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产品出口模式及其制度质量因素比较

张美云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2000—2018年，金砖五国对世界GDP和出口的贡献分别在8.13%～23.54%和7.59%～20.20%间浮动；GDP世界占比和出口世界占比的五国排位从大到小一直都是中国①最高、南非最低；GDP世界占比，中国除2016年外从3.61%持续增加到15.84%，南非在0.33%～0.57%间浮动，其他三国在缓慢波动中整体略呈递增态势、在0.77%～3.56%间浮动；出口世界占比，中国在3.97%～14.63%间浮动、除2015和2016年外呈明显递增态势，其他四国增幅均较小，俄罗斯在1.64%～3.00%间浮动、一直位居第二位，印度、巴西和南非分别在0.67%～1.83%、0.87%～1.45%和0.36%～0.56%间浮动②。

依据世界银行2019年收入水平界定标准，金砖五国除均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急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③。产品出口模式意即产品出口概貌，包括产品出口规模、结构和质量三个维度，其中结构和质量是重点、质量是重中之重。相对于要素投入和国(地区)内贸易，产品出口模式可以从产出角度精准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而在诸多影响产品出口模式的因素之中，制度质量是近年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因此，从产品出口模式及其制度质量视角探究金砖五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主要相关文献如下。

第一， 产品出口模式的量化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产品出口模式的量化指标，规模维度一般是出口额和出口净额，结构维度一般是出口目的地经济体多样化(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数目及其所处洲际区域)、出口产品多样化(显示性比较优势大于1的产品数目)、按照技术复杂度分类的产品出口占比和结构等，质量维度一般是出口复杂度[1-3]。关于出口模式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一般从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物质资本、金融支持、FDI等硬实力和制度质量、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环保力度、配套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等软环境展开[4-8]。

第二， 制度的分类及正式制度质量的测度。学界较一致认同把制度分为经济、政治及法律等正式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三个层面[9-10]。而制度质量是对制度稳定度、透明性和可持续性等质量维度的阐释，其内涵丰富度和制度执行效率伴随制度质量的提升而提升[11]。非正式制度不便量化。正式制度的量化指标较具公认度的有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体系、透明国际全球腐败感知指数、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分别测算的经济自由度、PRS集团世界各国风险指南等，还有以樊纲等学者主导设计的市场化指数等为代表的国家(地区)内部各次级区域层面的探索[12]。

第三， 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的关联。二者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且母国和出口目的地经济体制度质量均对母国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2-13]。但结合研究主题，此处重点梳理制度质量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文献。部分研究主要探讨制度质量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进而对贸易规模产生作用[14-16]。近期文献侧重考查制度质量对贸易结构或质量的影响[17-19]，促进劳动分工、提升贸易自由度、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技术创新等是其主要路径[20-21]。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一般与贸易结构或质量正相关，但Rodrik(2006)等指出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后制度对出口质量无显著影响[22]。

以上文献对深化认知金砖国家产品出口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借鉴价值，但罕见基于制度质量视角对金砖五国产品出口模式的直接探讨[23-24]。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收入水平判定标准，选取同处中等收入阶段的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为研究样本；从规模、结构和质量三个维度分析金砖五国2000—2018年的产品出口模式；使用可行性最小二乘法FGLS等方法实证探究金砖五国正式制度质量对其出口模式的影响效应；将中国出口模式的影响因素与金砖五国总体进行比较，以评估中国优化产品出口模式的努力方向。

一、金砖五国产品出口模式演化的特征事实

1.规模维度

此处采用金砖五国历年对世界的出口总额和出口净额(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两个指标来衡量出口规模，如图1所示。从出口总额看：中国一直最大，俄罗斯次之，南非一直最小，印度在2000—2008年间小于但2009年起大于巴西；各国整体上均呈递增态势，中国除2009、2015和2016年外持续递增，各国增幅从大到小依次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从出口净额看，中国、印度和巴西历年均是顺差，印度、除去2001和2017年的南非一直是逆差；俄罗斯起点最高，中国次之，其他三个国家接近；就增幅看，除印度外各国整体呈递增态势，从大到小依次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

