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比较分析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一、引言

创业活动作为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动力来源，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倡导和鼓励。女性创业作为全球不容忽视的趋势，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不同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创造和维持创业活动的能力上存在较显著的差异(Carter＆Wilton，2006;Chrisman，Chua ＆ Steir，2002)［1-2］。女性创业的特质在不同收入国家的差异也很明显，而对这种差异出现的解释各种各样，许多文献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经济水平(Porter，1990)和创业的发展(House，Javidan，Hanges ＆Dorfman，2002)。国家文化通过影响社会(Hofstede，1980)［3］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的构成部分)和代表该文化的制度(Ahlstrom＆Bruton，2002)来影响创业。虽然过去的研究已显示了国家文化与创业活动之间的联系，但文化究竟如何影响创业行为的问题大部分还未得到解决(Hayton，George＆ Zahra，2002)［4］。同样也有大量的文献认为环境是影响创业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在主要借鉴“全球创业观察”(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和其他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差异，通过分析其中的差异，找出存在的主要原因，为我国女性创业提供借鉴，也为创业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二、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差异分析

(一)女性创业总体水平的比较

GEM把创业阶段分为初创阶段和成熟阶段，初创阶段是指一个新创企业，或存续不超过四十二个月的企业。成熟阶段往往是指一个企业存续超过42个月，因为三年半这个期限是企业成败最常见的临界点。而创业者就是拥有企业所有权，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参与企业管理的企业家。这两个阶段的划分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所传达的创业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不同的创业信息。早期阶段创业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动态创业倾向。即在一个国家里，多少比例的人愿意和能够进行创业。成熟企业的创业指标反映的是积极参与被证明是可持续发展企业的人口比例。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初创阶段还是成熟阶段，中低收入国家的总体创业率和女性创业率均普遍高于高收入国家。在中国，不管是在初创阶段，还是在创业的成熟阶段，女性的创业率均低于男性，但男性和女性创业率均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创业的高活跃度。美国的男性与女性的总体创业率尽管远远低于中国，但还是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2002年美国女性拥有私人公司650万家，这些公司创造了940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雇佣了710万员工，尽管女性拥有的公司只占了所有公司总数的28%，但增长快速，这一数据已经比1997-2002年时的数据增加了20%，是美国整体公司增长率的2倍(Robb＆ Coleman，2009)［5］。另有研究显示在加拿大、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妇女拥有企业的百分比超过30%(Brush et al，2006)［6］。而在中国，据《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的报道:中国女企业家数约占全国企业家总数的20%，中国女性自主创业的比例相对十年前提高了17个百分点，达到了21%以上，日趋接近男性的水平。

表1 按性别划分的创业活动的活跃度

(二)女性创业动机的比较

创业动机是激发创业者的重要力量，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模式，也是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GEM把创业的动机分为机会驱动型和生存驱动型。一般来说，机会驱动型创业者把创业作为其职业生涯中的一种选择，而生存驱动型创业者把创业作为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在没有其他选择或对所有选择不满意的情况下，创业者必须依靠创业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谋求出路。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国家女性的创业动机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不考虑性别差异因素，绝大部分国家机会驱动型创业动机均高于生存驱动型创业，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克罗地亚、香港、塞尔维亚、土耳其和乌拉圭)除外。而高收入国家的机会驱动型与生存驱动型创业比均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在中国，男性创业者中机会驱动型创业与生存驱动型创业的比率为1.57，略高于女性的1.11，而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男性略低于平均水平，女性则稍高于平均水平。对美国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机会驱动型创业与生存驱动型创业的比率远远高于中国，分别达到了4.82和3.01。这个比率越高，说明在这个国家女性更倾向于机会驱动型创业。可见美国绝大部分的创业以机会驱动型创业为主，但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美国的这个比率还是偏低。美国女性的创业更多的是出于对工作环境的不满，她们渴望更大的挑战和更灵活的工作环境(Kitching ＆ Woldie，2004)［7］。

表2 按国家和性别统计的早期阶段创业机会的比率

而且在不同创业阶段，收入不同的国家这个比例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在高收入国家，初创阶段女性的机会驱动型创业比率要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显而易见，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在没有生存压力的前提下更看重自身价值的实现。

