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与人才流失的关联研究

梁少华，彭定贇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劳动报酬与人才流失的关联研究

梁少华，彭定贇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中国科技人才流失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了缓解这一难题，分析了中国人才流失成因，基于已有文献提出收入决定人才流向假说，并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中外科技人才年收入，验证这一假说。结论表明，与外国相比，中国人均收入占GDP比重偏低，GDP中资本报酬占比过高，高技术人员劳动力报酬低，共同造成中国科技人才收入偏低，人才流失问题随之产生。对此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科技人才待遇的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报酬；收入占比；科技人才流失；收入分配结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规模变大且流动频率增加。科技人才作为人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是决定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受困于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大量知识丰富、经验充足的科技工作者退休，本国科技人才难以填补缺口，亟需引进外国科技人才巩固其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满足于长期从事组装、代工等低附加值活动，中、高端发展意愿强烈，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势必会增加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围绕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人才流失问题严重，移民存量834.36万，居世界之首，我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RAVENSTEIN通过“推拉模型”呈现人才流动的规律，流出地不利于人才生存、发展的排斥推力与流入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就业机会、社会稳定等吸引拉力使人才流动不再无序进行，落后地区流入发达地区是其主要规律[1]。影响人才流动的众多因素中，收入与工资差距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低收入地区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移民与否的决策，实际上是移民后预期收入与流出成本之间的权衡，当移民后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即会产生移民动机[2]。国内学者提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科研经费、科技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均是影响中国科研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将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仅有经济发展水平与科研经费两个因素对人才流失具有显著影响，可见收入仍是我国人才流失的决定性因素[3-4]。陈韶光等延续着收入决定人才流向的思路，按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小，将人才流动分为3个阶段[5-6]。①当人均GDP低于4 000美元时，发展中国家处于人才流失期，在“推拉模型”的作用下科研人才以穷国向富国的单向流动为主；②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研发经费达到每年6万美元以上时，进入人才回流期，科技人才的单向流动势头减弱；③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后，这些国家迎来了双向流动期，随着各国经济波动，人才流动的中心伴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形势变化也是各国收入变化的直观反映，无论在哪个阶段，收入与工资价格始终决定着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因此，提高科技人才在国内的经济收益，改善其工作环境成为应对人才流失的主要政策建议[7-8]。

上述研究明确了收入对科技人才流动的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收入变化与人才流动的动态关联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我国人才流失的原因。笔者直接测算出中国科技人才收入，并同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国家进行比较，直观呈现国际间科技人才流动的主要动力。 在科技人才流失的应对措施方面，长期看来依靠经济增长，短期则需找到阻碍人才收入增长的问题，笔者在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时相比以往研究提前一步，将焦点放在如何提高科技人才收入，解决这一问题后，有利于迅速缓解我国科技人才单向流出严重的困境。

1 中外科技人才绝对数量与相对规模比较分析

1.1 中外科技人才存量比较

科技人才存量统计一直是一个难题，这主要是因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科技人才所属产业的界定各不相同，科技人才的概念在全球政策话语中频繁使用，关于这一概念却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在不考虑搜集数据难度的情况下，统计口径与边界的不统一也会给研究结果带来误差。TIMMER在分析德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时，依据劳动力的教育背景，将劳动力分为高、中、低技术3个档次，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其基础数据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9-10]。这一分类方法虽然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科技人才的范围，但是建立在相同的统计口径下，用高技术劳动力代替科技人才，能在广义上刻画中外人才存量。

WIOD数据库中包括了1995—2009年27个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13个主要国家的劳动力总量及高、中、低技术劳动力所占比例，可以利用相关数据测算出40个国家高技术劳动力存量。由于篇幅限制，笔者选取少量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对象上首先选取了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好、科研环境优越，对世界科技人才吸引力大，是技术移民的首选。为了兼顾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新兴国家人才存量，笔者还选择了“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共有64个国家，其中14个国家的数据出现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笔者简称为十四国。

中外高技术劳动力绝对数及比例表如表1所示，从高技术劳动力绝对数来看，各国这一指标在15年来均有所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流。在增长幅度方面，新兴国家大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中又以中国增长幅度最高，我国2009年高技术劳动力绝对数为1995年的3.2倍，其他国家均不到2倍，所以到2009年时，我国人才规模已经可以同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匹敌。高技术劳动力占比可以反映出各国经济发展对科技人才的依赖程度，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度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中国高技术劳动力占比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低技术劳动力从事的低附加值活动仍是中国GDP的主要来源。中国科技人才绝对数大，但与发达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度相比，仍存在巨大差异，具备人才大量外流的势能。

表1 中外高技术劳动力绝对数及比例表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1.2 中国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派遣了大量优秀大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深造，其中有不少学生在其他科技强国成为了一流科学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这些留学生学成后虽然有的回国参与祖国建设，但另有超过百万的留学生长期滞留海外，形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11]。海外留学人员长期滞留海外是中国科技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图1所示为我国1995—2009年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与滞留当地的选择情况。可以看出15年来留学人员总数不断增加，科技人才流失人数也大幅增加，滞留人数从1995年的2万余人增至2009年的20多万人；而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比例始终在50%以下，即送出的留学人员越多，累计流向国外的科技人才也越多，虽然这一比例在2001年达到最低点后有所回升，但仍然偏低。首先，在我国留学生回国人员中约有50%为1年期硕士学位项目毕业生，而博士研究生才是科技人才的主力，单独统计博士留学生，那么滞留国外的比例将更高。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96%，几乎所有留学美国的理工科博士都选择留在美国。同时，在2006年清华和北大的博士输送量就超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博士生源最多的院校，即中国最精英的科技人才已经大量流向美国。其次，与日本、韩国相比，我国科技人才流失比例过高。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回国比例已经超过50%，2000年后，又陆续有20万技术人员移民离开美国，回到本国。中国人均GDP于2010年已经突破4 000美元关口，但科技人才流出比例仍然偏高，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人才回流现象在我国尚未发生，因此，亟需弄清中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的原因。