2.结构维度

此处采用历年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数量、反映母国对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贸易依赖度的HM指数和按照复杂度划分的出口产品占比等指标来衡量金砖五国的出口结构。

(1)金砖五国历年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数目

这是反映出口多样化的一个指标。出口多样化一般通过组合效应、溢出效应和产品升级等途径以线性或U型等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但较多学者赞同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应先实现出口多样化后再追求专业化的观点[25]。如图2所示，金砖五国历年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数目看，印度历年和南非多数年份高于中国，巴西在2000年仅高于俄罗斯但2018年已处于五国最高位，俄罗斯一直最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分别在[208,219]、[175,199]、[212,228]、[198,235]和[210,226]之间浮动；各国历年均在波动中整体呈递增态势，波动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和中国。

图2 金砖五国2000—2018年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数目

(2)金砖五国历年对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度

金砖五国每年出口额前20名的目的地经济体占其对世界总出口的比例基本在70%～90%之间；历年均处于前20名的目的地经济体数目，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分别有12、13、13、12和11个，五国相同的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有美国、日本、德国和荷兰，金砖国家内部的中国与俄罗斯互为出口目的国，印度和巴西及南非的出口地均包含中国。贸易依赖度HM指数测算时采用年度数据，计算公式为(母国到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出口额/母国总出口额)×(1-母国从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进口额/出口目的地经济体总进口额)×100%。HM值在0～1之间浮动、数值越靠近1表明母国对出口目的地经济体贸易依赖度越大。进一步测算和分析金砖五国对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贸易依赖度的HM指数，如图3-图7所示。

中国对美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日本的贸易依赖度一直较大，整体均呈递减态势。近年对日本的贸易依赖度明显降低，对德国、韩国、英国和荷兰也有一定的贸易依赖度，对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亚洲其他地区和俄罗斯的贸易依赖度较小。俄罗斯对荷兰、中国和德国的贸易依赖度较大且整体在波动中呈递增态势，对意大利的贸易依赖度也较大但整体呈先递增后递减态势，对乌克兰、英国、美国、波兰、芬兰、土耳其、日本、哈萨克斯坦和法国的贸易依赖度较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基本一直处于最高位，整体呈先递减再递增态势，对哈萨克斯坦、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国和新加坡的贸易依赖度也较大，对日本、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荷兰、沙特阿拉伯的贸易依赖度较小。巴西对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较大，以2009年为转折点，其贸易依赖度最大的经济体由美国变为中国，对阿根廷、荷兰、德国和日本也有一定的贸易依赖度，对意大利、比利时、墨西哥、智利、西班牙和韩国的贸易依赖度较小。南非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较大，2009年起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最大，对荷兰也有一定的贸易依赖度，对比利时、韩国、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贸易依赖度较小。由上可见，除俄罗斯外的其它金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均较大，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均较大，各国贸易依赖度较大的一般还有本国周边临近的一些经济体。

图3 中国2000—2018年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HM指数

图4 俄罗斯2000—2018年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HM指数

注：沙特阿拉伯2000—2004年、2006年、2009—2011年缺失进口数据，印度与其相应年份的HM值未测算。图5 印度2000—2018年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HM指数

图6 巴西2000—2018年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HM指数

注：莫桑比克2015年、津巴布韦2000年和2003年、赞比亚2016年进口数据缺失，用相邻两个年份的均值代替。图7 南非2000—2018年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体的HM指数

