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等待谋杀的爱情——《等待》中孔林的伦理困境探析

洪 芳，胡作友

(1.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被等待谋杀的爱情
——《等待》中孔林的伦理困境探析

洪 芳1，胡作友2

(1.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哈金作品《等待》中孔林的三角恋爱关系从伦理身份、家庭生态关系，客观伦理环境三个角度进行解读。孔林与妻子淑玉和情人吴曼娜三人之间20年的感情纠葛经历既构成小说的叙事线索，同时也是两条分明的伦理线。通过对这两条伦理线的梳理，论证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特定年代背景下社会各种扭曲伦理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人性的异化和伦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等待；伦理身份；文学伦理学批评；客观伦理环境

引言

作为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是一个文坛的传奇，年届三十出国留学，三十多岁才学习用英语写作，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几乎拿遍了美国各种重量级的文学奖项。很少有作家像美国华人移民作家哈金这样在美国文学界突然声名大噪，便受关注。[1]1他的作品《等待》不仅荣获1999年度美国全国图书小说奖，还获得2000年度福克纳笔会小说奖 。英国《每日邮报》盛誉《等待》“优美而又夺人心魄”，哈金被誉为“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2]52《纽约时报》对于《等待》的评论说:“在字里行间，哈金具有一种不操纵的无意，这种能力对大部分作家来说只能是梦想而已。”[3]郭栖庆指出《等待》中男主人公孔林懦弱的性格，女主人公曼娜实用主义爱情观注定两人的爱情在时间的荒野中迷失。[4]86施战军认为《等待》的写作风格是用“不多嘴不插话只靠叙事本身呈现主体伦理标准的风格。[5]28残雪赞扬了《等待》“它所达到的人性的深度”。[6]余华是国内作家中对哈金最为推崇的一位，他为新版《等待》写了序，标题是《一个作家的力量》，里面满是对哈金的溢美之词。

哈金用平实朴素的手法塑造了小说主人公孔林丰富的人物形象，孔林复杂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既生动又深刻。他一直在追求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他的灵魂似乎总是游离在婚姻之外，作为特殊年代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孔林聚焦了当代普通人在面临困境时表现出的人性弱点。因为时空的间隔，哈金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故事背景以及故事里的人物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哈金用冷静、客观和深刻的描述塑造出孔林温和、懦弱、优柔寡断的形象。在孔林身上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自己灵魂里懦弱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孔林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做出判断，因为“在文学批评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价值的判断一直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7]8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因抓住了伦理和道德因素作为文学产生的动因，[8]9成为一种最能揭示问题本质关系的批评方法。

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观点和方法，以孔林为中心，通过对孔林与淑玉，孔林与曼娜之间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造成孔林命运悲剧的伦理环境背景，解析孔林的性格悲剧，探寻哈金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因为“探讨作家的伦理思想、解读作品的伦理内涵、揭示文学现象产生的伦理背景不仅成为可能，也是一种必要”。[9]37

一、《等待》中哈金的文学伦理观

文学话题离不开伦理。聂珍钊指出，欧洲的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就可以证明，文学的性质是伦理的。[10]15中国文学也是如此，自古至今的文学作品都包含丰富的伦理内容。文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语言反映客观世界和社会心理的学科，从诞生之初便与伦理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最初产生时是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11]作为曾经立志为底层发言为自己文学志向的哈金对于文学写作目的自然很清楚。《等待》的创作目的在于展现特殊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伦理道德的小说。在小说中哈金不动声色地揭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对主人公人性的禁锢，愚昧的人群对于爱情的漠视，看不见的乡土陈规陋习对于人爱的能力的磨耗和扼杀。

在本雅明看来，一部好小说应该“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是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12]295《等待》中孔林的生活折射出普通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欲望和禁锢中挣扎的无奈，小说揭示每个人生命中无法逃脱的困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14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主体性，个人无法做到完全的自主和自立。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由我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孔林、淑玉、曼娜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各自的社会伦理角色很契合。《等待》叙事结构虽然简单，但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了解得通透而深刻，对于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道德责难，人性的虚弱有着悲悯的情怀。谭恩美这样评述哈金的作品，“我为哈金的作品著述，他总是呈现出历史环境中的道德难题，呈现出人性的磨损边缘，呈现出不屈不挠，也呈现出不抱希望的生存方式。他是我们最有天份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4]

