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希腊》与救中国——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象

潘艳慧,陈晓霞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哀希腊》与救中国
——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象

潘艳慧,陈晓霞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英国诗人拜伦及其诗作《哀希腊》的译介不断。梁启超和马君武等从民族国家、自由独立的角度来阐释拜伦,在他们笔下拜伦是“革命”和“英雄”的代称;苏曼殊所推崇的是作为“现代”“个人”的拜伦,在他眼里拜伦成为其自身志向和情感的投射;而鲁迅对拜伦的译介除了凸显其“英雄”气概,还着意发掘其“叛逆”和“孤独”的精神气质。这些拜伦形象虽然和真实的拜伦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拜伦的主流想象。它们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梦”一起书写了历史紧要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和精神品貌。

拜伦;《哀希腊》;翻译;想象

正如刘禾所言,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采纳、盗用,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因此,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1]。回顾五四前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译介与推衍,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严复的《天演论》,再到梁启超的《佳人之奇遇记》、《经国美谈》等,无不透露出译介者在对象选择上表露出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主导目的。而这些被译介者灌注了新的文化内涵的外来文化在中国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它们开花结果,成为中国所追求的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归化”了的外来文明与它们在本国的面貌早已相去甚远。因此,阐释和研究它们在中国的接受和比较它们在中外的差别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本文拟以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及其部分诗作在中国的命运为个案,考察分析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出的拜伦形象和精神的多样性,并力图廓清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中国式”拜伦与真实拜伦之间的差异。

一、《哀希腊》在中国的出现

拜伦,这个“给他那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打上了最后的决定性印记”的英国伟大诗人,在他 37年的短暂生命中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唐璜》是其后期最重要的一部长诗,这部“写出了宇宙间的普遍人性”的作品也是 19世纪堪与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的唯一诗篇。作为英国历史人物的唐璜其实并不是一个英雄,相反他却是一个因为诱骗了某贵族少妇而被驱逐并到处流亡的青年无赖式的人物[2]。他与拜伦本人某些经历和境遇的相似或许正是他成为拜伦这部长诗的主人公的最大原因。但在拜伦笔下的唐璜同样不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英雄,这个“极美貌、骄傲、大胆而又运气好的人”充当了命运的宠儿。虽然他屡次身陷险境,但又每次都能从死神的身边安全逃开;虽然他经受过无数与情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煎熬,但总有新的爱情给他带来新的幸福。正是这样一颗热情冲动、敏感正直的心灵在遭遇到饥饿的极度恐怖和沉船的厄运后,在希腊的海边遇见了美丽的希腊少女海蒂。沉浸在青春彩色的爱情和与大自然令人心醉的和谐之中的唐璜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希腊——是如此地痴迷与爱慕。正是此时,一个游吟诗人的吟唱将唐璜带到了残酷的现实。这块如海蒂一般美丽的土地正饱受着土耳其的侵扰,并面临着即将灭亡的噩运。这段吟唱带给热爱着海蒂和希腊的唐璜以巨大的震撼。伴随震撼而来的是打击,身为作者的拜伦对这一切感同身受。虽为希腊异族,拜伦在他后来的生命岁月里却选择了与希腊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抵御外辱。而这段在《唐璜》中并不太起眼的第三章中的 1节就在诗内和诗外的世界里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意义对于和当时的希腊人有着相似处境的中国人来说,更是非凡和伟大。

曾游历过欧洲、对西学有过较多了解的梁启超熟知拜伦和希腊之间的这段渊源。《唐璜》中这节以恢宏的气魄、炽热的情感讴歌希腊昨日辉煌的文明、并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劲的魄力来召唤、鼓舞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外族压迫的文字无疑会引起梁启超的共鸣。因此,当他在国内倡导“小说界革命”,并于1902年亲自尝试写作新小说时,他便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入了这一节富含鼓动色彩的政治倾向明确的诗句。

《新中国未来记》的第四回在描写黄李二君在旅顺一家客店里,由于思及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旅顺——正经受着日本的欺侮而心下感叹不已之时,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在弹琴歌唱,其唱的正是拜伦的两节激励希腊人奋起的英语诗句。如果我们熟知在拜伦所有的诗歌中,关于希腊的描写恰好此二处最富有政治意味和最能鼓舞人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洞察梁启超在此专门插入这些有关希腊的诗句的深刻用意:

[沉醉东风 ]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藏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3]!