有学者曾指出，女性在创业过程中对增长和利润的表现不如男性那么积极，她们更多的是追求内部的目标，如自我实现、灵活性和自主权(Morris et al，2006)［8］。然而，几项实证研究发现，新生(潜在)与实际创业者在增长或利润的创业动机上看不出任何明显性别方面的差异。与男性创业者类似，个人自由、独立、满意和安全等因素是驱动妇女创业的主要因素，这个结论在美国、新加坡、挪威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德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创业的自我认知对男性和女性创业者而言具有同样重要的动力(Werner ＆ Kay，2006)［9］。

(三)女性创业资源获取的比较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创业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不同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创业者资源获取的途径也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比较关注资源的可获得性对男女创业的影响，因此从发展中国家收集来的信息显示，尽管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但女性创业的水平却高于那些发达国家(Bosma ＆ Harding，2007)［10］。

跨国研究表明，女性不太可能从正式机构获得融资或即使获得资金但利率会高于男性(Beck et al，2008)。同样，女企业家普遍获得少于男性的正式和非正式风险资本(Brush et al，2004)［11］。实际上，与男性相比，女性较少申请贷款(Buvinic＆ Berger，1990)，而且申请的额度较小(Coleman，2000)［12］。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马拉维、印度、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一些转型国家，女性创业者在获取正规金融服务上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她们认为资金是开始创业和企业成长的重大挑战(Beck et al，2008;Richardson et al，2004;Bardasi et al，2007)。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当正式融资渠道不可获得时，女性创业者往往比男性更依靠内部融资或昂贵的非正规融资渠道(Richardson et al，2004)。有调查显示，在中国，女性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以家人和朋友为主，从银行获得贷款和靠政府支持的比例比较小。

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在资金获取上也同样面临性别歧视。一项针对女性创业者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研究显示，在过去30年间，美国女性获得的股权投资不到总数的6%，这使得许多符合条件的女性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扩展其业务(Greene et al，2001)［13］。Green et al(2001)的研究数据也显示:美国在1953-1998年间，女性主导的企业吸收了2.4%的风险资本，而男性主导的企业吸收了46.8%的风险资本。在1998-1999年间，上述数据分别是3.5%和48.4%。在吸纳风险资本的企业中，由女性领导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而男性领导的企业多为制造业。

而在创业中，家庭社会资本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家庭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Parcel＆Menaghan，1993)［14］。Kovacheva(2004) 发现，在一些其他社会资本水平相对低下的国家(如东南欧国家，如保加利亚等)，家庭社会资本对人们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家庭成员与企业的成长和成功利益攸关，他们往往表现出比一般雇员更高的积极性。因此，家庭成员是创业者在面临高的机会主义风险和敏感交易时更值得信赖的人选。Kim et al(2006)检验了文化资本对创业进入的影响，他们把文化资本定义为父母的创业卷入［15］。研究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子女与家庭关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程度更高(如土耳其等)，如果父母是创业者，那么子女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Ashkanasy et al，2002)［16］。而在美国，这种假设被认证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

女性获取创业资源渠道相对较窄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1)女性在其以往的工作经历中，未能真正融入掌握关键资源的人及重要中间人的社会网络，没有与他们进行充分的交往。(2)许多女性自身缺乏与商业关系网络进行交换的合适资源。虽然创业者较易从强联系网络中获取资源，但所获资源范围有限;弱联系网络在获取资源上相对难度较高，却是创业者获得丰裕且不重叠资源的有利工具。而创业女性以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决定了其资源获取的障碍必然大于男性创业者。可见，女性社会网络的狭小与多样性的缺乏是导致女性创业资源获取渠道狭窄的主要原因。

(四)女性创业风险态度的比较

与非创业者相比，处于初创期和成熟期的创业女性对于创业失败的恐惧远远没有前者高，只是与男性相比，创业女性表现出来的对失败的恐惧更高一些，而且所处国家的背景会对人们的失败感产生特定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对失败的恐惧在不同性别上没有特别的差异，而相对来说，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对失败的恐惧要高于男性。而且不同的中低收入国家，差别很大，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的中低收入国家，初创期女性对创业失败的恐惧达到42.6%，几乎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低收入国家22.5%的两倍(见表3)。有意思的是，在亚欧中低收入国家，女性创业者和非创业者表现出的对创业的恐惧感差别很小，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影响了女性对创业失败的恐惧感。另外从这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男性与女性创业者对创业失败恐惧之间的差距要大于高收入国家。

