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朱 珠
(榆林学院 艺术学院,榆林 719000)
青云万佛洞十大明王壁画绘制年代考
朱 珠
(榆林学院 艺术学院,榆林 719000)
为避免因绘制技法、粉本长时期延续使用所带来的壁画风格易于前后混淆的弊病.文中通过分析陕西省榆林青云万佛洞保留的四面碑刻及两处墨书题记,结合考古层位学、文字避讳学等辅助手段.研究发现洞窟中壁画于康熙二十八年即公元1689年在改建圣母祠时与“三霄娘娘”出行、回鸾图一并绘制而成,通过壁画绘制年代的考证,为榆林地区遗存的同时代壁画的断代提供了文献论证法的新思路.
壁画;万佛洞;十大明王;碑刻
青云万佛洞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东南7.5 km的青云乡稻科湾村南小河南岸西梁北侧的石崖上.共有两窟,自右向左编号为1、2号窟,壁画即绘制在2号窟内.2号窟分有前室、后室以及左侧室三个部分.十大明王壁画即绘制在后室通向侧室的过道两壁的下部,每壁各绘五幅,均呈一字排开.所谓“明王”,是指佛、菩萨受大日如来教令,降伏诸恶魔时变现转化出的威猛忿怒形像.《真伪杂记》卷十三:“明者光明义,即象智慧.所谓忿怒身,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之主,故云明王.” 明王的名称和数目因所据佛经版本不同,以及对梵文佛典翻译方式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主要有“八大明王”、“十大明王”之说[1].作为十大明王的雕像,在宝顶大佛湾第22龛便可见到,而多数的十大明王像往往都是绘制在卷轴和寺庙以及石窟墙壁之上作为水陆法会的一部分出现的[2].但是,青云万佛洞中的十大明王像却是单独绘制在墙壁之上,这种单独绘制的方式也是榆林地区历代寺庙、石窟壁画遗存中唯一的实例.这组图像篇幅虽然不大、内容也简单明了,但其画工却颇为精湛,构图疏密得当、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威猛.由于没有明确的纪年文字可考,有关这组图像的绘制年代却始终是个谜团.虽然作为完整的图像遗存一般是可以通过图像风格学的方法将他们进行断代,但是作为民间壁画,由于绘画技艺以及所用粉本的代代相传,再由于民间画工不如文人画家那样善于变革、创新,他们往往习惯于按部就班、囿于程式,以至于会出现在连续不断的几代人或邻近的几个朝代中使用同一个粉本和基本同一风格的手法来进行作画的现象[3],如此则会极大地干扰我们对于作品风格在时代区分上的判断.例如佳县白云观真武祖师殿内的壁画,若从绘画风格上判断,其应属于明代或清早期作品,但实际上是民国初年由榆林本地黄姓画工所为,其采用的即是祖传的技艺和明清的粉本.由此看来采用绘画风格学的方法难以对本窟十大明王壁画的绘制年代作出明确判断.因此,文中尝试从本窟流传的几方碑刻和墨书题记等实物材料入手,并结合考古层位学、文字避讳学等辅助手段,以期对本窟十大明王壁画的绘制年代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
在2号窟中共保留三面碑刻,均直接刻字于壁面岩体之上.第一面位于前室右(东)壁,内容为“施地、施铁、施木、施銭等功德主名录”,无年款(后文简称“功德主”碑);第二面位于前室通向后室过道的左(西)壁上部,内容为“重修万佛洞立砌台基一座补休祖师老爷十帅二金刚四天王及功德主名录”,年款为“戊申年孟月吉日”(后文简称“戊申年”碑);第三面位于前室通向后室过道的右(东)壁上部,内容为“三教寺重修万佛洞碑记”,年款为“大明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十有一日”(后文简称“嘉靖年”碑).2号窟外神道左(西)下方的壁龛内还保留一方碑刻,内容为“重修万佛洞并创建桥路序”,年款为“大清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七月中浣”(后文简称“道光年”碑).墨书题记有两处,其一位于2号窟后室通向侧室的过道右(北)壁、紧挨侧室的明王壁画右下方的泥面上,内容为“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讽经僧人……”;其二位于侧室前(北)壁右(东)侧“三霄娘娘出行图”[4]右(东)侧中部的泥面上,内容为“己巳年僧众人”.