图1 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比例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 中国科技人才流失成因探索

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 000美元，但人才流失现象依然严重，很可能是由于劳动要素的报酬、科技人才的报酬偏低造成的。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笔者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增加值要素构成数据，对中外各国GDP进行解构，测算科技人才实际报酬份额，最后结合上述科技人才绝对数，比较各国人才平均收入，测试收入决定人才流向说的解释力度。

2.1 资本的报酬占据GDP主要成分

笔者假设劳动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构成一国增加值总和即GDP。除劳动要素报酬外，其余要素报酬都认为被资本要素获得。同时为了考察科技人才从GDP获得的报酬份额，笔者将劳动要素报酬细分为高、中、低劳动力要素报酬。细分后的4部分增加值大小及占比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经济体量上中国资本和劳动创造的增加值均实现了快速增长，1995年尚不足美国的10%、日本的15%，至2009年已经接近日本。经济体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却令人堪忧，资本从GDP获得的报酬份额持续增加，劳动报酬始终被资本压制。15年来资本的报酬相继突破了50%、55%关口，2009年已经接近60%，这充分说明了在所有要素报酬中资本占比过高，是导致要素价格体系失衡的重要原因。加之中国劳动增加值的主要力量又是低技术劳动力，随着“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中、高技术劳动力增加值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仍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50%以上的中、高技术劳动力GDP贡献率，甚至与十四国等新兴国家相比也处于劣势。卓越等将这样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下实现的经济增长称为“悲惨增长”[12]。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过半GDP分配给了劳动要素，科技人才报酬又在劳动要素中占较高份额，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劳动占比不仅没有随GDP的快速增长而增加，相比其他要素报酬还有下降趋势，这一反差正是我国人均GDP快速增长后人才流失现象依然严重的主要原因。

图2 各国GDP中资本报酬与异质性劳动力报酬

2.2 中外科技人才年收入比较

2015年中国人均GDP位于全球80名之后，资本又获得了GDP的过半报酬，科技人才年收入在全球排名形势不容乐观，笔者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测算出中外高技术劳动力年平均收入，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高技术人才收入增长迅速。在1995—2009年，日本科技人才收入呈现负增长，欧洲国家缓慢增长，2009年美国和十四国人才收入约为1995年的两倍，中国则增长5倍，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这一迅猛的增长势头仍难以阻止科技人才大量外流，中外人才收入差距过大。2009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科技人才年收入为中国的10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十四国，其人才收入也有中国的两倍，更加凸显出我国科技人才收入远低于高级标准的问题。结合已有文献分析指出，人才收入在人才外流中起到核心作用，表2清晰反映出中外人才巨大收入差距是我国人才大量流往海外的原因。另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科技人才，巩固其世界领先地位，在高工资基础上仍然大幅提高科技人才待遇，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何美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流出的主要目的地。

表2 中外高技术劳动力年平均收入 千美元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文的实证分析，我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可归于科技人才年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过大、我国人均GDP世界排名靠后以及资本从GDP中获得的报酬过高而高技术劳动力报酬过低等多个方面。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应对当前中国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1)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人均GDP。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才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科技人才作为全球稀缺生产要素的载体，在推拉模型的作用下会流向个人待遇更优越、科研条件更好的国家或地区，而经济发展水平则是上述环境的基础。我国经济体量巨大，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依然偏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所以长期看来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改善大环境是留住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

(2)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劳动报酬成为GDP的主要部分。作为生产要素，资本的流动性远远超过劳动，一国仅有较少的劳动力赴国外就业。而资本从来都是追逐利润的“候鸟”，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再配合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帮助中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当经济放缓时，外资撤离就在所难免。寄希望于资本市场拖住外资撤离的步伐，只能使其在股市高位套现，然后以高人民币汇率从容撤离。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付出资源、环境、劳动力健康的沉重代价换来改革成果的无情掠夺。故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劳动报酬占据主体地位。这样既能使我国创造的主要经济成果留在国内，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和收支平衡；又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福利水平，激发全民创富热情，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3)提高高技术劳动力收入，避免人才流失。高技术劳动力个体创造价值高，创新能力强，是我国抢占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中高端发展的关键因素[13]。而当前我国高技术劳动力不仅数量少，而且面临严重的流失风险。平均年薪不足发达国家的1/10，使我国难以留住高素质人才。因此应致力于提高高技术劳动力收入，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使高素质劳动力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能直接提高劳动报酬，为提高科技人才待遇打下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则有利于摆脱发展中国家中低端锁定，科技人才不断外流的恶性循环。中高端发展路线下，经济发展质量的大幅提高与海外科技人才的回流则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最终根治我国科技人才大量外流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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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borRemunerationandBrainDrain

LIANGShaohua,PENGDingyun

China′s technology talents drain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outflow of talents in China,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to put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income decides talents flow, and uses the WIOD data to measure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ientific talents income, tests this hypothesis.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hina′s per capita income as a share of GDP is low and GDP in the capital returns ratio is too high, high technology have labor low remuneration. They are the causes of low income in China′s technology talents and the brain drain problem arises. Therefore,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ch are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increase technological talents treatment.

labor remuneration; revenue share; technology talents loss;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F222.3

10.3963/j.issn.2095-3852.2017.05.018

2095-3852(2017)05-0605-05

A

2017-04-24.

梁少华(1991-)，女，湖北黄石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JY033)．

LIANGShaohuaPost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WUT, Wuhan 43007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