(3)金砖五国历年出口产品结构

整理测算金砖五国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8年对世界的产品出口结构及其占比(详见表1)④，结果分析如下：2000年，出口占比最大的两类产品加总，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均超过0.6，巴西和南非接近0.5；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各国均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代码6或8)，中国、巴西和南非还有机械及运输设备(代码7)，俄罗斯还有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有关商品(代码3)。2006年，出口占比最大的两类产品加总，中国和俄罗斯超过0.7，印度和巴西略超0.4，南非略超0.6；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巴西出现了饮料及烟类(代码0)，其他各国与2000年基本一致。2012年，出口占比最大两类产品加总，中国和俄罗斯分别略超0.73和0.8，印度、巴西和南非均处于0.4～0.5之间；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中国、俄罗斯和南非与2006年保持一致，印度出现了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有关产品(代码3)，巴西出现了燃料外非食用粗原料。2018年，出口占比最大的两类产品加总，俄罗斯略超0.65，其他各国与2012年基本一致，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印度出现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代码7)，其他各国与2012年保持一致。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各国各类主要出口产品占比及其类别，可以发现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南非、印度、俄罗斯和巴西。

表1 金砖五国若干年份的主要产品出口类别及其占比

3.质量维度

此处采用出口复杂度及其世界排名两个指标衡量金砖各国历年的出口质量。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详见Hidalgo等(2009)[26]，该算法最大优势是剔除了人均GDP等收入信息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更能准确反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更好的解释和预测经济增长。Hausmann等(2019)基于SITC分类标准对1996—2017年133个经济体测算的出口复杂度在[-2.42,2.83]之间浮动，出口复杂度越大越好，而其排位越小越靠前越好。金砖五国2000—2017年出口复杂度及其排位数据直接从其中筛选整理得出(详见图8)。从出口复杂度看：中国在[0.44,1.30]之间浮动，除2002年、2009年、2013年和2015年外，均处于递增态势；印度在[0.17,0.34]之间浮动，波动幅度较小，整体略呈先递减再递增的态势；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分别在[0.01,0.73]、[0.24,0.75]和[-0.05,0.24]之间浮动，三国均在较明显波动中整体呈递减态势，波动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从出口复杂度排位看：中国在[17,39]之间浮动，历年基本处于递减态势；印度在[43,53]之间浮动，波动幅度较小，整体略呈先递增后递减态势；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分别在[28,65]、[27,58]和[47,69]之间浮动，三国均在较明显波动中整体呈递增态势，波动幅度从大到小排序和三国出口复杂度波动幅度排名一致；中国世界排位一直处于前30%，南非2016年世界排位69、其他各年份金砖五国出口复杂度排位均处于世界前50%。

资料来源：详见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XTAQMC，下载日期2020年3月1日。图8 金砖五国2000—2017年出口质量

二、金砖五国正式制度质量对其出口模式演化效应的实证检验

1.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说明

基于前文分析，出口质量是出口模式的核心体现，出口复杂度是出口质量的代理指标。因非正式制度不便量化，则实证检验正式制度质量对出口模式的演化效应，显然可以选择出口复杂度EC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借鉴戴翔等(2014)和刘艳(2014)把经济制度质量EINS、政治制度质量PINS和法律制度质量LINS作为核心解释变量[7,27]。综合借鉴同类代表性文献和考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因素，选定经济发展水平PGDP、金融支持FIN、物质资本 CAP、外商直接投资 FDI、技术创新能力RPA、人力资本HUM、资源环境保护力度NRR、基础设施INF、贸易开放度TO、市场规模PS作为解释变量。限于数据可得性和一致性考虑，研究时限设定为2000—2017年。EINS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PINS和LINS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除中国HUM外的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⑤。各变量测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中发现EC和PINS及LINS原始数值有负值、除RPA外的其他变量均值都大于标准差、数据比较集中。

表2 变量测算方法及其描述性统计

2.模型设定

测算全样本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发现，经济制度EINS和政治制度PINS相关性系数为0.89、PLINS和法律制度EINS相关性系数为0.78、物质资本CAP和市场规模PS相关性系数为0.92，其他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在0.75以下。后续模型将分别考察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所以EINS、PINS和LINS三个变量均保留。但为尽可能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PS删除。同时考虑各变量水平值差异，对PGDP、RPA和INF取对数并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ECIi,t=β0+β1EINSi,t+β2LNPGDPi,t+β3FINi,t+β4CAPi,t+β5FDIi,t+β6LNRPAi,t+β7HUMi,t

