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语言双向习得研究模式

陈建明

(西安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21)

论第二语言双向习得研究模式

陈建明

(西安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21)

本文通过反驳杨红先生《再论第二语言双向习得研究模式——兼与陈建民先生商榷》一文的批判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理论构建、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应用，以期更好地推广这一研究模式.杨文认为陈建明(2012)存在“‘母语强势’说”、“对比分析不深入”、“语料库语料文体不一致”等错误.本文一一予以反驳，并指出杨文的这些错误判断是由于杨红先生对陈建明(2012)的研究内容理解有失偏颇的缘故导致的.

程度副词；母语负迁移﹔二语习得；对比研究

杨红先生在《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再论第二语言双向习得研究模式——兼与陈建民先生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对笔者2012年发表的拙文《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模式初探——以汉语程度副词“更”和日语程度副词“もっと”的分析为例》[1]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杨文指出：“(陈文)取研究对象时，所选取的基准不明，概念分析模糊，立论有失严谨.在第三部分”二语学习者使用偏误的双向考察“中存在另一缺陷：误用分析部分，论证稍显粗浅且逻辑不合理，结论有失偏颇”[2].

我们对杨红先生的学术争论精神表示欢迎.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逐步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但是迄今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研究重心、理论支撑、理论建构等问题仍处在争论之中，未能获得语言研究学界的普遍认可.笔者2012年发表的论文亦是抱着抛砖引玉的想法，推介了近年来由张麟声先生倡导的“仮説検証型習得研究(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为二语习得研究注入一汪活水，进而推动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关于张麟声先生提出的研究模式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详细阐述.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研究模式是新生事物，并非完美无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揣浅陋，将这一研究模式发表出来，以求在批判中获得改进和完善.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非常感谢杨红先生对这一研究模式的关注.

但是，学术批判应该具备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应该在完整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驳斥.读完杨文后，笔者深切地感到杨红先生对笔者论文的理解有失偏颇，导致其批判中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让人倍感遗憾.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杨文中提出的疑问进行说明，澄清笔者的观点和想法，以便让二语习得研究者能够更清楚、更准确地得了解“仮説検証型習得研究(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模式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讨论杨文因理解偏颇导致的一些错误认识来进一步详细地推介张麟声先生提倡的“仮説検証型習得研究(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期冀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促进这一研究模式的完善和发展.

1 关于“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的简介

杨文批判的内容与张麟声先生提出的“仮説検証型習得研究(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密切相关.陈建明[1]已经介绍过这一研究模式.为了让学习者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研究模式，同时也为了证明杨红先生对笔者主张的理解失之偏颇，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新系统阐述一番.所述内容多引自陈建明的论文[1]以及张麟声的著作[3-5].

近年来习得研究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思路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些习得研究对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不能全面揭示母语迁移的条件和路径，研究成果难以直接有效地促进外语教育的改善和发展.因此，张麟声[3]提出了一种新的习得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最大特色是注重研究二语习得中母语的迁移状况，探讨母语影响外语习得的条件以及影响方式和路径，最大程度地限制或者避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这一研究模式被称为“仮説検証型習得研究(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其后张麟声[4-5]又对这一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主要包括“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个研究步骤.陈建明[1]对这一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地推介.第一，比较学习者的母语和所学目的语差异，展开对比研究；第二，通过分析语料库研究外语学习者的习得状况.根据对比研究和习得状况分析的结果提出母语迁移导致偏误产生的假说.第三，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论证上述假说是否成立，研究母语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的条件和方式.

张麟声[6]进一步阐述了“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与当前主流习得研究方法的异同.当前的习得研究中通过对比研究解释两种语言的差异只是为了解释学习者出现偏误的原因，对比研究并不是习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中介语中偏误情况的研究以及对学习者习得状况的调查其目的只是为了提出某种假说.与以往研究方法不同，“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中的对比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在张麟声提出的研究方法中假说是在对比研究和偏误分析完成的基础上提出的，且主要是为了探讨母语的迁移状况.最后，调查验证的目的不是提出假说，而是为了论证假说的正确性.如果调查结果与假说不符，则需要进一步完善假说，再次调查验证.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最终获得真理性的解释.