哈金对于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祖国有着深深的情感和记忆。故国的风俗民情、历史传统和伦理规范了然于心，所以他对于孔林在那个特殊年代所遭受的伦理压迫描写得生动传神。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15]21从写作的时间看，哈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花了四年时间写出这部小说，而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隔着遥远的空间距离，又有了时间的沉淀，哈金对故事中每个人物都了解得深入骨髓，对于他们的心理描写拿捏得非常到位。他熟悉中国东北的风物习俗，清楚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环境、家庭结构和传统道德标准，洞察人们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受的磨难。

从文学伦理学观点看这部小说，伦理的挣扎是哈金用来编织小说的一个线索。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孔林同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农村的封闭、愚昧、落后和城市的体面、舒适、现代。但是两种生活有着相同的社会道德伦理环境，当时的城市和农村都不允许任何人对现时的道德和伦理秩序进行破坏，压抑的社会环境对于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孔林无论在哪里，都无法逃脱来自周围环境的伦理压力。在农村孔林面临来自家庭和乡邻无形压力无法离婚，在城市孔林所在医院有很多匪夷所思禁止自由恋爱的规定。孔林昙花一现的爱情激情在18年与时间的对抗中被消磨，被打击，直至变为消极的等待和麻木的接受。

二、夫妻伦理身份的不同与家庭生态关系失衡

聂珍钊指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6]21孔林的社会伦理身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他悲剧命运，他挣扎十几年要摆脱的婚姻伦理关系正是建立在他的社会伦理身份上，淑玉的家人当时看中的就是他作为医生和干部的社会身份。他不被祝福的恋爱关系与他的伦理身份也密切相关，孔林的学历和身份是曼娜考虑他的重要因素。

《等待》用倒叙的手法，从孔林与淑玉分居的第17年说起，介绍他们婚姻的状况，以及孔林18年艰辛的离婚历程。因为家境贫穷，母亲生病，孔林的父母打算娶个媳妇照顾他们。孔林曾经极力反对婚事，出于家庭伦理的孝道，最后他不得不违心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接受了淑玉。这一决定虽然遵从了当时传统社会的孝道伦理原则，却违背了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家庭伦理关系构建原则。

从家庭出身来说，孔林和淑玉本来都属于农村同一个阶层，如果孔林没有读书，没有社会伦理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他们都会相安无事，也许会平平静静过一辈子。孔林也认为，如果他们都年长十几岁，没人笑话淑玉的小脚，他也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17]42但是孔林是相貌英俊的大学生，是国家干部，淑玉是裹着小脚的文盲，连反对孔林离婚的围观群众也承认这对夫妻不般配。社会伦理身份的差距使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平衡，决定了孔林婚姻的不幸，也使孔林的家庭关系异于正常的家庭生态模式。他认为淑玉的小脚上不得台面，带不出去，二十年都不许淑玉去部队探亲，这不是正常的夫妻伦理关系和相处模式。在孩子出生后他就与妻子分房，十几年宁愿一个人过着如同鳏夫一样的生活。淑玉的弟弟在法庭上饱含热泪控诉孔林，说他姐姐“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18]9即便淑玉厚着脸皮，夹着枕头主动来到孔林的房间，孔林不但无动于衷，在那个很尴尬的时候居然希望眼前人是曼娜，好跟她亲热。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正常夫妻伦理关系。

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是建立在夫妻相爱的伦理关系上，但孔林和淑玉的夫妻关系是以淑玉照顾孔林的父母和孩子来维系，与彼此的情感没有关系。在父母都去世，女儿长大之后，孔林开始认真考虑离婚的事情，决定“无论如何他应该把自己从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19]6本来就不平衡的家庭关系进一步走向破裂，只不过这一过程走得异常艰辛而漫长。

在淑玉苦苦经营的家庭里，由于孔林的长期缺位，她的弟弟本生对这个家庭有过多的介入，他的强悍弥补了淑玉的懦弱。正是因为本生鲜明强硬的对抗，孔林18年的离婚拉锯战始终不战而败。淑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但是面对孔林多次的离婚要求，她表面被动的配合，实际上是有意地拖延和坚持。她的弟弟本生每次都在法庭上与孔林正面交锋，姐弟默契配合艰难维持着她家庭形式上的完整。同时因为没有生育，本生把孔林的女儿孔华视作自己的孩子，连孔林都嫉妒他们亲如父女的关系。在孔林带女儿去木基市生活的时候，本生半夜跑到孔林家哭闹，指责他夺走孔华。这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背离了正常的家庭生态关系。

