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译述话语之关键词研究:“新民”、“豪杰”与“少年”

时间：2024-07-29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1898到1903年是梁启超开始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①关于这一时间分期，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有过相关论述，最有代表性的如李泽厚。详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页。，也是其逐步远离和否定卢梭民主主义理论、认同和追随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理论的国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②在关于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形成及其与卢梭民主主义和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关系研究中，韩国学者李春馥的论述颇有见地。详见［韩］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在报纸上他开始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想、撰写大量西方爱国者、革命者和思想家的人物传记③其间梁启超所撰写的关于外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文章有很多，如《匈牙利爱国者嘎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等。另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孟德斯鸠的法理学学说、康德的哲学学说、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等都曾被梁启超译介过。，同时用导源于日本文学的生动活泼、“走向自由”的新文体④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详见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75页;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6页。阐发自己的国家理论和“新民”主张。这些文章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期望”［1］。与这些时政论文同时引人瞩目的还有梁启超自创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和译作《十五小豪杰》⑤《十五小豪杰》(法文原著为Deux ans de vacances。梁根据英文译本Two Year Vacation《两年假期》)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最初刊载于1902年2-8月的《新民》杂志的第2-4、6、8、10-13号上，是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冒险主义小说。译作当时署法国焦士威尔奴原著，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全书共十八回，梁启超译前九回，披发生(罗孝高)译后九回。详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6页;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这一创一译的两篇小说与梁启超其时“风靡一时”的《新民说》同时产生于1902年，在我看来，这并非巧合，而是梁启超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使然。从“新中国”、“新民说”，到“小豪杰”，再到紧随其后的“少年”与“少年中国”，我们不难窥见其层层递进的推演逻辑和愈近迫切的政治期待。对于“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的梁启超来说，“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2］。故创、译此类小说与在报刊上直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当同等重要，正如狭间直树所言，“梁所有挥洒着报人天分、充满了情感、意在开启民智的灿烂篇章都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写就的”［3］。因此，本文从翻译的角度、以关键词为线索，试图深入剖析“新民”、“豪杰”与“少年”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由此探寻梁启超等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少年强则国强”等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路。

一、“豪杰”:“新民”之素质期待

1902年正月《新民丛报》创刊，梁启超“新民”观从此藉该报逐步得到彰显①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详见［日］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在《新民》的“本报告白”一栏里，主编梁启超高扬“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的革新思想，表明“以教育为主脑”、“养吾人国家思想”的办刊主旨［4］，在创刊号同时推出《新民说》的前三节《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和《释新民之义》。其他重要部分(前14节)也分别在1902年2月22日的《新民》第2号到同年11月14日的20号上陆续刊出。由是观之，1902年的确是梁启超集中阐发自己国家主义思想和新民主张的重要的一年。选择在这一年里，创译这两部小说源自梁启超一向所持的启蒙关怀和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也是他政治热情和国家理想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

“新民”观是梁启超国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根源是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②有学者指出梁启超所撰写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实来自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详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因此，“新民”的最终落脚点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从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对世界、国家、国民③据有学者考论，“国民”连缀成词始见于《春秋左传》，但梁启超所言之“国民”一语“已完全脱离旧有语境，不复汉家故物，而是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影响，具有特定意涵的崭新名词。”详见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307页。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新民思想的逻辑所在: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

既然国民的文明程度与政府、国家的关系如同“寒暑表之于空气”，那么“新民”的确成为“中国第一急务”。然而什么样的国民才是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呢?这样的“新民”又是怎样被构造出来的，即如何“新”?这里，梁启超从孟子的“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里导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自新”才能“新民”;“新民”才能“行我民族主义”，才能“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倘若“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明智、民力”全能焕然一新，则“外自不能为患”。那么“新”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方法有二:“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前者阐扬国民“独具特质”、国家文化保持“独立之精神”的民族主义感情，后者则倡导“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的进取精神。因此，经过此二“新”法历练过的新国民应该是具有“独善其身”的“私德”、“相善其群”的“公德”、有爱国思想、有进取冒险精神、热爱自由、追求进步、自尊合群的“新民”［2］，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是“时时存着为群体、为国家观念”的现代“公民”［5］。