黄李二君听到的诗句是用英语唱出的,在小说的眉批里叙述者将它们译成了汉语。上面所引的正是梁启超根据弟子罗昌的口述而以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填译的、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章中第 86节的一、三两小节,它是长诗中人物效仿游吟诗人时所吟唱的诗。在整个第三章中,这个共 16节的诗行其实可以独立成章。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虽然将它们译成了汉语,但由于是安插在小说中的,他并没有给这两节诗命名。

为这两节诗①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提到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中有关希腊的两节诗,因为它们可以独立成章,也可看作两首诗。但历来学者对这两节都描写了希腊、分别来自两首不同长诗中的诗行多有混淆,它们往往被看成一首诗,即《吊希腊》。故此处笔者有意把它们加以区分开来。命名的分别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金一和马君武。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译拜伦的这两节诗带给国人巨大的震撼和鼓舞,而它同时也成为后来的学者们竞相翻译这同一首诗的内在动因。金一在赞叹钦佩之余,拿起译笔来将被梁启超译为《渣阿亚》的那部分改译为《吊希腊》[4]。

二、《哀希腊》的多个中译本

有感于梁译《端志安》的不完整[5],马君武决意重译此诗。1905年底,归沪省母的马君武在“雪深风急”的“一椽茅屋”之中,将全诗 16节以七言古风体译成,句子表达流畅,节奏舒缓深沉,并被冠以《哀希腊歌》的诗名。为便于与梁译等进行比照,特摘录 5、6节如下: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其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但余海岸似当年,海岸沉沉亦无语。多少英雄古代诗,至今传诵泪犹垂。琴荒瑟老豪华歇,当是英雄气尽时。吁嗟乎!欲作神圣希腊歌,才薄其奈希腊何[6]!

自此,拜伦《唐璜》中的第三章的 86节便以《哀希腊》的诗名正式出现在中国追求文化现代性的历史舞台上,而《吊希腊》和《哀希腊》的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藉以互勉和启蒙的有力武器,并被长久地镌入了现代化中国的艰难建构之中。

马君武之后,真正使拜伦本人及其诗作在中国引起广泛兴趣的应该是苏曼殊。个人品质和人生境遇的相似性使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对异域的拜伦一见倾心。1906年,当苏曼殊在日本径子樱山与母亲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时,他开始翻译这首诗,①学界对《哀希腊》是否为苏所译未有定论,但笔者以为苏曼殊研究专家柳无忌的说法更为可靠,故倾向于认为此诗是苏所译或苏黄共译。并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7]。译诗中的 3和 6节如下: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怼。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6]。

此后,苏曼殊对拜伦的译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1906年他又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三首诗,并于 1909年率先在国内出版了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共收录了拜伦的 5首诗。他还在 1908年和 1911年分别出版刊印了译文集《文学因缘》和《潮音》,成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8]。

苏译《哀希腊》采用了五言古体,其“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的译风和译诗中透露出的浓郁的异域色彩使该诗在当时的中国传诵一时。在译诗之余,苏曼殊更是充满热情地向国人介绍拜伦本人,在诗词里以“中国的拜伦”自许,在生活中对拜伦也处处效仿。

1913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看到张奚若从国内带来的苏译本的《哀希腊》后,“得尽读之”。虽然知道《哀希腊歌》有梁译、马译等不同版本,在通读苏译《哀希腊》之后,胡适仍然有感于“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马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而苏译虽然“大谬之处尚少”,但“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9],便决定重译此歌。于是,在1914年,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胡适在“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的深夜,满怀豪情地以离骚体翻译了拜伦的这首《哀希腊》:

往烈兮难追;故国兮,汝魂何之?侠子之歌,久销歇兮,英雄之血,难再热兮;古诗人兮,高且洁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虽举族今奴隶兮,岂无遗风之犹在?吾慷慨以悲歌兮,耿忧国之魂磊。吾惟余頳颜为希人羞兮,吾惟有泪为希腊洒[10]。

此后,学者们对《哀希腊》的翻译活动仍然没有停止。1922年,胡寄尘和柳无忌几乎同时翻译了《哀希腊》。1925年,王独清又复译了《吊希腊》。建国后,更有查良铮、朱维基等人分别译出了《唐璜》全文,杨德豫也出版了包括《哀希腊》在内的《拜伦抒情诗选》。

三、中国知识分子在译介中对拜伦的想象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花费了整整七个章节、并以一种极度钦佩和赞赏的语气、优美华丽的语言评述了英国诗人拜伦:在他短暂的生命岁月里,诽谤、侮辱和打击、赞赏与爱戴是如此对立而又和谐地包围着他,直到这个在他同时代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有一个位置”的英国贵族最终客死他乡以后,这一切并没有停止。在他身后,诋毁和揄扬依然紧紧地跟随。

在近代中国,拜伦和他的作品所受到的礼遇却全然不同。同一文本的多个中译本的出现,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影射出译者不尽相同的翻译心态和诠释想象。

(一)“英雄”拜伦与“民族国家”

《新中国未来记》第四章一开头,黄李二君倾听隔壁传来的优美歌声,歌唱的内容使他们动容。从对话看,他们对拜伦助希腊的事迹应该比较熟悉。这里其实是作者梁启超借他们二人之口,对读者即国人,谈论拜伦及其精神:“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3]!这是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出场,显然是梁启超努力为之的结果。为了使他笔下的拜伦形象真实可感,梁启超也许早以埋下伏笔,因为《新小说》创刊号上所刊登的拜伦的照片能给我们些许这样的暗示。事实上,梁启超正是通过《端志安》所彰显的那个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热情的“拜伦”与创刊号上的拜伦照片一起在中国树立了一个英雄无私的拜伦形象,并迅速在日本和国内掀起了一阵“话说拜伦”的狂潮。此时高扬在拜伦形象头上的是一个“热爱自由”、“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环。自此,在中国拜伦就和“哀希腊”、“民族国家”融为一体,不再分割。

梁启超在他的新小说里塑造的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热爱自由与和平的英雄拜伦形象。这个形象和拜伦本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作为助希腊独立的“英雄”只是真实拜伦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学者剀切地指出,梁启超虽然敏锐地感受到拜伦的个性魅力,但在将拜伦放置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时,他自觉地放逐“私人”的拜伦,而弘扬“公众”的拜伦[11]。梁启超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背景,就会对这个问题一目了然。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也正是在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后不久,并进一步撰写《新民说》的时候。当他欲借西方小说来抬高中国小说的地位时,他要提高的其实是小说的政治、社会功能,他要号召的是文人以文学参政并以小说新民和启蒙。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何以会在自己的新小说里插入异族诗人拜伦的形象,因为这个“哀希腊”、“助希腊”且最后“为希腊”而死的英雄形象既可以成为中国文人参政的最好榜样,又可以作为梁启超政治主张的最具说服力的、深入人心的证据,他还可以号召广大的和希腊人有着相同境遇和心态的中国人起来反抗。

(二)“革命”拜伦与“自由中国”

