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活着》的经典性

唐 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论《活着》的经典性

唐 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文学经典对人格塑造和社会的道德教化起到十分重要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是多种合力参与的结果，除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蕴外,还应当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参考其他关系本体研究其经典性。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探究其成为文学经典的必然。

《活着》；经典性；建构质素

关于文学的经典问题从古至今谈论已久，《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孔子关于诗的“兴、观、群、怨”说，《毛诗大序》的诗情志统一、诗六义说，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刘勰的“风骨”论等，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主要强调对文学作品内在审美性的开掘，包括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作为作品存在方式的艺术语言。而当代对于文学经典的指认也是众声喧哗，各执一词。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1]3他认为作家在前代作家影响的焦虑下展开美学竞赛从而创造了具备美学质素的文学经典，这些美学特质包括陌生性、成熟的语言形象，丰富的词汇以及美学尊严。布鲁姆是本质主义经典化论者，他过于看重文学的美学特征，难以验证经典合法性的存在。但是建构主义经典论者，如布尔迪厄，他提出的“文化生产场理论”强调文化生产者的符号权力，在符号斗争博弈的位置关系中经典作品也就应运而生。究其本质，布尔迪厄看重文学经典的外部因素。

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衡量经典之作呢？“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2]1经典作品的巨大阐释空间使得其具有跨越时代、民族、历史的普世性、超验性和永恒的价值，所以才会百读不厌，每次重读都会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实际上，我们无法为经典化拟定一个模型，因为文学经典是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它在作家、读者、世界的互动联系中存活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众多要素都会参与进来，我们不仅要参考传统经典观对于文学作品内部要素的倚重，还要整合文学被社会文化现代性语境裹挟下的外部要素。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建构文学经典的六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这里蕴含‘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 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二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3]71-78

因此，在指认文学经典时要结合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和外部要素，从文学史、社会影响和文学消费这三个维度来审视文学的“思”“诗”“史”三方面的价值。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自从1993年发表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余华首次放弃先锋实验的现实主义力作，《活着》在不断地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并因其独特的内在品质为读者、作家、批评家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从作品的内部特征以及外部影响因素来看，都可以称其为一部当代文学经典小说。

一、内部要素对《活着》经典化的影响

《活着》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描写了徐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小说在四十年的中国政治语境变化中展开生活的真实细节，讲述苦难和死亡，但是与新写实小说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活着》既不拘泥于对日常琐碎小事铺陈人物形象的方式，也不放大对作品的现实批判性。小说主人公福贵从地主少爷经历赌博败家后沦为贫农，而后经历了所有亲人的死亡，父亲摔跤致死，母亲生病而死，儿子有庆因抽血而死，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二喜被石板夹死，妻子家珍患病离世，外孙苦根吃豆撑死……

小说仿佛陷入一个封闭循环叙述的怪圈，不断重复着死亡和苦难的故事，但是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语调弱化了残酷命运对读者造成的心理冲击力。这是余华故意采用的叙事策略，让人物主体自己发声，与动荡起伏的命运展开对话，从而有效地避免中间叙述人全知视角的隔膜。余华使小说叙事语调在福贵以幽默轻松的口吻追忆往昔“自我”时变缓，叙事节奏随着情节的变化而起落承合，在一系列的死亡故事中不时穿插艰难生活中难得的温情片段，比如福贵和母亲分担劳作，相互体谅的母子情，在饥饿混乱的年岁与妻孩患难与共的亲情，以及女儿凤霞嫁人的甜蜜恩爱场景，福贵与外孙苦根苦中作乐等等，这些细节描写最大限度地扩充了生活真实，为原本晦暗苦涩的生活涂抹上一层明亮而温暖的色调，进而推进“活着”的本来意义——“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4]5

就小说外在形式来看，讲述死亡的艺术方式升华了主题内容。《活着》以民间化的立场讲述苦难和死亡的不可避免，福贵从命悬一线的战场逃回家乡，亲身经历了亲人一个个先他而去的苦痛，让他明白在不可抗争的劫数面前，活着是唯一应对苦难和死亡的方式。余华选择这样一个世俗农民作主人公，就是进一步揭示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生存态度，在绝望面前， 人是具有主体自为性的，承担苦难，忍受苦难是对绝望最好的反抗，只有活着，生活才有柳暗花明的希望。余华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4]6小说中福贵和其亲人面对困境的乐观与扶持让我们看到生活不仅有苦难和泪水，也有幸福和欢笑。余华的《活着》就是在最简单平凡的叙述中赋予生命厚重的意蕴，尤其是主体积极主动的选择行为具有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崇高伟大。

