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张社梅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

一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现在的基本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必须把不断化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重大战略举措。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物质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凸显了西部的优势特征。然而，作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农村低收入人口最多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型矛盾依然突出，在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比东中部地区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很可能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推进中的短板和瓶颈。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村农民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经济相对落后、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受到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的40%；近年来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67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76倍[1]。二是区域内部不平衡日益加剧。四川、陕西、重庆、云南和广西5省总面积占西部12省的20%，而经济总量占比则高达64%；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区经济总量在西部整体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区域人口向中心城市、发达区域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西南、西北分化态势更为显著。三是区域增长动能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发展缓慢，经济发展省会城市一家独大，老少边穷等特殊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极大挑战。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西部地区迎来了战略地位转换的大好机遇，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开放平台建设上、营商环境和开放制度文化建设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可见，以更大力度、更高效率扎实推进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解决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一环。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文献还非常少，对新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面临挑战及实现路径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已达成的共识包括三重含义：共同富裕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允许合理的差距存在[2-4]。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发展的收敛性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制度仍不完善，以及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公平、健康保障存在群体间不公平、精神文明与文化普惠发展短板突出等问题[5-7]。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包括：要围绕并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共建共享为思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为主要入手点，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8]；通过打通生态产品的供求渠道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从而推动共同富裕[9]；要着力保障稳定脱贫、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坚持基本分配制度和加强医疗卫生发展环境建设[10]。关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的文献较多，主要围绕如何加大西部开发力度形成新格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推进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转型等角度开展研究[11-13]，对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研究文献还没有看到。这些思路和观点推进了我们对共同富裕和西部地区发展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地方，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主线是什么？共同富裕包含多个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基于西部地区特色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聚焦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加以厘清。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结合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和西部地区发展的特殊性，试图梳理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内在逻辑、搭建清晰的分析框架，并提出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为相关研究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二 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理论逻辑

（1） 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

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是指物质层面的经济宽裕，以及文化、社会层面的生活富裕，区别并高于小康水平，反映了社会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一是指主体范围上的共同，即全体社会成员既要参与“做大蛋糕”的主体力量，又是成果共享的主体对象；二是指时间次序上的非同步性，即不同区域“共同”富裕的实现，既体现区域特质，又以综合发展指标为衡量标尺，是各区域特色优势条件的最大化，反映了全体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

根据上述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要义，本文提出城乡融合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内涵，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围绕发展、共享及可持续的目标，通过补偿和矫正某些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全体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水平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

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应紧扣3个方面：①发展是前提，“经济蛋糕”做大是基础，要实现经济总量增强、中产阶层群体扩大、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共享是核心，必须体现“共同”“公平”“平等”，但是又要避免走入平均主义的歧路；可持续是保障，需维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共享的可持续性。②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全面富裕。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但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精神生活将是决定人们富裕和幸福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共同富裕是一个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体现社会成员各方面生活富裕在内的综合概念。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享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在消除两极分化与剥削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与逐步富裕，要逐步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与群体差别，并使之处于合理差距水平，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2） 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内在逻辑

基于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诠释，本文提出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首先，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富裕”是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要通过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需要从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入手。已有研究和实践证明，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仍在农村，西部地区农村仍处于刚刚脱贫状态，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无疑是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升西部区域增长动能不足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推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不能只依靠农村经济体量，更要考虑城市的拉动和带动，要加强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

其次，需要明确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的思路。产业发展是基础，西部地区有很强的地域特性，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培育新发展动能的基础优势。有了产业基础还不够，还要在提升资源要素效率上下功夫，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要瞄准推进共同富裕的立足点、发力点—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外来经济主体的力量。此外，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区内区外、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获得外部能量、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能级。

