能,这是根本的限制性因素；二是与中国国家身份转型相适应的主导文化的生产机制、生产方式还未最终确立,文化体制改革还未最终完成；三是艺术家自身还存在着文化、审美理念上的适应与转型问题,例如不少人还是习惯以俯瞰众生的启蒙者姿态看待乡村与基层。

尽管如此,作为主导文化建设的主题、中国形象建构的主导线索,日益清晰化的和谐中国形象建构已显现出动人的文化力量,已成为当代中国人观察自我与社会的镜像。它凝聚了全体中国人的理想与期盼,又反过来激励人们投身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在此进程中实现彼此认同,因而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机制。仅在此意义上说,和谐中国形象建构就不仅需要在国家文化政策、体制保障方面的大力扶植,也需要一流的艺术家、文化产业的经营者自觉投身其中。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是使中国最终成其为中国的伟大的文化工程。

[1]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13．

[2] 李长春.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J].求是,200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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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18．

[7] 邹韶军.在平凡和琐碎中捕捉浪漫——论都市平民题材电视剧的文化、艺术品格[J].中国电视,2004(8)：27-32．

[8] 林进桃.多元视域中的底层影像——1990 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电影”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5．

[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

OnthetypesandpathsofconstructionofharmoniousChina’simage

CHENG Yong，ZHOU Jiao，YE Weif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hina’s image, which is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harmonious culture, and the poetic narration of inherent requirement in China’s national transition, is the them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minating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the images of harmonious countryside, family and substratum; and, meanwhile, it shows emergent properties in cultural logic, symbol-ideographic system, narrative strategy, etc. It not only achieves the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ideology discours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en it changes from aesthetic imagination, poetic narration to the reality of cognitive and practical behavior.

harmonious China; harmonious countryside; harmonious family; harmonious substratum; nation-state identity

金一超)

G122

A

1006-4303(2017)04-0449-07

2017-08-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10YJA751014)

程 勇(1971—),男,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周 佼(1994—),女,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叶伟斐(1992—),女,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