+β8NRRi,t+β9LNINFi,t+β10TOi,t+εi,t

上述模型可考察经济制度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考察政治或法律制度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时将模型中的EINS替换为PINS或LINS即可。其中i表示各个国家，t表示时间年份，εi,t表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3.实证结果分析

为得到比较稳健客观的结论，本文首先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估计、各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的P值为0表明应接受FE，然后采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或序列相关，基于上述模型对金砖五国和中国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⑥。金砖五国FE和FGLS两类各三次估计结果显示，变量FIN、HUM和TO的符号不完全一致，其他各变量符号均相同。中国三次FGLS估计结果中，FIN、FDI、LNRPA和TO的符号不完全一致但显著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他变量的符号均相同。进一步结合R2 值和F统计量均显著来看，可判定各模型整体效果较好且基本稳健。

表3 金砖五国FE和FGLS及中国的FGLS估计结果

综上，基于估计结果可靠性和可比性，首先依据FE和FGLS的回归结果分析金砖五国正式制度质量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共性规律。从表3看，对EC均起正向作用的变量EINS、PINS和LINS均不显著，表明金砖国家各类正式制度尚未对出口复杂度发挥明显促进作用；CAP、LNINF和NRR均仅在三次FE估计结果中显著，LNRPA在各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均显著。物质资本、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保护力度的增强及技术创新能力对金砖国家出口复杂度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与同类代表性研究的结论相符[5,7,29]。对ECI均起负向作用的变量LNPGDP，三次FE估计结果均显著、三次FGLS估计结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与出口复杂度高度正相关，但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复杂度明显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存在“Rodrik悖论”等现象[22]；FDI仅在三次FE估计结果中显著。外资净流入对金砖国家出口复杂度发挥阻碍作用，说明它们在以后外资引进过程中，不能再仅仅着眼规模，而更应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以及本土吸收能力的提升[30]。对EC作用方向不确定的变量FIN在各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同类代表性研究表明，金融支持水平的提升主要依托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转化和正外部性溢出等路径提升出口复杂度[31-32]；HUM在各模型中的符号多数为正且三次FGLS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TO在各模型中的符号多数为负且三次FE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人力资本对出口复杂度一般发挥正向作用，但贸易开放度并非越大越好。因为只有当提升贸易开放度带来的竞争效应高于冲击效应时，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才可能获得一部分高于本土水平的核心或非核心技术，推动产品出口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进而提升出口复杂度[33]。

其次，依据FGLS的回归结果分析中国正式制度质量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个体特征。如表3所示，对EC均起正向作用的变量EINS显著而PINS不显著，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对其出口复杂度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LNPGDP、CAP和LNINF均不显著；HUM和NRR多数显著，表明中国人力资本质量和资源环境保护水平与出口复杂度高度正相关。对ECI均起负向作用的变量LINS不显著。对EC作用方向不确定的变量FIN、FDI、LNRPA和TO均不显著但符号均多数为正。