其实，对一个国民所应具备的素质问题，梁启超早有过关注。1899年他就曾撰文对此作过相关论述，其时中心对象是“英雄”与“豪杰”。在他看来，所谓“英雄”，就如同“人间世之造物主”，而“人间世之大事业”，都为“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英雄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当此正处于“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的中国，急需“我同志”、“我少年”等“二三豪俊”出来“整顿乾坤济时”［2］。因为若合此数十豪杰数百豪杰为一点，则“其力非常之大，莫之与敌”，然后其余四万万人“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则“天下事未有不济者也”［2］。如此看来，作为“国民之公脑”的“豪杰”与“英雄”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则英雄与常人是可以随着时间而转化的，今天的常人即是昔时的英雄。因此，梁启超接着就乐观地推导出“二十世纪以后将无英雄”的结论。究其原因，他认为到那时“人人皆英雄”，而“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2］。

二、《十五小豪杰》:“少年”的发现

对豪杰英雄气质和冒险精神的期待既是梁启超“新民”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的冒险小说《两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英译版Two Year Vacation)缘何进入梁启超的翻译视野也就不言而喻;其选用《十五小豪杰》这个在意旨上与原书名《两年假期》相去甚远、语词情感倾向强烈、喻指分明、且之前已有过阐述铺垫的时代语汇来作为该译的书名，其用意不可谓不明显。他不惜时日将这部经过三次转译的小说引入中国，并自诩自己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为翻译的效果“不负”森田的日译本，即使“令焦士威而奴复读之，当不谓其唐突西子”［2］。与之前所译《佳人奇遇》不同的是，由于《十五小豪杰》无涉政治，梁启超无需大费周章去改译或改写。那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怎样通过翻译来显现的?除了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本身即是梁启超所热心倡导的中心话题而无需变更外，在小说的形式方面梁启超将原著作了适当的调整①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之所以采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森田日译本“言文一致”的启发。详见王志松:《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兼论章回白话小说体与晚清翻译小说的连载问题》，《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另外，王晓平对梁“报章体”与日本明治时期“文言一致”的新文体之间的关系也有论及。详见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7年版第272-285页。:按照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将原著割裂成很多回，并且给小说的每一回目都加上标题，在开首和结尾，甚至是小说的行文中间还加上了译者不少按语，这些处理方式都给译者预留了大量的言说空间。该译最初是连载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回”，由于报纸登载空间的相对狭小，故“割裂回数，约倍原译”，但梁启超却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所“割裂停逗处，似更优于原文”。表面上看来这是其对于译文文体的评价，但实质上此番文体变动所带来的阐述便利还是显而易见。

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的第一回“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的开首处，译者便加一“调寄摸鱼儿”的按语: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横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容我两年住。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2］。

如果将这段按语、回目标题与上述梁启超的英雄、时势与国民的相关论述比照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大地”与“怒涛”包蕴的不单是自然界景象，其“茫茫”与“滚滚”所喻直指当时风云激荡的中国;而“孤舟”中“几个童子”的意味更是深长，其于怒涛中浮沉搏击的形象即是他所拟想的“新”国民之理想期待:“豪杰”。在梁启超看来，“新”国家必先要有“新”国民。而“新”国民应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自由品格、进取尚武精神的个体主体性”和“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6］。而将此种“英雄”、“英雄业”与“殖民”、“国旗”、“共和”、“南极”并置，更突显出梁启超对于“少年”“国民”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联逻辑，这些大词新词的使用与按语末句之“劝”共同为此翻译小说的中国读者——也是梁启超期待中的“新国民”——开启了一扇“新”的“现代国家”的美好图景，同时还明示了一条开辟新疆域、创建新功绩的成功之路。

那么梁启超所谓的进取冒险的含义是什么呢?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有四个:“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②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是构成西方文化力本论的四个要素。详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实迹与现在，属于行为;理想与未来，属于希望”，故“希望愈大，则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热诚最高潮之一点，而感动人驱迫人使上于冒险进取之途”;“养气者必先积智”，“而进取冒险之精神，又常以其见地之浅深高下为比例差”;“体魄之不可不自壮，而胆力亦未尝不可以养成”［2］。这些冒险进取精神在《十五小豪杰》的那些勇猛聪明、胆大心细的法国少年身上都能找到。因此，梁启超对其中人物的推崇和喜爱之情不溢言表，在所译第一回的结尾处不禁对小说的主人公武安大加赞赏:“观其(武安)告杜番云，‘我们须知这身子以外，还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观其不见莫科，即云‘我们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见为有道之士”［2］。从危急中人物的一句话里，梁启超即可以读出这一十五岁未满的少年为“有道之士”，足可见其浓厚的主观意识。在他看来，武安虽为一小小少年，但其在危急关头所表现的进取冒险精神实在是为他人所不及，对于老大中国的国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在第二回末尾的译者按语中，梁启超又针对小说中武安所说的“今日尚是我辈至危至险之时，大家同在一处，缓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离是灭亡之道也”等语，不禁高声疾呼:“我同胞当每日三复斯言”;而对于读者可能会痛恨杜番的“只坐争意见顾私利”的“自反”行为，便热心为其开解，说:“读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他日服从公议之处，便知文明国民尊重纪律之例。观其后来进德勇猛之处，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而在第三回终了时有感于西方少年强盛的自由独立意识，梁启超不禁对西方国家的“自由”、“国家”与“服从”之间的关系大加阐述，借此以警醒国人:

学生放假时，不作别的游戏，却启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自由与服从两者如车之两轮……，相反相成也。最富于自由性质者，莫英人若;最富于服从性质者，亦莫英人若，盖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来矣。立宪政体之国民，此二性质，缺一不可［2］。

由是观之，从《新民说》到《十五小豪杰》，对于国民的危机意识的诱导和冒险进取精神的倡导一直是梁启超国家思想和新民观的重要主题。在他看来，中国人是没有进取冒险之精神的，“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虽然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唯一与冒险精神相等的概念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且将冒险精神也命名为“浩然之气”，但显而易见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与西方的冒险精神是有差异的，前者指的是一种源自道德信念的不可抑制的胆力，道德取向不可忽视，而后者着重的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勇敢、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与道德意识实无太大关联。因此，正如张灏所言，“梁对孟子这一概念道德取向的忽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看成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力本论的浸入、儒家道德主义不断衰败的一个微妙而准确的反映”［7］。事实上，梁启超的这一举措已触及到社会政治转型期间的知识分子在中西交往活动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引入西方先进新异的思想时，“为了说教的便利”，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常常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装或转换;在有关道德价值观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在理智上仍相当程度地认同中国文化遗产，但他们所肯定的“中学”，似乎远远越出其真正理智评价认为正确的东西，或者早已被他们注入了新的思想内质而不再是早先原汁原味的那个“中学”。梁启超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我们从他往往要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寻找一些近代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来看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悖论中，对于“少年”及其冒险精神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西方文化因子，梁启超成功地找到了“豪杰”与“少年”这两个中国传统语汇的现代关联。因此，在举出纳尔逊和拿破仑等西方历史英雄人物来求证自己的观点之余，梁启超在《论进取冒险》的结尾还用英文郑重附上西方流行歌曲《少年进步之歌》，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的。

三、“少年”:“豪杰”之理想载体

冒险精神是梁启超《新民说》所倡导的现代“新”国民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具有冒险精神的“豪杰”自当是“新”国民的期待目标与努力方向。而其对于“少年”的发现更进一步为“新”国民找到了理想的载体。因此，《十五小豪杰》中少年们不畏艰险敢于吃苦、在危险面前沉着冷静、在危难中团结友爱的美好品质正符合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少年”、乃至“少年中国”的设想与追求。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这一从“新民”到“豪杰”，再到“少年”的思想轨迹和逻辑推衍。

首先，如前所述，梁启超对武安等“少年”身上所具有的独立进取与冒险果敢大加赞誉，并极力向国人阐扬、树立新的国民模本。其次，武安等人的少年身份本身也是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从自然生理层面的“少年”再到精神层面的“少年”，我们不能不体察到梁启超的“新民”逻辑和良苦用心。而且，这一着意与梁启超本人以及当时所盛行的时间观和进化观汇成一股强力，逐渐推演出其时乃至后来都影响深远的“少年”论述话语。“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等“少年”特质成为“新民”、“强国”的良药和寄望之所:只有生命力十分旺盛、求知欲非常强烈的少年才更独立自主、才更善于进取。在梁启超看来，“常思将来”的少年具有“常思既往”的老年所缺乏的进取、冒险和追求新知等优点。少年因为“惟思将来”，认为“事事皆其所未经”，所以“常敢破格”、会“生希望心”，能“进取”，能“日新”;少年因为盛气豪壮、敢于冒险，所以能造世界。在梁启超追求进化和进步的眼里，老年人如同“夕照”，如同“死海之潴为泽”，而少年人则如“朝阳”、如“长江之初发源”［2］。因此，对少年诸般优秀品质倾慕不已的梁启超决定“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并以此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还以此与“小豪杰”十分契合的名字作为翻译《十五小豪杰》时的译名。至此，老年与少年生理、性格方面的自然不同在这里被梁启超转换成社会、国家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

