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视角下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曾雨柔 ，胡 原 ，曾维忠

（1.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1130；2.四川农业大学西部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成都 611130；3.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和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伴随农村劳动力外出比例增加、农村空心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流转作为提高农村土地生产效率、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其流转规模逐渐扩大。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率已达到31.40%。无论是土地转入亦或是转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家庭收入，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其收入水平的增加是否必然提升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农户异质性视角下土地流转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内在影响路径如何？仍未得到一致结论。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和实施,促进乡村居民消费的提档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转型变革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口在国内总人口中的占比达37.31%，然而农村居民消费额在全国总消费中仅占22.03%，严重缩减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速进程，因此将推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提档转型升级工程作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来看,显得尤为迫切。围绕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探究土地流转的影响效应对于提高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实际上，国内学者已经围绕土地流转的微观影响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围绕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就业结构和经济收入等客观福利的影响展开。土地流转制度本身具有改善农户福利水平的特点[1]，但福利效应在转出户和转入户之间具有显著差异[2]。在客观福利方面，高欣等[3]分析了湖南省土地流转的相关情况发现转出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转入户。赵坤[4]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也进行了调研，得出了与之相同的结论。然而，黎毅等[5]在对西部6省市的实地调研结果中发现，相对于农地流入，农户农地流出对非农收入促进作用要更低，这证实了土地流转的福利效应具有地域差异。另一方面，陈飞等[6]具体分析了土地流转的正面效应，结果显示，耕地面积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升及中间投入加大是土地转入家庭增收的原因，而非农收入增加及土地租金则是转出家庭的收入来源。也有学者从消费维度对土地流转影响微观农户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胡霞等[7]采用CFPS 2012对土地流转影响农户家庭消费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认为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它与社会保障相辅相成，一起深入推进才能激发农户消费。杨晶等[8]则引入了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研究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户重要资本与生计策略调整有明显影响，能促进农户消费水平的提升。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不难看出，土地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生产效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对农户的收入、就业、消费等各个维度都有明显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依然有所欠缺。首先，目前的主要研究文献采用了OLS和分位数回归等传统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存在侧重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等问题。第二，已有研究大多从户主个体或区域层面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异质性影响，鲜有文献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将农户分组并探讨族群差异。第三，尽管已有文献开始关注土地流转与农户家庭消费的因果关系，但暂未进一步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

基于此，本文结合CHFS 2013年和2015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DID和分位数DID方法实证了土地转入与转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不同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地区以及收入水平背景下的族群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能为土地流转带来的福利效应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深入优化土地流转政策设计及土地流转市场推进，为农村消费结构转型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土地转出影响农户家庭消费的理论分析

在土地生产要素优化调整下，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与储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家庭消费。首先，土地转出能够增加农户家庭资产性收入[9]，进而增加家庭消费。这是最为直接的影响效应。土地作为农户的物质资本，将其转出能够直接获得土地租金收益，进而通过财富效应增加家庭消费。其次，土地转出能够促进非农就业[10]，增加农户家庭非农收入，进而增加家庭消费。农户转出土地后，将进一步释放家庭剩余劳动力，提高家庭成员非农就业比例[11]，进而增加非农收入，最终间接影响家庭消费。最后，土地转出能够增加家庭储蓄，降低预期风险，从而影响当期消费。家庭收入的增加并非全部转为家庭消费，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家庭储蓄。伴随家庭储蓄水平的升高，农户抗风险能力增加，也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土地转出将对家庭农户消费产生正向影响。

2.2 土地转入影响农户家庭消费的理论分析

转入土地能够在农户的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两个层面发挥作用。首先，土地转入能够提高农户土地生产资料的投入，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土地转入进一步满足了农业经营性农户的用地需求，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12]，从而增加农业收入。其次，土地转入有助于缓解农户扩大生产的融资约束，从而增加家庭消费。金融借贷不畅是制约农户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13]。土地可以是抵押品用于信贷抵押[14]。最后，土地转入能够强化农户的风险偏好，进而增加家庭消费。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将其转入能够增加农户农业经营或创业信心[15]，提高预期经济收益，从而刺激家庭消费。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土地转入将对农户家庭消费产生正向影响。