《活着》可言说空间是十分宽广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让我们在联想中触及到一些具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人道主义的生命情怀，苦难的悲剧内涵，主体抗争的感悟，消解苦难的达观精神……小说在精神意蕴上把握了深远丰厚的人性内涵，其满足了经典文本“思”“诗”的内涵，小说的艺术价值和辽阔的阐释空间使其具有经典文本必备的“自律”质素。

二、外部要素对《活着》经典性的影响

《活着》的经典性还在于它拥有文学“史”的价值，这表现在童庆炳先生建构经典的理论中就是经典建构的外部要素。

首先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市场化，社会经济关系参与到文学经典的建构。消费文化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促进了文学经典成为符号资产，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文化生产场生产出对于文学经典的认知，大众传媒通过流通和炒作手段强化经典的地位，文化体制筛选经典并且永恒化经典。时代不同，体制不同，经典化的方式也不同，经典可能是国家意识的强制推行也可能是满足社会心理而得到的推崇。

其次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受市场机制影响的读者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进一步的联系使其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文化品格，西方接受美学对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启迪评论家和作家应当把文学的文本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考察，西方多元化的批评理论参与到90年代学术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构讨论中，从而对经典的内涵做了调整，“文学不再单纯以传统经典的形式出现，文学愈渐与其他艺术互渗沟通，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日渐多元，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扩展了。”[5]265

以余华的《活着》来看，它最初发表是在1993年，九十年代正是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了文化市场的运作，此时的新写实小说浪潮仍然高涨，《活着》描写世俗人生的艺术风格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此时的批评之声并不多。1994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出演后同年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活着》才引起轰动。而后在1998年获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南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余华的包括《活着》在内的三部长篇小说，此时，百位评论家和文学编辑评选了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作品,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入选。“文学经典的价值的表征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其进行纸质媒介的接受与消费，二是对其进行图像媒介的接受与消费。前者作为一种传统的接受方式为文化精英们所钟爱，后者则因其改编尤其是戏拟而不断逼迫与拷问着人们的既定思维。”[6]54-61从流传角度来看，《活着》不仅被纸质媒介认可还在市场化经济浪潮中得到图像媒介的青睐。从建构经典的外部要素来看，《活着》适应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得到文学批评家的肯定，这就从外部质素上满足了经典性要求。

三、读者对《活着》经典化的影响

在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中，读者是联系文学经典内部和外部要素的重要力量，只有文学作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进而才有被纳入文学史经典化的结果。读者包括文学经典的“发现人”，也包括文学经典的普通读者。

余华的小说写作在80年代引起了李陀的注意，李陀是余华小说的“发现人”。而后在90年代引起批评界以樊星、张颐武、王彬彬、戴锦华、赵毅衡、陈晓明、陈思和等人对其“先锋小说”成就的肯定。这些发现人为余华的《活着》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关注度，比如郜元宝对“苦难”的挖掘、魏安娜对“现实”的发现等。但是这一时期的批评慢热，只有在《活着》被电影改编大热和经历了海内外读者的检验后，批评界才兴起对《活着》这部小说讨论的高潮。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内部总是充满了多重的对话，一是作者与前代作家的对话，强调作者的继承性和独创性；二是文本的内在对话性，就是说作品的各层面充满内在对话，因其开放性而形成一种艺术张力；三是作者同各代读者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既激发了经典的丰富意义和价值，又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和心理需求。《活着》这部小说内在的对话性使其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追捧，这样就形成了作品和读者的对话，再加上余华本人也在《活着》的几个外文版中作序阐释自己对这部小说的创作和理解，这又形成了作品——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链。在时间的检验下，自小说发表以来，都拥有广泛的读者，《活着》的艺术价值、思想内蕴被一般读者和学界评论家认可，这样《活着》经受了时间和读者的考验，完成了建构经典的三方对话，其经典化的过程最终得以实现。

由此观之，《活着》堪称中国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佳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要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2005(5).

[4]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5]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梁晓萍.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兼与聂珍钊先生商榷[J].文艺研究，2014(3).

Class No.: I206.7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On the Classics ofLiving

Tang C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39，China)

Literary classic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aping of personality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of society. The literary classics are the result of various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trinsic aesthetic value and it also should be specific to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ontology of the classic. Taking Yu Hua's novelLiving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necessity of becoming a literary canon.

Living; classic; construction quality

唐超，在读硕士，安徽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1672-6758(2017)07-0126-4

I206.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