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胡 彤,张 国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频繁,在政治、经贸、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在对外交流中,非本族语者是否学会了发音、语法,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就能够成功地进行交流了呢?
一位中国教师给美国学生释疑之后,学生向他表示感谢,这位教师说,“This is what I should do.”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本来是谦虚、客气,美国人听了却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这句话在他们看来意味着迫不得已才去帮忙,并不是真心愿意的。这样就造成了误解,影响了交际。
收到礼物和称赞时,中西文化差异表现得也很明显。中国人收到礼物放在一边,等人走了之后才打开看,也不会像西方人一样说“Thank you, I like it very much.”之类的答谢语。被人称赞后的反应也会受汉语文化的干扰。比如西方人称赞中国人英语说得好,中国人会习惯说“No, my English is poor.”。中国文化一向把谦虚视为美德,所以当受到表扬或听到对方称赞的话时,常以自贬来表示谦虚,因此中国人的回答就会让西方人觉得尴尬,感觉像说自己没有良好的判断能力。
我们再看两个例子:[1]
丈夫(美国人):Do you know where today’s paper is?
妻子(英国人):I’II get it for you.
丈夫:That’s OK. Just tell me where it is. I’II get it.
妻子:No, I’II get it. (a bit angry)
丈夫提出的问题,从字面上看是问报纸的位置,妻子未说明报纸在哪儿,而是说替他去拿,强调自己去拿。而丈夫接着说他只想知道报纸的位置,并没想让妻子去拿,妻子则重申了刚才的话,再次强调自己去拿,I’ll的重音很强,暗示她的不满。John Gumperz通过把这段录音放给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听,结果英国受试者都认为“Where is today’s paper?”是个请求,而美国受试者则多认为这是个疑问。
加州一中产阶级家庭请了个粉刷工刷房子,走进一间宽敞的卧室时,粉刷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油画,就很友好地问女主人:“Who’s the artist?”女主人是个英国人,回答:“The painter is not too well known. He is a modern London painter named…”粉刷工很困惑,说,“I was wondering if someone in the family was an artist.”为什么交际没有顺畅进行呢?原来“Who is the artist?”、“Who’s the cook?”或“Who’s the gardener?”是美国人在主人陪同参观房子看到书画作品、参观厨房或看到精心耕作的土地上植物结满果实时表示赞美的套话,意思是“它实在是非常好。”答语通常是“It’s just a hobby.”或“I’m just a fan.”。而例子中的女主人显然是不谙此道,误以为粉刷工对油画感兴趣。
后面这两个例子中,虽然英、美都说英语语言,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习惯思维使得一方对另一方的话语作出按照自己的民族或社团的习惯理解,从而导致了交际的推理失败。
以上例子说明,仅仅掌握了语言的语法、词汇等形式,同本族语者交谈时也可能产生障碍,由于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或套用母语的习惯用法,也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影响交际的顺畅进行。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注意语义对等,而忽视语域的文化特征,就难免导致“文化冲突”(cultural shock)。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只重视语言形式,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却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许多课本中都包含着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等连珠炮式的问话,形式固然正确,却并不符合西方人的习惯,其实是“中文的思想+英文的形式”。而我们的学生也想当然地在同外国人对话时运用“中文思想+英文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干扰,指“学习者不知不觉地将本民族的习惯或文化模式套用到或强加到所学语言上去,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甚或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应重视文化干扰对跨文化交际造成的障碍,探讨各种降低文化干扰的方法是外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又如何?
“文化”的含义是很广的。“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个之多。”
“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原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对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
文化人类学家鼻祖泰勒于1871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它的能力和习惯。”[2]
从人类文化学观点来看,文化有两层意思:一是正式文化,即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二是普通文化,即普遍的社会习惯或社会成员对其文化的适应能力。“一个国家的正式文化对每个人固然有影响,但最有影响的是普通文化。”[3]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韩礼德认为,语言等符号系统是社会符合系统(即文化)的一部分。古德诺夫指出,“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可以看出,语言学习离不开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和掌握。萨丕尔也指出,“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这要求我们改正语言是一种纯工具的观念,树立新型的文化语言观。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形式的同时,应大量接触目的语的文化,培养文化习得意识(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acquisition)。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了外语教学受文化干扰的问题,大量的观点、理论和分析模式被介绍到外语界。
R. Lado(1957)早在50年代就明确提出外语教学应包括文化教学,并指出文化干扰存在与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相异的地方。H. Stern(1983)提出了包括形式成分、社会语言成分、社会文化成分及经历成分的四重外语教学模式,把社会文化作为独立的教学成分纳入外语教学。E. Hall的“十个主要信息系统”模式对外语教学界影响较大。
国内学者对社会文化教学也非常重视。许国璋(1980)首次指出我国英语教学没有对词语的文化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引起注意。自此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胡文仲(1985)把国外跨文化交际及其与外语教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介绍了文化结合外语教学的原则,并于1994年收录主编了论文集《文化与交际》。刘长江(2003)明确指出外语学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单向学习外语文化,而是为了实现“双语文化的交叉交际”。“推广跨文化外语教学将是未来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庄恩平等,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上。[4]
但在教学实践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往往被忽略。从教材到试题,着重培养的是“语言能力”,即“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正如引言中所列举的例子,培养出的学生语法掌握得很好,却缺乏在恰当场合使用恰当语言的能力。D. Hymes也认为,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那种语言。这要求我们改进外语教 学传输文化的模式。
思想指导行为,人行动的转变要靠思想的转变,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从观念上树立文化语言观,认识到培养文化习得意识同培养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同等重要,因为文化因素渗透在语言的运用中,两者密切相关。那么具体怎么实施呢?