张麟声先生提出的研究模式的根本理念在于如何使习得研究成果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外语教学的内容，重点探讨母语迁移的内在规律性，以便能够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母语迁移的作用.近年来，张麟声先生的这一研究理念和模式逐渐获得了日语语言研究者的认可和支持，其主导成立的“中国人学习者的日本语教育研究会”就是秉承上述研究理念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其影响力日渐扩大.

综上所述，张麟声先生提出的“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的习得研究模式与现有的习得研究方法相比在理论建构以及研究重心方面有很大不同，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以及实用性.

2 杨文批判问题之讨论

2.1 “母语‘强势说’[7]立场”批判之讨论

杨文首先批判陈建明的论文[1]立论缺乏严谨，并批评笔者采取了已被学界广为批判的“母语强势说”的观点[8-9]-通过对比研究能够预测学习者二语学习中出现偏误的情况.详见杨文48页的论述.

对于杨文的这一批判，笔者感到疑惑不解.首先，陈建明[1]在对比研究的文献回顾中已经明确批判了母语“强势说”.该学说主张对比研究能够预测第二语言学习中出现的困难和错误，并认为母语迁移是导致偏误出现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是不科学的，除了母语迁移以外，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方法以及学习环境等诸多因素均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影响，导致偏误的产生.详见陈建明[1]的第二节内容.

陈建明在2012年的论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研究立场，杨文却认为笔者采用的是母语“强势说”立场，这不得不说是杨红先生理解上的偏差.

杨红先生之所以得出上述错误结论，究其根本原因是杨红先生没有正确理解“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这一研究模式.杨红先生却认为，“该文以汉语程度副词”更“和日语程度副词「もっと」为例，从对比分析、误用分析、习得研究这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2].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的研究模式是“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而杨红先生却错误地认为是“对比分析、误用分析、习得研究”，杨文通篇基本没有涉及“検証調査”，即杨红先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検証調査”这一研究步骤的重要作用，竟然认为其不过是习得研究.殊不知“検証調査”研究步骤是我们提倡的习得研究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导致杨文批判产生错误的根源.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阐述一下“検証調査”研究步骤的作用.

陈建明2014年发表的论文[6]运用“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对日汉程度副词“もっと”和“更”的习得状况进行了研究.陈建明[10]首先探讨了“もっと”和“更”的差异，指出两者存在以下五点不同.第一、二者在句中出现位置不同，第二、二者与语气成分共现的情况不同，第三、与二者共现使用的动词类型不同，第四、二者的语义存在差异，第五、二者能够出现的文体存在差异.笔者认为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两国的外语学习者学习“もっと”和“更”时可能会出偏误.但是，仅仅通过对比研究的结果还无法判断上述五点差异是否都能导致母语负迁移的发生.为了弄清楚哪些差异能够导致母语负迁移的发生需要对“もっと”和“更”的习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详见陈建明2014年发表论文[10]第一节.这一论述能够清楚地表明笔者绝对不是母语“强势说”的立场.如果杨红先生看到了笔者发表的这篇论文，应该不会产生杨文的错误认识.

然后该文分析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和日本汉语学习者使用的偏误例子中与日语和汉语差异相关的语料，并根据偏误产生与母语负迁移的相关性提出了两个假说.假说一：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使用“もっと”时，书面语中比口语中更加容易产生偏误.假说二：程度副词“更”在修饰动词短语、“有”字句、能愿动词以及“无界限变化动词”时，由于受到母语影响日本汉语学习者容易产生偏误.从这两个假说可以看出，尽管日语程度副词“もっと”和汉语“更”存在着上述5点不同，但是我们观察日语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料库发现，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习得“もっと”时只受到使用文体不同这一差异的影响.笔者在该论文中详细叙述了“もっと”的意思用法，指出其主观性强，一般常用于会话中而难以出现在文章中.与之不同，汉语的“更”在会话和文章中均可使用.因此，我们推测可能是受到母语汉语的影响中国日语学习者出现了这类偏误的用法.

