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张建荣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历史小说近二十年来在英国比较火热,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布克奖为例,“2009年入围提名奖的六部作品竟都是历史小说”,[1]其中,希拉里·曼特尔凭借WolfHall(《狼厅》)[2]最终折桂。该书通过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反映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围绕国王亨利八世废除和王后凯瑟琳的婚姻以及迎娶安妮·博林而展开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虽广为人知,但神话传说的书写别具特色,为权威的颠覆和构建提供了独特的注解。
关于神话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派认为神话意识和历史意识格格不入,文学概念是“建立在文学与虚构、历史与想象完全对立的基础上”。[3]另一派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他认为神话和历史相互对立,但中间留有空隙进行特别的“虚构”。[3]还有一派则认为文学与虚构密不可分。例如,在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零碎和中性的,只有当它们“根据某种情节结构或神话理论进行构造”以后,才会“组成易于理解的故事”[3]并赋予意义。历史的讲述离不开“被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及历史学家自己文化的科学知识、宗教和文学艺术概念化的关系模式”。[3]
新历史主义者多利莫尔指出:在封建王朝时代,神话与统治权威紧密联系,“社会秩序出于自然和神赋(因而不可改变)”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强化统治阶级的利益”。[4]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统治者利用神话传说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新兴阶级要借此颠覆旧有的权威并树立有利于自身的新权威。另外,对于统治者来说,往往又要面临不同神话权威的冲突和抉择。
神话传说由于其超自然性往往被误认为脱离现实,不过,袁珂在《再论广义神话》中指出:“神话是非科学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5]以《狼厅》“不列颠秘史”一章为例,红衣主教沃尔西由于和王室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便以蛇女传说来颠覆宫廷权威,借以表达对王权的蔑视。
根据沃尔西的叙述,英格兰历史上,国王有娶蛇女的先例。以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例,爱德华四世国王钟情于一位兰卡斯特骑士的遗孀,却不知这位绝色佳人是蛇女的后代,不过有一天,她丈夫发现她光着身子,所以瞥见了她的蛇尾,她随后逃脱了。
蛇女的传说固然离奇,却并非与史实毫无关联。爱德华四世娶了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为王后,但这段婚姻当时并不为世人认可,因为伊丽莎白出生时,其父不过是个骑士,而且其第一任丈夫也是个骑士,皆不能与贵族并列。不过,伍德维尔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后来竟成为都铎王朝第一位君主亨利七世的王后,因而伍德维尔成了整个都铎王朝皇室的祖先。所以,红衣主教说:“从爱德华四世手里溜走时,她预言说,她的子孙将建立一个王朝:权力无限,有魔鬼作保。”[2]不过,在其女婿亨利七世登基后的几年间,伍德维尔屈居于亨利的母亲之下,影响力渐微,甚至被逐出王宫,黯然遁世,所以红衣主教说“蛇女逃走了,没人再见过她”。[2]
该传说颇具魔幻色彩,王后的高贵身份与蛇女的魔性水火不容,现在却离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王后乃至王室宫廷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都铎王朝的君主们竟然是蛇女的后代,而且还有魔鬼作保,所以他们身上遗传的魔性和兽性也不言自明。红衣主教沃尔西甚至言之凿凿地对克伦威尔说,总要尽力了解别人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因为里面不仅仅是皮肤。在国王身上彻底查一查,就会找到他带鳞的祖先,找到他那温暖、结实、蛇一般的肉体。
国王既然有魔性和兽性,与人性的冲突自然水到渠成。历史上的亨利八世嗜杀成性,臣子们伴君如伴虎。写下《乌托邦》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因拒绝宣誓承认新教而被杀,为国王的离婚案和新教东奔西走、出谋划策的克伦威尔日后也成为刀下之鬼,就连王后也有两人先后被弑。亨利八世“指关节上的红宝石就像一个个血泡”,[2]俨然具有狼的体征。
