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在基层施工人员中传播的影响因素分析

杨高升，孙誉颖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安全生产问题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与员工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近年来，在建筑业安全生产领域，“安全文化”概念受到了大量的关注，也出现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多集中在安全文化的内涵[1-2]、安全文化的评价[3-4]及安全文化对行为的影响[5-6]。有学者认为，安全文化是领导层倡导的文化，那么安全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安全文化向员工传播和被群体员工所接受的过程。南京大学周晶团队认为工程文化的传播是管理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正式组织传播与个体之间的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自组织传播的复合，并构建了包括决策层、管理层和实施层的三层传播网络拓扑结构[7]。实施层处于三层网络结构的基层，该层的施工人员最多，领导层倡导的安全文化被基层员工所接受、认可则成为安全文化建设成功的关键，因此研究安全文化在基层传播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就很有必要性。

1 模因理论

模因理论将模因看作是文化传播和进化的基本因子或基本单位，能够在人脑之间通过模仿和复制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8]。“模因理论”的代表人物布莱克摩尔认为能够通过模仿得以复制的都可以称为模因，且模因被成功地模仿取决于两个因素：模因的特性和人作为模仿者和选择者的本性。根据模因理论和布莱克摩尔的观点，笔者认为影响安全文化传播的因素主要可以从安全文化模因的质量和安全文化传播者或接收者的特性两大方面考虑。

2 传播影响因素识别

安全文化建设要靠有力的领导者、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有序的行动措施来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影响安全文化模因质量的因素主要与组织因素有关，通过文献阅读，将组织因素归纳总结为：安全价值观、安全承诺、安全制度、安全投入。

(1)安全价值观。安全价值观是组织中所有群体对安全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看法和总评价，但是拥有良好的安全价值观对组织领导者来说尤为重要。安全生产不仅仅能保证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生产工作有序开展，更能为企业带来荣誉，是一种荣誉资本也是一种信用资本。领导者应该充分认识到保障员工安全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2)安全承诺。安全承诺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要素，企业的领导者、管理人员及员工都应该熟知自己在组织中的安全角色和责任。企业领导者应对安全承诺做出强有力的表率，各级管理人员也应对安全承诺的兑现和实施起到示范和推进作用，形成有序的、严谨的制度化工作规范，营造有益于安全的工作氛围，培养重视安全的工作态度。

(3)安全制度。完善的安全制度，应该充分考虑制度建立的科学性和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制度的科学性应体现在制度的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考虑生产中的每个环节、每个员工，并针对不同的施工工艺及环节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组织性和规范性，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并依据相关规定规范地实施监督、处置等权力。

(4)安全投入。安全投入指与安全活动有关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企业为保障安全生产配备的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安全装备和设施，对员工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培训所花费的人力和物资，以及对安全事故预防与援救、伤亡人员的救治支出等，均视为安全投入。

影响安全文化传播的因素主要还与安全文化传播者或接收者的特性有关。洪巍等[9]在研究工程文化传播影响因素时，指出人的主观因素(价值观、文化水平、生活背景等)影响了自身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曹文敬[10]在研究煤矿员工不安全行为传播影响因素中，认为个体的安全素养对不安全行为传播起到抑制作用，关键人物的影响程度和群体成员关系密切程度对不安全行为传播起到催化作用。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将影响安全文化传播的另一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包括员工安全素养、员工影响力和员工交互程度。

(5)员工安全素养。员工安全素养主要包括安全知识水平、安全技能水平、安全意识和安全态度。员工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水平代表了员工对施工现场危险性工作的识别程度及排查、处理隐患的能力。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态度表明了其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6)员工影响力。员工影响力主要与员工的身份、所处的地位相关。基层施工人员中的“意见领袖”大都是师傅、班组长、技术骨干等关键人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工作行为、方式、安全素养都会深深地影响着其他员工。

(7)员工交互程度。模因的传播主要通过模仿和复制，也就是人们相互模仿、相互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包括某个体和另一个个体携带的模因之间的交互过程。无论是在何种交互过程中，人人都会存在从众心理，容易受到关系亲密的朋友、同事的影响，常常做出相同的判断和决定。当员工之间的交互程度越密切时，其安全价值观、安全态度、安全意识越容易趋于一致。

3 基于ISM的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11](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被广泛应用于复杂的工程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其特点是将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或系统要素，利用人们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以计算机为工具，将系统构造成一个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该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有向图和矩阵理论可将模糊不清的思想、看法转化为直观的具有良好结构关系的模型。

3.1 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上述对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识别，确定了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体系，如表1所示。在确定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后，向安全管理方面的专家(主要有高校学者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发放调查问卷87份，有效问卷82份，当80%以上的专家认为某两个因素之间有直接影响，即可认为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直接影响。影响关系图如图1所示。