三、迷失的爱情和伦理身份

聂珍钊指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20]18婚姻生活中的出轨行为在《等待》中显然属于伦理禁忌。小说中的社会伦理规范使孔林的伦理身份很难界定。在农村只要他们没有离婚，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婚姻的内容并不重要，孔林的家庭伦理身份很难变。在城市医院领导要求孔林保证不发生不正当关系，没有婚姻形式的精神恋爱他们可以视而不见。这种社会伦理价值观其实是一种悖论。孔林严格而又言不由衷地遵守着医院的各项规定，和曼娜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但是他认为，他和曼娜“已经在灵魂上融为一体了。”[21]51各种规定异化了孔林的人格，他不能遵从内心光明正大的去恋爱，而是要用革命同志关系作为蒙羞布，挡住他和曼娜的恋爱关系。孔林和曼娜到底算什么伦理关系呢？他们都无法回答。按照伦理禁忌，孔林是已婚身份，在婚姻存续期间交女朋友就是出轨。但是孔林和曼娜在医院一直被当作一对恋人。孔林的伦理身份很荒谬，连恶棍杨庚都说“伙计，你的麻烦大了。一匹马怎么能拉两套车呢？”[22]149虽说是情侣，两人从来没有独处过，一直在公众监视的目光中吃饭、散步，打球，相处十几年甚至连手都没牵过。曼娜在经受不住漫长等待煎熬时，曾经对他哭诉，质问彼此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说自己连个姘头都算不上。孔林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他抗拒不了对爱情向往的本能，另一方面无法解决两人的困境。

18年的离婚过程中，孔林一直保持双重伦理身份。在农村他是淑玉的丈夫，在城市他是曼娜的男朋友。即使后来离了婚，淑玉仍然把他当作一家人。孔林享受淑玉带给他的安宁和舒适，喜欢淑玉做的饭菜, 喜欢和女儿玩。在第一次答应曼娜回家离婚时，考虑到鹅庄村民舆论的压力和对淑玉的感激和愧疚，他没有开口对淑玉提出离婚。“他觉得离婚的想法太不体面，说不出口。”[23]83他选择缄默的同时拒绝了淑玉要给他生育儿子的要求，指出那是封建思想，说他不需要，但是不符合当时的伦理价值观念，养儿防老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次抗拒其实是他对自己丈夫伦理身份的逃避。他甚至幻想拥有两个老婆来解决他的困境，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他在逃避与追寻中迷失了自己。

为了解决彼此困境，他两次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帮助曼娜物色相亲人选。如果说曼娜是自己深爱的人，很难解释第一次孔林为什么主动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表弟。虽然在他们约会时，孔林心里并不自在，说话语气生硬。第二次，医院领导准备为魏政委物色妻子，安排曼娜与之约会，苏然征求孔林的意见时，孔林的的表现耐人寻味，一方面脸上木然说没意见，另一方面，出人预料地提了两个对曼娜自身发展有利的条件。在苏然追问他是否真的舍得曼娜时，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自己没权利纠缠她，潜意识里不想放弃曼娜。那段时间他对曼娜的冷嘲热讽，都是他复杂心态的表现。孔林对于爱情摇摆不定的态度模糊了他的伦理身份，致使他做出了一系列与自己伦理身份不符合的行为，客观环境确实有着难以抗拒的阻力，真正阻碍孔林走向幸福生活的可能还是他性格缺陷。孔林想摆脱包办婚姻的桎梏，认为是父母毁了自己的生活，在经历离婚再婚再次生子后，一次回到淑玉和孔华的家里，再次感受到以前家庭的温情，那一刻他似乎很确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爱情和安宁这两者中，他宁肯选择后者”。[24]288酒醉心酸时央求淑玉等着他，可是次日酒醒后又对女儿表示愧意，让他们不要等他了，说自己不值得等，孔林再次陷入生命虚妄的等待中。再婚后他反思自己20多年等待的意义，发现自己仅仅是为了等待而等待，并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

四、客观伦理环境下孔林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聂珍钊指出，“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25]14从文学伦理学观点看这部小说，伦理的挣扎是哈金用来编织小说的一个线索。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孔林同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农村的封闭、愚昧、落后和城市的体面、舒适、有品质。但是两种生活有着相同的社会道德伦理环境，城市和农村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道德和伦理秩序的破坏，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对于个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所以孔林无论在哪里，都无法逃脱来自周围环境的伦理压力。在农村，孔林面临来自家庭和乡邻无形压力无法离婚，在城市，部队医院有各种规定禁止员工自由恋爱和离婚。在这样近乎窒息的社会伦理环境下，孔林18年无奈地做着毫无希望和效率的努力，身体和心理受尽了煎熬。