2.3 土地流转影响农户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所在城市地区及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家庭消费关键性因素。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食品消费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中青年家庭在生活消费方面显著高于中老年家庭[16]。不同地区农户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原因在于，中东部物价水平较高，西部经济市场发育缓慢等，中国中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消费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家庭生命周期、地区与收入水平异质性。土地转出增加资产性收入后，由于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增大，处于发展期和负担期的农户家庭受财富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土地流转方面有所差别，而且在物价水平、经济市场发育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农户家庭消费也会产生不同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物价水平更低，农户家庭边际消费水平更高，土地流转带来的财富效应可能更加显著。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土地流转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地区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2013年和2015年两期数据。虽然目前CHFS数据已公开至2017年，但由于该期未调查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具体指标，不符合此研究需求，因此选取2013与2015年两期数据。该调查在个体与家庭特征、土地流转情况、家庭消费结构等方面提供了较为详细的信息，且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首先根据CHFS两期的家庭编码匹配个人库和家庭库的一系列信息，得到28 141份数据。然后基于城镇和农村分类，剔除城镇样本，再删除极端值与缺失值之后，得到两期有效农户样本共计1 460户，符合随机性原则。

3.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支出，包括家庭总消费支出及生活支出、人力资本支出、闲暇支出、转移性支出5个相关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家庭土地是否流转，土地已流转赋值为1，土地未流转赋值为0。此外，我们进一步将土地是否流转细化为土地是否转入（转入土地赋值为1，未转入赋值为0）与土地是否转出（转出土地赋值为1，未转出赋值为0）两个指标。为进一步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将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而言，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了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以及户主政治面貌。一般而言，户主性别不同，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会产生差异；不同年龄段、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政治面貌户主的消费结构也会不同。根据已有样本我们分析发现，老年群体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支出、户主已婚的消费主要在日常生活支出板块、户主为中共党员的其人力资本支出要明显高于群众家庭。此外，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就越高，预期对农户消费产生正向作用。家庭特征变量本文筛选了家庭生命周期，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占比3个与本文研究高度相关的变量。家庭生命周期为本文的基础视角，家庭人数及劳动力占比决定了一个家庭参与生产生活活动的能力，从而影响到家庭消费。

3.3 模型设定

为了对土地流转影响农户消费情况展开客观评估，本文结合相关政策推行前后中的各方面数据，应用DID法展开分析。具体思路如下：将2011年未参与土地流转，2013年参与了土地流转的家庭样本作为实验组，将两年均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家庭样本作为对照组，并且剔除两年均已流转土地的家庭样本，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农户家庭在参与土地流转前后的差异，估计得到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①式中，lntot_coni表示农户家庭i的家庭总消费水平，treami和year是虚拟二值变量，在家庭为实验组或对照组时，分别有treami=1或treami=0；year=1代表参与了土地流转后的年份，而year=0代表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年份。controli代表其他相关控制变量；θ0、θ1、θ2、θ3和θ4是待估参数；εi代表的是随机扰动项。θ3系数就代表了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净效应，若θ3系数显著为正，则土地流转对家庭消费具有正向的影响，若θ3系数显著为负，则为负向影响。

表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related variables

为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我们借鉴温忠麟等[20]的做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依次检验法，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模型设立如下：

上式中，lntot_coni表示农户家庭i的家庭总消费水平；Ti表示家庭i是否参与了土地流转；lntot_inc为家庭总收入中介变量，表示家庭i的总收入水平；lnsave为家庭储蓄中介变量，表明家庭i的储蓄能力；controli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α1为总效应中的待估系数，β1为中介效应的待估系数，γ1和γ2分别为土地流转和两个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的待估系数，α0、β0、γ0均为模型中的常数项，ε是随机扰动项。