2.1 嘉靖年碑刻
依据“嘉靖年”碑.该碑为圆首方碑,碑缘刻饰缠枝花草纹,碑首刻隶书体“碑阴”,碑首与碑身之间以两道阴刻线划界区分,两道阴刻线之间阴刻楷书体“三教寺重修万佛洞碑记”,碑身正文略.
该碑文乍看之下似乎与本窟始开凿年代不相关联,因为碑首及碑身首刻均有“重修万佛洞”五字,使人不得不认为这是一方重修碑记,但若详细审阅该碑全文内容,我们则会有全新的发现.该碑正文部分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即佛教渊源、刘恩游记、游记后的结果、劝人向善.抛开佛教渊源和劝人向善的程式化部分不提,让我们仔细品味刘恩游记及游记后的结果部分.刘恩游记部分写到“适有善人刘恩游观此景,山行异象、水势周围、峻岭巅翠、四顾峰朝、山名水秀,上有三教寺,先贤重整殿相、新鲜院墙,塌毁观之而已,真胜景也,下有崄崖.”这是对刘恩游览时所见的景观描写,文字虽短,但颇有几分即景抒情的味道,诚然此景乃刘恩当时所见到的实景而非想象.借助刘恩之眼让我们看到,当时“(山)上有三教寺”,并且该寺曾经“先贤重整殿相、新鲜院墙”,现在则是“塌毁观之而已”.据笔者实地勘察,此山之巅确有地面建筑残迹遗存,并且其与下部的万佛洞之间有凿刻的曲折踏道残存.刘恩的目光从山上的三教寺下移时,则又看到“(寺)下有崄崖”.至此,刘恩游记内容结束,显然,刘恩并未看到位于“崄崖”中部的万佛洞,这并不是刘恩的疏忽,而是万佛洞当时并不存在.我们继续看“游记后的结果”部分文字,“(刘恩)洁于己心,改恶从善,戒除荤腥,发心谒拜地主、城堡、乡村诸善信士,喜捨资财此崖,许鑚万佛洞、修补院墙.”这里的“鑚”字即今文“钻”字,有由表面向里凿入之意.很明显,本段文字说明了刘恩及“地主、城堡、乡村诸善信士”共同“喜捨资财”在三教寺下面的“崄崖”上创修了万佛洞,并且补修了三教寺的院墙.行文至此业已明确,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岁次乙卯)中春,刘恩等人共同集资动工开凿万佛洞,历时整整四年,于公元1558年(明嘉靖三十七年岁次戊午)完工,并选在本年三月十一日刻就本碑.那么,本窟十大明王壁画绘制年代的上限即可定在公元1558年,即大明嘉靖三十七年.至于该碑首言“三教寺重修万佛洞记”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三教寺原本塑有三教圣人及一众佛、菩萨、护法天王、金刚等,而1558年新开凿的万佛洞中所建造的众多造像的内容应大致与三教寺内相差无几,这点从2号窟侧室的后壁、左壁、右壁上均凿刻有三教圣人壁龛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也就是说,当时万佛洞隶属于崖上的三教寺,并且信仰内容与三教寺一致,其虽属新修,但从本源上论实属旧载体的延续,况且创修万佛洞時不可能不重修崖顶上的三教寺,故而古人在这里采用了“重修”一词,于理于意亦不为悖.
位于2号窟后室通向侧室的过道右(北)壁,紧挨侧室的明王壁画右下方的泥面上,隐藏着一通墨书题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讽经僧人...”.因为墨书题记的泥面与明王壁画面属于同一层面,所以“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理当成为本窟十大明王壁画绘制年代的下限.
综上所述,本窟十大明王壁画的绘制年代上限为明嘉靖三十七年即公元1558年,下限为清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不过,从1558年到1861年,其间的时间跨度也未免过长,因此对于本壁画的时代考证仍需进一步深究下去.
