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小说传统的“恢复”——文化资本视野中的《美好的工作》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创作历来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戴维·洛奇的研究共128篇，其中涉及“校园三部曲”的评论近40余篇，而关于校园三部曲之一《美好的工作》(Nice Work)的研究却不足10篇。可见，关于《美好的工作》的国内研究并不多，且与国外研究相同，国内研究大多针对其多元叙事策略以及上述策略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然而，如果将该小说置于19世纪英国工业小说①“工业小说”又名“英国状况(Condition of England)小说”。此类小说关注英国19世纪后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又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以工业生活为题材”，因此也被称为“工业小说”。详见罗贻荣:《“英国状况”小说新篇——评戴维·洛奇的＜美好的工作＞》，《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的传统中来看，《美好的工作》一书不失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正如小说译者罗贻荣所言:“英国文学的这一伟大传统又在戴维·洛奇的笔下得到了恢复”［1］。这一“恢复”体现了小说作者对当下工业社会的反思。笔者认为，罗贻荣教授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小说的结构而言。事实上，除结构外，该小说在叙事和主题上都与工业小说的创作主旨并行不悖。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采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来解读这一多层面的“恢复”，并且指出，这一“恢复”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传统的再思考。

一、结构上的“恢复”

在讨论《美好的工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熟悉一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一系列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场域(field)构成，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和文化场域［2］。作为活跃在这些场域中的中坚力量，资本不仅是场域竞争的目标，也是场域竞争的手段。此外，布迪厄提出资本能以多种形态存在，并将资本划分为三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而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3］。每种资本的资本行动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各自的“场域”(field)活动。同时，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具体形态，即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表现出来的形式;二，客观形态，即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体现出文化遗迹或理论色彩;三，体制形态，即以大学文凭、博士学位、教授资格体现出来的等级制度［3］。

此处，让我们以布迪厄的理论来观照一下故事本身。故事缘起于促进学术界与工业界互相了解的“工业年影子计划”。作为大学象牙塔的代表，罗宾将像“影子”一样追随普林格尔制造厂厂长维克，以此了解工业界的真正状况。在小说中，维克显然是拥有大量经济资本的资本行动者。此处，我们试图从金钱符号及消费意识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一观点。小说中，维克数次提到金钱的重要性。这突出体现在他和罗宾的第一次交锋中。当罗宾质疑维克“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标准了吗?”时，维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4］。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之下，无怪乎维克宣称普林格尔的新口号应该是“普林格尔，制造有利可图的一切”［4］。也正是在这样的衡量标准之下，维克及他的家人安然享受着带有浴室和四个厕所的套房(en suite)，即使套房(en suite)浴室的便器从不使用。无论是套房(en suite)浴室和四个厕所，还是维克的妻子所热衷购买的厨房电器，这些消费品都以产权(即被“拥有”)的形式构建了自身的“经济资本”形式。因此，维克这一形象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以金钱为符号的“经济资本”模式。

与维克截然相反的是，罗宾这一形象是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一，就“持久性情”而言，小说的题目可以说画龙点睛地说明了罗宾这一独立知识女性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罗宾的弟弟巴兹尔也是经济资本的代言人。作为证券交易商，巴兹尔虽工作不久，却已日进斗金。然而，无论是面对巴兹尔的优越生活，还是面对男友查尔斯的转行，罗宾始终坚信自己的工作是“美好的工作”。这一看似倔强的选择充分折射出其精神上的“持久性情”。其二，作为一个工业小说专家，罗宾了解小说这一文化商品的存在形式。在授课中，罗宾指出小说既是艺术，又是商品。因此，小说家是“想象资本主义者”，而小说则是“在那些被称为出版商的愿意提供风险资本的承办者的帮助下被制造出来，在那些大同小异的同类产品的制造商们的竞争中出售”的产品［4］。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小说是最早的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制品”［4］，而小说家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资本主义者，他们从高度商业化形式的文学产业中获取利润”［4］。作为小说这一文化商品的阐释者，罗宾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她既是文化资本的拥趸，又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其三，罗宾的学术职业道路充分呈现了文化资本的体制形态。她推崇教授终身制，认为该资格是保证学术自由的前提。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专著都是她在学术体制内生存并拾“级”而上的重要砝码。甚至，让她勉为其难的工业年“影子”计划也是令她在鲁米治大学获得学术职位的重要投资。如此看来，罗宾这一人物的塑造完全符合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定义。