马君武对拜伦的想象与设计和梁启超有着惊人的相似。1905年,马君武在译诗题记中叹道:“呜呼?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5]。正是对中国当时现状的痛切与关怀促使马君武在梁启超之后进一步赋予拜伦以雄浑豪壮的气魄和革命的崇高意志。而马君武雄豪深挚的译笔,如他的创作一般,具有一种深挚感人的力量,较同时期苏曼殊的译诗,流传更广。正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所认为“以他的气魄译此等诗最为相称”。事实上,正如王森然所指出的,“马君武译《哀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窜改原意”[12]。但正是马君武的这种豪杰译法将拜伦的形象在中国再次定格为英雄。并且,我们不能忘记正是他给这 16节诗定名为《哀希腊》。从“哀希腊”到“哀中国”再到“救中国”,这中间的互文关联怕是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领悟的道理和都可效仿的路径。从文学到现实,从希腊到中国,从“哀”到“救”,我们不能不体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不独梁启超、马君武如此,即使是政治主张一向趋于温和的胡适也一样。虽然他翻译拜伦的《哀希腊》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对译诗诗体上的探索和尝试,但也同样地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倾向。细读译诗,我们就会发现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始终贯穿前后。

“感时忧国”,是夏志清对现代中国文学总体特征的一个概括。在笔者看来,这四个字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国家危难面前所持有的强烈的道义使命感使他们的谈论内容和描述对象总是和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李欧梵所说,“感时忧国”事实上涵盖了各种不同解释:种种写实主义的矛头都只对向唯一的目标;种种革命姿态只诠释唯一的乡愁——中国[13]。

(三)“情感”拜伦与“现代个人”

如果说梁启超、马君武等人对拜伦的想象是因为戴了一副“民族国家”、“革命”、“自由”的眼镜,那么苏曼殊从拜伦身上看到的更多的则是他自己。换句话说,苏曼殊是把拜伦作为自己的镜像来向国人描述的。苏曼殊,这位“有着革命情绪的爱国主义者”和“浪漫诗僧”[8],与拜伦在性情上有着天然的相似。或者正如郁达夫所言,苏曼殊恰好继承了拜伦的那一时代的浪漫气质[8]。他们二人的相遇,“宛如漆黑的夜空中两颗行星的相遇”[14]。因此,如果说梁启超等发现的是作为“英雄”的拜伦,那么苏曼殊所发现的拜伦便是作为“现代个人”的拜伦。他在这个热情、冲动、聪敏而又高贵的异族诗人那里找到了一种真正的心灵契合。诗人率真坦荡的性情、对爱情与自由的痴迷、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无不带给苏曼殊那颗同样敏感多情的心以极度的震撼。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对爱情有着相同的态度和相似的理解,而拜伦的多情又恰好可以成为苏曼殊与众多女子恩怨缠绵的注脚。毫无疑问,拜伦一生坎坷的命运和客死他乡的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他对爱情、婚姻的选择。正是这一点让他感到了无尽的伤感和悲凉。目睹拜伦的遭际,思及自身的伤痛,苏曼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诗词和实际言行和拜伦进行着持久的心灵对话。“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8]。是他喟叹两人共同的漂泊与失意;“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是他以将拜伦引为知己来告慰已逝的英灵;在生活中,他更以“中国的拜伦”自许,并处处表现出对拜伦的效仿。

除了逼人的才气,苏曼殊和拜伦还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政治。拜伦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他真正想投入的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拜伦对人们给予其文学的评价有时颇不以为然。而苏曼殊虽然遁入空门,但他也同样渴望在时代政治中一展其过人之才。不用说,一直身处近代中国革命活动旋涡中的苏曼殊对拜伦助希腊独立的壮举肯定比别人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推崇。他在《〈拜伦诗选〉自序》中深有感触地说,“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他的推崇与梁启超等的宣扬又很不一样,苏曼殊是站在个人情感选择的基础上来首肯拜伦的这一行为的,这一切在于他与拜伦感同身受,因为在他的身上也同样流着一半外族的血。