2.2 戊申年碑刻
根据窟中的另一方碑,即“戊申年”重修碑.该碑所处位置恰好与“嘉靖年”碑正面相对,该位置很难不令人产生其与“嘉靖年”碑互有关联的猜想.因为大凡立石刻碑,往往正面为阳背面为阴,而“嘉靖年”碑乃直接凿刻于岩壁之上,既然其碑首刻“碑阴”二字,按理本窟中还应有与其相对的阳碑一方,而安放阳碑最为合理的位置就是其对面的位置.但细观“戊申年”碑刻内容显然与“嘉靖年”碑刻不能互为阴阳,再进一步观察“戊申年”碑所在的壁面,其上半部比对面壁面向后缩进了六、七厘米,与对面壁面的垂直度相比頗不协调,仔细对比后发现其曾有过壁面毁坏后又重新凿刻的痕迹,并且两碑在书体和边饰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相比之下“戊申年”碑整体显得粗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推测,“戊申年”碑是在“嘉靖年”阳碑不知某种原因毁坏之后的基础上又重新将壁面凿平錾刻而成的一块属于另一事件的独立碑刻.因为,前文已证明“嘉靖年”碑是万佛洞创窟碑,则“戊申年”重修碑理应晚于“嘉靖年”碑.据《中国历代年号考》[5]嘉靖三十七年至咸丰十一年之间的“戊申年”共有五个,即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8年),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达240年之久,显然这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该碑的功德名录,其中有“玄门弟子賀守鸣、张全江”字样.根据《历代避讳字汇典》[6]“清圣祖爱新觉罗氏名玄烨,避偏讳玄.彦按:清人书中,讳玄作元,乃成定例,或以变体字或以缺笔来代之.”而该碑中“玄”字既未缺笔也没有用“元”字来代替,明显是不符清代避讳体例的,这在清代尤其清代早、中期文字狱大兴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只能说明该碑刻于清代开始避讳“玄”字之前或之初,其可选年代应为明万历三十六年或清康熙七年.另外,该碑中还有一处令人颇为费解,即碑刻落款为“戊申年”.按照传统惯例,碑刻年款之前理应冠以朝代和帝王年号,或二者居其一,但本碑仅以干支纪年,而不书朝代和帝王年号.难道是撰写人忘记或忽视了?此种揣测在法度森严、致虔致诚的封建时期显然是说不通的.既然不是忘记或者忽视那么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想书写.何种情况下才会使他们胆敢不想书写朝代或帝王年号呢?答案是朝代更替之时.中国士夫阶层自古以来素重气节,推崇忠丞不侍二主,“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的故事历来受到文人的推崇便是一例.那么符合这一现象的时代自然是满清入主中原的立国之初,具体的时间段应该在明亡之后至清朝康熙前期.史实表明,满清入主中原的早期,对于汉民统治的国策乃是以强硬的镇压为主,因此广大汉民族从上到下对于清政府的统治都抱有或强或弱的抵触情绪在内,至康熙中期之后随着清政府治民国策的改变以及多数明朝遗民的相继离世,清政府的正统地位才在汉民族内部逐渐得到认可和遵从.再者,榆林地区历来属于边塞,民风彪悍、尚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出几个对政府不反也不合作的温柔对抗分子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判断,“戊申年”碑应立于清康熙七年,即公元1668年,此年正是清廷鳌拜主政,对汉民族统治最为血腥残暴时期.
“戊申年”重修碑与十大明王壁画的创绘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但关于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论证.据“道光年”重修碑记载“旧万佛洞一所,左建圣母祠,宫右设真武殿宇,由来已久,……然代远□□□□□存创建无证,因查旧记,重修嘉靖延至于今,世代多更,石崖古洞总未改观,而圣宫金身实以残缺.”此段话中透露了以下几点信息,其一,道光年间重修时人们并不清楚万佛洞的创始年,其中缘由前文已有论述;其二,由于“戊申年”碑未写明朝代和年号,自然不会在“道光年”重修碑记中提及;其三,本窟自嘉靖三十七年始,至“戊申年”即康熙七年重修之后,直至清道光十年的本次重修,其间再未出现大规模的重修活动.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按照惯例寺庙在每次重修之时必会尽可能地追本溯源,以表明其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神圣性,并将历年重修之年月等撰刻于碑以期不朽.加之晚明至今历时不过二三百年,且大多时间属于本朝,绝不会出现毁碑而不记载之现象.因此本碑未提及之重修事件理应是未发生之事.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十大明王壁画的绘制理应发生在“戊申年”重修过程中.但是,若要上述推断成立还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十大明王壁画的绘制会否发生在嘉靖三十七年创窟之时?其二,是否再有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壁画就绘制在“戊申年”或者“戊申年”重修之时并未绘制壁画,毕竟“戊申年”碑刻中没有明确提到有关壁画一事.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前文已述,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刘恩等人集资创建了万佛洞,该万佛洞是作为三教寺的外延或拓展而建的,其内容主旨乃沿用三教寺,故其侧室壁面凿刻有多面三教圣人并坐之像,诚然其主龛供奉之神应为三教圣人,而目前我们看到的侧室供奉的却是三霄娘娘,且三霄娘娘壁画与十大明王壁画属于同一泥层,即两组壁画是同时创绘的.