从以上分析来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并行是《美好的工作》的结构特色。这一双重结构恰恰体现了英国工业小说的典型特征，因为无论该类小说关注的是阶级、政治还是文化，“它们都有一个互相形成对照的双重结构”［1］。例如，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西比尔》(Sybil)有着“富裕民族”和“贫穷民族”的双重结构;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有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峙;《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有着代表南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黑尔一家与代表着北方工业社会价值观的桑顿一家。而被称为“最后一本‘英国状况’小说”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的双重结构则是“以玛格丽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以威尔克斯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生活”［1］。可见，从结构上来看，《美好的工作》“恢复”了传统工业小说的双重结构。就这一点来说，《美好的工作》是当之无愧的“工业小说”，而《霍华德庄园》也决非“最后一本‘英国状况’小说”。事实上，洛奇本人在论述小说的对话性(dialogic)时，也明确指出了《美好的工作》一书的双重结构。他这样说道:

“我的很多小说都涉及了两类人之间的碰撞与特定条件下的相遇。这两类人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文化。《美好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上述两部小说都具有对话性”［5］。

如果以上述引言来观照《美好的工作》一书，这两类人显然指以维克为代表的世家和以罗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那么，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遇上经济资本富足的工业家将会怎样?两者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对话?洛奇能够在小说叙事中解决两者间的冲突与争端吗?

二、叙事上的“恢复”

洛奇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小说结尾，维克与罗宾分道扬镳，情感上或许再无交集。若我们以布迪厄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结局，那么读者大可不必扼腕叹息。因为，他们分属工业界与学术界两个逻辑互为颠倒的场域(field)，它们相互撞击后产生的不可调节性是必然的。

这里，让我们再次来回顾下布迪厄的阐述。关于两大资本的关系，布迪厄指出:第一，在特定条件下，两类资本能够以一定比率互相转换［3］;第二，我们的社会空间有一定的等级结构。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支配者位于社会空间的最高层，他们占据权力场的正极。知识分子秉承相当的文化资本，虽也属于支配阶层，但由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他们位于权力场的负极，即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层［3］。此外，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场域，即知识占主导的文化场域。该场域与经济资本所处的经济场域截然不同，它就像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挑战一切形式的经济主义，存在着艺术和金钱之间的对立。拿布迪厄的话来说，“一个艺术场或一个文学场的生成，就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的逐步显露”［6］。由此看来，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虽可互相转换，但由于它们分属逻辑相反的两大场域。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似磁体的正负两极，虽可能互相吸引，却必然分开。

维克与罗宾的关系也正是如此。维克来自经济场域，罗宾来自文化场域。两个场域的生存逻辑大相径庭。对罗宾来说，妇女研究、学位和职称是文化资本的积累，而维克则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花钱去学习妇女研究，并声称文科学位是浪费金钱。维克开口闭口“谁付钱?”或者“没有免费午餐这样的好事”［4］。他的口头禅赤裸裸地揭示了经济资本行动者对经济资本积累的觊觎。因此，分属两大场域的维克与罗宾在小说初起互存疑窦，心怀偏见，但随着“影子”计划的实施，两人由“偏见”走向“好感”。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充分体现在两者的话语交锋上。例如，当罗宾分析“断绸”这个香烟牌子的广告时，她满口的“隐喻”和“转喻”，并通过符号学分析，把此当作对色欲和性虐待的赞美，以及“能指下的所指永不停息地流失的很好例证”［4］。对于这样的文学理论话语，维克忍不住表示质疑:“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从事情的表面意义理解他们”［4］?显而易见，这样的话语冲突代表着“工业界与学术界的格格不入”，即经济场域与知识场域的格格不入。但是，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入，他们竟然开始慢慢使用彼此的话语。这突出表现在两者对爱情这个问题的分歧上。当罗宾出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宣称自己不相信“那种个体主义的爱情”时，维克反驳道:“我认为我们想表达的意思不可能是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4］。这显然采用了罗宾的话语形式，是对前文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模仿。而对于罗宾来说，她父亲则发现她“似乎学会了用一种非常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大学”［4］。对此，罗宾心知肚明，这影响正是来自维克。行文至此，手持丁尼生诗集的维克与略带“功利主义眼光”的罗宾开始以各自的形式向对方转换。