蛇女传说不仅颠覆了王室的形象,而且构建了克伦威尔的负面形象。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认为,根据神话思维中“占主导地位的‘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观点,在空间上接近的任何事物,或在同一物质整体中的全体成员,哪怕在外表上表示它们是‘共同从属’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一种普遍的联系,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6]作为亨利八世颇为倚重的近臣,克伦威尔也不知不觉染上了魔性,他甚至梦见自己成了蛇女的后代,醒来后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竟像蛇眼。
这个光怪陆离的梦境揭示了克伦威尔令人惊悚的兽性。尽管在《狼厅》里克伦威尔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一改“亨利八世那绚丽多彩的花园里的一只长疣的癞蛤蟆”负面形象,成为都铎王朝最耀眼的成功男士,成了慈父、能臣和女人们最想要的丈夫,但实际上,处于亨利八世的宫廷“兽窝”中,他很难独善其身。他身上潜伏着与生俱来的“兽性”,时而为狼,时而为人。联想到克伦威尔曾经在意大利被蛇咬却侥幸逃生的经历,可以说,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宫廷世界,要么被人蹂虐,要么就变成毒蛇去咬别人,除了做一个冷酷无情、马基雅弗利型政客,他别无选择。
多利莫尔曾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些说教力图把严格的社会等级说成是神的法则的表现,并且就宇宙、自然和社会中不同层次的等级制度进行类比。”[4]和伊丽莎白时代相邻的多铎王朝也是如此。社会等级体现权威。由于出身不够显赫,博林家族的权威一直饱受歧视和嘲讽,更为恐怖的是,在红衣主教看来,博林家族或许也是蛇女,“那博林家族呢?我以为他们是商人,但是不是还该知道他们是否有蛇的毒牙?”[2]
蛇女的魔性和低贱与宫廷的高贵格格不入,此类妖魔化的说法安妮·博林不可能毫无耳闻,小说中安妮恨不得把红衣主教连骨头带肉一口吃掉,在宫廷滑稽剧扮演中极力诋毁红衣主教的形象,这些疯狂状态体现了对安妮教会权威的抵制。这种抵制表明在权力弥漫的在场,权威不可避免,安妮亟需用一个权威来颠覆另一个权威。
新权威来自示巴女王的神话。根据圣经《旧约》记载,示巴女王以智慧而闻名,当她听说以色列的所罗门国王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时,就决定用一些疑难问题去试问他。等她到达耶路撒冷之后,所罗门国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示巴女王为所罗门国王的智慧和宫廷里的陈设所折服,将所带的金子、珠宝和极多的香料都送给了所罗门国王。同时,示巴女王所要求的一切,所罗门王都照自己的厚意送给她——这暗示了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之间的暧昧关系,为他们之间浪漫故事做了铺垫。
在西方文化里,示巴女王拥有多重角色:聪明的女人、睿智的政治家、所罗门的情人、神秘的女神。而“女权主义者近来则认为,尽管有关她的生平在一些细节上颇有争议,她依然是位伟大的领袖”[7]。她首先是位有胆识和冒险精神的旅行者。示巴国地处非洲,和耶路撒冷相距约2400多公里,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依赖于信使,可她竟然历经重重艰险,跨越茫茫沙漠,花了至少75天,竟然只是为了去考问所罗门王。她还是位自信的女人,因为她要考问的是当时被公认为最富有智慧的男人。有鉴于此,有色人种把她当作埃及的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女王和埃塞尔比亚的坎迪斯(Candace)女王。
《狼厅》里的示巴女王织像虽只出现了三次,却有其内在逻辑。第一次出现时,织像缓缓卷起,示巴女王和所罗门国王渐渐靠拢,象征安妮·博林和亨利八世的亲近。第二次出现时已挂在安妮·博林的住处,象征安妮·博林已把自己当成示巴女王。第三次出现时,安妮·博林将织像赐给克伦威尔。此时,安妮·博林已贵为王后,需要臣子们顶礼膜拜。总之,安妮·博林通过一位睿智而又坚强的女王形象的塑造,对当时政治权威的常规造成了颠覆。它象征性地表明,安妮骨子里想塑造良好形象,企图利用示巴女王把自己上升到与亨利八世平起平坐的地位。
根据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叙述,亨利八世的外祖父爱德华四世在遭受父亲和弟弟被俘获和杀害的严重挫折时刻,天上出现了三颗太阳。就是在那片金色的光芒中,爱德华四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正是为王者的意义所在。在他看来,这三颗太阳分别象征着英格兰王位、法国王位和卡斯提尔(古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王国)王位。换言之,上天昭示他可以成为这三个王国的统治者。后来,爱德华四世夺取了英格兰王位。
作为爱德华四世的女婿和多铎王朝的开辟者,亨利七世为了实践这个神话传说而与西班牙费迪南国王商定让费迪南国王之女——阿拉贡公主凯瑟琳——嫁给亨利七世的长子亚瑟王子,可婚后不久,亚瑟就患死热病去世了。为了延续三个太阳的神话,亨利七世又让他的第二个儿子亨利八世娶了凯瑟琳。当亨利八世迎娶凯瑟琳时,他便朝着他古老的权利——成为三个王国的统治者——更近了一步。