表3 对创业失败恐惧感的比率

中低收入国家女性创业者更害怕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低收入国家就业机会的缺乏。据统计，在中低收入国家有34%的女性因生活必需而进行创业，由于除自主创业之外没有任何从事其他职业的选择，再加上欠佳的创业环境，构成了中低收入国家女性进行创业的显著压力。在高收入国家，那些因发现机遇而进行创业的女性群体中，害怕创业失败的心态并没有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那样严重，原因在于高收入国家中女性有更为广泛的就业选择，而且她们所在国家较高的人均GDP，较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为她们的创业解决了后顾之忧。中低收入国家女性创业者更害怕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二在于其对创业知识和技能掌握较薄弱。相比较而言，女性创业者对自身创业技能的自信要逊于男性创业者，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创业技能的自信程度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创业教育的差异。从受教育程度上看，不同收入国家创业女性的差异比较显著，在高收入国家，一半以上的女性创业者具有高中学历，1/4以上具有大学学历。而在中低收入国家，初创阶段的创业女性拥有高中学历的比例为34.1%，成熟阶段的创业女性拥有高中学历的比例为40.4%。在美国、加拿大等高收入国家，创业教育起步早，且成体系，对于培养创业者的创业素质，提升创业技能具有很大的帮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创业教育起步晚，尚处于摸索阶段，导致很多女性创业者不了解创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而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匮乏成为困扰许多女性创业者的重要问题。

同时，文化的差异对创业失败的态度也有重要的影响。如美国宽容失败的文化会降低女性创业者对失败的恐惧感，而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文化尽管已有弱化的趋势，但仍然会无形中影响女性创业者的失败恐惧感。

(五)女性创业绩效和贡献的比较

在创业绩效方面，一般认为女性创业企业的利润较低、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成长意愿低、发展速度慢或者根本不愿意扩张。从女性创业者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看，最主要表现为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女性创业更倾向于招聘女性员工，这不仅为创业女性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其他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性别的歧视。尤其是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这个效应更加明显。在一些极度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女性创业带来的女性就业岗位的增加还可以降低那些没有工作的妇女参与非法交易活动的机率。同时女性创业者为青年一代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展示了新的自我雇佣的机会。

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女企业家收入低于男企业家这一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1999年，美国发起的研究女性创业能力的戴安娜项目发现，不管是以产生的收入还是受雇的人数来衡量，女性创立的企业规模都要小于男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斯里兰卡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也显示女性创立的微型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大大低于男性企业家——在许多情况下为零甚至为负(De Mel et al，2009)［17］。

如何解释女性创业企业的不良财务绩效呢?一些研究人员把女企业家的劣质财务绩效归因于女企业家的选择，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回避风险，所以她们倾向于集中在资本强度低、回报低的产业，因此决定了她们只能获取低于平均的回报和增长绩效(Watson ＆ Robinson，2003)［18］。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在初创阶段和成熟阶段，女性创业者选择最多的还是消费导向的产业，其次是一些转型的产业，选择最少的是采掘类的产业。相比较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在原料采集行业、制造与加工行业、企业服务行业等产业上的比例比中低收入国家略高些，而中低收入国家则在以餐饮为主的综合服务行业更多些(谌军，张占平，2007)［19］。Mayer(2008)在研究美国四大都市(硅谷、波士顿、华盛顿、波特兰)女性拥有的高科技公司时，发现在所有四个地区中，以平均收入和雇佣人数来衡量，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规模都较小。此外，女企业家更有可能参与到具有女性特色的高科技公司如软件出版、计算机系统设计服务、管理和咨询服务以及研究服务，而男性更倾向于高科技制造业。Mayer还指出，男性为主导的行业比那些女性占支配地位的行业更加有利可图，认为女企业家在高科技行业面临的两个主要障碍:第一，无法获得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以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必要的网络和社会关系。第二，结构性障碍，包括资本的形成，往往阻碍了妇女进入更多资本密集和男性为主导的高科技行业［20］。美国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在美国，女性创业的企业常常有更低的利润、更低的成长速度以及更低的风险偏好，但同时又具有更高的失败和放弃几率。因为女性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更看重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工作满意度、客户满意度等社会性和心理性的因素。