大纲对教与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加强对文化干扰这一障碍的消除,就必须在大纲中体现这一目的,也就是考虑到语言教学如何结合目的语社团文化。在比较了两版教学大纲,即1986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1986版大纲”)相比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以下简称“2000版大纲”)之后发现,两个大纲都强调了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要求“说话和写文章不仅应做到语法正确,合乎规范,还要做到恰当、得体”,并且其选择例句的标准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语境和社会文化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和影响”。在此基础上,2000版大纲还要求学习者不应局限于掌握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运用技能,而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着重提出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强调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外,还要培养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笔者认为还可以再添上一句,“培养文化习得意识,避免将汉语的思维模式直接套用到英语句子中”。这些表明,2000版大纲较于1986版大纲已经开始重视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规范,关于文化干扰、文化教学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实践。
有了大纲的指导,然后就是制定较好的体现目的语文化的教材。用于听力、阅读、口语、翻译等方面的教材,基于侧重点不同,可采用不同比例的国外原版教材或“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即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自然材料,切忌采用英文形式结合中文的思维模式作为课文。
束定芳(1996)提到编写教材应遵守五大基本准则,即系统原则、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文化原则和情感原则。其中,从文化的角度看,外语语言材料要尽量选择典型的代表目的语主流文化的各种题材和风格的文章和段落。[5]
笔者认为比较成功的教材之一是《走遍美国》,它把英语的听力、口语训练融合在一个普通的美国三代之家的日常生活里。如问路、赴约、买房、升学、应聘等,使学习者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领会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普通文化。这种文化导入的方式新颖、有趣,而且贴近现代生活,比较实用。比起生硬地告诉学生文化知识点要生动的多。当然,《走遍美国》无法完全代替我们当前的课堂教学,但它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口语、听力教材。
在文化学习中,教师的作用不容忽视。讲解对话时教师可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因素的提示或讲解。桂诗春曾介绍过“文化旁白”(cultural aside)、“同化法”(cultural assimilators)、“文化包”(cultural capsules)等几种传授社会文化知识的方法。束定芳(1996)介绍了注解法、融合法、实践法、比较法、专门讲解法等方法。其中,比较法是一种基本但有效的方法,教师可以引导学习者觉察到、领悟到两种语言文化内涵的不同之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对不同之处进行重点把握。正如R. Lado(1957:114)所说,“If the native culture habits are transferred when learning a foreign culture, it is obvious that, by comparing the two culture system , we can predict what the trouble spot will be.”[6]
教师可根据课时安排,或进行文化对比讲解,或发动学生进行文化对比讨论。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注意语言形式正确,更要注意语言运用得当。此外,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开展英语第二课堂教学,如利用图片、放英文录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创造与词语涵义相应的文化氛围,使学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还可以充分利用外教,使学生能不知不觉地模仿目的语的说话模式,不足之处在于外教不懂汉语,也无从得知学生母语的文化干扰来自何处。本国教师熟悉两种语言,更能发现并指出两种语言在文化的对比上何处需要注意,因此要充分发挥本国教师的这一长处。
总之,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或直接比较、讲解文化差异,或给出实例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差异,从而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将文化教学的内容渗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而不能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方法之一是测试。测试可以帮助检查教学质量,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语言水平测试中应掺入文化点的测试,比如,在“去医院探望一位外国朋友”语境中,选择你认为合适的话语:
A. Are you feeling good now?
B. What disease have you got?
C. What does the doctor say about your health condition?
这几句话在语法上都没有错误,也都表达了对对方的关心,那么选哪一句呢?B、C显然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干扰,“你得了什么病?”“医生是怎么说你的情况的?”是中国人对病人的问候方式,而这些话语涉及到对方的隐私,往往会引起西方人的尴尬甚至造成不愉快的结果。只有A才是合乎英文习惯的回答。应该在试题当中加入一些这种不仅靠语法、也要靠文化背景知识做出正确判断的题目,以此来检验学生对文化导入掌握的程度。
总之,消除文化干扰非一日之功,更非一日之策,需要从教学大纲、教材到教学法等一系列的改革进行。
在外语教学中,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到母语的语法干扰造成学生讲话或作文出错,也应该注意到文化干扰对学生掌握外语的消极作用,从而切实地改造教学。王佐良先生早就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7]本文认为可从教学大纲、教材、乃至教学法等具体环节予以改进,在观念上树立科学的文化语言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文化习得意识,不仅要提高其纯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也要提高其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乃至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1]J. Gumperz.会话策略[M]. 徐大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常磊. 英美文化博览[M].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04.
[4]陈桂琴.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一项基于黑龙江科技大学的个案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束定芳,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R. Lado.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 翻译通讯,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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