然而，这样美丽的“融合”却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小说中，罗宾的学生玛丽安穿着一件印有“只有联合起来”(To Be United)字样的 T恤［4］。该口号来自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象征着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精神空虚的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与结合，或者说，隐喻着文化场域与经济场域的结合。那么，这种结合是否可能呢?小说至少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贯穿整个故事的“影子”计划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喻。“影子”(shadow)本身就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晨现暮逝、此现彼隐。虽然在小说中，“影子”意指跟随某人的人，但其隐含之意也揭示了维克与罗宾关系的实质。其次，维克在进驻“象牙塔”成为罗宾的“影子”后，不幸丢掉了他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工作。而罗宾虽然在“影子”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了解了工业世界的真正面貌，但这一了解反而坚定了她的选择:即留在象牙塔内。因为此时此刻，她比以往更充分感受到“大学是人文审计署的理想范本，在这里，工作与娱乐、文化与自然和谐相处，天然浑成”［4］。可以说，维克的失业和罗宾的选择都“隐喻了实业与象牙塔永远不可融合的本质”［7］，即经济场域与文化场域的互相排斥性。最后，在小说末尾，洛奇通过罗宾的思考进一步明确了以上问题的答案。望着草坪上的黑人园丁在学生间穿行、工作，罗宾不禁想到:“学生那一方没有可见的傲慢，年轻的园丁一方也没有憎恨，只有一种本能的对相互接触的回避。他们的身体彼此近在咫尺，但他们居住在两个截然分开的世界”［4］。这里，“学生一方”代表着象牙塔，“工人一方”则暗指工业界。而此时此刻，罗宾的身旁是维克，他们近在咫尺，却又截然分开。“看者”间的不可能与“被看者”间的不可能两相对照，诗意地表达了以下意思:实业与象牙塔的结合、经济场域与文化场域的结合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景，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诉求，美好却又可望不可及。

既然以布迪厄的理论来看，工业界与学术界的冲突是必然的，那么洛奇又该如何解决这一场徒然的“相遇”?他又该如何满足这种乌托邦式的诉求? 小说结尾，洛奇说:“任重而道远”［4］。他的态度显然要比19世纪的工业小说家们要来得更积极些，但是，在叙事上，他却和他们如出一辙。其实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洛奇即借助罗宾之口阐述了19世纪工业小说在叙事上的模式:

“对于他们小说里所描写的社会问题，工业小说家们无法想出政治上的解决方法，他们对小说人物的困境，只能提供叙事上的解决办法。而这些叙事上的解决办法总是消极的或是躲躲闪闪的。在《艰难时世》中，工人阶级的女主人公和她的丈夫前往殖民地开始新生活。金斯利的阿尔顿·洛克在对宪章运动的幻想破灭后移居他乡，不久就死了。在《西比尔》中，人们最终发现谦卑的女主人公原来是位女继承人，她得以不向阶级制度妥协，得以不和那位心地不坏的贵族情人结婚。简言之，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给工业资本主义弊病所开的药方都是:一份遗产、一桩婚姻、移民或死亡”［4］。

同样，对于分属两大场域的资本行动者的困境，洛奇也只能和他的前辈工业小说家一样提供叙事上的出路。因此，罗宾既然无人可嫁，又不愿移民美国，那么一份遗产的出现则是必然的。沃尔特叔叔的遗产虽不丰厚，却足以使两个资本行动者获得表面上的“联合”(UNITED)。其实，细看之下，此“联合”貌合神离。维克在失业后试图投资造分光仪。一方面，罗宾的入股可以说加速了维克对经济资本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对金钱的慷慨却又体现了她对文化资本的执著。当维克试图拒绝罗宾的帮助时，罗宾说到:“拿去吧，用了它吧。我不需要这些钱。我也不想退休。我宁愿去美国工作”［4］。罗宾难道真的不需要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她对一份“美好的工作”的需求更胜于她对金钱的需求。因为前者才是一个文化资本行动者所执意追求的事物。也正因为如此，两人比肩而立，却心同陌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洛奇赠与罗宾的这一份“遗产”在叙事上“恢复”了19世纪工业小说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恢复”，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的“普遍情感结构”得以再现，而上述情感结构恰恰是19世纪众多工业小说的共同主题。

三、主题上的“恢复”

关于“普遍情感结构”的讨论源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19世纪六部工业小说①这六部小说分别是: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48)与《南方与北方》(1855)、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本杰明·狄斯累利的《西比尔》(1845)、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1850)和乔治·艾略特的《费立克斯·霍尔顿》(1866)。的研究和梳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当把这些小说放在一起解读的时候，不但可以足够清晰地证明正在建构中的对工业主义的共同批评的传统，而且可以证明那个具有同等决定性的普遍情感结构。认识到邪恶，却害怕介入。同情未能转化为行动，而是退避三舍。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情感结构持续地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程度”［8］。

