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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质兰心映播坛

时间:2024-07-2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播音指导)

一、我的启蒙老师

1951年8月,在北京东城区一所小学校做老师的我通过社会招考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了一名播音员。刚来到播音组的时候,听同事们说齐越老师播得最好,他当时播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反响十分强烈,听说作者魏巍都写信赞扬。我也开始关注齐越老师的播音:他感情丰富真实,声音洪亮、有力,非常有感染力。心里很是敬佩:我得练多久才能播这么好啊?

齐越老师当时已经是播音组的组长,也自然地成了我播音的启蒙老师。他工作的规律性很强:每天上午到台里处理相关工作,下午休息,晚上播“全国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齐越老师平时说话音量不大,还挺和蔼,我也很愿意和他接近。可是一到工作岗位上齐越老师就像变了个人儿:一脸严肃,特别是备稿的时候,注意力特别集中,不时地拿笔在播出的稿件上做着记号,嘴里还轻声地读着。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感觉有点儿怕他,于是,经常远远儿地坐在旁边,生怕打扰了他。齐越老师对待工作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播音时很少出错,对同事要求也非常严格,对同事的业务表现有褒有贬,评价中肯、客观,大家都挺佩服他,也很尊重他。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向齐越老师学习,做得不好还要挨他的严厉批评呢!

当时我的启蒙老师还有肖平和夏青。肖平主要上晚班,播国际新闻、评论一类的节目。他的播音声音浑厚、节奏稳重,普通话也非常标准,风格很特别,给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夏青当时主要上早班,我每天七点多到台里时,他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虽然是早班儿,但他似乎永远不知道困,经常看到他很晚了,还在办公室看书或者写稿,当时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睡得少又保持精神好的秘诀是什么?

当时女播音员很少,而且更多是青年人,只有孟启予老师年龄稍大、资历较深。当时她担任少儿部主任,白天精力都放在少儿节目的编审上,晚上要和齐越老师一起播联播(节目)。孟启予是从延安时期就参加播音工作的,当时党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很多都是由她播的。我听过她播的《评美国白皮书》(唱片),态度鲜明、有理、有力,特别鼓舞人。同她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同事说:“孟启予同志在延安窑洞播音时,虽然环境艰苦,但不论周围多么嘈杂,她总能聚精会神地准备稿件,甚至把稿件背下来。”她刻苦、用心,对我后来从事播音工作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我也一直把这位播音前辈作为自己的榜样。

二、我和记录新闻

还记得刚到中央台播音组工作的时候,齐越老师给我安排的主要任务是播记录新闻,并要求刘雪霜(播音名南克)指导我。在解放初期以至后来通讯不发达的相当长时期内,记录新闻发挥着远距离传递信息的作用,比如边远地区的报社主要靠抄收我们中央台记录新闻然后再印发报纸。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想要了解国内的消息,主要就是靠收音员在战壕里抄收我们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再编排成油印小报发给战友们传阅。因此,记录新闻的播音上午8点到11点45分,晚上22点50分到次日凌晨2点30分(1952年以后延长到凌晨4点30分),工作量相当大。

记录新闻的主要收听对象是收音机前的抄收员,抄收员一个字没有听清楚都会影响整条消息的接收和转发,这就要求播音员要把每句话、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念清楚。这也就限定了记录新闻的播读速度:一般的记录新闻稿件,1分钟播读25个左右的音节,10个音节以内的短句须播读两遍,10个音节以上的句子须播三遍。遇到难写和容易听错的字,要特别说明:如“一”和“七”,“四”和“十”;遇有同音字,如“做”和“作”,就要解释一下:是“工作”的“作”或“做工”的“做”。这些必须做得细致、周到,不然会给当时文化程度不太高的抄收员们带来压力、麻烦。掌握好速度和节奏也是播好记录新闻的基本功,当时带我的南克老师毎次都拿着秒表计时,教我应怎样断句、做播读记号、播清语意关系。我不停地练,最晚的时候会练到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我试播的记录新闻就通过了领导审听,同意我正式播记录新闻了。正式播音前,齐越老师还给我起了播音名“葛兰”!从那天起,我就用这个名字开始了话筒前的播音生涯,这一播就是48年!

三、我的主持生涯

中央台主持人节目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1981年我第一次主持“理论信箱”。这是当时学习节目里的一个专栏,每周播一期。在主持节目过程中,我走访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有时候也把他们请到播音室直接对话录制节目。以前都有播出稿,而现在面对面的采访,只有一个几句话的提纲,甚至连提纲都没有,我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即兴提问。有时候还需要我把专家的谈话重点提炼概括出来,考察的是我提问的准确性,就是说问题要提到关键处、点子上。这改变了在话筒前“吃现成饭”习惯的问题,更是对年50的我临场应变能力和瞬间记忆能力的考验。我顺利地完成了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型:“理论信箱”节目受到全国听众的肯定和赞扬。

1983年,我受邀参加全国广播理论节目交流会,并做了主题发言《真听、真问、真交流——播访问对话的点滴体会》,发表在1984年第1期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反响。1984年夏天,西南西北地区第二次播音经验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我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代表谈了三个问题,其中谈了主持“理论信箱”节目的体会,发言稿在《新疆广播电视通讯》上发表。两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是改革开放以后,为满足播音业务新环境转型发展的需要,对当时播音形态的梳理和总结,也是为我之后从事播音主持教育实践所做的理论准备。

四、我和播音教育

我做播音主持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帮带台里分配来的新人,几乎没有中断过。帮带新人的过程中,总是认真观察新人播音遇到的问题并帮助他们矫正。认真地提醒,基本功要在平时练,感觉要在练习的时候去找、去体会。到了话筒前播音的时候,要注意力集中在播出内容上,不能走神儿!带新人过程中也遇到过困惑:有的人不具备做播音员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促使我对播音人才选拔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和思考。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经常参加播音教学培训活动,受邀请到学校、部队、企业以及各省市地方台做讲座、给培训班上课等等。这个时期,最重要、最系统的播音业务教学工作是从1985年开始的,当时是中央台播音部要办一个面向地方台播音员的培训班,由我负责组织教学工作。

1983年,广电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广播事业发展方针,就是这次会上提出来的。之后,各地电台、电视台就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很多没有接受过播音专业教育、业务水平较差的年轻人被一批批招到播音岗位上。各地方台要求提高播音员业务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年轻人也希望得到中央台老播音员的培训帮助,于是给中央台播音部写信。1985年开始,中央台播音部安排我负责组织全国各地播音员进行培训。这个培训班每年1期,每期招收各地方台学员100人左右。就这样我在正常播音工作之外,又担起地方台播音员培训班的教学管理和组织任务,不但自己主讲业务课程,还组织台里播音员精心编写培训教材。培训班第1期就收到良好效果,共办10期,培训地方播音主持学员近千人。后来在多方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了葛兰广播人才培训学校,我担任校长,办学宗旨是“高标准、严要求、社会效益第一”。为保证教学质量,还聘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以及记者、编辑来给学员们上课。从1993年到1997年,葛兰广播人才学校先后为各级地方台培养了300多名播音人才。

1999年,我的母校中华女子学院举行校庆,我接受了中华女子学院的聘请,开展播音主持(成人)学历教育。2007年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成功设立播音主持艺术普通本科专业。2015年3月,学院特别设立了葛兰工作室,并成立葛兰语言艺术研究中心。2016年“葛兰诵读文化季”启动。2017年开设了博雅课堂《中华经典诵读》,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周为大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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