据此足以说明万佛洞创窟之时并没有绘制十大明王壁画.另外,在据本窟仅一山之隔不足三里地之外的青云石窑沟娘娘殿中有一方“移修佛祖菩萨娘娘殿宇碑记”中提到“石窑沟娘娘庙一所,不知创自于何年,造修于何代,石岩碑书:于嘉靖四十年,万佛洞住持僧真翠、信善妇艾姜氏为子发愿重修殿宇”.石岩碑书时距离万佛洞创成仅四年左右,从另一侧面说明此时的万佛洞中是没有供奉专管求子等妇女事宜的娘娘神位的.因为如果万佛洞中当时立有娘娘神位,艾姜氏是没有必要将万佛洞住持真翠请到石窑沟的娘娘殿来主持求子发愿仪式的,其既然看重真翠自当前来万佛洞求子发愿,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再者,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真翠为了本窟的前途和一众门徒的衣食,自当不会允许其它庙宇来抢夺自己的生意,除非自己这里没有挣这份银子的把式存在.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在“戊申年”碑中,其起首就说明了本次重修万佛洞的内容,即“立砌台基一座、补修祖师老爷、十帅、二金刚、四天王”,其中并未提及娘娘祠以及绘制壁画等事宜.如今看来作为娘娘祠的侧室与供奉祖师、十帅等的1号窟在规模上可等量齐观.既然重修碑中明确提及祖师、十帅等的补修工作却只字未提娘娘祠等事宜,充分说明直到“戊申年”重修完成后并没有娘娘祠及壁画等存在.由此推断,十大明王壁画的创绘时间应晚于“戊申年”即康熙七年.
2.3 己巳年墨书题记
鉴于“己巳年僧众人”墨书题记所处的位置及其简约、含蓄的内容与“大清咸丰十一年讽经僧人...”题记所处位置以及内容相比较,没有理由不认为它就是“三霄娘娘出行图”壁画的创绘纪年.上文已经论述本窟中的娘娘祠及其壁画“三霄娘娘出行图”的创造时代晚于“戊申年”即康熙七年,且“三霄娘娘出行图”与十大明王图属于同时创作的两组壁画.也就是说若能明确娘娘殿的创修时代即可明确十大明王壁画的创绘时代.据《中国历代年号考》,康熙七年至咸丰十一年之间的己巳年有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此三个“己巳年”中到底哪一个会是十大明王的创绘时代呢?从“己巳年”题记与“戊申年”碑刻同样仅以干支纪年而不冠以朝代及帝王年号来看,其性质应与“戊申年”碑刻落款相同,即该年乃是处于清早期,符合这一条件的“己巳年”应该是康熙二十八年,也就是说本窟十大明王壁画应绘制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即公元1689年.关于“己巳年”和“戊申年”均属于清早期的康熙年间的观点,还有一证据可以对其加以补充.位于2号窟前室右(东)壁有一方几乎占据整个壁面中、上部的没有纪年的“功德主名录”,从其数百个名字中无一与“嘉靖年”碑刻中的功德主名字相符来看,其不属于“嘉靖年”碑刻事件已无疑问.前文已述,除“嘉靖年”碑外,窟中再无其它明代碑刻,但“本功德主名录”中有“榆林卫千户折宗如”字样,据清史记载[7],清朝前期榆林仍沿用明朝建制设卫,雍正九年乃改卫设府,因此“本功德主名录”碑应属于雍正九年之前的清朝早期.现在看来,本窟中共有三处不书朝代及年号的文字内容,其中“戊申年”和“功德主名录”碑均确切属于清早期,说明清代早期本窟中碑刻等文字内容有不书朝代和纪年的习惯.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得出,窟中十大明王图壁画乃绘制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即公元1689年.通过论证,切实体现出文献在壁画断代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能从中领略到青云万佛洞在历时数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的寺观文化的风貌和变迁.即在明嘉靖三十七年以前青云万佛洞仅以山上不知创于何年的三教寺闻名,嘉靖三十七年在三教寺下的半崖之上由善人刘恩等人集资创建了万佛洞,并补葺了山上的三教寺,且上下凿以石阶相连通,其时的万佛洞由前室、后室及左(西)侧室构成,左侧室乃供奉三教圣人.三教寺整饰一新后陆续有僧人入住,并由僧人真翠住持.历经晚明的发展及明亡的社会大变革之后,寺内僧人逃散,山上殿宇塌毁殆尽.时至大清康熙七年,天下初定,民人百业复兴,一众佛、道门中的信男、信女及道家弟子共同集资重修了万佛洞,其时山上的三教寺业已当然无存,故仅修万佛洞,从此以后人们不知有三教寺而只以万佛洞闻名,同时为了方便信众上下立砌了窟前台基,并在台基的左(西)下方修以木构栈道直至崖下.历经明亡的动乱,民人企盼安宁亟需护国真君一类神祇的庇佑,故在万佛洞的右(东)侧开凿新窟供奉真武祖师、十帅、二金刚等.时隔二十一年之后,即康熙二十八年,社会逐渐太平,民人生活渐趋富裕,祈求子嗣兴旺的民风大盛,为了迎合社会愿求、昌盛万佛洞的香火,寺内一众僧人出资将左(西)侧室改建为“三霄娘娘”圣母祠,并在娘娘正面的墙壁上绘上了“三霄娘娘”出行、回鸾图,及在后室通向圣母祠的通道两壁的下部绘上了十大明王图.道光八年,由于多年不做维护,窟中“金身实以残缺”,民人张发等发愿“重粧彩画”使得窟内“焕然一新”.然而,通向万佛洞的旧有木质栈道的年久失修,严重阻碍了民人的礼佛之路,于是张发等会同附近村民数百人再于道光十年共同集资为万佛洞创修了“大石灰缝桥一座、牌楼二处、神路一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广□等师徒五人在十大明王壁画下方的不起眼处书写了题记,以示纪念本次活动的盛况.
[1] 黄河.元明清水陆画浅说[J].佛教艺术,2006(4):102.