如果我们以两个字来归纳威廉斯所说的这一“普遍情感结构”，那就是“犹豫”。正因为这一份“犹豫”，工业小说家们只能从叙事上以“一份遗产、一桩婚姻、移民或死亡”来解决人物所面临的困境。同理，洛奇也只能以“一份遗产”来处理罗宾的“犹豫”。小说中，罗宾的“犹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她对待工人有着无法掩饰的同情心，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反而加速了他们的失业。用她的话来说，她的所作所为就是任何一本维多利亚工业小说中“一个资产者支持另一个资产者的案例”［4］。虽然她幻想着让满身油污的工人融入风景如画的高校氛围，但不久就意识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幻景。甚至，和维克一样，她作为文化资本的资产者也隶属于支配阶级。可以说，工业小说理论与工业社会现实差距甚大。面对如此差距，罗宾最后选择在遗产的庇荫下退回文化场域继续她的“美好的工作”。其二，罗宾对维克的态度也一直徘徊在犹豫之中。她承认对维克的好感，但是却毅然拒绝他的爱情。因为在她看来，维克所代表的工业世界与她的“美好的工作”迥然相异。她了解这一不同，却害怕介入。洛奇在小说中用“犹豫表达”这一修辞手法来影射罗宾的“犹豫”。这一修辞手法来自古典修辞学，它指“正在讨论的主体的真实的或假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解构主义者们用它来指文本中较为激烈的矛盾、逻辑的颠覆或读者期待的失败”［4］。罗宾的“犹豫”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主体的“不确定性”，并解构了读者的期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罗宾的“犹豫”是一种复杂的“犹豫”，它再现了威廉斯所说的“普遍情感结构”。伴随着她的“犹豫”，洛奇对当下工业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展露无遗。小说中关于工业社会的负面描写颇多，这里仅举一例。当罗宾在维克的带领下初访铸造车间时，她反复使用了“地狱”这个意象来描述自己的感受。例如，她觉得车间“就像一幅中世纪的地狱油画”［4］，化铁炉像“地狱里的一座小熔炉，又黑又热”，炉旁的工作人员像“一幅旧壁画里的地狱恶魔”［4］，而她自己则像“地狱里的但丁”［4］。如果说经济资本的形成是要靠把人间变成“地狱”，把人变成“地狱恶魔”，那么无怪乎罗宾最后坚持退回到了自己的“象牙塔”中。此处一例，虽管中窥豹，却凸现了洛奇对当下工业社会的有力鞭笞。

我们知道，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是进步的时代。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更是在他长达5卷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中反复强调“英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强调的进步史”，并且英格兰因为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9］。然而，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小说却以其独特的形式对这一进步史提出质疑，并加入到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中去。换句话说，工业小说中人物的“犹豫”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社会体验”①“新出现的社会体验”这个说法源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这个术语。“情感结构”产生于“主流价值观与现实发生冲突之际，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新出现的社会体验之间矛盾的场域，在文化分析中，挖掘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有助于摆脱文化研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发掘各种文化形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功能，开拓其推动社会演进的文化内涵”。详见罗贻荣:《“英国状况”小说新篇——评戴维·洛奇的＜美好的工作＞》，《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从而建构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的文化批评传统。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文学场域中罗宾的“犹豫”是一种复杂的、不可低估的“犹豫”。与其他工业小说中的“犹豫”一样，都是上述文化批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结语

不可否认，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看，该小说至少从三个层面“恢复”了19世纪维多利亚工业小说的传统。首先，以维克为代表的“文化资本”与以罗宾为代表的“经济资本”构成了一个互相对照的双重结构，从而在结构上“恢复”了工业小说的传统。其次，两大资本之间的关系又决定了小说的叙事方向。小说最后出现的“遗产”虽使经济资本行动者与文化资本行动者出现貌合神离的“联合”，但实际上却加速了两者的分道扬镳，并在叙事上进一步“恢复”了工业小说的传统。再次，或者说更为重要的事，通过两大资本的碰撞，洛奇再现了自19世纪工业小说以来所形成的“普遍情感结构”，从而在主题上“恢复”了维多利亚工业小说的传统。因此，在“文化资本”理论的视野中，《美好的工作》一书不啻为工业小说传统的延续，并体现了洛奇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

上述分析恰好印证了英国批评家伯纳德·伯冈兹的推断。他认为，“洛奇虽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大环境里表示了对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怀疑，但经过谨慎思考，他开始向维多利亚现实主义传统回归”［1］。事实上，洛奇本人也承认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并将现当代英国文学的走向比作是呈“钟摆状”，即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不同程度的来回摆动”［5］。而《美好的工作》一书恰好将钟摆摆向现实主义的那一刻表露无遗。

［1］罗贻荣.“英国状况”小说新篇——评戴维·洛奇的《美好的工作》［J］.国外文学，2002，(3):117-123.

［2］Johnson，Randal.Pierre Bourdieu on Art，Literature and Culture［A］.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C］.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6.

［3］张意.文化资本: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568-578.

［4］戴维·洛奇.美好的工作［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04，104，28，28，71，208，212，211，354，299，375，339，378，378，71，147，330，118，120，119.

［5］Luo Yirong.Interview with David Lodge［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0，(4):1-9.

［6］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7.177.

［7］车晓勤.寓言、意识:生产——解读戴维·洛奇的小说《美好的工作》［J］.外国文学，2001，(5):76-80.

［8］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49.

［9］Houghton Walter E.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