最后笔者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假说验证型习得研究”模式的第三个环节应该展开问卷调查对上述两个假说进行论证，以检验它们是否成立，进一步探讨导致母语负迁移发生的条件和路径.换而言之，虽然我们推测中国日语学习者在“もっと”的习得中，与口语相比在书面语中更容易出现偏误，但是还不能因为语料库中观察到了这类偏误例子就断定这类偏误是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因为中介语语料库中只是出现了少量的偏误例子，我们仍旧需要就这一问题设计问卷调查等对日语学习者进行大量的调查，验证学习者是否确实是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而出现的此类偏误.如果调查中学习者确实出现了大量地偏误，我们才可以肯定地断言假说一是成立的.如果调查结果并没有出现大量偏误，我们只能认为假说一只是少量学习者犯的错误(ミステイク).迫田久美子[11]曾指出外语学习者出现的错误用法可以分为两类：偏误(エラー)和错误(ミステイク).前者指的是学习者对某一表达经常出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后者主要是学习者由于紧张或精神状态不佳而导致的偶发性的错误.二语习得研究应该以前者为研究对象，而非后者.因此，少量学习者犯的错误(ミステイク)不具有普遍性，可能并非受到母语迁移影响产生的偏误.这一点体现了“検証調査”研究步骤的重要性.

陈建明2012年介绍了“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2014年利用这一研究模式展开了具体研究，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陈建明2014年的论文展示了这一研究模式的具体应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模式严谨性、科学性、实用性.

相比之下，杨文在其日语学习者语料库中发现了9例“もっと”的偏误例子，并根据其中3例断言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使用“もっと”时会受到母语的影响而产生偏误.在我们看来，9个例子可能只是少量的错误用法，难以断言这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产生的偏误.应该通过“検証調査”研究步骤对这类错误用法进行调查，验证其是否是偏误用法.杨文通过9个例子就断言这是母语负迁移导致的，有过于武断之嫌.

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绝对不是母语“强势说”的立场.杨红先生认为笔者是母语“强势说”立场的批判是不正确的.

2.2 “对比分析不深入”批判之讨论

杨文批判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对比分析不深入，认为笔者只是从“更”和“もっと”在比较句型中语序的差异来判断日语的「もっと」的句法功能强于汉语的“更”.详见杨文49-50页的论述.

杨文的这一批判也存在问题.从这一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杨红先生没有理解陈建明[1]的研究目的.首先，该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进行对比研究，而是推介张麟声先生提出的“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这一研究目的决定了该论文不可能对日语的“もっと”和汉语的“更”进行深入地对比分析.陈建明2014年的论文对两者进行了全面的对比研究，指出了它们存在5点不同.这应该是杨红先生希望看到的深入对比分析.敬请杨红先生参阅.

其次，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主要以两者在文中的位置差异这一语言现象来说明如何运用“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进行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问题的研究.文中同时指出“もっと”和“更”在句法语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详细差异可以参阅笔者的博士论文[12].显然，该论文主要是比较“もっと”和“更”在句中位置的差异.

论文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与汉语的“更”相比，日语的“もっと”在句中位置更加灵活，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出现在几个不同位置，修饰范围更广.这是“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中的“対照研究”研究步骤.

按照研究模式的做法，我们下一步应该利用中介语语料库来观察语料库中是否出现了受这一母语差异影响产生的偏误用法.论文收集整理了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和日本汉语学习者语料库中“もっと”、“更”语序错误的例子，结果发现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中并没有“もっと”语序错误的例子，而日本汉语学习者语料库中收集到4例”更“语序错误的句子.由此我们推断中国日语学习者使用“もっと”时，没有发生母语的负迁移，而日本汉语学习者使用“更”时，受到母语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偏误，即产生了母语的负迁移.由此可以看出，“対照研究”的结果与“誤用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具体论述请参见陈建明的论文第三节[1].