3.4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20世纪50年代，营销学领域引出了家庭生命周期这一概念。近年来，依托家庭生命周期研究消费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标准提出了多种划分方法。如彭继权等[17]研究多维贫困时提出的5阶段模型，林善浪等[18]根据中国农村分家立业典型特征进行匹配划分的5阶段模型，叶子等[19]依据家庭人员年龄结构，遵循经济共享原则分出的6阶段模型等。

本文充分考虑目前国内农村社会的详细状况，结合家庭人员及结构将家庭生命周期分成起步期、负担期、发展期和衰老期4个阶段。并根据子女18岁成年，男性法定结婚年龄22岁，法定退休年龄60岁来具体划分年龄阶段。具体周期示意如图2所示：

图2 家庭生命周期示意图Figure 2 Family life cycle diagram

1.起步期。该阶段的人口特征为年轻夫妇无子女或子女未成年。处于该阶段家庭不存在60岁以上的老人。处于起步期的家庭，其消费以日常生活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主。

2.负担期。该阶段的人口特征是家中不仅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同时有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赡养。处于该阶段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年龄在18岁以下，并且至少有一名成员年龄在60岁以上。负担期家庭在教育及转移性支出方面的消费较高。

3.发展期。该阶段的人口特征是家中子女已成年，且至少有一个成员不属于衰老期。处于该阶段的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年龄在40～60岁之间。发展期家庭的提高生活质量支出较高。

4.衰老期。该阶段的人口特征是家庭成员均处于衰老阶段，主要家庭劳动力已经发生迁移或其他特殊事件导致的流失。处于该阶段的家庭所有成员均在60岁以上。衰老期家庭的消费支出以医疗和保健为主。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DID回归结果

我们根据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具体情况用DID模型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做了双向固定效应估计，表2为DID回归估计结果。不难发现，在控制了时变效应和个体差异效应的同时，土地流转两种方式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较，土地流转前后农户家庭总消费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生活支出、闲暇支出和转移性支出3个方面。细看各项消费，我们发现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后，土地流转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产生的正向影响具有选择性，农民会将土地流转所带来的收益选择性用于各项消费。传统农民并不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也处于较低水平，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用对这类消费的刺激作用没那么明显。因此，想要全面平衡与改善农村消费结构，需要从观念与价值上改善农民认知。

表2 DID估计结果Table 2 DID estimation results

4.2 异质性分析结果

进一步地，我们对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产生的影响做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处在不同生命周期和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农户间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消费是否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表3报告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条件下的DID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起步期、负担期及衰老期，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起步期和衰老期家庭成员结构较为单一，各项消费习惯均处于比较固定的水平，土地流转政策带来的消费效应并不明显，农户更加偏向于储蓄而非增加消费；处于负担期的家庭，其生活压力较大，各项支出水平均比较高，土地流转的实施对他们的消费习惯影响不大。相反，处于发展期的家庭，家庭成员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家庭生活压力逐步变大，土地流转带来的经济效益会刺激农户家庭的生活支出及闲暇支出，而人力资本支出及转移性支出仍是一个家庭较为固定的消费项，其受土地流转政策的影响不大。

表3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条件下的DID估计结果Table 3 DID estim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 conditions

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将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带来的实际效应。因此，本文将全部样本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中、东、西部3个区域，DID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地理区域条件下的DID估计结果Table 4 DID estim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土地流转对东部与西部地区家庭消费的影响较大。在东部地区，土地流转会对家庭消费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效应主要由土地转入带来，土地转出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三大产业中农业占比较小，农户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较低，消费习惯及消费水平受土地转出政策而带来的直接收入影响不明显。相反地，土地转入对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来说是扩大农业投资的表现，相应地也会对农户消费产生正向影响。