如此推许拜伦的苏曼殊自然给当时的“拜伦热”添了一把最旺的火。他将拜伦比作中国李白,并在《潮音内序》中对他心目中的知己拜伦作了一番更详尽的介绍:“拜伦生长教养于繁华、富庶、自由的生活中,他是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件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拜伦的诗通篇中充满了神迷、美魔与真实,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个坦白而高尚的人。他一生的生活、境遇、著作,都缠结在恋爱和自由之中”[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曼殊充满感情的笔下出现的拜伦是一个更真实也更浪漫的个人形象。虽然他和真实的拜伦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从另一个侧面丰满和完善了中国在他之前出现的“英雄”拜伦形象。

事实上,不独苏曼殊从拜伦身上看到了其作为现代“人”的真实面相,鲁迅亦如此。拜伦对鲁迅的影响由来已久,正如鲁迅本人后来所言,“有人说 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1907年,鲁迅撰写了被后来学界视为“近代中国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鲁迅虽然没有象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人那样翻译拜伦的具体作品 ,但他对拜伦个人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尤其是对于拜伦的“英雄”气概及其“叛逆”和“孤独”的精神气质大加赞赏。这些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或补足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拜伦的想象。

综上所述,当梁启超、马君武等人看到的是“革命”的拜伦、“英雄”的拜伦,苏曼殊、鲁迅等看到的除了“英雄”的拜伦以外,还有“情感”的拜伦、“现代个人”的拜伦。这些拜伦形象虽然和真实的拜伦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无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拜伦的主流想象。它们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梦”一起书写了历史紧要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和精神品貌。

王德威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时,认为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时,主体创作意识也就成为了群体机器的附庸[15]。这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但我们在考察一个文学或社会思想现象时,我们还应该体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虽然未脱文以载道之志,但这也似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走得通的唯一的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考察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翻译与介绍,也只是企图窥见历史在那一时刻的真实。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象总是依附在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缠绕之中。因为“救亡”的时势要求,民族国家的建构最终往往淹没了个人的理想追求。而中国是在西方的巨大挑战下,被迫开始以西方为参照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现代化追求的。因此,虽然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拿来西方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很多的选择,但是他们仍然有着许多的无奈。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适应中国时势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改变事物的原貌,对拜伦的翻译与想象也是如此。

[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北京:三联书店,2002.115.

[2]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09-424.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4-45.

[4]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 [J].社会科学战线,1996, (3):27-29.

[5]莫世祥.马君武集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39,438.

[6]施蜇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3[M].上海:上海书店,1991.35-37,32-35.

[7]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324.

[8]苏曼殊.苏曼殊全集(第一卷 -第四卷)[M].北京:中国书店,1985.181,45,535.

[9]吴奔星.胡适诗话[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6.

[10]胡适.尝试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140-143.

[11]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J].鲁迅研究,1999,(9): 36-37.

[12]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 [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101.

[1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M].北京:三联书店,2000.227-228.

[14]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54.

[15]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40.

The Isles of Greeceand“Saving China”——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maginations aboutByron through Translating

PAN Yan-hui,CHEN Xiao-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There are plenty of introductory essays of Byron and different translating versions of the poem ofThe isles of Greecein modern China.LiangQi-chao andMa Jun-wu gave their explanations aboutByron from the angle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motherland,so in their eyesByron is a humanis m hero.SuMan-shu gave high praise ofByron’s personality,regarding himself as a Chinese Byron,while Lu Xun not only put emphasis on Byron’s“Hero”spirit,but also deliberately explored his“rebellious”and“lonely”ethos.Although there is a certain distance between these i mages and Byron hi mself,they represent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Byron’s imagination.A-longwith the“Hero Dream”of Chinese intellectuals,they recorded the true mentality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a critical history period.

Byron;The Isles of Greece;translating;i magination

book=1,ebook=1

H059

A

1006-4303(2010)01-0097-06

(责任编辑:徐吉洪)

2009-11-27

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7CG WY008YBG)

潘艳慧(1970-),女,湖北浠水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陈晓霞(1982-),女,浙江金华人,讲师,硕士,从事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