事实上，梁启超对“少年”的倾慕和论述与其时日本学界所流行的少年论述话语也有很深的渊源。其对“少年”的发现与意义重估，“实有鉴于日本之藉‘少年’以想像‘国族’，憧憬‘未来’”［8］。因此，经由挪移转借，晚清“中国”遂同样对“少年”充满了憧憬渴盼。当然，梁启超此时对“少年”与“老年”的观点虽然因受当时知识界中心话语“进化论”的影响而在今日看来不免有失偏颇，但其渴图借异域少年的灼灼朝气来刺激老大中国麻木神经的良苦用心委实让人感佩。

梁启超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没有白费。所译《十五小豪杰》一经刊出，马上在中国引发了不小的热潮:不但该书的销路奇好，一时之间被冠以“豪杰”和“少年”之名的小说也比比皆是，连开明书店的主持人夏颂莱也慨叹说:“今新小说界中，若《黑奴吁天录》，若《新民报》之《十五小豪杰》，吾可以百口保其必销”［9］。1905年松岑也说“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10］?

从历史来看，正如受梁启超影响颇深的胡适所言①关于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研究，详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4页。，梁启超《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态”，而“‘新民’的意义就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11］。不过，在本文看来，在梁启超的新民与国家思想里，一方面，经过“新”改造的国民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热情勇敢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们还应该具有强烈的国民意识，在危难中服从于集体、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个人自由最终服从于国家需要。国民个人的自我意识虽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但既然“我”从根本来说是归属于国家这一共同体的，那么“我”对国家共同体所充满的感情就可以且应当转换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化进程中“谋建国民个人主体”和“谋建国家主体”这两个平行的目标在梁启超那里变成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12］:当现代个人主体的建构服膺于对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建构时，如何“新民”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最有效地建构国民的主体意识、并最终融入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之中。客观地说，虽然对“新民”的趋重是服务于其最终目的——国家思想，但此处对国民素质的重视和对国民自我主体意识的培植亦可显露出梁启超与“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东西”的晚清其他改良家的不同之处，从而使我们得以探知梁启超及其《新民说》对于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的特殊历史作用。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灏认为梁启超“比五四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7］。

因此，无论是在充满严肃说教气氛的政论文章中插入浅白活泼的外文歌曲，还是在叙述少年航海历险的小说中插入大段的政治观点和严肃说教，在今天看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体或技术问题，它更是作为政治家和译者的梁启超在检视中西文化的异同过程中有意识“采他人之有补自身之无”时的一种无奈而有效的选择。对于生长在中国转型初期的梁启超而言，虽然“他从传教士的文章和翻译的西书，就得到了‘足够’的知识”，可以走在时代的尖端，可以做言论界的骄子，“掀起求变思想的狂潮”，但这种行为的本身却暗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间艰难的文化选择和在不同文化夹缝中尴尬的言说境遇。

无论从“如清商度曲，子夜闻歌”的《佳人奇遇》到“如火树吐花，星桥灿彩”［13］的《十五小豪杰》，还是从霍布士、斯片挪莎、卢梭、培根到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和康德，梁启超一直以其对时代危机的高度醒觉，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入大量的欧西先进学说或政治思想，并以此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几乎波及“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14］，且对于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来说，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梁启超)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15］。或许，郑振铎先生对于梁启超先生译介工作的一番评定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本文论述的收束:“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晓，叙述又简易无难解之处”，也有一小半因为“梁氏的著作流传的范围极广”。因此，“即使林、梁他们有什么隔膜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忍去责备他们么”［16］?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46-547.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609，655，655-677，340-341，354-355，382-383，5666，5664，667-670，5664-5687，5671，409.

［3］［日］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A］.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2.

［4］梁启超.新民［N］.新民丛报，1902-02-08(1).

［5］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A］.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8.

［6］李金和.平民化自由人格——梁启超新民人格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7.

［7］［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18，134.

［8］梅家玲.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晚清“少年论述”的形成［A］.陈平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73.

［9］公奴.金陵卖书记(1902年)［A］.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C］.北京:中华书局，1954.389.

［10］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52-153.

［11］胡适.四十自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52.

［12］易前良.《新小说》杂志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J］.山东社会科学，2004，(3):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