HUANG He.Introduction to The Shuilu Paintings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J].Buddhism Art,2006(4):102.(in Chinese)
[2] 呼延胜.陕西现存世的几套水陆画调查及初步研究[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07.
HU Yansheng.Investigate into and Research on the Shuilu Paintings Still Existing in Shaanxi Province[D].Xi’an: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2007.(in Chinese)
[3] 赵明荣.永安寺壁画绘制年代考[D].北京:北京大学,2004.
ZHAO Mingrong.Research on the Times of Yongan Temple Murals[D].Beijing:Peking Univercity,2004.(in Chinese)
[4] 冷立,范力.中国神仙大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LENG Li,FAN Li.All Immortals In China[M].Shenyang: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0.(in Chinese)
[5] 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LI Chongzhi.Research on the Reign Titl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in China[M].Beijing:Zhonghua Books Company,1985.(in Chinese)
[6] 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9.
WANG Yankun.Dictionary of Bihui in the Past Dynasties[M].Beijing:Zhonghua Books Company,2009.(in Chinese)
[7]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ZHAO Erxun.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M].Beijing:Zhonghua Books Company,1998.(in Chinese)
(责任编辑、校对 张立新)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ge of the Mural Paintings of Ten Mingwang in the Qingyun Cave of Ten Thousand Buddhist Figures
ZHUZhu
(School of Arts,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China)
In order to avoid some confusion about the painting styles in the temporal sequence due to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the continual use of powder for a long time,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and forms of four inscriptions and two prefaces preserved in the Cave of Ten Thousand Buddhist Figures in Yulin Qingyun Temple, Shaanxi Provi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ural paintings of Ten Mingwang, together with the Trip of Sanxiao Empress and Huiluantu were paint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Shengmu Temple was reconstructed in 1689 AD.,namely,in the 28th year of Kangxi's reign.This study offers a new idea for how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mural paintings preserved in Yuli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mural painting;ten thousands buddhas cavern;ten mingwang;inscription
10.16185/j.jxatu.edu.cn.2016.09.015
2016-06-04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4JK1854)
朱 珠(1976-),女,榆林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壁画艺术学.E-mail:983402543@qq.com.
J218.6
A
1673-9965(2016)09-0770-05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