作为披上神话外衣的政治联姻,亨利八世和凯瑟琳公主的结合既遵从了神的旨意,又尊重了亨利七世和费迪南国王等父辈的权威,似乎是天作之合,然而子嗣问题却使其受到了质疑。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王后结婚多年却只有一位羸弱的女性继承人玛丽存活下来,唯一的王子出生时伦敦全城举办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可见对亨利八世的厚望。然而,王子不及一月便早早夭折,等到凯瑟琳王后年逾四十,生育能力已受到严重质疑之时,亨利八世对这段神话婚姻权威的认可度更是跌到了谷底。这段婚姻何去何从已影响到亨利八世作为国王的权威——如果没有男性子嗣,都铎王朝的统治是否会长久?都铎王朝时期所有公众的和家庭内的权威都集中在男性身上:父亲,丈夫,主人,国王,牧师,主教等,其中,最大的权威无异于社会政治权力最顶端的国王,但恰恰是国王亨利八世自身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神话权威固然可畏,但是其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神话世界里的各方势力也分别代表不同等级的权威,例如,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在众神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众神的权威都要为其让路。都铎王朝时期的欧洲话语体系中,有关上帝、圣经和教会的神话传说更是代表了难以抵制的权威,处于权力的中心。
根据《圣经》里的《利未记》,亨利八世娶寡嫂的行为会让他断子绝孙。当他年轻时顺从父辈的权威接受三个太阳的神话时,可能并没有太重视这段婚姻与圣经的冲突。但当他在现实中遭遇求嗣的巨大挫折,三个太阳的神话与基督教义之间产生了矛盾之时,他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该以谁为权威,究竟该牺牲谁?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借用了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式建筑所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圆形监狱的中心瞭望塔是权力实施的核心,逆光技术的运用可以从该处观察到每一位被囚禁者,这种可视性为权力简单有效的实施提供了方便。这种观察机制也就成了确保权力“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8]在多铎王朝时代,上帝就是圆形监狱的瞭望塔,处于神权的中心,他可以通过基督教教义俯览众生、深入人心,而芸芸教众却不知自己是否为上帝所监视,每当境遇不顺时总想着是否触犯了神规,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就连国王也概莫能免。
重重困扰之下,亨利八世精神恍惚,甚至梦见亡兄亚瑟王子,醒后以为亚瑟也是来质问这段婚姻。待到他以违反基督教义而决定与凯瑟琳王后离婚时,三个太阳的神话权威终究为上帝和基督教义所取代。
继2009年之后,希拉里·曼特尔凭借《狼厅》的续篇《提堂》(BringUpTheBodies)在2012年再度获得布克奖,成为第一个两次获奖的英格兰女作家,其叙事魅力可见一斑。《狼厅》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都铎热”,但神话传说的运用却使其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在紧扣史实的同时,对历史进行了新的诠释。
[1]Moseley, M.MarginsofFactandFiction——TheBookerPrize2009 The Sewanee Review, 2010(3), Volume CXVIII: 429-435.
[2]Mantel ,Hilary.WolfHall[M].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9:88,351.
[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3,174,176,185.
[4]乔纳森·多利莫尔.莎士比亚,文化物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A].《世界文论》编辑部.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53.
[5]袁珂.再论广义神话[A].袁珂神话论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85.
[6]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9.
[7]Lucks, Naomi,QueenofSheba[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8:20.
[8]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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