三、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差异的解释

(一)创业环境

由于创业是一个发现和捕获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服务和实现其潜在价值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通过创新引起经济系统的变化，而这些创新又是由个人通过发现或响应经济机会来为个人和社会创造价值(Hills，1994)。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是影响战略、结构和过程等任何有组织的努力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对创业的影响。Aldrich＆Wiedenmayer(1993)也认为社会政治环境是非常强有力的，足以创造和破坏一个国家的创业行为。Covin＆Slevin(1989)则认为环境对于解释任何的创业现象都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成功的创业企业与他们的环境和谐共存，从而取得交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环境的重要性(Naman＆Slevin，1993)。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狭义创业环境的指标就是创业政策。各国对创业支持的政策差异会对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对女性创业的政策支持会推动女性积极地投入创业的大潮，资源的获取障碍也会大幅度减小。对不同产业政策支持导向的差异也会对创业者的产业选择产生引导作用。高收入国家的创业政策相比中低收入国家更加系统和完善，会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降低其创业产业的进入门槛，增加资源获取渠道，鼓励其进入高科技行业。而中低收入国家往往在创业政策上表现出应急性和非系统性。因此，这些国家的女性创业者会面临更大的创业障碍。

(二)创业文化

也有学者单独从创业文化的视角进行解释，认为创业过程和创业因素等都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关，有的甚至来源于相关文化，文化会自下而上地引发创业活动，在创业活动中扮演着主导作用，创业文化的差异性对一个社会创业的活跃程度和创业成功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Hofstede(1980)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归纳为权力距离、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四个维度［5］。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对创业风险态度和创业产生影响。在乐于接受风险、倡导个人主义、权力距离较小、个人成就感较强的文化背景下，女性创业者更倾向于机会型创业、对创业失败的恐惧小。反之，则会对创业失败产生较强的恐惧感，也往往选择生存驱动型创业。高收入国家的文化背景更符合前者，因此机会驱动型创业明显高于生存驱动型创业，对创业失败的恐惧也会较低。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下则刚好相反。

(三)创业条件

创业条件可细分为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两者都会对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条件的差异会对创业动机、创业资源的获取和创业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Timmons(1994)综合各种观点后指出，创业动机是各种环境因素和创业者个人特征的产出，一个国家的管理资源、市场条件、商业文化和政府支持等因素都会影响创业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到该国创业企业的绩效。在高收入国家，经济条件明显优越于中低收入国家，因此女性的机会驱动型创业较之中低收入国家明显，获取资源的渠道相对会宽一些，同时由于高收入国家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存在相对系统的创业教育体系。因此，具有较高的创业技能和较优的创业绩效。技术条件的差异则会影响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高收入国家往往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优于中低收入国家。因此，创业女性出于机会驱动，选择高技术行业的概率会大于中低收入国家，从而也会带来相对较优的企业绩效。

创业影响因素与创业活动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来加以说明。

图1 创业影响因素与创业活动因素关系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比较的目的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女性创业的差异在所难免。以现有文化环境为视角的大量创业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不同国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甚少，而对于女性创业的比较着墨就更少。因此，通过对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比较，可以查找我国女性创业者与高收入国家女性创业者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为我国女性创业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以为政府制定女性创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比较的结论

通过对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多维度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的总体水平、创业动机、创业资源的获取、创业风险态度、创业绩效和贡献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创业的总体水平、创业动机、创业风险态度方面的差异较为显著，而创业资源的获取、创业绩效和贡献方面的差异不是特别明显。(2)创业环境、创业文化和创业条件的差异是引起不同收入国家女性创业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创业环境会对创业资源获取、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创业文化会对创业动机、创业风险态度产生影响;创业条件则会对创业动机、创业资源获取、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三)比较的展望

不同收入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也不同，从而对创业有着不同的要求，政府对女性创业支持和鼓励政策的侧重点也不同。作为“半边天”的女性，其创业面临更艰难的处境，尤其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只有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环境，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才能进一步提升。因为制度和法律环境对女性创业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影响创业的性质、范围以及潜在的经济贡献(Aidis et al，2007)。尽管目前很多国家都倡导性别平等，但很多时候整个经济和社会仍有可能存在公开或变相歧视妇女的现象。因此，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女性创业者在创业知识和技能上的缺乏、对创业失败的恐惧、在创业产业选择上的狭窄、创业动机上生存型比率较高、创业绩效低下等问题与高收入国家比起来仍然比较突出。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政策支持构成的创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要促进中国女性的创业，需要从改善创业环境入手，尤其需要政府调整针对女性创业的政策，如提高女性创业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和系统性，提高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技能，提升女性创业者的自信心，鼓励冒险，开拓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资渠道。全社会也应从对创业成功者的渲染、崇拜转向对所有弱势创业群体创业过程的理解和援助。作为创业者自身则应该更加理性地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脚踏实地谋求发展，而不是以投机方式获取资本的快速扩张。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创业的频率和效率都将得到提升。因此，对不同收入国家之间的创业政策进行比较将是本课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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