“対照研究”研究步骤分析出了日语的“もっと”和汉语的“更”的差异，“誤用分析”研究步骤也观察到了相应的错误例子，但是只有4例，我们还无法断言这些偏误例子是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导致的.我们只能提出假说，并进行调查验证，即“検証調査”.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通过对偏误例子进行分析后推测当“更”修饰① 介词短语的动词、② 动词的修饰语、③ 目的宾语的定语时，日本汉语学习者容易出现语序错误.为了验证这三个预测是否成立需要对日本汉语学习者展开问卷调查，进行定量分析，弄清楚母语迁移的条件以及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方式和途径.具体内容参见陈建明的论文第三节[1].

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了陈建明2012年发表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目的.但是杨文并没有理解笔者的意图，在批判了笔者观点的基础上从语言类型学角度阐释对“もっと”和“更”在句中位置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地解释，并认为笔者论文中的立论概念模糊，判断不当，由此导致对误用推理原因推理的错误.这一批判稍显武断，说明杨红先生对笔者研究内容的理解不充分.

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是为了探讨母语在什么条件下，如何影响第二语言习得这一重要问题.文中认为正因为日语的“もっと”可以自由移动，我们推测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很有可能出现“更对中国感兴趣”之类的错误用法.事实上我们确实观察到了此类错误用法.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我们仍需要通过问卷调查等手段对这一现象进行验证分析.从而最终确认日本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更”时是否受到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杨红先生在没有准确理解陈建明2012年发表论文的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对笔者进行了批判，纵然其分析内容正确，亦无法证明笔者研究的错误.就杨文批判笔者论文的初衷来说杨文的推论是不成立的.

2.3 “语料库的语料文体不一致”批判之讨论

杨文批判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中使用的语料库文体不一致.杨红先生认为笔者使用的日本人汉语学习者语料库是书面语料库，而中国人日语学习者语料库即“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是口语语料库，二者语体不同，可比性方面存在问题，进而导致偏误分析的结论出现错误.

杨文的这一批判亦存在很大的问题.从杨文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杨红先生并不了解“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这一语料库.

“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是由台湾东吴大学制作的，其中收录了该校37名2003年入校学生的日语语料.语料收集一直持续到2007年5月，学生每月写一次作文，共计33次.并对学生进行日语访谈.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中简要地介绍了“LARP at SCU访谈资料”的制作过程，明确说明了“收集方式是一个月写一次作文”.笔者主要使用了学生作文的语料.虽然语料库中收录了日语访谈内容，但这些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作文的不自然之处以及确认内容重点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利用这些语料.固然笔者有说明不足的文责，但是不至于让人认为这一语料库是口语语料库.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明确地说明了语料库的内容，杨红先生误认为这是口语语料.这应该是杨红先生理解错误导致的.关于“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语料库的信息可参见以下网址的介绍.网址是：http://163.14.2.167/builder/web_page.php?web=156&pid=9346.

另外，关于“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语料库的应用，可以参阅陳淑娟[13]，盧月珠[14]等文献.

2.4 关于杨文中其他不当之处的讨论

以上我们指出了杨文出现的主要错误.其他方面亦存在许多小错误，在此列举一二进行讨论.

杨文对笔者论文[1]中日语「もっと」的句法功能强于汉语“更”的这一判断提出质疑，并认为这只是笔者根据二者在比较句中的语序差异做出的判断，所以推论不恰当.笔者确实谈到了与汉语的“更”相比，日语的“もっと”的句法功能更强．但是笔者的判断决不只是根据二者比较句型中语序差异做出的.笔者明确指出“日语的‘もっと’可以与各种语气搭配使用．而汉语的‘更’则不能．语义方面，前者含有‘语用否定语义’，后者没有．详见文献[7]”[1].说明笔者的这一主张并非只是从两者文中位置的差异来判断的，而是通过句法语义等方面判断的.黑体字部分一般应采取注释的方式来说明会更好.但是由于刊登杂志的格式要求-不能使用注释，笔者只能以这种方式加以说明.而杨红先生并没有看到笔者的解释，进而错误地认为笔者仅仅是根据从两者语在比较句型中的语序差异做出的判断.这也说明杨红先生对笔者2012年的论文的理解有不当之处.

