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给受众——播音艺术家陈醇

(1.浙江广电集团主任播音员；2.浙江工业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系副教授)

陈醇，1951年8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参加播音工作。担任总主持人的1984年《国庆的一天》直播节目被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节目评委会评为特别奖。他长期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兼多项社会职务，可他曾先被分到徐州市电台从事播音工作，至今他还清晰记得户部山戏马台下那个四合院。从“报节目”开始，逐步播文艺节目、专题节目和新闻节目，有时候节目不够了就操起乐器，坐在话筒前为听众朋友来一段“杨琴独奏”。他还时常骑上自行车去采访、组织稿件，还组织广播乐团。两年后江苏省成立，徐州电台撤销，他被调到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他随着事业不断发展，也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与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专业的成长。

一、播音是个光荣的岗位

播音员每天都在向受众传递各种信息，都为能向广大受众播送祖国建设和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好消息而感到幸福，更体会到播音岗位的光荣。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时恰好是陈醇值班播音，当时的报纸上曾以《第一个读到宪法的人》为题做过报道。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发表时，是凌晨两点，台里派人到陈醇家召唤他。在去台里的短短路途中他被告知情况，真切的悲痛一下子涌上心头，他流着泪匆匆备稿，怀着巨大哀痛、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播读。在清晨新闻节目中播出后，许多同仁和听众对他的播音表示肯定，认为情真意切，播出了广大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沉痛心情。陈醇曾因工作关系多次见过周总理，他老人家平易、朴实的神情和温暖的问候，深深地印在陈醇的脑海里。齐越曾不止一次地与他回忆起周总理生前的叮嘱：“广播大厦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这些一直是陈醇从事播音工作的座右铭。

在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电讯稿是电报播发的，电台收录电报的“海尔机”用的是窄长条的收录纸，印出的字迹歪扭不清，播音员就把长条的电报纸不断剪下来贴到稿纸上。重大新闻需要抢时间播出时，往往是一边收电报，一边就得播出。工作的艰难后人无法想象，但陈醇始终感到工作岗位是神圣的光荣的。

二、播音是锻炼人的天地

新中国建立初期收音机还没有普及，“广播大会”是当时大规模宣传形式，组织广大群众集体收听，效果显著。“国庆节”时上海举行庆典和群众游行，电台也进行实况广播。播音员站在主席台一侧，边观察、边讲解、边介绍、边描述，把整个活动的盛况通过广播送到千家万户。

鲁迅墓迁葬实况广播(为了纪念鲁迅诞辰75周年、逝世20周年而举行)是陈醇唯一的一次葬仪现场播音。那是1956年10月14日早晨，他和编辑、技术人员早早等候在新落成的鲁迅墓前准备稿件、凝聚情感。虽然事先参加多次筹备会议，到现场做过勘察，也设想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当时仍有些担忧，尤其是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播音语言要体现追思悼念的基调，这就需要调动自身各种能力恰当控制情绪，全神贯注地投入。直播那天的现场气氛极为肃穆，许广平和宋庆龄相依相搀，许多与会者为悼念这位伟人而潸然泪下，这种悲痛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鲁迅迁葬仪式的现场直播必须是庄严而给人以力量的，所以他用沉稳、庄重的语调播报着每一个字，详尽地向听众介绍葬仪的每一个细节。最终这次活动取得了较满意的播出效果。

陈醇很小就与京剧有较多接触。后来做了播音员也多次参加过京剧演出的实况广播。有一次转播的折子戏《三岔口》，以“夜摸武打”著称。他先请导演讲解人物各种动作神态的目的和意义，记下后整理成稿，再到排练场去核对修改，最后在播出讲解时才跟上这出戏演出节奏的变化，使转播获得了成功。广播工作对播音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锻炼机会，若能抓住机遇，认真实践，定能不断增长为广播事业做贡献的能力。

三、播音是个社会实践的课堂

任何广播业务工作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播音工作本身就是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它运用有声语言传播社会活动信息，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引导听众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播音员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才能真切地反映实际生活。

60年代初，陈醇到上海机床厂做社会调查，被分配到一车间做M120磨床的装配工，跟着老师傅学技术，同时看到了当时颇为先进的恒温车间内的镜面磨削，体验了在高温中操作的翻砂工艺劳动的艰苦。类似的深入生活，学到了勇于奉献的精神，激发起自己的创作热情。80年代初他播长篇小说《挺进苏北》。录制前与小说作者和广播编辑一起从扬州出发，踏着当年新四军由江南挺进苏北的路线一直走到黄桥。一路上，不断听作者介绍书中描写的人物和情节；倾听当地同志讲解当年斗争态势；最后参观了新四军黄桥战役革命历史陈列馆和新四军指挥部原址。实地的走访与书中的情节加以结合，使整个故事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播讲时语言表达就坚定自如，富有真实情感，真像是在讲解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四、播音是学无止境的专业

播音是语言艺术的创作活动，有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陈醇播音工作初期是由老播音员带着，从点滴积累起步。要创立新中国广播播音风范，就必须改变国民党台和旧私营台的播音腔调。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较具权威的示范，一切播音活动都是在不断学习中摸索。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播音会。陈醇担任华东组组长参加探讨播音的创作方向、工作态度，以及技巧、修养等问题，包括对前苏联播音经验。1963年他对齐越提出的播音创作从文章内容和形式、从党的宣传员的身份、从播音员具体条件出发的播音创作三个基本点做了深度的思考，还对播音稿件要把握是什么、为什么、对谁播三个要素进行了探索。1977年他被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了10周的语言技巧课；1978年又教8周文艺播音课。这使他有机会根据实践体会，总结播音创作规律和语言表达技巧，并形成了一定理论教学思路。1979年参加播音基础教学的研讨，明确了播音艺术的正确创作道路，即社会主义中国的播音风格：“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

1958年10月1号，上海电视台开播，他担任首档新闻报道播音。他在人民广场进行现场广播解说，下午回电台制作录音报道，晚上又赶到永安大楼13楼上海电视台的第一个演播室。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摄像机，他协同朱盾、邹志民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了群众游行集会的镜头，从电影厂请来剪辑。负责技术的人在墙上挂一张白纸，用电影放映机把剪好的片子放映到白纸上，他就看着纸上的图像在边上解说，摄像机对准墙上的映像将画面摄入镜头。上海第一次电视节目中的新闻就这么传送出去，整整8分钟!北京来了贺电，上海群众雀跃不已。

五、播音是与受众真诚的交融

在融媒体时代，我们提到很多的就是要与受众互动，要进行交互式传播。陈醇注意到其实在1957年2月1日上海电台的播音员们就已经在和受众进行互动了。1957年春节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播音员们就在酝酿着一件事情，怎样向广大听众祝贺春节？有人建议，通过广播和听众联欢。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播音员吴瑞，向昆曲艺人张传芳先生学习他的拿手好戏《思凡》；广播书场的播音员万仰祖，要亲自出马唱段评弹，他和陈淑莲一道，频频向评弹演员徐天翔请教；向佩华把越剧《双推磨》唱得真有傅全香的味儿。2月1日，播音员表演的节目正式和听众见面，节目一播出就有听众打电话来表示欢迎，以后又陆续接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有位听众来信说，你们的表演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亲切。播音员们又一次体会到听众对他们的关怀，感受到怎样才不辜负听众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