从孔林成长的环境看，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家境贫寒，唯一的哥哥因为毁过容，只能做上门女婿，无法赡养年迈的父母。虽然自身条件很好，为了照顾家庭，孔林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以婚姻为筹码，娶了淑玉。一直受几千年封建宗法文化浸染的农村对于孔林的离婚行为自然不能接受，孔林的离婚风波甚至祸及到从不来往的侄子们，愚昧的村民骂他们“你叔是流氓”[26]116更别说孔林年复一年所遭受来自村民的鄙视、唾骂、舆论攻击、甚至武力威胁。爱情在农村人的眼里是不道德的名词，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紧要的事情。

从孔林工作环境来看，他所在的部队医院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单位内部等级森严，人员关系复杂，管理严格。医院规定士兵不许谈恋爱，不许男女员工去医院外面的大路上散步。如有违反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还有那条孔林深受其害的关于分居18年才许离婚的规定。医院的伦理环境压抑、沉闷，生活在里面的人根本无力对抗。“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又是人的社会，所以文学对人的描绘从来不会脱离人的生存环境——社会来孤立地描绘”[27]45医院的伦理环境其实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延续，表面上文明有进步，它所维护的秩序还是戕害人性的工具。作为少数几个正式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之一，孔林依然要待人谦和，谨小慎微，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对于他的婚外情，医院的领导毫不含糊，亲自找两人谈话，要他们保证没有不正当关系。孔林和曼娜尽最大的努力来适应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严格遵守医院的各种规定。即使后来很多人不再遵守那些荒谬的规定，都走出医院的围墙，孔林和曼娜从来不走出围墙，他们心中的墙依然存在。这是医院客观伦理环境给他们心理留下的深深烙印和伤害。医院的陈规陋矩是造成孔林爱情不顺利的直接原因，尤其是18年分居期限的规定像一个黑洞慢慢吞噬了孔林和曼娜的激情、生命力、希望和爱的能力，20年的等待让他们丧失了爱的能力。

结语

孔林的悲剧让我们忍不住去思考其背后的伦理道德原因。“无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是道德批评，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都需要做出道德价值判断，并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是文学作品自身的要求。”[28] 19哈金对特定年代小人物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进行了平静地叙述，对于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精神迷失给予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孔林的悲剧既是客观伦理环境影响的必然的产物，也是他本人性格所决定的。二十年苦苦的等待换来的是精神的迷失，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哈金洞察人性弱点，他关注的是人本身。戴瑶琴指出，哈金的“人本位的现代意识流贯始终。他翻转着人性的多面，表现善与恶对人的反复牵扯，以及人的举棋不定，人性中美好与诡谲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29]15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孔林所遭受的伦理困境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他所面临的伦理抉择是一种人性的抉择，没有错对之分，无论选择哪种结果，都会有不同的困境。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何种态度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选择结果。

[1]陈爱敏.Claim for Existence in Another Language：An Interview with Ha Jin[J].外国文学研究，2008(3).

[2]张体.等待与生命的对话——浅析哈金的《等待》[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4).

[3]哈金的文化革命，纽约时报，2000-2-6.

[4]郭栖庆.无奈的等待等待的无奈[J].外国文学, 2001(4).

[5]施战军.《等待》:不耍花招的杰作[N].中国图书商报, 2003(2)．

[6]残雪.哈金之痛，2003，http: / /news. xinhuanet.com/book/2003-02/27/ content_747909.htm.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

[8]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9]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 (2).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序言，“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5,11.

[12]陈永国,等编.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14]陈瑞琳.话说哈金.2015-8-27 20:01https://www.jintian.net/today/html/49/ n-52049.html.

[1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 (1).

[1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17]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18]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19]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0]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1]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2]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3]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4]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6]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7]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J].外国文学研究，2006(1).

[28]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文学理论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5.

[29]戴瑶琴.论哈金的“中国小说[J].小说评论 2011(5).

Class No.:1106.4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Analysis of Kong Lin's Ethical Dilemma in Waiting

Hong Fang1，Hu Zuoyou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601，China)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triangle love affairs within three characters：Kong Lin, ShuYu and WuManna from perspectives of ethical identity, family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objective ethical environment. The 20 years'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between them is a narrative clue of the story as well as two clear-cut ethical clues with respective heroine. By presenting these two ethical clue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author has given serious concern about human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nature dissimilation and ethical environment behind those distorted ethical phenomenon in particular years.

Waiting; ethical identity；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objective ethical environment

洪芳，硕士，讲师，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伦理学视角下《等待》中孔林的他者身份探究” (编号：SK2014A356)。

1672-6758(2017)07-0112-6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