再次，需要明确构建和创设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路。低收入人群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在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人口最多的西部区域。因此，首先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确保低收入群体稳定脱贫、确保城乡公共服务趋向一体化。同时，积极促进城乡互动，构建和创新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此外，还要高度关注西部地区生态建设问题，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思路和重点。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逻辑框架图（见图1）。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推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缩小城乡、收入、地区差距是目标，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构建和创设新型城乡关系是两条路径，两条路径相辅相成，最终通过促进农村农民福利增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西部共同富裕建设。

图1 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理论逻辑图Figure 1 Theoretical logic diagram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peasa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三 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的实现路径

中国已开启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区域内部不平衡日益加剧以及区域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因此，立足于西部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需求，基于以上搭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围绕如何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两大问题，从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乡村混合经济体、加大开放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创新城乡联动模式、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强化生态文明建设8个方面，提出推进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1）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展新的盈利空间

推进西部地区产业振兴应从培育特色产业、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及发展产业园区3个方面着手。培育特色产业要在“特”上做文章，走产业差异化发展道路；推进三产融合则需要在一产的基础上，延伸加工、流通、销售等后端链条，不断推升价值链和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而这些都需要充分发挥好各类园区的载体和平台作用。一是着力培育特色产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政策和文化等特色优势明显，同时也具有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等特征。应以脱贫县为单位规划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挥政府有为又有限的产业振兴作用，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完善全产业链支持措施，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西部待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二是着力推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高度关注脱贫攻坚阶段已经形成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鼓励这些经营主体自主或者联合起来拓展研发、加工、流通和营销事业，使交易成本内部化、产后环节利润内部化，并鼓励其利用基地发展休闲观光产业、科普教育产业和康养等产业，形成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14]。三是着力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园区发展。以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为平台载体，将“互联网+分享经济”的理念植入乡村，破解土地、人力等资源约束，建立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保障机制，实现产业持续造血式发展。

（2） 提高资源供给效率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西部大开发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在提高，并且在某些方面提升的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5]，然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后续经济发展中资源瓶颈约束问题将不断凸显。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着力抓好：一是提升资源要素供给效率。以提升要素质量、促进要素流动、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为核心，通过稳定土地经营权、提高农地配置标准等，着力提高农地供给的质量和效率[16]；通过培育本土农业精英和吸引人才回流等，建立乡村人才梯队、提高乡村劳动力综合素质；通过健全农村信贷瞄准机制、创新金融产品以及完善相关融资机制，改善资本供给、正确引导资本投向[14]。二是持续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以共同利益诉求为核心，通过内部资源拼凑、外部资源获取以及无形资源培育等方式进行贫乏资源的整合，实现资源有序开发；通过客观评判资源价值、开发条件，逐步推进西部资源市场化交易，有效实现供需匹配，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开发。三是注重西部特色文化资源开发。西部地区具有丰富而优质的特色文化资源，人类异文化消费需求，是西部物质文化产业走向东部、走向世界的市场条件。通过开发资源、开发产品、创造品牌，接轨国际大市场，推动西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3） 构建乡村混合经济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17]。如何有效盘活村集体资源、吸引更多经济主体来村带动发展是当前村集体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尤其在西部偏远地区，村庄有资源，产权改革和股份量化工作也已完成，但是缺乏开发主体和盘活机制。因此，要跳出就村庄谈村庄的局限，有效引入和对接各类市场主体，激活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一是探索建立乡村混合经济体。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共谋村庄发展大计[18]。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与国有企业、工商资本、NGO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各类经济组织交叉融合，形成多维度乡村混合经济体，构筑西部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二是广泛拓展村级经济组织的业务范畴。支持参与实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流通“最后一公里”基站建设等，并支持整合区域内劳动力资源，针对留守人群开展技能培训、素质提升等，形成村域综合性服务平台。三是发挥好社区组织的作用。引入和培育社区组织，积极开展社区营造，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提升村民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自信；持续孵化村庄特色创新创业项目，精心培育农民内生发展能力，鼓励村民勤劳创新致富。