4.基于各变量变动趋势的进一步分析

为对计量分析结果形成更加深入和直观的认识，继续追踪金砖五国和中国2000—2017年各指标均值和差(均)值的变动趋势，如表4所示，并评估中国在各指标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从表中金砖五国差均值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力度、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均有明显改善，经济制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改善不明显，而出口复杂度、政治和法治制度质量、外资净流入、资源和环境保护力度、贸易开放度各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结合前文计量分析结果和表4，对比中国与金砖五国总体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近年来出口复杂度较高且提升幅度较大，具有明显优势。第二，对中国出口复杂度发挥显著正向作用的变量是EINS、HUM和NRR。中国以上三个指标的均值明显小于但差值明显高于金砖五国，各指标略具优势。第三，对中国出口复杂度作用方向为正且不显著、对金砖五国(显著)为正的变量是CAP、LNRPA和LNINF。中国CAP和RPA的均值和差值、INF的差值均明显高于金砖五国，但INF的均值较小。说明中国的物质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优势，基础设施略具优势。第四，对中国作用方向为正且不显著、但对金砖五国显著为负的变量LNPGDP和FDI。中国PGDP均值小但差值大，FDI均值大但差值小，两个指标的优势不明显。第五，其他变量PLINS、LINS、FIN和TO。中国PINS和LINS的均值小而差值大，FIN的均值和差值均较大，TO均值大而差值小。说明中国FIN具有明显优势，PINS、LINS和TO的优势不明显。

表4 中国与金砖五国2000—2017年各变量变动比较

三、结论与启示

1.结论

(1)金砖五国产品出口规模扩张成效显著、产品出口结构逐步优化和产品出口质量有所提升，产品出口模式不断优化。对金砖五国出口质量(多数)发挥正向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能力、物质资本、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保护力度、人力资本质量，(多数)产生负向作用的变量是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净流入和贸易开放度，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是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以及金融支持水平。

(2)中国产品出口规模具有明显优势，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程度最高，出口质量提升幅度较大。对中国出口质量发挥正向作用的变量是经济制度质量、人力资本质量、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其它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但符号多数为正。中国较之金砖国家总体占有明显优势的指标是出口复杂度、物质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和金融支持水平，略具优势的指标是经济制度质量、人力资本质量、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基础设施，优势不明显的指标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净流入和贸易开放度。

2.启示

(1)在产品出口模式不断优化的过程中，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比规模扩张更重要，而质量提升是根本。中国在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建设方面还有较大进步潜力，未来应在加强经济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深化政治制度改革和尽力完善各个层面的法律法规，为本国产品出口构建一个激励创新和推动契约高效实施的良好制度环境，进而提升出口质量。

(2)出口质量的提升，需要技术创新能力、金融支持、人力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制度质量、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贸易开放等配套条件的支持[4]。中国应立足自身较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金融支持水平、较丰富的物质资本等优势，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推动国内各次级区域的产业有序转移和产业链优化重构，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和世界生产网络中的中高技术层次分工；继续增进经费投入，积极提升研发支出和公共教育开支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注重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质量的培育等，这是优化出口模式的关键环节；注重利用外资的质量和吸收外资的内生能力培育，引导外资流向国内不同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领域，以更好的借助外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34]。

注释

①全文中国均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②本文贸易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下载日期2020年2月29日；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更新日期2020年2月27日、下载日期2020年3月3日。金砖五国对世界GDP的贡献除2016年外持续递增，2018年为23.54%；对世界出口的贡献除2015和2016年外持续递增，2015年为20.20%、2018年为19.70%。

③2019年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划分标准中，下中等收入水平下限、上限和上中等收入水平上限分别为1026、3995和12375现价美元，印度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其他四国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

④数据根据2020年2月29日下载的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 Rev.1一位数的10类产品绘制，0食品及供食用活动物、1饮料及烟类、2燃料外非食用粗原料、3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有关商品、4动物油脂及油脂类商品、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6主要按原料分类制成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9未分类商品。0-4类为食品原料型产品(简称R)、技术复杂度很低，6、8、9类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简称L)、技术复杂度一般中低，5、7类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简称CT)、技术复杂度一般中高。限于篇幅，仅呈现若干年份的测算结果于表1。

⑤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下载地址http://www.govindicators.org/，2001年数据缺失，用两个临近年份均值代替。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下载地址https://knoema.com/HFWSJIEF2016/index-of-economic-freedom。中国HUM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表示，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下载地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数据下载日期均为2020年3月3日。

⑥限于篇幅，中国三类制度对其出口复杂度影响效应的FE结果未在表3中呈现，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