在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消费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土地转出为西部地区农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对农业依赖程度较高，土地转出后，农户的生产活动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这对家庭消费会直接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土地转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仍旧围绕农业展开，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因此，持续推动西部地区参与土地流转将会为农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与消费提升。

4.3 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差异化影响效应，但并未反映其影响机制。基于此，我们借鉴温忠麟等[20]的做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依次检验法，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中介效应估计结果Table 5 Intermediate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s

首先，将家庭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代入方程②，得到模型1，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无论转入或转出均在1%的水平下对家庭收入有明显影响。再进一步加以检验，设定解释变量为家庭收入的对数，代入方程③得到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在1%的水平下仍然显著影响家庭总消费，最后将土地流转与中介变量家庭收入同时代入方程④，结果依旧显著，即土地流转的实施通过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正向影响了农户家庭总消费，这与胡霞等[7]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将家庭储蓄的对数作为因变量代入方程②，得到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土地转入对家庭储蓄不显著，土地转出会在1%的水平下对家庭储蓄产生正向影响。于是将家庭储蓄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方程③得到模型4，回归后表明，土地转出后，农户因家庭储蓄增加会在1%的水平下对家庭总消费产生正向影响。再对方程④进行检验后，结果依旧显著。最后，我们对农户心理因素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进行检验，引入虚拟变量risk_pref，若农户i属于风险偏好型，则risk_pref=1，若农户不属于风险偏好型，则risk_pref=0。将风险偏好变量代入方程②进行基础回归，得到模型5，结果显示，土地转入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产生正向影响，即土地转入后，农户偏好风险的心理因素将会得到增强，而土地转出对其的影响却不显著。因此继续风险偏好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方程③，得到模型6，结果呈现显著正相关。进而将风险偏好作为中介变量代入方程④，结果显著。这说明在土地转入后改变了农户的风险偏好从而对家庭总消费产生了正向中介效应。

5 稳健性检验

前文使用DID方法评估了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识别出了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且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解决了一些内生性问题，然而针对“选择性偏差”引起的估计偏误，依旧还无法有效解决[21]。所以，本研究借鉴了黄文等[22]的检验思路，基于PSM-DID方法改善以上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回归中结果呈现显著的控制变量作为标准挑选出对照组，因变量则选取上文DID回归结果中呈现显著的闲暇支出、生活支出及转移性支出3个变量，对第一年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样本实施PSM匹配，再给予DID回归。具体结果（见表6）。不难发现，交互相乘项的显著性水平与系数基本无根本性变化，说明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消费、生活支出、转移性支出均会产生正向影响，这验证了上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的结论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Table 6 Robustness check

上述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农村地区基本情况，其一，土地流转可能通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户家庭消费水平[23-24]；其二，由于农户多数依靠种地为生，因此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所面临的劳动力结构与家庭生计策略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土地流转带来生产结构的转变对不同时期家庭的效应各异。其三，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显著，实行“一刀切”式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政策，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推行效果[25]。综合上述检验结果来看，本文的3个假说得到了验证。

6 结论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的10 460个农户家庭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分位数回归实证估计了土地转入与转出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家庭消费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①土地转入或转出均会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且对生活支出、闲暇支出与转移性支出3个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②土地流转对处于发展期和负担期家庭消费的影响要大于起步期和衰退期家庭；相对于中部，东、西部区域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明显。③土地转入与转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土地转入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风险偏好两条路径影响消费；土地转出则是通过增加家庭收入与储蓄两条路径影响消费。

农户消费意愿较弱将对我国扩大内需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本文上述研究结论，土地流转带来的消费效应不仅有利于平衡农户消费结构，而且能够通过增加家庭收入，促进家庭风险偏好转变等路径影响家庭消费。因此，为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本文给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根据不同地区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差异，因地制宜推进土地流转进程，促进农村居民合理参与非农就业，从而有效拉动农村消费。第二，在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更加关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文化传播途径、夯实义务教务制度等方面促进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