表1 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体系

图1 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关系图

(1)构建邻接矩阵。对上述7种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合传播影响因素关系图，建立邻接矩阵T。进而利用ISM原理分析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结构。规定因素Si对Sj有直接影响时，矩阵元素hij为1，否则hij为0。

(1)

(2)计算可达矩阵。根据得到的邻接矩阵T，求T与单位矩阵I的和T+I，对某一整数n构造矩阵T+I的幂运算，直至式(2)成立为止。

M=(T+I)n+1=(T+I)n≠…

≠(T+I)2≠T+I

(2)

式中幂运算的依据是布尔代数运算(0,1的逻辑和、逻辑积)，即1+1=1，1+0=0+1=1，1×1=1，1×0=0×1=0，则称矩阵M=(T+I)n为邻接矩阵T的可达矩阵。当可达矩阵M的元素kij为1时，则表示Si到Sj间存在可到达的路径。利用Matlab软件得出可达矩阵M为:

(3)

(3)划分层级关系。对可达矩阵M进行分解，划分层级关系，进而可得到解释结构模型。分解时，需求出以下两个集合：①可达集R(Si)，表示从因素Si出发可以到达的所有因素构成的集合，即矩阵M中的第i行上值为1的所有列对应的因素;②前因集A(Si)，表示可以到达因素Si的所有因素构成的集合，即矩阵M中第i列上值为1的所有行对应的因素。

依据条件R(Si)∩A(Si)=R(Si)来进行信息共享制约因素的层级抽取。第一级可达集和前因集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R(S5)∩A(S5)=R(S5)和R(S7)∩A(S7)=R(S7)，所以因素S5和S7为第一级节点。划去S5、S7所对应的行和列，得到第二级的可达集和前因集，结果如表3所示。

第二级有R(S3)∩A(S3)=R(S3)，R(S4)∩A(S4)=R(S4)，R(S6)∩A(S6)=R(S6)。由此可得第二层级要素为S3、S4和S6。去掉S3、S4和S6所对应的行和列，得到第三级的可达集和前因集，结果如表4所示。由此可见，第三级要素为S1和S2。

表2 第一级可达集和前因集

表3 第二级可达集和前因集

表4 第三级可达集和前因集

3.2 构建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得到影响安全文化传播的第一级要素L1={S5,S7}，第二级要素L2={S3,S4,S6}，第三级要素L3={S1,S2}，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初始解释结构模型图如图2所示。

图2 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初始解释结构模型图

图3 安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图

通过增加虚节点对图2进行适当调整，得到调整后的层次结构图,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安全文化基层传播影响因素系统是一个3层级的递阶系统。安全文化传播最底层影响因素即根本影响因素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承诺，应优先考虑；第二层为安全投入、安全制度、员工影响力和员工交互程度；顶层影响因素即直接影响因素是员工安全素养。

4 结论

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安全文化在基层施工人员中的传播，并被广大员工所接受和认可。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承诺是根本因素，思想先行，意识决定行为，组织应该重视基层管理者和员工的安全思想教育工作，以塑造良好的安全价值观。 企业应建立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和安全目标等在内的安全承诺，管理者应清楚自己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并对安全承诺做出强有力的表率。同时还要做好安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视安全投入，关注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基层员工中“意见领袖”的安全教育工作，并充分发挥其对普通员工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李爽,宋学锋.煤矿企业本质安全文化:内涵·目标·内容·模式[J].中国矿业,2007,16(9):33-35.

[2] 杨世军，袁玥，陆绍凯.建筑行业安全文化研究[J].建筑经济,2012(6):100-103.

[3] 马跃，傅贵，臧亚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4,24(4):124-129.

[4] 李林,曹文华,毕海普.基于SMART原则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2):121-128.

[5] 于维英,张玮.企业安全文化发展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探讨:以烟台万华30年的安全管理为例[J].管理现代化,2009(4):21-23.

[6] 阴东玲,陈兆波,曾建潮,等.基于带权重定性贝叶斯网络的煤矿事故人因推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7,39(1):10-14.

[7] 朱振涛,陈星光,李迁,等.基于同质化效应的工程文化自组织传播[J].系统工程,2015(7):30-36.

[8] 李果红．Distin对模因理论的新评定[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420-425．

[9] 洪巍,周晶,郭锐.基于动态网络模拟的工程文化传播影响因素分析[J].建筑经济,2013(12):117-120.

[10] 曹文敬.基于复杂网络的煤矿员工不安全行为传播与控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7.

[11] 王朋,方向,朱海峰,等.基于ISM的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6,38(6):726-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