此外，杨红先生的用语也缺乏严谨.笔者没能够在“LAPP at SCU访谈资料集”中发现「もっと」语序错误的例子，所以认为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习得「もっと」时，没有发生母语负迁移.杨红先生认为“这一推理也存在许多漏洞”[2].

这一批判主要是由于陈建明2012年的论文中没有收集到中国日语学习者使用“更”时的偏误例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笔者的“推理”，而是笔者调查的结果.

众所周知，语料库的构建包括调查对象、内容以及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受这些客观因素影响，语料库中收集的语料势必有局限性.笔者使用的“LARP at SCU访谈资料集访谈资料集”语料库没有能够收集到“更”的语料只能说明这一语料库的局限性，跟笔者的“推理”没有关系.

诸如此类的错误杨文中还有很多.比如，杨红先生错误地认为汉语的“更”能够修饰名词，而日语的「もっと」不能修饰名词.日语的“もっと”能否修饰名词过去已经有多位学者论述这一问题，可以参阅張麗群[15]，佐野由紀子[16]，陈建明[12]等文献.

3 结 语

文中首先肯定了杨红先生对张麟声先生提出的“対照研究·误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关注以及其学术争论精神.

但是杨红先生在没有正确理解陈建明2012年发表论文的研究目的的情况下曲解了笔者的研究初衷.这令人感到遗憾.本文分别从“母语’强势说’立场”批判、“对比分析不深入”批判、“语料库的语料文体不一致”批判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对杨文分析的不当之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杨红先生对论文理解上的偏颇所致.

同时借此机会我们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対照研究·誤用分析·検証調査”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理念和思路，说明了这一研究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实用性.希望这一研究模式能够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二语习得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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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红.再论第二语言双向习得研究模式——兼与陈建民先生商榷[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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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麟声.対照研究·誤用分析·習得研究三位一体の研究モデルについて[J].言語文化学研究言語情報編,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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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麟声.編集後記[J].中国語話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研究創刊号，2010(7):78．

ZHANG Linsheng.Editor's Postscript[J].The First Issue of Japanese Education for Chinese Learners,2010(1):78.(in Japanese)

[5] 張麟声.仮説検証型双方向習得研究について―日本語の「も」と中国語の「也」を例に[J].中国語話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研究，2011(2):1．

ZHANG Linsheng.On Bidirectional Hypothesis-test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Taking Japanese “mo” and Chinese “ye” as an Example[J].Japanese Education for Chinese Learners,2012,(2):1.(in Japanese)

[6] 張麟声.日本語の「の」と中国語の「的」における双方向習得研究―修飾部が指示詞であるなど3ケースを例に(1)[J].中国語話者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研究，2012(3):1．

ZHANG Linsheng.The Two-way Study of Japanese 「の」and Chinese “的”—with Three Cases of Modifier Serving as Demonstrative Pronoun as Examples[J].Japanese Education for Chinese Learners,2012(3):1.(i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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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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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迫田久美子．日本語教育に生かす第二言語習得研究[M].東京:アル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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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oYuKiKo.The Study of Noun Modifiers in Adverbs of Manners[J] Japanese Journal,1997(16):121．(in Japanese)

(责任编辑、校对 张立新)

Study of the Mode of the Two-Wa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ENJian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 710021,China)

This paper refutes the critiques made by Mr.Yang Hong in his essay “Further Study of the Two-wa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A Discussion with Mr.Chen Jianmin”,and offers a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cont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rinity study mode which includes comparative study,error analysis and testing hypothesis.Yang pointed out several mistakes in the research done by Chen Jianming in 2012,and Chen contradicted Yang’s views one by one,proving that Yang’s judgments were made based on his poor understanding of Chen’s research.

degree adverbs;mother tongue transfer;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omparative study；comparative study

10.16185/j.jxatu.edu.cn.2016.11.013

2015-08-12 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40007);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专项项目(14JK1326)

陈建明(1976-)，男 ，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化.E-mail:2367580353@qq.com.

H36

A

1673-9965(2016)11-09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