（4） 加大开放力度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使西部从过去开放的“洼地”一跃变身“高地”，紧迫需要进一步强化开放发展理念，在区域联动、借力发展和通道建设上不断提升，形成西部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支撑。一是注重西部区域联动发展。加强西北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疏通西北沿线节点城市间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数字流的流通共享渠道；大力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西部片区对外开放高地的快速建设。二是继续推进东西部协作深入实施。着眼于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继续推进东部省份与西部地区的结对帮扶，扎实做好文化教育卫生帮扶和人才智力支援；支持东部投资主体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三是注重高质量开放通道建设。注重基础设施的跨国联通，构筑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特别是完善陆路、内河运输与海运的衔接，积极发展自贸区、保税区以及蓉欧快铁、中欧班列等大渠道、大平台，构建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在开放中开辟新的盈利空间。

（5） 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着力缩小收入差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增收，这一方面需要将可持续的产业带动，另一方面，更需要构建充分扩中提低、贫困农户优先保障的收入分配新机制，也需要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帮扶。一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瞄准脱贫地区，精准识别低收入人群，制定分类帮扶措施和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稳定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制定和实施居民中等收入倍增计划，率先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积极进展。二是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中做好分配工作，通过创设基本股、交叉股、调节股等，实现村域层面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同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抓好动态监测、“百村”帮扶等重点措施落实，持续缩小区域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三是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倡导社会力量、富裕人群自愿通过捐赠、资助等公益方式济困扶弱，加快建立资助使用透明、可追溯的反馈制度和系统。鼓励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将自身的长远发展融入共同富裕的大场景，在劫富济贫中同步提升发展。

（6） 创新城乡联动模式形成有效互动机制

农村财富的积累总体上要靠城市带动，但要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并非易事，回答好村民能否在城市安居乐业、市民能否在乡村创新创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激发城市入乡创业的活力。一是进一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和机制。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农户进城安居乐业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优化城市群体下乡的外围环境，营造乡村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使城乡互动、各得其所。二是营造更具活力及创造力的乡村建设氛围。有序引进工商资本等市场主体，构建外部力量—村集体—农户紧密型利用联结机制，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边界和可靠的保障，形成人才、产业、资本汇聚的良性循环，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三是发挥城市人群的带动效应。通过强化政策外部激励、乡土文化内部拉力等，积极引入有情怀、有抱负的新农人、新乡贤等，支持他们在乡村品质生产、城市品质消费以及城乡社区互动上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形成乡村更大的叠加资源和效应[18]。

（7） 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因素。目前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之间依然存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现象[16]。因此，完善西部地区社会不仅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要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构建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进一步发挥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在西部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二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低收入群体的有效帮扶为重点，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

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同时大力推进乡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文化服务体系提档升级，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机制，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8）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铺就共同富裕的坚实本底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更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新形态，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铺就共同富裕的本底，必须切实抓好：一是更加旗帜鲜明地深化绿色生态理念。深化对***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的认识，从政治站位来认识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物多样性，大力宣传和推进生态文明科普教育，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二是更加便捷有效的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通道。瞄准国内外市场消费新趋向，依托互联网+新技术，探索蓝天、碧水、净土自然风光与民族、区域、文化特色相容相向的开发机制，并制定激励清单和限制清单，形成本土创业与外来协同的多元开发模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相统一。三是更加明确精准地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从法律层面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客体、补偿内容及约束—激励机制，在区域内部、区域之间形成生态补偿大格局。研究推广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基层党建+精准脱贫+维护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六位一体的生态管护模式，实现生态补偿多元化、市场化、协同化，明确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 结论

实现共同富裕是全社会人民的最高追求，是党领导引领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发展方向。随着全社会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深化以及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的推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将进一步得到加快，而这背后的支撑点一定是乡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因此，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推进西部地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要着力推进西部地区产业振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乡村混合经济体和加大开放力度，要不断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创新城乡联动模式、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最终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